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分化與土地政策

每個人天生下來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際遇不同，運情不同——收入或財富也跟著不同。某程度的貧富分化無可避免。過於極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理論與歷史的經驗說，採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財富或收入平均化，對經濟運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響，因為這些政策會削弱對社會產出有重要貢獻的成員的積極行為。

瑞典模式中國無緣

像瑞典那樣的國家，稅項多而重，福利、補貼等高得驚人，是一個貧富分化不大而還算得上是富裕的國家。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積比中國高出無數倍，知識資產早就達到了一個高層面，中國是無從傚法的。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國老百姓的舒適很多。他們建造房子的費用飛到天上去，同樣水平的房子之價不比中國相宜。在飲食那方面，我不認為他們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優勝多少。他們大勝中國的是人民的生活遠為寫意，用不著像炎黃子孫那樣到處跑。陶淵明的生活不會在人均農地一畝左右出現。貧富平均化的社會成本高，炎黃子孫昔日的經驗是他們付不起。

歧視土地的傳統

貧富分化過甚社會不容易接受，而這分化最難接受的是源自土地或樓房的價格變動帶來的那種。源自土地或樓房分配的貧富分化帶來的印象，是既非天賦之能，也非勤勞所得。買下了房子，其價無端端地上升了幾倍，不是不勞而獲嗎？其實往往要靠先用功，賺點錢，也要講眼力，雖然幸運的因素存在。很少人會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與九十年代的中國，投資於房地產輸身家的人無數。奇怪，社會不可憐這些人。

這裡還有一個古典經濟學派的誤導：這學派認為租金或地價怎樣變動土地的供應量也不變，所以在抽稅的話題上土地要特別處理。這就帶到後來對我們的孫中山先生有很大影響的十九世紀美國經濟學者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窮》那本書。該書提出單一稅制，即是只抽土地或房地產的稅。佐治是個了不起的宣傳家，作為經濟學者他不及格。謀生計也不及格：他信奉買地必定發達，但晚年自己是個窮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幫忙。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主要來自《進步與貧窮》，對炎黃子孫或多或少有點影響吧。

出售土地是中國發展的資金來源

我不要在這裡談思想、講理論。我要指出的是中國經濟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縣際競爭這個史無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變化（見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要是北京早就推出最近的樓房政策，中國今天會怎樣不好說——一位朋友勸我不要說！

不僅土地的使用得宜大幅地提升了生產效率，政府出售土地是經改需要的資金的主要來源。記得五年前在上海，一位來自加州的經濟學者問：「中國發展得那麼快，資金從何而來呀？」我打趣地回應：「九十年代初期不少外資到中國投資於房地產，九十年代後期房地產之價暴跌，這些資金轉到中國人的手上。」他拍案叫絕。我說的有說笑成分，但笑話中有真理。

早些時，記不起是一九八六年底還是一九八七年初，深圳的幹部朋友邀請我到那裡傾談，因為他們讀到我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表的《出售土地一舉三得》。大家坐下來，我開門見山地說：「不拍賣土地，讓懂得建造樓房的外商賺點錢，你們不可能有足夠的資金把城市建設起來。靠北京輸血不可能足夠。」深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拍賣土地，今天是一千四百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了。沒有賣地的錢，今天在世界地圖上不會找到深圳。

香港的不利先兆

也要提及的是那次深圳會談後，我對香港財政司彭勵治說：「深圳的年輕幹部雖然學問不足，但非常了不起，香港的公務員輸了一籌。他們的薪酬不到你們的十分之一，有朝一日香港會很麻煩。」彭老的回應，是他快要退休，將來的事他管不著。中國的青年學得快，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不景。我可沒有想到二○○三年內地會推出自由行，也沒有想到昔日港人稱為表叔的會把香港的樓價炒到天上去。基本上我還是對：撇開樓價賺錢，香港人的實質收入十多年來沒有上升過。

從動態看分化可以樂觀

先談一下今天內地的收入分配才回頭說房地產政策。讀者要罵就罵吧：我認為內地的貧富分化的發展不僅不是那麼差，而且有值得慶幸之處。我認為整個問題要從動態的角度看——靜止的分化基本上無關宏旨。從動態看，老人家最開心的，是這十年中國農民勞動力的收入大約上升了七倍。這是每年的復息增長率約百分之二十三！減除通脹約百分之二十的實質復息增長年率，打個八折也是人類歷史奇蹟，何況中國的農民那麼多，人均農地那麼小！起自朱鎔基還在掌管經濟的二○○○年，到溫家寶時期加速了。

上述的農工收入增長是我個人從幾個地點獲得的一手資料，不是農戶的一般收入增長，老弱殘兵沒有算進去，只算工作年齡的農工收入。流動人口多，這些年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政府的統計因而不容易算得準。有些朋友胡塗得很，老是從戶籍人口看農民人數。算進老弱殘兵，我提供的數據當然還要打個折扣。但農民還有農植的收入，這十年中國農地的租值上升了兩倍多。再另一方面，農民的住與食比城市的居民相宜。三年前我推斷，十年後中國農民的實質生活水平會追上城市的中層人士。今天看，如果最近幾年的農民收入增長能繼續，再六年可以追上。

