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83 - 86

廣東偉問：

您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您學東西學的很快,原因是懂得欣賞.我想問,學英語,應該欣賞它的什麼?




答偉：



曾經寫過兩三期《我學英文的方法》，指出英文難學，也談了些自學英文的方法。你問的是怎樣欣賞英文，是比較困難的問題了。



英文無疑是上佳語文，用得好很細緻，表達能力強。今天自己的中文也寫得稱意，認為也是上佳語文，比英文容易學。中文用得好要在詩、詞、古文等方面多下功夫，即是說要喜歡欣賞傳統了。中、英二文或多或少要靠背誦入手，不欣賞就不容易背出來。中文比較著重音律與長短句的字數，所以背誦中文要比背誦英文多下點工夫。



欣賞英文，選擇是困難。文學作品比較容易選。英國的我欣賞狄更斯與Robert Louise Stevenson（尤其是後者）；美國的我欣賞愛倫坡與海明威（尤其是前者）。是個人的品味，其它一等的寫手無數。經濟學的英語文字比較難選，頭痛是有些文字寫得非常好的其思想有問題。比較古老的當然首選史密斯的《國富論》。史氏的文筆絕對頂級，今天看是句子與分段過長了。《國富論》還是要推薦的重要讀物，值得天天朗誦三幾頁，取其神韻。史前輩的思維與列舉的史實偶有錯失，但的確是大思想家，數世紀一見。那是真真正正的大學問，歎為觀止，我們要學其大氣，多讀會懂得跪下來。



近人史德拉（G. J. Stigler，一九九一謝世）是我認識的經濟學者中文筆最高的：生動過癮，幽默風趣，瀟灑鋒利。你也不妨試讀我的英語文章，因為我是中國人，無可避免地有中國文化的底子混進去。我可以寫得出的英語水平，其它炎黃子孫也有機會達到。困難是今天的青年整天電腦電腦，沒有機會像我當年那樣，多花時間欣賞、朗誦，然後倣傚。

山東小於問：



請問五常老師：您認為中國農民的養老保障應該如何解決?




答小於：



你提出的是嚴重的問題，但米已成炊，解救不易。一九八五年我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極力反對一家一孩政策，說再過數十年，除了父母什麼親戚也沒有，舉目無親，老人院與孤兒院建之不盡。這些年，雖然農村對生育的管制沒有城市那麼嚴，但因為有管制，老了的農民減少了子女及親屬的照顧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一家一孩的政策再堅持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一個老了的農民，積蓄不夠，沒有後代的照顧，怎麼辦？政府的照顧不可靠，何況幹部們可以上下其手。親戚不及子女，而過些時日親戚也沒有。朋友嗎？他們也老了，自身難保！



對中國老農民的前景，我怎樣看也是烏雲一片。今天放開生育對將來有助，但遠水難救近火，十年後總有一大群老人家沒有人照顧。



我只能想到兩個折衷的辦法。其一是北京大量容許與鼓勵私營慈善機構的存在。其二是北京大量容許與鼓勵教會的復興。我不反對禁止某些宗教，但有悠久歷史而又對社會有貢獻的，今天應該放寬而加以鼓勵。如果讓我選擇把錢捐出去幫助無依無靠的老農民，首選是親自交給他們，其次是捐給教會，再其次是捐給私營慈善機構。但親自交給需要幫助的老農民要花很多時間，因此，如果能在農村找到善於幫助老農民的教會，我會是個慷慨的人。



不要忘記，史密斯在發表《國富論》之前，曾經寫過另一本重要的書，說人類天生下來有同情心，有惻隱之心也。北京要盡量利用人與人之間的一點天生下來的互愛，來協助中國農村的無依無靠的老人家。

佛山小蔣問：



戶籍制度如何影響經濟活動？




答小蔣：



中國的戶籍制度對經濟有不良影響，但今天看也有點好處。昔日在戶籍管制下人口不能自由流動，對經濟發展當然是負面的。十多年來人口流動放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尤其是在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下，這流動幫助很大。其次是有幾類人口劃分，地區的人均收入計算搞得一團糟，也有點娛樂性。為此我曾經發表《廣州巧設空城計》，網上點擊率奇高。我也認為這幾年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增長，政府公佈的遠低於實情，因為政府以戶籍人口算，「忘記」了離鄉別井的打工去也。



歷來大家批評戶籍管制的重點，是約束了人民的行動自由，削弱了私隱的保障。可幸嚴厲的戶籍管制今天在中國不復存在了。有趣的是，歷來被外人抨擊的戶籍制度，不無好處。四年前「非典」事發，中國處理得很不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再起用昔日的戶籍監管。我當時在上海，對這監管略知一二，認為是控制瘟疫的一個可取辦法。



今天恐怖活動在世界多地出現，這方面中國是比較安全的。政治上的小心應對有助，但因為有戶籍制度，恐怖分子不容易在中國操作。明年在北京舉行的奧運是試金石。多年來，因為恐怖分子曾經在奧運活動過，觀眾人數暴跌，在北京舉行可能起死回生。君不見，上屆雅典奧運，風聲鶴唳，弄得門前冷落車馬稀。



這就是問題：戶籍管制約束自由不可取，但對瘟疫擴散與恐怖活動的處理有可取的效果。最理想是可以不管不要管，為了國家的安全有需要時才起用戶籍管制。問題是怎樣判斷管與不管的劃分。

網友問：

張教授,您如何看待經銷商利潤大大高於生產者的利潤這種現象?




