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第一章

拔除一個信念要比拔除一隻牙齒還要疼痛，況且我們沒有知識的麻醉藥。 ——艾馬·戴維斯


第一章 緒論

常言道：鐘擺擺動得越高，在回擺的時候，它的擺動也會是較高和較快的。在毛澤東及「四人幫」掌權時代的中國，政治的鐘擺擺動到難以想像的高度。一九五八年開始有大躍進運動，繼而是一九六六年席捲全國、動盪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二十年裡，一切可能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東西，都被前所未有的殘酷手段，徹底剷除掉。同時，人民大眾卻被迫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大林，尤其是毛澤東的學說。

這些極其違反理性和極端殘暴的群眾運動，對廣大的人民，造成了莫大的創傷。令人震慄的故事，罄竹難書。兩位世界級的乒乓運動員，因為被指控犯了發揮資本主義技巧的罪，被迫自殺（注一）。演奏貝多芬的作品或採用傳統的名稱來稱呼新近公有化的物品，可能招來牢獄之災。醫生和教授，被逐至農村拔野草；學校的物理課，包括了鋤坑和養豬的粗活。由於毛澤東沒有受過嚴格的學校教育，他低貶學校教育，不足為奇；但如此一來，一個在考試中交白卷的學生，為了政治上的需要，竟然被捧為全國的英雄（注二）。

在那段期間，極少非政治性的書籍出版；可是，毛澤東的小紅書，據說銷量竟然比聖經在歷史上的總銷量還要多。能夠背誦幾條重要的毛語錄，或者在每次的社交談話裡一開始便各自背誦一連串的政治口號，不單是明智的策略，而且是保障性命的一種方式。

翻閱那時期增訂的中文字典，可以知道當時的意識氣候（注三）。「資本」一詞，以一整段文字界定為含有邪惡的意思。同樣遭受貶斥的有「私」、「錢」、「利」和「階級」等；當然，「地主」一詞遭受更嚴厲的攻擊，不在話下。另一方面，「共」、「反」、「公社」、「社會主義」等詞語，則受到過甚其詞的讚譽。

報章上的新聞，往住是與事實相去十萬八千里的謊言：幾百方碼的人民公社土地竟然可以種出幾噸的糧食（注四）；但當饑荒成為不可掩飾的事實時，就歸咎於連續幾年的壞天氣。


文革的悲劇

無論以什麼標準來衡量，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徹底的革命。不但孔夫子備受攻訐，任何姓孔的人也遭殃。在山東曲阜孔子墓附近的碑林，不少刻在碑石上的書法珍品，遭受破壞，無法修復。我在一九五二年只花美金二角買到的一份碑帖，今天增值了一萬倍。古代的黃鶴樓，因為一首感人的詩（注五）而成不朽，但在一九六六年卻被徹底地破壞了。廟宇裡的塗金木刻，經過悠久的歲月，也逃不過被砍下來的惡運。成千上萬的木刻運到香港，原價不過每塊美金二元。但當文華酒店將這些木刻大量地裝在大廳的壁上，引起了富有遊客的注意，它的價值便大幅躍升。

一九七九年我到佛山一行，看到一間古廟完整無缺，令我驚喜不已。負責的同志解釋說，住在廟宇周圍的人，曾經不惜一死，力保廟宇。後來他們跟紅衛兵達成協議，剷去外牆上的龍，以毛語錄代替。

我也到佛山附近的一個小鎮，探訪我幼年時唸書的學校。校長告訴我，教過我的幾位老師已經自殺了。他告訴我在文革時期，派系間武鬥，椅上的鐵條都被拆下來作為打鬥之用（注六）。其餘一切的鐵器，皆在大躍進期間，被「貢獻」作為煉鋼之用。


中國人是改變了

這一切都不免使人驚愕。一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文化遺產的民族，竟然要遭受這樣的蹂躪。另一個事實，同樣悲慘：一個以刻苦耐勞聞名的民族，一個聰明、熱情和具有進取心的民族，竟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間，淪落到奄奄一息的境地。今天在中國見到一般人的態度，是由制度促成的。在這種制度下，報酬不計工作的貢獻，法律鼓勵工人睡午覺，二十年來只印政治書籍，說了無心之失的話或表達新意見都可能招來橫禍。

