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行

哈爾濱工業大學——是的，那大名鼎鼎的哈工大——九十週年校慶，邀請我到那裡講話，卻之不恭。我到過東北幾次，可沒有到過那麼「北」的哈爾濱，太太和我都想到那個以冰雕馳名的城市走走。另一方面，自己老了，希望多見一些年輕的同學。於是建議，如果在同一行程中能多到一兩間大學講話，我樂意。朋友奔走相告，結果是七天講了七場。哈爾濱講了哈工大、商業大學與工程大學；瀋陽是一家商業機構；大連是那裡的理工大學、海事大學與東北財經大學。



儘管我對內地的大學教育還不滿意，我得承認他們改進得很快。到內地的大學講話十多年了，東南西北都講過，每次舊地重遊，學子與老師的水平提升令我驚喜。我還在批評，可能因為自己來日無多，迫不及待也。前些時，是四月吧，到北京講了三間。這次東北之行後，我對一位朋友說，可幸自己早生五十多年，際遇好，搶先跑出，站穩了腳，如果當年是今天，要跟今天內地的學子一較高下，我跑出的機會是零！是時也命也運也，非本事也——能不偷笑乎？



中國的東北歷盡滄桑。我不熟悉那裡的歷史，簡略知道，一八九八年俄羅斯以建造鐵路為藉口佔有哈爾濱，一九三二被日本仔趕走。日本仔是一九四五在中國「散水」的。今天，哈爾濱的朋友對俄國人顯然有好感，但對日本仔卻說不出半句好話。日軍侵華慘無人道，我自己也曾身受其害。要不是今天的日本仔是朋友，我會建議再打過！



今天的哈爾濱，俄羅斯的舊建築很多保留得好，而新建築不少受到俄文化的影響。很多招牌用上俄文。最難得是保存及維修得非常好的索非亞教堂，一九○七年建造，顯然是用足心機、下足重本之作。同行的鄭醫生心水清，說俄國佬當年打算永遠不離開中國。哈爾濱的第一晚，招待的朋友宴請俄國菜，不怎麼樣，但其中的羅宋湯（他們稱紅湯）是我品嚐過最好的。該餐館是俄式舊建築，風格古雅可愛，為了保溫牆身厚約四呎！



哈爾濱有不少店子出售今天俄國的產品。我特別注意一些造得很不錯的懷錶，是電子石英錶，售價二十元。這個零售價中國造不出來。我買了三隻。可惜不容許討價還價，因為我很想知道最低售價可以是多低的。想來那些表的成本價不到人民幣十元。這顯示俄國今天的實質工資比中國的低。另一方面，哈爾濱有不少俄國遊客，據說消費力不弱。跟表價奇低這現象加起來，我得到兩個可能的結論。其一是俄國的石油及其他天然資源豐富，政府多派福利；其二是俄國的貧富差距比中國的大得多。



哈爾濱正在大興土木，建地鐵，到處沙塵滾滾，但建造好了的中心地帶華麗，有氣派。大學的校園有看頭。一個叫太陽島的地方，保存得好的舊建築檔次高，是有錢休閒的好去處吧。太陽島據說是冰雕展出的地球冠軍之所，嚴冬時參觀者眾。朋友，是攝氏零下三十多度，你要不要去看？



二○○一年到過瀋陽，這次再去，面目全非，市容改進之大是奇蹟。只不過九年前，算得上是大都市的瀋陽是一個破落的地方。那次逢天雨，爛泥處處，不堪入目，也不堪回首。今天呢？瀋陽是美輪美奐的大都會了，絕對是！



在神州大地，好些城市的建築發展，不親眼看見不會相信。你要相隔五至十年去一次才能體會到我遇到的震撼。不要太久，五至十年算是短時日，才能把你嚇一跳。我很懷疑北京公佈的國民收入增長率的可靠性。新建築的數量增加與樓價的升幅是代表著財富累積的上升，其速度看來是遠超國民收入的增長率。費雪（I. Fisher）的收入與財富的關係的簡單方程式不可能錯，但我們要怎樣解釋中國的發展明顯地違反了費雪的方程式呢？是難題，我有答案，但不說，要考考同學們吧。是難題，天下能答得對的恐怕不及一掌之數。



從瀋陽到大連是坐汽車的，走的是他們說的「天下第一路」。是非常好的來去共八線的高速公路，但要在中國拿個第一恐怕不容易，姑勿論天下了。世界級的高速公路今天的神州隨處可見，我的品評於是不著重路的本身，而是路旁與路中央的種植園藝。中國農民的移植功夫無敵天下，且工資相宜，車行的兩旁景觀才應該是公路大比並的重點吧。



