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穿珠仔看新勞動法

我一九八三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是一九八二完稿的。寄了一份給戴維德，他讀後對一位朋友說：「大家吵了那麼多年關於公司究竟是什麼，終於給史提芬畫上句號。」史提芬者，區區在下也。那是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的事了。幾年前遇到一位博士生，他說選修巴賽爾在研究院教的制度經濟學，整個學期只討論一篇文章：《公司的合約本質》。



為了理解「公司」何物，一九六九我開始跑工廠，十三年後才動筆，可見傳世之作不容易。然而，整篇文章的破案關鍵，卻來自一九五一我就深知的、當時香港人稱為「穿珠仔」的行業。穿者，串也。低賤之極，不見經傳，平凡得很，但啟發了我。這實例在《公司》文內有提及。



二戰後幾年，香港西灣河的山頭住著些破落戶，是貧苦人家，我家一九三八建於該山頭，相比起來是「豪宅」了。貧苦人家不少以穿珠仔為生計，一個人從早穿到晚只賺得四口便飯一餐，魚肉是談不上的了。很小的不同顏色的玻璃珠子，用線穿起來成為頭帶或腰帶，有點像印第安人的飾物，當時西方有市場。由代理人提供珠子、線與顏色圖案的設計，操作者坐在自己家裡按圖穿呀穿的。以每件成品算工資，是件工。



代理人是老闆了。不知是第幾層的代理，他的報酬是抽取一個佣金。佣金多少或是秘密，或是胡說，但不同的代理人不少，有競爭，看他們的衣著，整天在山頭到處跑——交、收、驗貨——其收入也是僅足餬口吧。



上述的平凡例子有幾個絕不平凡的含意。一、從簡單的件工角度看，勞動市場就是產品市場，二者分不開，傳統的經濟分析是錯了的。二、如果政府管制件工的工資，就是管制產品的物價，價管是也。三、沒有任何壓力團體會對穿珠仔這個行業有興趣——今天設計新勞動法的也沒有興趣——因為作為代理的老闆，作出的只是時間投資，賺取的只是一點知識的錢，身無長物，沒有什麼租值可以讓外人動手動腳的。四、這些可憐的代理老闆，就是經濟學吵得熱鬧的principal-agent這個話題的主角人物。這題材可不是起自那一九八三的《公司》文章，而是起自我一九六九發表的《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選擇》。無心插柳，但八十年代Zvi Griliches對我這樣說，後來Sherwin Rosen對阮志華也這樣說。至於《選擇》一文也觸發了博弈理論在經濟學死灰復燃，對我來說，是悲劇。



轉談襯衫的製造吧。整件襯衫，從裁剪到不同部分的車造甚至到上鈕，都可以每部分用件工算，也往往用。應選用哪種合約過後再說，這裡有些問題比穿珠仔來得複雜，從而導致操作的要從住家轉到工廠去。在家中操作是有好處的：節省廠房租金與交通時間、可以兼顧孩子與作家務，多多少少有點天倫之樂。但把工人集中在工廠操作，管治與合作配搭的費用較低。原料的處理，在家中可能有困難。當年我調查過一間織籐工廠，籐織品以件工算，但籐枝太長，在家中不能存放。最重要的促成工廠的原因，是機械的設置了。資金的需要是個問題（當年的西灣河不少人家自置衣車，在家中件工操作）；工廠可以分兩更或三更操作，減少了機械的空置時間；最重要可能是機械太大，家中放不下。二百年前英國的工業革命，主要起於紡織技術有了兩項重要的發明，紡織機變得龐大，工廠於是紛紛興起了。