答網友：



首先要澄清一些概念基礎。盈利（profit）是風落（windfall），無從預測，不是你說的利潤。利潤一般是指投資的回報（return）。在競爭下，任何行業的回報率大致相若，大致與利息率看齊，雖然市場的波動與或大或小的「風落」成分會左右這些均衡現象。還有就是專利性的回報了。這後者是租值，四十五年前弗裡德曼稱為壟斷租值（monopoly rent）。好些時因為產出者的本領不同，imputed rent出現，不需要有壟斷性。



你提出的經銷商的利潤遠高於生產者的利潤，一般與上述的無關。主要有關的是成本（cost）有別——交易費用奇高也。



四十年前香港的資料說，運到美國零售一美元的產品（稱dollar item），香港的廠家平均只收十八仙美元。運費與稅項皆不高，而廠家收到的十八仙，其中律師、寫字樓、推銷等費用不少。三十年前，在美國華盛頓州，帶子女到果園採摘蘋果，自己動手，當然選最佳的，每磅五仙。但在超市，同樣的蘋果零售每磅五毫，價高十倍。如果不是為了興趣，帶孩子到果園見識見識，散心一下，算進所有汽車與時間費用，成本高出百倍不止也。



在「先進」之邦，零銷的成本比一般人知道的高很多。運費與倉租，店租與銷售、管理費用、稅務等等皆昂貴，而在美國，最頭痛是顧客退貨的問題。有如下的一個真實故事。一位美國朋友到某名店購買了一雙皮鞋，穿了一年，破了，發覺自己的腳某小部分長出厚皮。此友拿著破舊的皮鞋到該店投訴。經理千道歉萬道歉後，免費送一雙新的。我認識的中國朋友一般不會那樣做，但美國朋友不認為是苛求的。

從成本角度看農民生計

中國的統計數字很混亂，往往加不起來。絕對不是說有關當局弄虛作假，刻意地虛報這裡那裡的。我相信北京的統計人士是誠實的，而這誠實有二十多年的日子了。當年開放改革後不久，我跟他們的一位主事人暢談了好久，深信此君，而跟著看他們公佈的數字演變，看得出有改進，但看不出有作弊的地方。這種玩意瞞不過我這個老人家。問題是在中國的迅速及複雜的演進中，準確的數據不容易，心底裡我很同情搞統計的眾君子。如果讓我來做，我不認為自己會做得比他們好。



多年以來，我認為中國的增長率，實質上是比政府統計的為高，高相當多。昔日的個體戶的生計急升，政府無從估計，而今天月薪千六以下不用報稅，加上打散工的無數，估計也困難。可能最頭痛還是流動人口的問題。去年我寫《廣州巧設空城計》，跟廣州的朋友搞笑一下，網上讀者嘩然，開心之極也。廣州以戶籍人口算人均收入，但該市的總產值卻有數百萬流動人口協助產出，豈不怪哉？另一方面，北京算出的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率，這幾年擺明與我作實地觀察所得低很多，是搞什麼鬼的？可能是因為他們以農民的戶籍人口算，但其實數之不盡的農民「流動」去也。



中國的流動人口究竟有多少？只有天曉得吧。深圳今天的實際人口近千四萬，但戶籍人口不到一半。最近為高斯寫英語長文，我說中國的流動人口應該在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錯的機會不高吧。去年細問家中女傭，她在河南南部的故鄉，究竟有多少農民流動去了。她在親朋戚友中算來算去，打長途電話回鄉左問右問，給我的答覆是四個走了三個。也是去年，高小勇說他到農村調查過一陣，認為中國的農民人口只剩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周其仁當時在旁，不同意，吵了起來。他們都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專家，觀察力強，智力不凡，神州大地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歷來先知先覺，但在農民人口這個看似簡單的話題上，他們就「專家」不了。



大約七年前，某國際大機構請我到廣州講話，我提到中國的農民人口要下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或以下，農民的生計才有可為。因為這幾句話，報章上有人罵我是白癡，說基本上不可能。罵我的讀書不多吧。日本的明治維新與台灣土地改革失敗後的發展，農民人口下降甚速，而我認為中國的農民人口有機會下降得更快。兩年前北京估計的農民人口數字是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強，是以戶籍人口計算吧。流動人口那麼多，而半農半工的數之不盡，中國的實際農民人口究竟有多少，恐怕上蒼也不容易算出來。