我在廣州幾天，在住的酒店裡，見到兩個女工，每天都在幾百方呎大小的土地上掃樹葉，這似乎是她們的全職工作。同時，修補牆上的一個小洞需要三個人——一個人拿著一小盤灰泥，另一個人將灰泥往洞裡塗，第三個人則在旁指著那個洞。早餐的供應只有一個小時，但半小時之後，已經沒有人工作；二十多個年輕的女服務員，聚集在餐廳的一角，任意閒聊。我以前認識的中國人不是這個樣子的。

很多人說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世界科技的進步，要比過往幾千年的加起來還要多。但令人震驚的是，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竟無緣分享這份進步，彷彿他們是被放逐到火星去似的。竹幕顯然比鐵幕更難滲透。三十年來，中國不單與外間世界隔絕，而且任何能夠穿越障礙，得以漏進的消息，中國政府都會循例將事實歪曲或重新舖陳。一切從中國寄出給親友的信件，都必須套上讚揚毛主席的詞句。為了使訪客留下好印象，當局特別召集一些穿得好也養得壯的孩子，在遊客面前唱遊嬉戲。

中國的情況，反映了知識貧乏對經濟的影響。一個在香港的朋友，代表一間極有名氣的公司往中國商談生意。他說與他交易的對手，無知透頂，使一切洽商都白費氣力。更有甚者，職銜五花八門，他要憑幹部的到場先後來辨別他們的官階高低。

在我一九七九年那次旅程中，有兩件事特別說明了閉關自守的後果。我帶了一具價格廉宜、能夠顯示時間與日期的小型日本計算器。無論大專學生或教員，都對這具「小機器」的功能大感詫異。他們不相信在外面的世界，兒童玩具也像這具計算器那樣先進。（這竟然發生在曾經出過數學天才的國家裡！）另外，一位土木工程師聲稱他知道有關送中國學生到美國唸書的手續，但他提供的資料卻完全與事實不符。隨後我發覺，即使廣州的高級官員，對簽證與護照的分別也不清楚。

結論是很明顯的：中國的現代化不管走哪一條路，都會遇上一個極大的障礙。以其它國家標準來衡量，整個中國也找不到幾個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下，稱得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結果就出現了一散漫的勞動人民和無知的官僚；這是說，中國在科技和知識資源上，徹底破產（注七）。這方面所造成的障礙，會較一般人所說的外資外匯不足問題，遠為嚴重。


放寬了一點空間

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和打倒「四人幫」後，中國的鐘擺開始有力地回擺。現在旅客較容易前往中國參觀遊覽。法律不再有限制；缺乏住宿的地方才是大障礙。移民出口也遠比以前放寬了。（可是，外間對中國公民卻沒有採取門戶開放的政策。）就我所知，有一段時期，任何一個中國學生，只要他持有適當的證件，便可以自由往外地讀書。美國更特別放寬——在中國的美國領事館申請學生簽證，比在香港及台灣為容易（注八）。儘管他們普遍地有經濟問題，但在一九七九至八○年間，約有五千個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與我們探討的問題更具關連的，是中國重開門戶，迎接外國思想。數年前，公開閱讀阿當孕v密斯或凱恩斯的著作，是不可思議的。但今天已有《原富》和《通論》的中譯本。一位經濟教師，因為翻譯了森穆遜的《經濟學》而獲升教授名銜。佛利民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已譯成中文；他（與太太）的《自由選擇》一書，正在翻譯中。


自衛的行為

事實上，在每本中譯本的序言裡，都有一段文字指出，這些都是應受抨擊的著作。導言通常引用毛主席的話，指出應該看看資本主義的醜惡思想才更能體會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除了這些為舊勢力馴服痕外（這也是自衛手法），那些翻譯都能忠於原著。抽樣檢查，沒有發現故意歪曲原文的地方。最近出版的一本中文著作，書名是《佛利民貨幣理論的批判》。作者對佛利民的激烈抨擊，是意料中事；可是他所瞭解有限的佛利民的觀點，卻能忠實地陳述出來。

