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決策的機制失誤

跟進了中國的經濟改革二十九年，我對北京推出的政策一般是欣賞的。久而久之，雖然對他們的決策機制沒有深入認識，我對這機制有信心。沒有誰可與成功爭論，既然舉世皆說中國奇跡，我們要接受這機制一定有過人之處，要問的是北京究竟做對了些什麼。幾年前我解通了中國的制度密碼——那個從承包合約發展出來的地區競爭制度——驚為天意，對中國能持續增長的「頑固性」增加了信心。這個神奇的地區競爭制度是我為高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的主題，英文下筆，很長，是自己一快平生之作，幾個月後會親自翻為中文，到時分期發表吧。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這些年北京的經濟政策沒有出錯。但錯有大小之分，也有執行與不執行之別。宏觀調控往往令人摸不著頭腦，貨幣政策不容易拿得準，而房地產政策有時令人啼笑皆非。可幸這些多多少少有過渡性。幾天前鄧小平先生謝世十一週年，我想到這個改革大師說過的一句話：「試一試，看一看。」是頂級的改革法門，但如此一來，大家對政策的闡釋或大或小有個問號。當然，有些事項是有困難的，尤其是在教育與醫療這兩方面，但主要是反映著舊制度改革得不好，變得公非公，私非私，還需要大手處理。



新勞動法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在經改過程中的政策大錯。兩年前開始策劃，注意的人不多；去年六月二十九日通過，我聽到，也聽到有外資投訴，但沒有重視。不知內容，也不知名目之中有「合同」兩個字，誤以為那又是「試一試，看一看」的投石問路。但當九月收到該法的全文時，我一看就差不多昏倒！當時正在寫一系列關於人民幣與通脹的文章，分思不下，到十一月才發表《新勞動法的困擾》。摸不準市場的反應，打算只寫一篇。殊不知該文出現後，轉載的網站無數，其中一個只一天的點擊達二十三萬。跟著關於市場反應的報道愈來愈多，廣州某報把我打上封面，而我也跟進調查，得到新資料再寫下去，最後把自己研究多年的合約分析有關的那部分，在這裡細說一番。



在這過程中，從開始我就想著如下的一個學術難題：為什麼新勞動法會在中國獲得通過呢？絕對是大難題，我一直想到今天也不能肯定自己的答案。首先，我認為在經濟的決策上，通過新勞動法的機制應該還是改革的傳統，但像該新法那樣，對市場有那麼巨大殺傷力的，經改以來沒有出現過。比外地的類同法例來得嚴重，但北京面對的局限很不一樣，按邏輯推理通過該法的機會甚微。沒有重要的壓力團體需要招呼，沒有政黨或行業組織需要應付，而該新法也不能為官員們帶來可觀的貪污利益。可以想像某些人會因為權力的上升得到少許甜頭，但地區的勞務部的反應是另一回事。在外邊的世界，性質類同的法例，沒有利益團體的壓力是不可思議的。



前思後想，我認為新勞動法的推出與任何利益團體扯不上關係，而是在訊息上有困難，北京是給誤導了。不一定對，但我想到有兩方面的訊息誤導，提出來給讀者考慮吧。



第一方面，是北京不知道自二○○○起，低下階層（包括農民）的收入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急升——如果知道執到那麼大的歷史奇寶，他們斷不會推出新勞動法。不容易知道：地區的實際人口與戶籍人口不斷地變動；月入一千六百以下不用報稅，頻頻轉工的一般不報；在設計新勞動法的當時，北京的統計數字不能否決貧富正在兩極化的聲浪，國內國外的指責差不多無日無之。只不過三年前，世界銀行的報告說中國入世後農民的生活愈來愈苦。就是今天，某些外國的名牌評論大讚中國的新勞動法。假訊息滿天飛，不難中計。



來得很悄然，彷彿《聖經》說的「在黑夜中出現的竊賊」。我是二○○三突然驚覺那美麗的「竊賊」的來臨：中國農民的生活正在飆升！該年的春天起，一連十八個月，為了搞攝影，太太和我在國內的荒山野嶺跑，而農民的生活情況是重要的獵物。這種現象的處理我是專家了。有兩點。其一是對微小的現象觀察，我歷來敏感（可能是遺傳的，因為兒子也這樣）。選上經濟學後當然專注於有關經濟的觀察了。其二，我掌握的經濟學是很淺的那一套，容許我把多種不同的小觀察很快地組合起來而砌成一幅圖畫。我對中國的農作早有認識，而中國的農民一般是有問必答的。從來不問他們的收入多少，只問這些那些瑣事是從哪時開始的。



二○○三沒有誰同意我對農民生活正在奇跡地急升的看法；二○○四嚴重民工荒開始出現；二○○六知情的朋友開始同意底層人家的生活改進得快；去年是二○○七，好些朋友認為我估計的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升幅是低估了。左查詢右查詢，得到的結論，是神州大地的勞苦大眾的收入激增，大約始於二○○○。該年通縮開始終結，也是該年農民開始把耕田的牛宰而烹之，轉用機械。三年前北京取消農業稅做得對。不取消此稅，在農民大量外流的情況下，棄置了的農地不會立刻再被耕耘。僱用農工的急速發展救一救，而此雇也，促使農工的全年收入與工廠的低技工人打平，高於無技的，但農工一般不是全年工作的。



第二項訊息不足，是北京對市場的認識不夠。這方面，多半源於西方經濟學的誤導。認識市場是不需要進大學的。今天大學教的是象牙塔內的市場，是一些假設的模型，是空中樓閣，當年我一邊讀一邊罵。是的，就是今天的美國名校，不少大教授還相信地球上真的有不完善的市場。蠢到死！市場是權利交換的地方，其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沒有交易費用不可能有市場！前文提及，深入一點看，市場是沒有什麼勞動（或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之分，但有重要的不同合約的安排之別，而這安排的選擇也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這樣看，那所謂自由市場，是指合約的選擇自由，不指其它。政府干預這自由，交易費用或多或少一定會提升。



中國奇跡、中國奇跡，舉世皆雲，但奇在哪裡呢？我賭你猜不中。只兩點重要的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不可謂不奇。一、十三億人口，一半以上是窮人，這些窮人二○○○年起出現了近於爆炸性的生活改進。二、九十年代後期，中國有百分之三的通縮，如果算進當時產品與服務質量的急速改進，通縮率應達雙位數字。但那時增長保八，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左右。這些把西方的宏觀經濟理論搞得尷尬萬分的現象的主要解釋，是當時市場的合約選擇的自由度夠高。如果當時有今天的新勞動法，只略為執行效果不堪設想矣！



試一試，看一看。我就是不明白，既然擁有天下獨步的地區競爭制度，為什麼北京不先在幾個縣把新勞動法推出，讓這些縣與其它縣競爭，看看誰勝誰負呢？勝負的衡量當然是看哪一方能把窮人的生活改進得快。粗略地衡量，單是比較雙方的增值稅收升幅就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