毋庸置疑的，是從事農業工作的人口是大幅地減少了。這裡含意著一個奇跡，是實際農民人口減少了那麼多，但農產品的產量仍在上升，沒有下降的跡象。那是為什麼？我知道答案，讓讀者猜猜吧。不要告訴我那是因為經濟發展學中所說的隱匿性失業（disguised unemployment）這個老話題：農民工作，其邊際產出是零或是負值，所以農民人口下降，總產量會上升！經濟學中蠢才無數，這樣的蠢理論得享大名，且歷久不衰，是蠢上加蠢了。



為什麼農民人口大幅下降而農產量還繼續上升呢？正確的答案，是這些年農村轉用僱用的專業農工，也多用機械協助。與其在農植旺季左鄰右裡大家幫忙，淡季閒著無事，天倫之樂去也，這些年，因為年輕力壯的流動謀生，農戶轉聘專業全職農工，加上機械運作，農產品的總量上升，不難明白。



這其中我還要指出一點。兩年前中國取消農業稅，是正著。我反對福利經濟，反對補貼農業，卻贊同取消農業稅。這是因為農民轉到工商業去的那麼多，不少農地被棄置了，取消了農業稅，這些棄置了的農地又再被耕作起來。



形勢很不錯！想想吧，僱用專業農工與引進機械，農產品的成本上升在所必然，而這上升是反映著農民轉業的機會成本上升了。我可以轉到工業去，你給我與工業收入相若的工資，我可以留下來替你耕田。沒有成本不是機會成本。成本上升了，農產品的物價當然跟著上升。這就是最近北京公佈的，農產品的價格，相對非農產的價格，大幅地上升了的主要原因。



是的，我們可以從農產品的物價上升推出農作的成本的上升，跟著從這成本的上升推出農民的機會成本上升，而成本等於收入，收入等於生計，我們可以單從一些簡單的數字轉變而知道農民的生計是有著急速的改進。這是經濟學，本科一年級應該教過，只是今天的後起經濟學新秀認為太淺，不學，於是不懂。懂深不懂淺不可能是真學問，因為不懂淺不可能真的懂深，可惜這種自欺欺人的玩意，像風水先生那樣，有市場，也難怪蠢才無數了。



在最近公佈的通脹數字中，我最重視的是蔬菜價格，上升了百分之十八。有兩個原因我這樣重視。其一是蔬菜沒有什麼瘟疫或飼料成本急升的影響，而近來我們沒有聽到因為天氣大壞而使舉國蔬菜失收的消息。其二是種稙蔬菜需要勞力密集，每畝算是農植品中需要勞力最多的。因此，如果單看一項物價──不准看其它──來衡量中國農民的生活改進，我選蔬菜之價。



我是農業專家嗎？算是吧。一九六八年，後來是林毅夫導師的農業經濟大師基爾·莊遜，讀到我寫的《佃農理論》的第八章，驚為天文，強逼我在芝大教了一科農業經濟。

若要馬兒好，讓馬兒吃草——從通脹說一籃子物品

最近北京公佈通脹上升加速，是大新聞了。與去年七月相比，物價指數上升了百分之五點六，其中農產品之價上升尤甚，是百分之十五點四。媒體紛紛求教，只覆一處，說：「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你要先聽哪一則？」是女孩子訪問的，聰明兼漂亮，難道老人家動了凡心乎？女孩子說要先聽「以喜」的那一則。


一時間我有無限感慨：神州大地滿是偽君子！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大家不是搶著說要改善農民的生活嗎？人均的農地面積那麼小，而這些年數之不盡的農作青年隨著流動人口流到工業那邊去，加上炎黃子孫的袋裡多了一點錢，要吃得好一點，農產品之價豈有不升之理？我反對福利經濟，反對補貼農民，但同意取消農業稅，而更喜歡見到的是農產品之價上升了。這是我期待了很久的事，不出現中國農民的生活不會有大好轉。三年前農產品之價明顯地上升了，我高興，這次升得急，大吉大利也。朋友，要協助農民的生活嗎？長貧難顧，補貼不是好辦法。多花一塊幾毫購買他們的蔬菜，才是通過市場來協助農民的妙方。


在北京的物價指數內，農產品約占三分之一。算起來，農產品之價升百分之十五點四，非農產品之價的升幅只百分之零點九，近於零。如果要物價指數整體的升幅是零，即是說毫無通脹，那麼非農產品的物價指數要下降百分之七點七。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物價一定要上升，中國的農民才有希望的。最近的指數，顯示這相對物價上升了百分之十七點一，是大好形勢，可喜可賀也。


