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釋重負

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寫完了。還沒有登完，是寫完。剛好一百期，不是刻意安排這個整數的。過年過節停了幾期，剛好是兩年時間。共三十多萬字，不是字字珠璣，但字字皆辛苦。是我生平一氣呵成的最長文字論著，是分析性文字，比隨筆文字起碼困難五倍。雖然有時說些閒話，鬆弛一下，但打個八折也算是洋洋大觀了。整個過程沒有參考書籍，獨坐空房，回顧平生在一門學問上的思維下筆，短短兩年完工免不了有點自豪。

下筆時間兩年，其實連準備時間是三十三年，沒有中斷過。一九六九年出版了《佃農理論》，在芝大研究院教過價格理論，但該年回港度暑假，在街頭巷尾耳聞目染，見到的十之八九不明白。從那時起，我意識到要在經濟學討飯吃，對世事要知得很多，理論要盡量簡化，試作解釋。每有新意，解釋了微不足道的現象，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欣然自得，瞬眼之間幾十年了。

微不足道的觀察，微不足道的解釋，漫長的歲月積少成多，陳列起來倒也有點威勢。懂理論，考試及格有餘，不一定懂得怎樣用。理論是工具，複雜艱深的工具是不容易用的。簡化了的比較容易用，但無論怎樣簡化，不常用就不會懂得怎樣用。用理論是以之解釋行為或現象，那就要到真實世界找現象來作解釋。

想當年，《佃農理論》是學生習作，要拿一個博士，其中所用的現象資料是政府的統計，以及好些學者著書立說的陳述。撇開其可靠性不談，這些資料沒有親歷其境的真實感。記得抗日戰爭期間，母親帶我們幾個孩子逃難到廣西，在一條今天遍尋不獲的小村中度過一年艱苦的日子。那時我大約七歲。農村的操作情況我記得很清楚，而這記憶與我寫《佃農理論》所用的資料有很大的出入。不是說資料不對，而是很多農作的細節圖書館的資料是沒有的。自己親眼見到的現象與他人提供的資料，以感受及啟發性來說，相去甚遠。

我是因為廣西的經驗而於一九六九年起決定多到市場觀察。調查件工合約，我在好幾家工廠花了一段時間。寫《蜜蜂的神話》，我到多個果園及養蜂者之家，請他們把蜂箱打開來給我看看。作為一件石油反托拉斯大案的顧問，我堅持要去油田及煉油廠考查幾天。研究中國改革中的承包制度，我到北京的首都鋼鐵廠住了近一星期。至於自己在街頭賣桔、賣玉，是比較寫意的工作了。

數之不盡的觀察在腦中轉來轉去，入睡前躺在床上，玩自己的拼圖遊戲。這遊戲是把觀察所得以經濟理論砌成一幅一幅的圖畫，然後又把一幅一幅的以理論合併起來。不容易的往往要砌很多晚，有時要放棄一段日子，過些時日再砌。這過程使我懂得怎樣把理論簡化，簡化後懂得怎樣用，而用不的就被淘汰了。

原則上，一幅砌好了的小圖畫可以寫一篇學術文章。到了五十多歲，我發覺圖畫太多，不可能都以文章寫出來。這是因為學術文章有相當嚴謹的規格：他家的有關之見要下腳注；理論要用曲線、方程式之類表達，要有點學術味道；觀察所得要找些數字作統計。這樣的學術文章三個月寫一篇算是很快的了。但這些大部分是裝飾的工作，與真理的表達沒有明確的關係。

後來我想，以一本大書的形式把大大小小的圖畫放進去，有系統地合併起來，本來是一篇學術文章的我可以只用一兩段文字處理，有時甚至一兩句，較為重要的可用一節篇幅。這是寫《經濟解釋》的一個原因。可以說，我想不起有哪本經濟論著比這三卷的《經濟解釋》用上那麼多的真實世界的例子。

寫《經濟解釋》還有另一些原因。一九六九年的春天，為了西雅圖的海，我決定從芝大轉去華大。高斯希望我留在芝大，說我有機會成為另一個馬歇爾，留在芝大的機會較大。我想，不管在哪裡我的馬歇爾機會是零。然而，高斯的厚望使我汗顏。多年以來，午夜思回，想起高斯的話，心底裡免不了在想，什麼時候可以寫一本平生對經濟所知的書，與馬歇爾一八九○年的巨著博一手？

到了華大兩三年，是七十年代初期，那裡的系主任諾斯屢次對外人說我是他所知的唯一可以全面革新經濟理論的人。不會這樣容易吧。傳統的經濟理論問題不少，很多人都知道：艾智仁與高斯往往破口大罵。瑣碎的修改、更正不難，但這些瑣碎工程加起來難登大雅。哪些理論要去，哪些要留，也不太難取捨，雖然時日多一點。把理論簡化不難，但簡化後還有複雜的層面，可以應付複雜的世事，就更需要時日了。

最困難的是做完了上述的工作，然後把餘下來的或改進了的匯合在一起，前後連貫。局限條件的處理——主要在產權及交易費用兩方面——我花了最多時間。後來得到中國改革的啟發才感到有全面操縱之能。對「量」的闡釋，想出「委託量」及其含意，幫助很大。解釋不了的現象，認為不重要的——例如小賬的安排——可以不管，但在多個銷售者的競爭下有大幅討價還價的現象，不能不管，要經過三十多年才得到比較滿意的解釋。

重要而頭痛的是合約的安排應該放到哪裡去。合約的一般理論，七十年代末期我已掌握了大概，只因為一件瑣事，使我沒有早點寫出來。傳統經濟分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兩大類。合約安排是第三大類，要加進去。我早知道如果沒有交易費用，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是分不開的，而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是同一分析的兩個答案。有結構性的合約是因為有交易費用而起，而合約理論的重點是使我們明白，在有交易費用的情況下，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關係。困難是當年高斯等大師們都反對我提出的不知公司為何物的說法，使我沒有信心把合約的一般理論寫出來。堅持己見，這理論今天是完整地寫出來了。

為了要多累積觀察與解釋，我刻意地等到退休後才全力動工寫《經濟解釋》。三個月前見到諾斯，我告訴他三十年前他期望我寫的書，快完工了。他聽到是以中文下筆的，很失望，再三說要早點有英譯本。

寫《經濟解釋》是給當年師友對我的期望作一個交代；以中文下筆是為了中國的青年。是二十一世紀之始動筆的，希望下個世紀還有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