大連到過好幾次。海島不算，大連是整個中國唯一有西海岸的城市，因而天氣奇佳。我的理論是地球向東轉，風於是向東吹，有西海岸吹來的風是海風，帶來海洋的溫度調節與空氣清新。美國西岸的天氣遠比東岸為佳也。



曾經讚過洛陽清潔，但論到城市清潔大比並，大連勝洛陽。兩個衡量勝出。其一是大連是較大的城市，其二是大連的清潔廣及郊區。大連的朋友喜歡舉日本仔曾經佔領為理由；我是打死也不給日本仔半點功勞的。大連比日本的清潔城市還要清潔。一百萬以上人口算，大連是我見過的最清潔的城市——歐美的比不上——何況大連的市區近三百萬人。大連的發展也快，奇怪是那裡的工地一律清潔。



贊開中國的建築發展，我要多贊一項。賭你猜不中是什麼。如果要在中國拿出一項建造作品參加國際大賽，你會選什麼呢？賭你選不中。我選高級賓館的客房裝修。見過幾家超級的，這次在大連入住所見，論高雅新潮、手工精妙，可參賽。只有一個小問題：不懂英文不容易用客房的洗手間！



也是這次訪大連，我第一次見到有人在高山上釣海魚。說是高山過於誇張。是一個約二百呎高的懸崖，欄杆離崖約二十呎，釣者用魚竿、重鉛墜、長絲，大力把釣餌拋出去，下水處看不到。好幾位釣客，合共所獲只是兩三尾不到二兩重的小魚，其釣癮可謂大矣。



說到釣海魚的勝地，六十年前的香港無敵天下。雖然當年逾十斤的魚絕無僅有，但品種多，有色彩，美味。不易釣，釣者要跟魚鬥法的。「海鮮」這一詞是香港當年的釣客發明的，釣與吃的樂趣可想而知也。今天的香港沒有魚釣了。眾人皆說海水污染太甚，魚活不了。我說是區區在下與一群釣友釣清光（一笑）。



回頭說哈工大校慶，請我在一本冊子上題辭，我寫「九十為春」——沒有闖禍吧。這類題辭最忌俗氣。



這裡附刊書法作品一幀，是送給哈工大校慶的，八呎整張的大宣紙，寫毛潤之的《清平樂》，意頭想來恰當。我這個大教授五十五歲才開始習書法，當時黃永玉說要習十年才畢業。我習了十九年，比從本科一年級到大教授多了一倍時間。發神經！

歐元的命運：重刊《高處不勝寒》

希臘出事，歐元遇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究竟哪是城門，哪是池魚，是深不可測的學問。我敢跟上蒼打賭，如果佛利民（內地稱弗裡德曼）健在，他對這問題的答案肯定會跟還健在的蒙代爾不同。我當然有自己的答案，但不說，打死也不說（一笑）。佛老與蒙兄是我的好友，都是天才。我也天才（再一笑），於是不說。



近來為了大修《經濟解釋》，沒有時間跟進希臘及其他南歐國家的不幸。偶爾讀到或聽到一些，認為分析不夠深入。幾天前一位加拿大讀者提醒，我在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發表的專欄，題為《歐元高處不勝寒》的，準確地推斷了今天歐元遇到的困境。今天重讀該文，認為最後三段是老人家的斤兩所在也。



是的，次貸與金融危機出現以還，西方的先進之邦的應對失靈，主要因為他們的經濟結構僵化了，沒有可以迅速調校的彈性。這樣的僵化結構今天的中國還沒有，是炎黃子孫之幸。先進之邦的形勢，給我的印象，是既得利益的團體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順便一提，不久前蕭滿章傳來的一篇文章，說西班牙今天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可能印錯，我沒有讀錯，因為回頭再看清楚。二○○三年六月，西班牙的失業率是百分之十一點四（見重刊之文）。我的印象是歐元成立後，好些成員國家的失業率上升了——其中有些是下降了的——手頭上我沒有資料。是不淺的現象，理由不是歐元強勁那麼簡單。