轉談「以憂」的一則吧。中國的物價指數何止上升了百分之五點六？一年來，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七強。一字都冇咁淺的經濟邏輯說，幣值上升，物價指數理應下降才對。這次幣值上升而物價指數又上升，物價的真實升幅應該是百分之十以上。跟與美元掛勾的港元相比，一年來人民幣兌港元上升了百分之七強，國內物價指數上升了百分之五點六，從香港遊客的角度看，以港元兌換人民幣到國內消費，國內的物價升幅約百分之十三。不是說百分之十三才是去年中國物價的真正升幅——對香港遊客來說當然是——但因為國內的對外貿易一般以美元結算，通過外貿與外資的進入，這百分之十三的物價升幅早晚會大約地傳達到中國人民的消費那邊去。


農產品之價上升了百分之十五點四是佳音，而非農產品之價只升百分之零點九也不是壞消息，然而，因為人民幣的幣值上升了不少，國內的人從旅遊或物品進出口的物價變動衡量，國內的物價是大幅地上升了。這可能引起國內的人對通脹形成了惡性預期，而這預期一旦形成了，不容易改過來，就算央行能成功地大事收縮人民幣的幣量供應，改變通脹預期所需的時日不短。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通脹預期已經在中國形成了，也不是說因為最近公佈的物價指數與人民幣值的上升，這預期早晚會出現。我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只是說，如果有通脹預期這回事，近今的數據變動邏輯上是通脹預期的成因。


老實說，預期這回事或什麼理性預期的，只有上蒼才知道，我們凡夫俗子無從考究。人的預期是腦中的抽像物，既看不到，也摸不著。「預期」之所以在經濟學存在，是因為在推理時，邏輯上，不用上「預期」好些現象我們無從解釋。另一方面，凡是難明的現象，推出「預期」可解，但一般性的解釋力，以左預期右預期之法作解釋，不容易避免前後矛盾，低能也。再另一方面，不管預期何物，現象的觀察是，預期一旦形成了，要改過來很困難。


近今世界大亂，什麼恐怖活動，什麼次按風波，而各地股市無不大上大落，到處匯率、利率皆如冇尾飛鉈。中國呢？還是盡可能避開外來的波動為上。這不是說中國要獨善其身，只管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地球一體化，可以幫助他家中國要考慮，但如果中國因為外間的影響而自己波動起來，說什麼協助他家是不自量力了。


我因此不能不舊話重提，建議北京把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作為人民幣之錨。只要這籃子的物品選得適當，人民幣之錨穩守，通脹可以一次過地解決，而通脹預期必去如黃鶴矣！這個以一籃子為錨的貨幣制度我解釋過多次，這裡不重述。以近今公佈的物價指數為例，升幅百分之五點六，其中農產品升百分之十五點四，非農產品升百分之零點九。如果人民幣以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錨，而該籃子有北京統計物價指數所選的物品有同樣的代表性，那麼堅守這籃子的指數不變，如果農產品的物價上升了百分之十五點四，非農產品的物價一定會下降百分之七點七——通脹率是零。為錨的一籃子物價指數既可調高，也可調低。我認為每年調高百分之二，即讓物價上升至百分之二，是可取的。


有了一籃子物品的依憑，要紓緩人民幣上升的壓力，北京大可解除外匯管制，把人民幣推出國外。人民幣外放國家有錢可賺，而有了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維護，通脹無技可施。央行把人民幣外放，要放到人民幣的上升壓力毫不存在為止。每放一元，國家賺一元。如果人民幣的幣值因為外放太多而偏高，回頭走，國內會有通脹的壓力。如果每年的物價調高百分之二不夠，或守不住，央行大可把人民幣收回來。外匯儲備那麼多，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何難之有哉？何況，把人民幣大量外放，在強勢下外匯進帳如豬籠入水，儲備之高天下奇聞矣。


有錢可以做很多有意義的事，不單為炎黃子孫，懂得怎樣花對地球會有重要的貢獻。

書法漸入佳境乎？

近日書法生意好，可能因為顧客喜歡捐點錢吧。其實生意不是那麼好，只是感受上覺得很好。這感受來自供不應求：足以令自己滿意的，尤其是八尺大紙，寫不出來，於是交不出去。



非常感謝訂購的顧客。幾個月前在這裡解釋書法交不出去的原因，他們讀後紛紛來信鼓勵，說我要寫什麼都可以，要他們等多久也無所謂。盛情如斯，偏愛若此，不枉自己在書法上下過的工夫。



其實，自己的書法交不出去不是因為難以示人，或水平不足。與幾年前相比，今天的書法隨意下筆也不難高於市場的一般作品了。交不出去的困難，是因為自覺有進境，繼續進，多等幾個月，說不定如有神助，寫出可以獨當一面的才交出去吧。可能是永遠達不到的幻想境界，但感受是有機會達到的。回顧平生，永遠都在做夢，幻想著某項玩意達到出神入化之境。是否達到不由外人判斷，要自己看自己的。