工廠的興起，也有幾個不平凡的含意。一、工人往往要離鄉別井，一百年前中國的舊禮教家庭因而開始瓦解，而今天到處跑的民工以千萬計，新春大雪火車站踏死人。二、自甘為奴（見前文）的勞工集中在一起，不僅增加了奴役的形象，加上知識不足，容易被煽動，上街或罷工的行為是遠為容易產生了。三、與新勞動法最有關連的，是置了廠房及機械設備的資方或老闆，投資下了注，不容易隨時無損退出。這其中含意著的租值是一種特別的成本，是不淺的學問，讀者要參閱拙作《供應的行為》的第三章第四節——《上頭成本與租值攤分》——來理解。這租值的存在可使外人認為勞動法例有可乘之機，可把租值再分配。然而，有膽投資設廠的不蠢，總會想出些應對方法。這些方法一般提升交易費用，導致租值消散，勞方能得甜頭的機會甚微，整體及長遠一點看，勞苦大眾是會受損的。這是因為租值消散他們要分擔。



可能最有趣的含意，是新勞動法的推出，如果嚴厲執行，會導致機械或科技投資的兩極分化。一方面，設置了機械的不會再投資，讓機械老化，而還未入局的當然會卻步了。另一方面，一些廠家會賭一手，多置機械或提升科技，精簡員工人數，希望能選中傑出的，被迫提升薪酬可以賺回來。這兩方面，皆會削弱勞苦大眾自力更生的機會。比較難逃一劫的是有值錢的發明專利或名牌商標的機構。租值明顯存在，他們主要的自衛方法是精簡員工，減少產出，提升價格。



回頭說件工，不是所有產品或產品的每部分都宜於用件工處理的。按產出的件數算工資，工人的意向是鬥快。質量當然要檢查，但所謂慢工出細活，檔次要求極高的產品，檢查的費用（包括與員工爭議的費用）可能過高了。此外，過於瑣碎的工作（例如文員），或有創作性的（例如設計），或不容易界定件數的（例如維修），或需要幾個人一起做的（例如電鍍），等等，件工皆不容易引進。這裡又有幾個不平凡的含意。一、選擇件工是為了減低監管費用，不選件工是為了減低件數界定與檢查費用。都是交易費用，勞動合約的選擇主要是為了減低這些費用。二、如果資方投資機械設備，這設備的成本愈高，產出效率較高的員工，愈要有較高的每件工資才能找到均衡點（見拙作《制度的選擇》第四章第六節）。這解釋了為什麼件工制度往往加上獎金制。三、如果件工合約的交易費用過高，時間工資（日工或月工）或其它勞動合約會被採用。但員工的時間本身對老闆不值錢，所以監管「奴役」的情況會出現。任何行業，如果有件工與時工的並存，懂得做廠的人會互相印證，務求二者的工資大致吻合。政府干預一種合約，會誤導另一種需要的訊息。四、上文提及，管制件工的工資等於管制產品的市價。這裡的含意，是管制時間工資其實是間接的產品價格管制。五、如果政府規定的最低時間工資夠高，工人會反對件工合約，因為產出鬥快其收入也達不到最低時間工資的水平。這樣，政府會被迫而廢除件工合約。比史德拉、佛利民等大師想深了一層：他們認為最低工資的不良效果是損害了生產力低的就業機會，我補加最低工資會左右了重要的合約選擇，從而增加了勞動市場的交易費用。上述的五個含意，新勞動合同法的影響都是負面的！



屈指一算，我從經濟的角度研究合約有四十三年的日子了。主要是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合約問題。說過好幾次，分工專業產出，獲利極大。自由的合約選擇是減低交易費用的重點。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上，交易費用一般高得很。一九八一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時，我指出，只要這些費用在國民收入的比重略減，經濟增長會急升。



想當年，北京的朋友接受了我提出的關於交易費用的重要性，也同意要盡可能減低這些費用。夠淺白，而當時盛行的走後門，交易費用奇高，所以提出的說服力強。跟著的經改有大成是人類奇跡。為什麼最近推出的新勞動法，突然間背道而馳，把交易費用大手地推上去呢？是的，從這角度看，新勞動法是明顯地走回頭路，清楚得很。是中國經濟改革三十週年啊，難道這經改要止於二十九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