二○○三年六月，希臘還不是成員，歐元非常強勁，使我想到蘇東坡的《水調歌頭》。謹錄舊文如下，一字不改。

創作傳世的玩意

上期寫成都，論創作，跟著想到作品的傳世機會對創作的意圖有影響。很難說是為了什麼，但自己喜歡搞創作，實不相瞞，有傳世的意圖。曾經說過，藝術作品的傳世機會比較容易，因為只要賣得起錢，收藏的人會珍惜。文學與音樂的傳世機會看來不錯，但要持久傳世的可真不易。自古以來，中國的詩人、文人無數，但一般有識之士今天還記得名字的恐怕不到一百個。作品要傳世不能沒有獨到之處，也要有可愛的一面，但歲月無情，時日的蹂躪不容易經得起。



我喜歡嘗試思想創作。要傳世這門玩意很困難。思想是抽象之物，不容易清楚地界定是作者自己的。以為是自己想到，但他人也想到相近的；擺明是自己先想到，但他人借用發揮得比自己高明。經濟學就出現過不少這類的爭議。弗裡德曼一九五七發表的《消費函數理論》，其中提到的「固定收入假說」成了名。究竟是誰先想出來的呢？在芝大時一位女教授說是她教弗老的；我早就認為是費雪的發明。弗老本人怎樣看呢？他根本不關心是誰始創「固定收入」這個理念——他感到驕傲的是以數據證實了他提出的有關假說是對的。是非常困難的驗證，弗老鬼斧神工，要領多少功就讓他領吧。以花比美人不困難，但要比得沒有俗氣才算是創見。



一個新觀點，無論怎樣精彩，只是提了出來，要傳世很渺茫！足以傳世的科斯定律，科斯一九五九在一篇長文先提出，傳世的機會是零；但他再花一年寫另一長文，反覆申述，見效。不久前張滔給我幾篇關於馬歇爾創作他的《經濟學原理》的歷程的文章，包括馬氏太太當年的書信檔案，表達著的拚搏歷程讀來心酸。我於是想，那樣苦，不傳世算了。想是這樣想，但自己正在大修那三卷本《經濟解釋》，不是同樣苦嗎？可能人類是要這樣才有進步。



思想要傳世真的很困難，但爭取的人無數。四十年前美國某些好事之徒發明了學術文章被行家引用的次數統計這門玩意，立刻受到重視。今天，不少大學以這指數作為教授升職的衡量，其實作不得準，可以誤導。自然科學——尤其是生物學——因為實驗所得需要互相引用，文章被引用的次數來得遠為容易，但社會科學——例如經濟學——被行家引用則要望天打卦。一個大學的正教授，窮畢生之力，發表的文章加起來，被引用往往不到五十次。文章發表後總如石沉大海，創作創來作什麼？有些文章發表後紅極一時，多被提及引用，但過了兩三年跌得不知所終，作者欲哭無淚矣。有些我非常欣賞的文章，奇怪地沒有多少人注意。



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圖華大，巴澤爾和我有跟進自己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數。每年跟一次，不是那麼過癮，因為以每年所得算，上升開心，下降掃興。其後不管了，但每隔幾年一位同事總是替我點點兵。幾天前該同事給我電話，說最新的統計我的英語文章的總引用次數是一千三百二十六。行內的君子們一般認為一千是個大難關，而我過了三百多也不知道。



國際經濟大師的總引用指數，有些非常多，也有些比不上區區在下。自我安慰，作為中國人，英語文章被老外引用的次數要打個不愉快的折頭，是慣例。另一方面，以英文下筆我只用了十五年，在正規學報發表的學術文章，算來算去只有十一篇！還有，我是從來不管學報的名氣有多大的。這樣的行為與收穫惹來非議無數。然而，從正面看，以引用次數論傳世（當然不可靠），我的平均命中率大有可觀也。



自我安慰當然容易。奇蹟的出現，是多年過去，我的英語文章總是死不掉。有些發表後石沉大海多年，起死回生，被引用；有些紅了一陣，死了，又再被提及；有些轆落轆上好幾次。到今天，我有理由相信，掌握著真理的文章，有創見的，不容易真的死去。這使我想到作學生時讀到某君說的一句話：An idea, once expressed, never seems to wholly die。這就是思想傳世了。當年讀到這句話，恨不得自己能「傳世」一下。



想是想，談何容易哉？有了一個自己認為是有趣的足以傳世的觀點，下筆一揮而就，彷彿徐渭說的「閒拋閒擲野藤中」，十之八九會被他人拿來發展，傳世的會是他人的名字。你要下足心機，日以繼夜地苦思，動筆時要一層一層地發揮，文章才有機會傳世。這裡我說的傳世不是百年以上，而是三十年。五十年了不起。在經濟學上，大紅大紫的文章被外人記得十多年也不易。我認為三十年是起碼的要求。