先在這裡刊登兩件近作，字數少，比較容易寫的。其一是王荊公的一首七絕，詩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其二是韓愈的兩句格言：「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于思毀於隨。」還沒有達到自己理想的書法境界，但開始看到眉目，看到自己追求了十多年的書法藝術天地：變化多，用筆渾然，佈局舒暢，感情起伏，而這裡那裡有點像米芾說的「振迅天真」了。



有幾個字的寫法顯出這些年對書法的苦思沒有白費，對讀者說說吧。其一是「春風又綠江南岸」的那個「春」字，寫成一團，沒有讀過這首詩的要看釋文了。這樣寫是受到王鐸的影響。神筆鐸久不久喜歡把一個字寫作一團，刻意地讓墨化開來，要有上文下理才可鑒辨。這樣寫偶有奇趣，也有震撼力，但重點是要筆筆交代清楚。好比上述的那個「春」字，是草書，應該是橫的第二與第三筆我寫得差不多豎起來。不是刻意地故弄玄虛，而是感情上當時喜歡這樣發洩一下。重要的是草寫「春」字的每一筆都有交代，寫到足。這是說，手的動作要做到足。



天下藝術殊途同歸。上海的鋼琴神童牛牛，天賦之高百年一見，他的母親要求我寫幾個字勉勵一下，我寫了「交代清楚綿綿不絕」這八個字。書法要這樣寫，鋼琴也應該這樣彈奏吧。



第二個要說一下的是「業精於勤」的「勤」字。我刻意地少寫一筆，是得到孫過庭的提點了。孫前輩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這裡說的「真」，一般是指楷書。大膽地替他闡釋一下，其意應該是：只要懂書法的能看得出是什麼字，可以接受。這樣，我認為「勤」字少寫一筆比較好看，「從略」了。



第三個要說的是「行成于思」的「行」字。以兩豎為「行」是正規草寫，這裡的兩豎寫得好，是很不容易寫到這個樣子的。影響來自楊凝式的《神仙起居法》。我拜服楊瘋子，認為此帖直達魯公說的「屋漏痕」化境，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帖起筆就是兩豎的草書「行」字，古往今來，頌讚瘋子那兩豎的專家不少。只兩豎，要怎樣處理才對呢？分得太開不成，太近不成，直豎容易難看，轉彎容易造作——都頭痛。我認為楊前輩寫的兩豎，右邊的微彎幽美，如怨如訴，但也認為作為第一個字，氣勢不足，沒有痛快感。想著楊瘋子，我試圖比他更「瘋」，以重快筆一短一長地直豎，膠在一起，痛快，然後感情突變，輕筆把跟著的「成」字寫到右邊去。



朋友，你喜歡上述的書法嗎？我當然喜歡，要不然不會鍥而不捨地追求。書法沒有畫面，文字內容不重要，寫錯了字大師如王鐸視若等閒。書法的真諦，是要利用線條的變化，墨色的變化，佈局的變化，快慢的變化，大小的變化，等等，讓作者的感情排山倒海地傳達到觀者的心中去。換言之，一個書法家下筆時的意圖是說：我這時的感受是這樣，你感受到嗎？



七十一歲了，來日無多，何況正在動筆為高斯寫他期待已久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那篇英語長文。欠高斯那麼多，這篇文章要寫得一快平生。那天我從晚上十時寫到凌晨五時，寶刀竟然未老，自覺文氣如虹，思想來去縱橫不減當年也。



回頭說書法，我目前的困難是不夠穩定：偶有神來之筆，但整幅可觀要望天打卦。像我這種務追險絕，務求感情澎湃而出的人，書法要寫得穩定難於登天，有點苛求了。然而，上蒼保佑，我歷來是個幸運的人。走著瞧吧。

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十）

寫這系列文章，起於三個月前發表了《經濟學的缺環》，讀者投訴不明白，要澄清一下。動筆後，我想到答應了高斯用英語寫一篇題為《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的長文，為他明年在芝加哥舉行的「中國改革研討會議」作為主題文稿，恐怕寶刀老矣，要操練一下，於是借題發揮，把自己二十八年來從中國的經改發展得到的關於制度或合約安排的啟發，來一次「沙場秋點兵」。這系列寫到中途，同學周燕到冰島參加新制度經濟學會的年會，給我長途電話，說了些聽到的論點，不苟同，於是藉此系列發點牢騷，順便表演一下。


經過多年的爭取，對自己的玩意成果來一次沙場秋點兵，是人之常情。這樣做不限於經濟學，而為經濟學的進境「點兵」，我做過幾次了。每次都有點感慨。這一次，感慨尤深：我已經七十一歲了。經濟是科學，科學與藝術或文學不同，前者有創意的日子短暫，就是那麼多！


一九五九年開始攻讀經濟，比同學年長五歲。六五開始經濟創作，是四十二年前。老了的人當然還可寫作，還可嘗試創作。但還有新意嗎？經濟科學沒有見過四十二年那麼持久的。史德拉曾經以創新文章開始到創新文章結尾來計算在他之前的經濟學者，為期最長的只二十多年。昨天晚上我衡量整個二十世紀我熟知的經濟學者，能保持創作新意的最長是二十八年。我怎可以有四十二年或更長的創新日子呢？是否過於高舉自己了？讓讀者衡量一下吧。