在一般的談話中，我們還不能聽到對共產黨作明顯的抨擊或讚揚資本主義的話。但與較為相熟的同志私下談話時，他們就不大有顧忌了。他們從不掩飾對舶來品和外間消息的渴望。除了期望擁有彩色電視機、錄音機、計算器和相機外，他們還鍥而不捨地追問在國外發生的事和生活情況。


私營小販開始出現

小規模的私營商業開始出現，不過這些大都是街上經營的商販（注九）。工廠獲得較多的自主權，也積極引入外國資本，雖然條件頗為苛刻（注十）。簡單點說，中國的大門巳經打開，就算不是大開中門，至少已經開得很寬，使之再重新緊閉似乎沒有多大可能了。

事實上，毛主席死後三年，鐘擺已有力地往另一個方向擺動。因此大膽地提出以下這個問題，顯得頗合情理：中國是否向「資本主義」那方向走？傳聞四起，每天都有——例如的士司機現在已期待收取小費了。在這樣的形勢下，共產黨的蓋子還能撐著多久（注十一）？自一九八○年的上半年開始，一切都快速演變。含義是很清楚的：假若再不制止這鐘擺回擺的話，中國最後必走「資本主義」的路。這個制止來得很快。一九八一年六月左右，壓制「走資」的活動已變得明顯（注十二）。政治領袖開始在公開的場合再歌頌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偉大，指出這些是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一些過去慣用的語錄，又再次受到宣揚（注十三）。


鐘擺停頓看中國

在這個鐘擺稍為停頓的剎那，正是提出這個重要問題的恰當時機：向哪一個方向走？有一個人曾經因為準確地預測一九三○年的經濟大衰退而成了名；可是，極少人記得或指出，這個人在以往曾經不斷地（和錯誤地）作過同樣的預測。所以，就算用擲毫來預測中國的前途，似乎是值得冒險一試的。但我沒有預卜未來的本事，所以我要試以經濟分析為基礎，推論中國最後必會走上近乎私有企業制度的道路。這個轉變不會很快。經濟理論只能指出一個大概的方向。除此以外，我不能確切指出轉變的時刻。

在這裡我想說明，預測（forecast）與推測（prediction）之間有著微妙的區別。預測是倚賴過往事件發生的趨勢，或者用水晶球預卜前程；推測是基於理論的。後者指出，以某一個理論作基礎，假若某些特定的條件是符合了，某些現象就必定會隨著發生。至於理論是否可以成立，要靠實踐檢驗來測試該理論的含意。理論本身可能是錯的，而特定的條件可能與推測的現象毫無關係。或者理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它推測會出現的事件卻不發生，因為特定了的條件不存在。

要推測經濟制度的發展，需要一個制度轉變理論。在這一方面較近期的研究和著作不少，可是雜亂無章。假若我們能等到有一個可取的理論面世之後才推論中國的前途，效果當會較好。但中國的鐘擺高懸未下，而假若沒有理論作基礎，我們就不可能作任何推測，所以我惟有提出自己的理論。我得聲明，這不是有關制度轉變的唯一理論。

以下，我將會逐步演繹我的理論體系。依我之見，這是足以解釋制度轉變的。我隨著會闡明，根據這一個理論，中國將會逐步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但制度的轉變是要用歷史學家的時間來衡量，而經濟學家卻不慣於用時間囊（time capsule）來作推測的。對於轉變的時間，我不能確定，但我不妨於此時此地將自己的觀點寫下來，立此存照；這種做法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由來已久。

第二章分析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所必會遇到的障礙。第三章建立分析制度轉變的理論體系。第四章討論中國轉變的方向：依據我的理論，中國是會向私產制度那方向走。終結的觀察見第五章。



