離群之馬

前幾天寫《經濟解釋》，寫到深不可測的餐館侍應的小賬安排，其中談到如果行內大部分的競爭者採用某種安排，餘下來的也會照樣做，因為在競爭下作離群之馬沒有好處。重讀該稿時，我發覺在經濟學的研究與發展上，我自己是離群之馬，很有點感慨。
　　不久前到西雅圖幾天。那裡華盛頓大學的經濟系有敘舊之會，是60、70年代的師生敘舊。1969－1982年我在那裡任職，算是主角之一。敘舊的時間、地點與西方經濟學會的年會吻合，是老友巴賽爾作會長講座的大日子，一石二鳥，長途飛機辛苦一下是值得的。
　　這次西雅圖之行遇到不少故人，說往事，論將來，免不了談及經濟學的發展。他們知道我是搞合約、產權與交易費用的，所以話題集中在這些題材上。昔日大家走同樣的路，今天很不一樣。奇怪，大家老了，老人選走的方向一樣：向著國政理論那方向走。《經濟解釋》的最後兩章也會是這題材。然而，路線的分離很大。
　　在產權與交易費用（今天稱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上，70年代中期起我就覺得與師友的想法有分離。1982年回港任職，20年過去了，其間我想我的，他們想他們的，20年後交換一下思維，其分離使我吃驚。他們知道我的想法不同，催促我早日把《經濟解釋》翻成英語。翻譯是非常頭痛的工作，恐怕要幾年後才有譯本。
　　說實話，過去20年，大家是有聯絡的，但我刻意地獨自思考。今天大家的思想分離，使我有離群之馬的感受。當年獨自思考的選擇應該是對的。想想吧，天下經濟學者數之不盡，多一個不算多，少一個不算少。從整個學術的發展看，我的存在無足輕重。獨自思考會有比較不同的貢獻，賭得過。認為我的「離群」思維一定是錯的人不多，而如果我是對的話貢獻就比不離群的遠為可取了。難怪故交聽到我在寫那分三卷的《經濟解釋》（他們早已聽到），都說等著看譯本。
　　無論攝影、書法。寫文章、論經濟，基礎上我是個非常傳統的人。知道自己有千錘百煉的基礎，可以魂遊四方。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批評我這樣做。可不是嗎？打好基礎的目的就是為了魂遊，魂遊之際我不想受到外人影響，不讀他人的論著。但自己知道，無論怎樣魂遊，我還是站在基礎上。有趣的問題是：基礎材，魂遊會不會錯？如果魂遊設有錯，又怎會離群呢？
　　三卷的《經濟解釋》已寫了二又五分之三卷，快完了。是個人在經濟學上的平生所得，這裡回顧一下，看看與師友分離之處是有意思的。
　　卷一《科學說需求》絕大部分是傳統的。與眾不同，主要是與課本不同。非課本而概括性地論經濟的書，沒有學者問津超過50年了。另一方面，從傳統中我只選自己認為對解釋行為有重要用場的，其他皆不論。
　　科學方法是集幾家所長，加進自己強調的一點：那就是可以觀察到的概念事實與不可以觀察到的概念要分清楚，而驗證假說時，所有變數一定是要可以觀察到的。不是我的發明，但我的堅持比較特別，成為後來與師友分離的一個原因。
　　卷一與眾不同的，是「量」的闡釋。這使需求定律加上前所未有的變化，而到了卷二、卷三，這「量」的闡釋使上述的分離越來越大了。市場需求的分析本來也與眾不同，但我早在1971年的文稿分析過，朋友接受了，不再有分離。
　　卷二《供應的行為》大部分也是傳統的。租值的理念我綜合了前賢之見，但推得比較盡。上頭成本的分析是新的，或差不多可以這樣說。下了注的、覆水難收的成本不是成本，差不多眾所周知，但也差不多是眾所忘記了的。傳統的競爭市場的理念，所有20世紀的價格理論大師都知道有問題，只是沒有入手起刀落。我於是想，你們不軌讓我來斬吧。
　　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的引進不是我的發明，但因為比較新，不算是傳統。我的發明，是所有關幹這些費用的分析，都是以街頭巷尾的實例現象為出發點：解釋了實例，然後把假說一般化。沒有什麼政府統計數字。結果是價格分歧、捆綁銷售、全線逼銷、隱瞞訊息、討價還價等分析，皆與他家不同。
　　積少成多，與傳統的分離卷二比卷一來得大而明顯。無可避免地，我要依照邏輯劃下來的路，把首兩卷的基礎帶到卷三去。讀者以為卷三的分離會是怎樣呢？讓我說說吧。
　　卷三《制度的選擇》是關於新制度經濟學的。這學問起干60年代。大約有10年的良好發展，但到了70年代初期，卸責與恐嚇的學說興起，跟著是機會主義，再跟著是博奔理論都是與新制度經濟學有關的。我是「卸責」的始作湧者，但否決了這條路，而據說「卸責」觸發了機會主義與博奔理論的捲土重來。不是所有搞新制度經濟學的都搞機會主義或博弊理論，但某程度的影前在所難免。只有我在香港獨自思考，獨自魂遊，思維的發展是純從60年代的基礎演進的。
　　首兩卷已有分離，但大致上傳統應該可以接受。然而，新制度經濟學自70年代就開始與我分道揚鑣，如今加進首兩卷的分離，我被視作離群之馬是肯定的吧。
　　科學上的觀點分離是不會持久的。價值觀的分離可以持久，但沒有價值觀的分析，遲早會會合在一起。往往是遲多於早，我能見到這會合的機會不大。今天與老友們的分離，其將來的會合可能一方要改，也可能雙方要改。不幸的是，大家都老了，任何一方改路線或觀點的機會不大。我說過了，《經濟解釋》是我最後的經濟學論著。
　　還是寄希望於後輩吧。西方的年青經濟學者，今天忙於搞數學經濟與博奕理論，重於技術。但《經濟解釋》的原文是中文。中國攻讀經濟的青年多如天上星，就算技術分析拿去了一半，餘下來的一半，總有一天精英雲集。他們懂得取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