如下是自己認為算得上是有可觀的創意之作。一九六五開始經濟創作，論文《佃農理論》一九六七交出。跟著是：《合約的選擇》一九六九發表；《合約的結構》一九七○發表；《蜜蜂的神話》是一九七三；《價格管制理論》是一九七四；《產權與發明》是一九七七；《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是一九八二；《公司的合約本質》是一九八三；《交易費用的範疇》是一九九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是二○○二；這系列關於《經濟缺環》的是二○○七。其它在行內受到注意的小品，例如中國婚姻（一九七二）、座位票價（一九七七）、貪污的均衡理論（一九九六）等，不用算進去。


自己打分，我不懷疑二○○二年完工的《經濟解釋》是可觀的創作。從一九六五算起，創新期長三十七年。問題是本文收筆的《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算不算是有可觀創意的作品呢？如果是，則創新期再加五年，達四十二。不知讀者能否放我一馬？


上蒼有知，我在經濟學的創意功能持久，得天獨厚。雖然在行內早就以創意知名，而自己的母親九十一歲謝世前思想還清晰，但創意歷久不衰是另一回事。那是為什麼？無意誇誇其談，但我知道答案，肯定的，這裡提出來，好叫後學的有點依憑，可以倣傚而增加科學創意不衰的時日。


一九八二回港任職時，我帶著的是還沒有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的文稿。該文可以傳世自己肯定。那是我從佃農理論到合約選擇到合約結構到蜜蜂神話到價格管制到石油合約到發明產權——一路順推下來的盡頭之作。自己當時想不到「公司」之後還可以寫什麼足以令巴賽爾拍案叫絕的。換言之，當時的感受，是有關合約的思維差不多了，繼續下去只能重複以前說過的，加上一點變化或略為改進而已。從一九六五到一九八二，創意層出十七年，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余相當多，但可走的新意路向是差不多了。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國的經改發展使我進入了一個新天地，思想於是再從頭起步，走另一段創新歷程。後者我一直走到今天，創新的日子加了二十五年。不學無術之輩見我用中文動筆，認為不是學術，閒言閒語。不認為中文可以搞學術是悲哀之見，也不自量力，這些無聊的假洋鬼子的英語水平，令人尷尬！也有把我的中語文章左抄右襲、改頭換面用英文發表的。這一切，不會改變將來的學者的看法：對經濟學的貢獻，我的中文作品高於英文的。不奇怪：傳統的經濟現象分析，參與者無數，但進入中國新天地而發揮的，只我一個。


是一九七九年秋天的發現。那時到廣州探望兩位姊姊，對我衝擊最大的現象是等級排列權利：什麼行政十級、衛技八級之類，哪級可以分享汽車，哪級家中有空調，過癮精彩。等級排列權利，當時國內國外批評或漫罵的人無數。這些言論是學術之外的事，我聽而不聞。從經濟科學看，問題是為什麼共產制度會有等級排列呢？第一時間的答案沒有錯：人類天生下來就是不平等，共產制度高舉「無產」，於是，產權平等（大家皆無），人權一定要不平等才可以有均衡點。我也很快地看到，如果中國改革經濟，重點是要把以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


然而，從科學看，核心的問題仍在：中國為什麼要以等級界定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呢？這問題我想了兩年，得到的答案使我站起來，仰天大笑：沒有私產，在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下，等級排列權利可以減少租值消散！這樣，在制度或合約安排的思維上，我走進了另一個層面，空闊無邊，雖雲一士諤諤，但可以自由自在地來去縱橫二十五年。


創意期長，還有另一方面類同的解釋。那是我的興趣特別多：散文、書法、攝影、詩詞、文化、音樂、畫作、歷史、文物、石頭……多得發神經。經濟學占主位，是正職，但思想時的集中力易發難收，我要找其它事項或興趣來鬆弛一下。自己的太太與子女見怪不怪：有時我無端端地坐在石頭堆中玩幾個小時。搞思想工作，經濟學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顯然有效：只攻一項，沒有其它，產出會逐步下降。如果有其它的玩意混在一起，亂來一下，腦子清洗一番可有奇效。


我是純為興趣而學問的。一九六九離開芝大後，很少拜讀他家之作。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要享受獨自思考的樂趣。曾經在圖書館苦讀了六年，六九之後沒有再走進去：需要資料讓研究助手找尋。想當年，史密斯與馬歇爾的傳統我懂得通透——在芝大與西雅圖華大教的，是研究院的傳統理論。我就是不喜歡管行內朋友想的是什麼。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思想更與世無爭。不是說我完全不知他家之見：寄來的文稿無數，偶爾翻閱一下；求教者眾，而同事之間閒談，多多少少聽到一點。通常是過了一兩年，我喜歡問港大的張滔與阮志華，以及身在西雅圖的巴賽爾，問他們新潮經濟學又發了些什麼神經。這三位朋友日讀夜讀，讀個不停，行內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會告訴我。