註釋

（注一）容國團與傅其芳死後多年，於一九七九年獲得「平反」。容國團於一九五七年離開香港到中國。一九五九年，他得到世界男子乒乓單打冠軍。其後他訓練出名聞世界的中國女子乒乓隊，又差不多獨力將乒乓運動的技巧，全面革新。他雖然早年家貧，體能不佳，但他對所學的各種東西，無一不精。例如，只聆聽交響樂一兩遍，他便能將全曲背誦，每一個音符都正確無誤。

（注二）自他那一次令人矚目的表現後，張鐵生進入遼寧省朝陽農業學院修讀獸醫學，在校裡替「四人幫」干宣傳工作。據流傳的消息說，若「四人幫」掌權，張鐵生會出任教育部長。

（注三）新華字典，一九七一年印行。

（注四）官方報道，每畝（即0.164英畝）地可產一萬一千磅食米。一些地方將數字列得更高，包括在石上產米的報道。自「四人幫」垮臺後，中國政府公開承認在大躍進時公佈的生產數字，皆屬誇大之詞。

（注五）崔灝（704-754 A.D.）所寫，首四句如下：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據傳說，才氣極高、孤傲不群的李白（701-762 A.D.）曾拒為黃鶴樓題詩，因為他自覺不能勝過崔灝。黃鶴樓絕非一座精巧的建築物，但卻因此而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徵。

（注六）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悲劇的沉重回憶，在一群新近興起的中國作家的作品中（一般人將這些作品稱為傷痕文學），有深刻的描寫。

（注七）中國並不缺少人力資源（human capital），因為中國人口龐大，勞工本身便是人力資源。但是，按人口平均計算，現在中國的知識資源非常低，卻殆無疑問。

（注八）據最近的消息說，在中國領取美國的學生簽證，自一九八一年起已經較為困難。

（注九）自一九八○年起，小販獲發執照在街道上經營，是一九五七年以來的第一次。事實上，政府對於這些「個體經濟」頗為讚賞；官方承認他們的服務，勝於國營商店，而且也提供了就業的機會。一九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社評中，對街道商販加以表揚。它指出，中國憲法容許個體勞工在法律規限下，在不剝削他人的情形下自行經營。在下文我將會指出，中國的憲法並沒有對這些法律的「規限」作出嚴謹的界定。

（注十）我接觸過一些有興趣到中國投資的商人，他們一致同意很難與中國達成交易，因為中國只知「取」，不知「捨」，而只有中國貿易老手才能找到做生意的門路。

（注十一）還有其它顯著的例子。國營的「中國民航公司」於一九八○年因服務惡劣遭受官方批評後，報章上曾經有人建議，成立第二間航空公司，與中國民航競爭，提高效率。朝資本主義方向走的另一個例子是在廣東和福建省設立經濟特區，鼓勵外資在特區設立工廠，准許外商聘用和解雇中國工人及匯出利潤。不過，投資的外商在實際上卻碰到不少複雜的問題。

（注十二）為提高生產力，一九七九年，六千六百間國營工廠獲得較大的自主權，除上繳一定限額外，其餘收入都可以保留。原計劃是在八一年之前，對其他國營企業，採取同一措施，可是，在當年一月，這個計劃卻被取消。此外，一九八○年夏天。在廣東的公社亦被禁止組織從香港來的「荔枝團」——讓他們買大量的荔枝回港。因為從遊客中所得到的價格遠高於國營企業的收購價，公社得到較豐厚的利潤。農民顯然無法克服壟斷荔枝出口的外貿部官僚這一個利益團體。

（注十三）這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的主題。這會議的一個結果，是重申以共黨的原則作為經濟特區的指導方針，因此令人對特區的經濟自由，惹起廣泛的疑慮。

同樣重要的是，八一年三月，一個名為白樺的劇作家，由於一出名為《苦戀》的劇本，遭受抨擊。故事是描述一個華僑，於文革期間回到祖國，由於有海外關係，遭受清算，最後在絕望中死去。人民解放軍的《解放軍報》，響應作者提出的問題，發動批判。他的問題是「假若你的國家不再愛你，你為什麼還要愛國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