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的公眾影響力

上文為佛利民（M. Friedman）祝壽，說到他的舉世影響力，意猶未盡，要在這裡多說一下。佛老有大名是肯定的，但對公眾的影響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又或者是二者的合併，不是容易判斷的問題。英雄造時勢是真的英雄，其影響當然也是真的。時勢造英雄是次一等的英雄，但總有一點英雄本色。影響呢？有一點吧。時勢利用了一個學者的思想，使他成為英雄，既有英雄本色，倒轉過來影響一下時勢是自然的吧。

學者的影響一般是學術行內的事。我不同意凱恩斯的說法，認為政治人物的所作所為是受到經濟學者的思想影響。他把經濟學者的本領高估了。對學術的影響，任何學者都有興趣。對公眾或社會的影響，可能大部分學者是有興趣的，但知難而退，選走公眾路線的不多。走公眾影響的路會專於研究失業、通脹、福利、經濟增長等項目，不會選合約、組織、競爭、博弈等話題，而今天寫滿紙數字方程式的經濟學者，更是對公眾影響沒有興趣了。

有大影響的經濟學者一定有大名，但有大名的不一定有大影響力。二十世紀有大名的如熊彼得（J. Schumpeter）、奈特（F. H. Knight）、史德拉（G. J. Stigler）等人，不見得有廣泛的影響力。這裡說的是公眾的影響，不是學術行內的影響。後者是另一回事，下期我會試談的。

一般人認為二十世紀對公眾影響最大的經濟學者是凱恩斯與佛利民。我認為要加上馬克思，雖然馬氏是十九世紀的人。應該是這三君子鼎足而三。要多加一個，我選海耶克（F. Hayek）。其它就不容易擠進去了。這可見經濟學者雖多，對公眾有影響的卻極為罕有。獲得片斷公眾聲譽的不難，有片斷公眾影響的不易，有深遠公眾影響的鳳毛麟角。

我不是說難得的就是好的。學者對社會關心，是人之常情。馬克思與凱恩斯在我之前，無從判斷，但我認識的佛利民與海耶克對社會是關心的。然而，關心歸關心，影響歸影響，不能混為一談。有學術本領，關心社會，但公眾影響連小成也沒有的學者多得很。

奇怪，上述的四君子中，說得上是言論清晰的只有佛利民。凱恩斯雖然文字操縱好，但他影響力最大的《通論》就不容易明白——讀不懂的學者很多。馬克思與海耶克的論著也是不清楚的。對公眾有影響的學者不需要有清晰表達的能力！

然而，不管公眾明不明白，這些有大影響的人物都有明確的立場或主張在社會流通。不一定是真實的版本，但簡單的版本是流行而突出的。例如佛利民與海耶克高舉自由市場；馬克思反對資本家；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凱氏本人可沒有那樣說，但凱恩斯學派卻是那樣說的）。模稜兩可或走中間路線的學者是不會有公眾影響力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時勢造英雄。沒有三十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凱恩斯的《通論》不會洛陽紙貴；沒有國民黨當年的胡作非為，馬克思的名字不容易在中國家喻戶曉；沒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的要求小政府的趨勢，海耶克不會在八十年代受推崇。海耶克的名字我這一輩老早就知道，但美國學術界不重視他的論著。六十年代起有二十年時間很少人提到海耶克。是八十年代中期，共產政制開始走下坡之後，海氏才揚名四海的。

馬克思、凱恩斯、海耶克的公眾大名，是時勢造英雄，但英雄總要有點英雄風範。沒有英雄本色，時勢怎樣造也造不出來。有趣的問題是，英雄可不可以造時勢呢？政治家是可以的吧。但學者可不可以呢？我很想迅速地答：不可以，學者只可以讓時勢造英雄。然而，二十世紀出了一個佛利民。他認為自己的公眾大名是時勢造英雄，自己沒有影響力。話雖如此，數十年來，佛老往往給我有英雄造時勢的感受。

可不是嗎？他的「小政府」主張提出於「大政府」如日方中之際；六十年代他建議美國廢除強迫兵役，不到十年兵役制被廢除了；控制貨幣量的建議，堅持了二十年後，大致上被接受了；學券制也是佛老在六十年代提出的，橫眉冷對千夫指，最近才得到一點曙光。佛老不僅立場明確，其言論表達也清晰——這後者可能是學者造時勢的其中一個必需條件。

關於學者公眾影響的結論似乎是：（一）時勢是重要的；（二）有明確立場，適用於時勢；（三）其個性有點英雄本色；（四）若要英雄造時勢，上述三點之外還要多加一點，那就是言論的表達要清晰。

不要貶低學者在大眾媒體發表文章的行為。這些行為通常是成本高於金錢利益的。好些學者對世事看不順眼，要發點牢騷，於是在公眾媒體發之，甚至大發特發。但好些言論媒體沒有興趣，被棄稿時有所聞。一旦略有小成，不免惹來爭議，殺不出重圍就千瘡百孔。大成的機會鳳毛麟角，一百年沒有兩三個。

我自己在媒體寫文章是為了賺點稿酬，而更重要的是過癮一下，完全沒有改進社會的意圖，也惹來爭議。可能是為啟發年青人的思想下筆，關注之情溢於言表，是以闖禍。值得告慰的是年青人喜歡讀，只此而已。

應該早有前科，但在英語世界的公眾媒體中，經濟學者寫得令我矚目的文字，最早是佛利民於六十年代開始在《新聞週刊》發表的專欄。寫得好，寫了很多年。記得佛老動筆後不久，森穆遜（P. A. Samuelson）也在同刊起專欄，筆戰頻頻，熱鬧精彩。森老也寫得非常好，但被佛老比下去。從理論與分析的本領衡量，當年森老無出其右。但佛老是搞驗證工作的，對世界多知一點，表達較為生動，佔了上風。我認為這有名的二老之爭還有另一樣過癮之處。他倆是好朋友，二者都高舉自由市場，雖然佛老比較極端一點。佛老先開專欄，一下子就站在自由市場那一邊，寸步不移。森老後至，要爭論不容易找到自己可以堅守而與佛老不同的立場。

佛、森二氏熱鬧了好些年月，不玩了。其後在美國名刊物寫公眾專欄的學者不少，都是有份量的人物，但寫出來的總不及二老當年那樣精彩。不是本領不足，而是寫得過於認真，讀來不夠生動，少爭議性。

我還記得當年森氏對佛氏下的評語，可圈可點：「出海捕魚航程甚久，捕獲的魚在水艙中要悶死了。船長於是把鱔魚放進去，其它的魚也就活起來。佛利民是那尾鱔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