在上述的過程中，我意識到自己的思維與行家的逐漸分離，以致退休後動筆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時，我知道自己是離群之馬。是不容易解釋的事。四年前上海陳克艱細讀我的《經濟解釋》後，說我的經濟學很傳統，但不是主流。同意陳兄這觀點的人不少。我想：主流究竟是搞什麼鬼的？


我懂的經濟學無疑是傳統的，多年來只是這裡那裡修改一下，所謂新意只是一點一滴地加進去，但積少成多，你可能要多讀幾遍才知道還是馬歇爾。怎會變為非主流了？有幾個原因。其一，今天被認為是主流的，一般沒有學好傳統的經濟學，尤其是後起之秀，對成本的概念通常沒有充分的掌握，而那不可或缺的需求定律，他們看來沒有深入地思考過。其二，我對發表的統計數字一般有恐懼感，也認為統計學的回歸分析不可靠。我喜歡到真實世界跑，重視實地調查，而數據來自何方，如何搜集，要查根問底。我深信，如果二戰期間沒有在廣西農村住了一年，我不可能把中國昔日的農業數據分析得像《佃農理論》那樣到家。其三，我永遠不用看不到、摸不著、自己不知為何物的術語。術語遊戲今天大行其道，我總是覺得有點自欺欺人，出售的是皇帝的新衣。最後一點當然是我對這裡所說的經濟缺環的重視了。三十年前有幾位助手協助，調查過的合約文件數以千計。其後得到中國的啟發，合約的理念變得廣泛，對制度運作的認識自成一家。


上述的四點分離，加起來非常大，而六九年起走自己的路，想自己的法門，針對自己的觀察，到今天與那所謂「主流」的經濟學相比，天南地北，無從會合了。真理在手，我是個釘子戶。從科學方法的角度看，解釋與推斷是同一回事。以此衡量，我勝出幾條街應無疑問。如果經濟學永遠像今天的所謂主流，對解釋世事沒有興趣，我走過的路會被埋沒。但如果高斯希望的，有朝一日，對世事有關的經濟學在中國搞起來，那麼這系列文章得以傳世是理所必然吧。


（之十，完）

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九）

說交易費用龐大不誇張，而像香港今天那樣以金融及商業為主的經濟，賺取交易費用是國民收入的大部分可以肯定。因為有交易費用而賺取收入，商業經濟最高，工業次之，農業再次之。這些是普通常識，不用調查了。


我曾經指出多個行業的存在起於有交易費用，希望喚醒行內朋友或同學的注意，然而，從經濟科學的角度衡量，交易費用的重要性可不是因為這些費用佔了國民收入的一個可觀或甚至龐大的百分比——絕對不是。我因此認為諾斯等人——包括不少搞新制度經濟學的——花上心血去估計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沒有什麼意思：怎樣看也是二等的學問了。重要的是交易費用對經濟現象的含意，而這些含意的重要性與費用的或大或小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讓我先舉運輸為例吧。運輸費用可以很高，而運費高含意著有關的物價高，也含意著經營者會選擇節省運費的途徑。然而，這些含意既不重要，也容易處理，香港的中學生可能認為是太淺的試題了。運費的存在既然沒有重要或新奇的含意，假設為零對解釋一般現象是沒有嚴重的影響的。


問題是交易費用不是運輸費用。前者不可能在一人世界出現，其起因是多人世界的競爭需要有約束才可以共存，而這些約束就是經濟制度或合約安排了。漠視了這些，經濟學就有了一個嚴重的缺環，對解釋世事或現象，失之何止千里！交易或制度費用究竟是高是低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費用對制度的安排有決定性，而我們要通過這些安排來看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才能知道真實世界發生著些什麼事。那些認為交易費用與運輸費用類同，或創造無從觀察的術語作解釋，或一紙合約也沒有研究過的合約理論家，或搞生產函數或博弈理論的數學高人——是把世界看歪了。不少人說我是今天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創始人，應該不是吧。我主張與推出的「制度」學問是另一回事。我主張的是大事填補這裡指出的缺環，讓經濟學集中於解釋世事，而任何政策建議必須從解釋的角度入手，像下棋那樣，絕對是客觀的。