思想傳世當然要有其重要性，而什麼才算是重要，事前的準確判斷極難。我認為這判斷跟學問或智力無關，主要是靠作者的品味決定。品味不成，智商冠於同行也不會有作為。說到品味，我認為自己是及格的。



記得一九八二年初我為科斯榮休寫《公司的合約本質》，是調查、思考了十三年才動筆的。不停地寫了三日，得初稿，還沒有交給女秘書打字我就知道該文將會傳世，於是仰天大笑。一九八三年發表，二十七年過去，今天算被引用約一百九十次。看來再加二十三年這篇文章還在吧。



不是引用次數愈多就會傳世愈久的。我一九七四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是三十六年前，今天算被引用只約七十次，但我敢跟上蒼打賭，這篇難讀的文章的傳世時日會超於《公司》，可能超很多。文章寫得難讀是要付代價的。奈特一九二四發表的《社會成本的謬誤》是非常重要的文章，但難讀得過了頭，早就被遺忘了。奈特的思想了得，語文的掌握也到家，就是不大懂得怎樣寫文章。後者要付很大的代價。



我自己的正規英語學報文章不多，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花了太多時間在租金管制與發明專利這兩個難度高而又複雜的題材上，得文甚少。其二是一九七九年起，我的注意力開始轉向中國。從一九六六動筆寫《佃農理論》到今天的四十四年，大約三分之二的時間我是以中文動筆的。我的中語經濟文章比英語的多出很多倍，而對經濟學的基礎貢獻應該遠在一倍以上。除了科斯，當年的師友大都認為我走錯了路，而崇洋媚外的後輩則認為英文才算是學術。



轉用中文動筆無疑是選對了路向。神州再起使我對得非常對。互聯網的普及也幫了一個忙：當年無法想像經濟分析的文字會有那麼多的讀者。中文讀者不算嗎？十個算一個我也可能領前，何況總有一天會是十個算十個！



寫文章當然不是為了斗讀者多，但讀者少是潑冷水了。我是個不喜歡大名的人，但喜歡讀者多，也喜歡思想可以傳世。這三者恐怕不容易加起來。科斯多次要求我把他和我喜歡的經濟學在中國搞起來。我一笑置之久矣，但去年審時度勢，一夫之勇可能有機會。愈來愈多的朋友這樣看。去年秋天我開始大手整理自己的文章，中的、英的，希望一起在內地推出。



今天早上《經濟解釋》的卷一——《科學說需求》——的大修完工了。雖然只用了六個星期，但一絲不苟，苦不堪言。其他兩卷的大修會更苦。記不起反覆重讀了多少遍，今早翻閱最後一遍，心想，《科學說需求》很多年後還會有讀者，會帶起跟著而來的兩卷吧。經濟學最重要的需求定律是我的專長，不能處理得更稱意。有點寂寞的感受：一面看不見古人，另一面看技止此矣！

[五常問答室]上海世博人數不及預期緣於收費結構不合理

網友：世博開幕已有幾天，請問張五常教授對上海主辦的這次世博會有什麼評價？



答：



從世博開幕幾天的輿論看，反應不是那麼好。入場的遠比估計的為少。目前下評語可能太早，但如果要提出改進的建議，則越早越妙。



我談一項我觀察到的困難，及帶來的不幸。這困難是，雖然上海的世博搞得史無先例那樣隆重，但不同國家或地方的展館的吸引力很不一樣。這就出現了一個大難題：有些展館要排隊四個小時，另一些卻毫不擠迫，報導是這樣說的。這些報導無疑會阻嚇要參觀的人。何況炎夏將至，近四十度的天氣上海常有，在太陽下站幾個小時，就算是半個小時，也是不宜參觀的。



我認為收費的結構出錯。改良的價格結構會解決上述的困難。我建議的收費結構如下：一、與其收160元入場費而任客選擇展館，不如轉收入場費50元。二、不擠迫的展館不再收費，但擠迫而要排隊的展館則要另外收費。三、這另外的收費要有彈性，隨時提升或減少，務求達到不需要排隊進館的效果。在電子發達的今天，這樣的收費調整應該不困難。四、那些在改收費制度之前已經出售了的門票，則依照原來的安排，不需要付擠迫時的額外收費。但這些原制度的票不要再出售了。



