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理論潰不成軍（二之一）

二○○○年的春天，曾獲經濟學諾獎的牛津大師J. A. Mirrlees到港大演講，講題是以「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演變出來的失業解釋。效率工資的要點，是僱主刻意地把工資提高，高於市價，鼓勵員工，彷彿在驢子前頭掛著紅蘿蔔，也在後面加鞭。工資高於市，失業就容易解釋了。有幾位學者以效率工資分析而獲諾獎，其中一位提到我一九七七年發表的文章給他啟發。該文說優質座位的票價刻意偏低，因為老闆要優質座位先坐滿，使開場後購劣票的不能坐到空置的優質座位去。



Mirrlees在港大演講時，我作主持，講後是聽眾提問時間。我說：「既為主持，行規說我是不能提問的，但這次我不僅要破例，而且是提問的第一個。」跟著問：「你的失業理論是基於時間工資合約（wage contract）的。今天的中國，這種合約差不多不存在。中國工廠要不是以件工（piece-rate contract）算，就是以一個基本工資加獎金或花紅（bonus）。沒有單以時間算工資的安排，你的理論豈不是全盤錯了？」大師風範，Mirrlees立刻同意有獎金或花紅的安排，他的分析不管用，但不明白為什麼在件工合約的安排下，他的理論也不管用。



當時是提問時間，身為主持，我不能多作解釋，何況件工這回事，說來話長。行內分析件工合約的文章是有的，但沒有一篇知道這種合約是怎樣的一回事。一九六九我開始跑工廠，實地調查件工合約，知之頗詳，其後以之為重心，一九八三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二○○二寫《制度的選擇》，再引用調查件工的心得，手起刀落，把自己十分欣賞的魯賓遜夫人的效率單位（efficiency unit）分析殺得片甲不留（見第四章第二節）。這可見漠視真實世界是經濟學發展的致命傷。



牛津大師顯然不知件工合約是怎樣的一回事。不是工人以產出件數算工資那麼簡單。工廠老闆收到買家的打價要求，說明產品如何，數量多少，交貨日期等等，一般當然也要求看樣板了。老闆算價，原料與其它成本外，件工的每件工資要看工人願意接受多少，往往要洽商。這是說，件工工資的釐定，接單與否，要看市場形勢。經濟不景嗎？競爭依舊，件工工資要向下調整，否則老闆有單不接，工人面對減產的情況，大可商量。



像獎金或分紅制那樣，件工合約所含意著的工資於是有彈性，失業不容易出現。以時間算工資，向下調整有困難。老闆說要減工資，憑什麼可以說服員工接受呢？說沒有錢賺嗎？員工不容易相信。說生意要虧蝕嗎？員工不跑掉才怪。何況好些時，例如香港，政府或公立機構的工資不減，私營的要減，說服力就更少了。獎金或分紅合約的工資有彈性，因為基本工資夠低，生意不對頭獎金或分紅自動向下調整。件工合約的工資有彈性，因為每件買家願意出多少錢，扣除其它成本，可以直接算出工人產出的所值。



寫到這裡，要順便說一下政府推出最低工資政策這個老話題。我反對中國推出最低工資，某君指出美國有正規學術報告，說最低工資對失業影響不大。蠢到死，最低工資對失業的直接影響不會很明顯，但因為約束了分紅合約與件工合約的選擇，僱用合約就失去了調整工資的彈性，對失業的間接影響變得嚴重了。最低工資阻礙了分紅合約的選擇，因為時間工資夠高，分紅沒有空間。最低工資阻礙了件工合約的選擇，因為時間工資夠高，以產品件數算某些工人達不到最低工資的水平。一件完整的產品，其中多個部分每部分可按件工算。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就因為工會的壓力，件工被政府定為不合法！



從事宏觀經濟研究的眾君子似乎不知道，如果沒有僱用勞工，失業不會存在。任何人都要生存，僱用勞工不存在，任何人皆自己「雇」自己，何失業之有哉？好比中國昔日的傳統農業經濟，各家自掃門前雪，從爺爺到子孫到老婆妾侍，不管是從農或從工或從商，皆家庭自生自滅，何失業之有哉？產品市場是有的，但僱用市場小得很。遙想神州當年，被聘用或被僱用的是「仕」，學而優則仕也。當時做官的被聘用，聘書是合約。有失業嗎？沒有。被皇帝上頭「炒魷」時有所聞，但被炒後「辭官歸故里」，回到鄉土工作去。被貶的也有，但算不上是失業。蘇子被貶到海南不是失業，而曠達如蘇子還可以寫出好文章。



是的，失業永遠起於僱用或聘請合約出現了問題。這是說，失業是一個合約「失敗」的現象。搞起宏觀經濟的凱恩斯，不明個中道理，只考慮時間工資，說這工資向下調整有頑固性。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凱氏對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開出的藥方，是增加投資，增加消費，市場不增加，或增加不夠，政府要親力親為，促成後來的大政府形勢。



佛利民不同意凱氏之見，著書立說，指出當時聯邦儲備局對貨幣量的供應，處理頻頻失誤，是大蕭條的主要原因。我認為那只是其中一個原因，不是主要的。美國當時已有反托拉斯法，有福利經濟，有最低工資，而工會早就林立了。有了這些，阻礙了僱用合約的自由選擇。局限有別，通縮對經濟的殺傷力激增，在這情況下，增加貨幣量，搞起一點通脹，對失業是有幫助的。但如果美國當年不搞三搞四，因幣量不足而引起的通縮是不會導致大蕭條的。這方面，中國九十年代後期是重要的例證。當時官方的通縮率百分之三，考慮到產品質量同期急升，這通縮率會在百分之十以上，而樓價則下降了七成！失業率怎樣呢？基本上不變，更重要的是經濟繼續急升。這是因為北京當時沒有推出福利經濟，少管最低工資，僱用合約的選擇一律自由。



因為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而搞起來的宏觀經濟學，一無是處，開壞了頭，發展下來豈非廢物哉？



（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