用不著謙虛吧。二十六年來，白紙黑字，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推斷比我知的任何人準確，准很多。謙虛一點吧。二十八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教了我不少。想當年，我從自己填補了一部分的經濟缺環看中國，推斷了北京會走的路，跟著是這裡那裡提點一下，或這裡那裡得到新的啟發，修改與增加自己對這缺環的填補。中語文章寫過無數，到今天，搞不清是北京的朋友影響了我，還是我影響了他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對經濟缺環的填補，大致上我走足了全程，而沒有中國改革經驗的啟發是不可能走得那麼遠的。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廣州探望離別了二十二年多的兩個姊姊。看看情況，聽聽申述，只幾天我知道中國如果要改革，北京要把以等級界定權利的安排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安排那邊去。談何容易，難道中國要再來一次流血的革命嗎？一九八一年我反覆衡量當時的局限轉變，知道只要這轉變穩定，中國一定會那樣改，於是寫下推斷。八四年初貪污開始盛行，代替了「走後門」，我高興，因為這發展是含意著等級特權開始瓦解。但當八五年北京要推出產品分類管制，是印度式的以管製法例界定貪污權利的安排，我立刻破口大罵，不知罵了多少次。北京的朋友同意我指出的「印度之路」，也罵起來。


大約一九八二年，我開始理解興起了不久的承包責任制，認為是一種可行的以合約安排來界定資產權利的路。古時的中國與中世紀的歐洲的土地制度有類似的發展。但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國，行雷閃電，變幻無常，也快得不容易跟進。八四年深圳提供三個助手協助調查，任何承包合約有求必供，但轉變得那麼快，且行業各各不同，不可能停下來分析。快刀斬亂麻，我立刻建議把土地的使用權與所有權清楚地分離，再跟著（大約八六年）建議深圳以長年期把土地的使用權拍賣出售。他們第一次拍賣土地是八七年十二月一日，今天回顧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層層承包的發展一波三折，且不同地區有別，皆精彩。當時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個層層承包的發展，一九九四年採用「增值稅」後，發展為我一九六七年以論文分析的佃農分成的合約安排。以縣為經濟決策重點，這安排促成的地區之間的產出激烈競爭，史無前例，我要到三年多前才搞清楚是發生著什麼事，才知道撇開沙石，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這制度是人類歷史最傑出的。寫過多次，還要為高斯明年的中國研討會議再寫，雖然近今的發展使我擔心。是的，外人看來中國目前的發展如日方中，但我有不少擔心的理由——是後話，這裡不談吧。看中國，老外永遠是蒙查查的。


中國的經驗給我的啟發實在多。研究產權的經濟學者一般同意私產重要，而高斯之後大家知道資產的權利界定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但以地區的激烈競爭為例，行內的朋友沒有誰知道，同樣是私產，不同的合約安排會有那麼大的地區之間的競爭差別。


驟眼看，中國發展下來的土地制度與香港及英國傳統的類同：所有權歸政府，使用權私有，有年期。再看一眼，所有權不重要，而因為利息率是正數，年期夠長與無期限的效果相若，於是跟西方的私產土地一致：法律界定為私產，然後通過轉讓權來促成土地使用的市場合約安排。這是高斯定律的看法。然而，幾年前我再深入細看，竟然發覺中國有的是另一種制度：土地不是先界定為私產然後容許市場合約的運作，而是土地的權利界定被織進市場的分成合約中：市場合約的本身也是產權界定的合約。妙絕天下！難怪高斯老是認為中國的急速發展推翻了他的思維，而今天北京當局對地區的政策處理，顯示著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做對了些什麼。


我不想在這裡重複寫過多次的朱鎔基貨幣制度，或批評這上佳制度今天沒有被珍惜。要再說的，是九十年代後期中國有通縮，而考慮到產品質量的急升，這通縮很嚴重。樓宇的價格一般下降了三分之二強。然而，在這嚴重的通縮下，失業率只百分之四，就是不相信這個低數字也要相信當時的經濟維持著急速增長。這些現象推翻了西方貨幣理論的一個主要含意，而佛利民對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闡釋，不容於中國九十年代後期的經驗。中國的經驗，是貨幣理論對失業及經濟不景的解釋，要限於有福利政策，有最低工資，有工會左右合約安排等等的情況下才有可為。中國當時的情況，是福利與最低工資都不怎樣，而僱用合約一般是件工或基本工資加分紅，二者對工資的向下調整有著自由的彈性。


我關心的經濟學的缺環，中國的經驗提供的補充實在多，上述只例舉比較重要的三項。讓我再說一次。第一項是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一種合約安排轉到另一種合約安排去，通過承包制的廣泛伸延，有局限轉變的協助。這樣看，這改革是有著上佳的理論支持的。第二項是關於地區之間的競爭制度，史無前例。這制度的發展給我們上了極為重要的一課：私產的局限與市場的運作無疑是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但中國的經驗說，有了私產，合約怎樣安排可以有另一個層面的重要決定性。中國的驚人經濟增長，不僅是私產與市場那麼簡單，而是能成功地把土地的權利界定織進市場的合約中。第三是中國的經驗說，嚴重的通縮可以有高速的增長率，關鍵是僱用合約的安排對工資下調要有高度的彈性。這是推翻了西方的貨幣與宏觀理論了。


（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