上述建議的收費結構會導致不同展館的參觀者轉向平均密度，而不用排隊等待，對訪客來說，是很大的費用節省。這些排隊的費用節省轉為收費，對展館也有好處。原則上，只要安排得對，世博的總訪客會增加，總收入也會增加。



餘下來只有一個問題。那是總會有人投訴，窮人因為出不起錢而不能參觀熱門的展館，說他們寧願排隊。經濟邏輯上，這說法不容易成立。因為看電影、看音樂演出等，都是出得起錢就受到優惠的。另一方面，好些窮人寧願出錢而不排隊幾個小時。然而，以窮人為藉口而反對熱門展館的額外收費的言論，是會出現的。這是歷史的經驗。所以我建議，在改良收費結構的同時，有關當局要提供一些協助「窮人」的措施。

從成都學得的創作定律

四月二十二日從深圳飛成都，準備二十三日在那裡講話。飛機誤點三個多小時，抵達成都的賓館時是晚上了。很累，正想休息一下，招待的朋友說書記先生李春城要造訪，傾談一下。我當然樂意。過了不久李先生及幾位朋友進來，大家坐下後，我問：是「春城無處不飛花」嗎？答曰：是。



李先生說他剛剛讀了我的《中國的經濟制度》。我不讓他繼續就滔滔不絕地說這本書。理由是太太在洗手間，沒有翻譯，恐怕聽不懂，拖時間等太太出來。我的普通話是絕技：懂得說，不一定懂得聽。理由是淺的：懂得說，因為假設對方懂得聽，但對方說時我不能讓他假設我懂得聽！



後來太太出來了，其實是千呼萬喚始出來，我就讓李先生說。一時間我有奇異的感受。李先生顯然是搞思想的，有深度，對經濟的感受好。他提出的問題不易回應。當時我實在累，只能簡略地答一些，有點忙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小勇告訴我，李春城很大名，受到同事們的敬仰。再後來在成都的所見所聞，知道書記先生名不虛傳也。



二十三日下午輪到我正式講話，有準備的，但講得不稱意，因為多枝強燈射著我，不讓我看到聽眾的面目。歷來的經驗，是看不到聽眾的面目一定講得不好。氣氛重要，尤其是沒有講稿在手的。記得一九九八年，弗裡德曼到香港，我臨時安排他在一個只有五十個座位的課室講話，站著的聽眾百多人，呼吸也有問題。弗老講得好，跟著對我說：氣氛好，於是講得好，講室不用大，但一定要聽眾多。我同意，也認為看到聽眾的面部表情重要。



第一次訪成都是一九九三年，帶著弗裡德曼夫婦及好些朋友去。當時的成都破舊，但有兩件值得回憶的事。其一是某天早上，當地政府安排一個女孩在一個地庫內表演舞蹈。女孩長得漂亮，演出了不起。光流水逝，想來她今天近四十歲了。願她青春常在，舞藝依然。其二是當時的四川省長蕭秧接見我們時，跟弗老有如下的精彩對話。弗老：「改革像斬老鼠的尾巴，一寸一寸地斬很痛苦，要一次過地斬掉才對。」蕭老：「教授呀，我們這隻老鼠有多條尾巴，不知要斬哪條才對？」



其後到過成都兩三次，每次市容有進步，這次再訪，進步大得驚人，成為一個值得留戀一下的大都會了。成都的市政府有計劃地推出不少建設項目，論配套，一般搞得好──非常好。這是違反了弗裡德曼當年之見：他認為政府策劃的發展比不上市場的運作，一般失敗。後來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那小書內提出異議，因為見到中國不少地區政府推出的建設項目做得好。我指出地區政府是為市場的需求而策劃，弄壞了幹部要負責。然而，核心問題所在：政府投資建設的項目怎會不比市場差，甚或過之呢？這次成都之行我找到自己滿意的答案。



首先要說的，因為交易或洽商的費用存在，一些牽涉到多家多戶的項目，市場不容易處理。好比我很欣賞的離成都市中心不遠的「農家樂」，是市民消閒的好去處，由政府出資把路修好，這裡那裡粉飾一下，然後鼓勵那裡的多戶農家做點飲食娛樂的小生意。收價甚廉，但農戶賺到收入，政府賺到稅收，樂也。



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成都政府的項目可以做得那麼好，於是要求訪問有關的知情人士。為此我在成都多留一天，而他們推薦接見我的是常委副市長孫平。又是個了不起的人，五十歲出頭，曾經在某大學教過。到孫平的辦公室時是下午了，還有其它約會，坐下來我就開門見山，問得尖銳，毫不客氣。孫平反應快，有問必答，答得坦白，有如流水行云。



我要知道的只一點：是什麼動力驅使政府主理弗裡德曼認為是市場才有作為的事，能辦得絕對不比市場差？我對孫平提出三個成都的政府項目，問權利的結構。



第一項是那大名鼎鼎的「軟件園」，大的，由政府建造，租出去，有些是低租招商，全滿，整個「園」僱用員工二萬。我問：「你認為軟件園是成功的政府投資嗎？」以為他會說：「當然！」殊不知他答：「很難說，還要多等多看。」他顯然認為財政上該項目還沒有打平，而增加就業的間接利益不容易算得準。實事求是，孫平顯然認為政府投資的成敗準則跟市場的沒有兩樣。跟著談到的兩個項目，孫平認為政府有壟斷性質，回報勝於市場是應該的。我認為他只說對一半。那些項目其實沒有傳統所說的壟斷，而是因為交易或洽商費用的存在，政府處理遠為容易，說有壟斷性質也對。



那兩個其它項目是些什麼呢？一個是「錦裡」，一個是「寬窄巷子」，都是市民的消閒地方，由政府投資，生意滔滔，回報率大有可觀也。我認為錦裡有些小節失誤，只能打八十分；我給寬窄巷子一百分。錦裡較為平民化，寬窄巷子檔次高，二者屬上海的「新天地」那種性質，搞中國的舊文化消閒，從文化品味衡量，都比新天地高，高出相當多。寬窄巷子是我見過的搞舊文化消閒最高明的地方了。



錦裡全是新建造的，仿古，近於以假亂真。寬窄巷子以古舊的房子為基礎，拆掉六成過於破爛的，由專家指導仿古重建；四成是舊房子翻新。也有十家八家不賣給政府，作為私人擁有，門外說明是私宅。孫平認為錦裡及寬窄巷子是成功的政府投資。都是政府建好後租出去。忘記問他錦裡的投資收益。寬窄巷子是政府出資五億，今天的估計值十五億。我認為拿去國際拍賣，寬窄巷子應該逾二十億。



孫平說錦裡與寬窄巷子是他親自主理的項目，正中老人家的下懷。是什麼動力驅使他那樣拚搏，辦得比一般市場還要好呢？弗裡德曼究竟錯在哪裡？是獎金嗎？是「好處」嗎？是回扣嗎？是升職嗎？這些我問得直截了當，半個彎也沒有轉。除了有升職的可能，孫平否決其它。我甚至問他自己買房子的錢從哪裡來，他答得快，答得我滿意。升職作為拚搏的回報當然可能，但無從肯定，有點渺茫，而如果下註失手，怎麼辦？



在言談中我突然警覺：如果我是孫平，我也會像他那樣拚搏。條件有二。一、項目要有清楚的界定；二、上頭要放手讓我幹。這是說，如果我認為項目是一件創作品，合我心意，我不會計較金錢的回報而盡所能做得好。好比這些日子我用足心機整理自己的作品，金錢回報沒有考慮過。要點是一、作品是我的；二、我要怎樣整理沒有誰管得著。



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這是有名的科斯定律，而其中一個含意是權利的交易沒有管制。引申到孫平的行為，我們可以說項目的界定與上頭放手是一個幹部搞創作的先決條件，而個人的回報可以是金錢之外的滿足感。另一方面，除非超級富有，市場的參與者一般沒有機會主理孫平那種以數億成本算的項目，也沒有那麼大的得到政府協助的方便。像孫平那種大創作我沒有機會嘗試過，想來是緊張刺激的。一個問題還在：為什麼今天的中國有孫平這種人，開放改革前卻沒有？不是難題，但非常複雜，讀者想想吧。



在成都招待了我們幾天的是一個名為陳琳的幹部，聽說也是一位大項目的創作大方家。謙謙君子，他可沒有給我介紹自己的本領。很喜歡這個人，恨不得能早點認識他。參觀成都，我們受到的招待是我遇到過最有系統的。不隆重，但次序井然。節目多但分秒不差，有點奇哉怪也。從這些小事可見，成都政府某部門的操作效率奇高也。



別前陳琳午宴，跟著有人拿出紙墨要求我下筆。我想到書記先生李春城，也想到一副由前人詩句組合的對聯，很適合今天的成都。當然是恭維的話，但沒有誇張，於是在四尺整張的宣紙上寫道：



盛世有逢皆樂事

春城無處不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