沒有斷層與分化收窄

上述的農民生活的急速改進帶來了另一個讓我們樂觀地看貧富分化的理由。這是不管這分化有多嚴重，中國沒有出現斷層——即是貧與富之間沒有出現一片空白。貧富的分化出現了斷層是很頭痛的事。昔日國民黨時期有斷層，今天的墨西哥有斷層，香港還沒有，但我看是朝著斷層的方向走。有些國家，種族問題會帶來另一種斷層：某些種族聚居的地方生活很不好過。中國是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國家，幫一把。先敬羅衣後敬人的文化是有的，但舉世皆然也。

我的推論，是只要中國農民的收入增長率高於城市中層人士的，會帶來兩個必然的效果。其一是貧富的分化怎樣極端也不會出現斷層，而斷層不出現貧富的分化有機會改進。其二是只要上述的增長率繼續，貧富分化的差距早晚會收窄。我當然知道很多中國農民的生活還是很苦，只是認為從重要的「動態」那方面看我們有樂觀的一面。

動態持續愈久愈妙

維護農民勞力收入的增長率非常重要。想想吧，如果今後五年農民勞力的收入增長能保持過往十年的復息率，五年之後，以今天的物價算，一個農工的每月收入會達到人民幣四千。這會把工業的低檔次技工推到月入五千多。當然不容易，也沒有理論說可以或不可以。事後孔明，我們知道這些年農民勞力收入的高速增長是由縣際競爭下的土地靈活使用帶動的。泡沫不論，我想不出理由要推出打壓樓市的政策來左右上述的發展。是的，在貧富分化這個重要話題上，北京的朋友要從動態的角度看。經濟發展成熟了的先進之邦怎樣看是另一回事，但中國要從動態看還有一段日子吧。只要上述的增長率能繼續，這段日子愈久愈妙。

公積效小廉租為禍

回頭說協助下層人士的樓房政策，可取的選擇不多。目前內地推出的房屋公積金不會有什麼作為，尤其是樓價上升他們無緣分享。我們不容易知道一些市民對樓價上升的投訴是因為他們沒有自己擁有的房子，還是樓價上升他們得不到甜頭。如果是後者，購買房地產的股票是一種辦法，但像樓價一樣，有風險。這方面，北京可以考慮推出一種樓房股票指數合約，為了避免影響股價要是外圍的，像賭外圍馬那樣，但要由有保障的法定機構執行。房屋公積金於是多了一種選擇：購買這指數合約。有風險的，要多賺錢就要多面對風險。

政府提供廉租房不要考慮。香港昔日推出廉租房是因為難民湧至，不給他們提供棲身之所對治安不利。這些廉租房後來搞到一團糟，給窮人定了「窮」位，蟲蛇混雜，黑社會、販毒等行為集中起來。

經適房的處理方法

政府提供廉價屋可以考慮。這種香港稱為「居屋」內地稱為「經適房」的提供及分配，在內地容易導致貪污行為。要是能處理貪污這一關，適當的做法可不是由政府興建或讓私營建築商興建然後限價出售。適當的做法是由政府拍賣土地給私營建築商，指定要裝修好及小單位的面積與變化，然後讓私營建築商在有競爭的市場以市價出售給條件過關的戶口。廉價的優待，是政府利用賣地的所得，以近於樓面地價的錢補貼給條件過關的購買戶。這樣通過競爭的自由市場處理，政府只是少賺或不賺地價，建築商有利可圖，樓房的質量會跟自由市場的取捨相同，除了單位的面積較小其質量不會因為政府提供而下降。換言之，這樣處理會杜絕偷工減料的行為。

流動大軍一條命脈

細想之下，我不讚同政府提供上述的經適房，因為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困難。目前中國的流動人口還是很多，不少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沒有戶籍。可靠的數字我沒有，但剛過去不久的春運期間，三十八天內不計航空的交通客運量達二十八點五億人次！這比總人口多一倍以上，是中國獨有的現象了。在這種各走天涯的人口分佈下，目前不許沒有某市戶籍的購買某市經適房，有欠公允，而如果凡購某市經適房的可獲該市的戶籍，流動者可能因為一點甜頭而被「鎖」住。流動人口會有下降的時候，但今天不應該用樓房政策來左右他們的選擇。

我認為流動人口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是重要的，跟中國的經濟制度配合得好。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三年多前北京推出新勞動法後，數以千萬計的工作大軍流動起來，迅速地減少了失業及工業區的治安惡化。要改善流動人口的生計北京總可以想出比提供經適房較佳的方法，不要以房為誘而把他們鎖住。

要把樓房政策的主導權力下放

不打壓樓市，不提供經適房，除了我在上期提出的避免樓市泡沫的方法之外，北京應該做什麼呢？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把樓房政策的主導權力下放到地區政府去，某些地區以市作主導，大部分讓縣作主導，除了提供大概的方針北京上頭不要管。

說過多次，中國的地區幹部一般能幹。房地產處理不當對他們的生計有肯定的壞影響。這次北京打壓樓市是明顯地損害了地區發展的利益：增值稅之外，地區政府要靠賣地的收入來搞基建及其他開支。如果地區政府可選擇，他們不會抽物業稅。水出魚、魚飲水，抽物業稅會使賣地的收入下降，加上處理物業稅的手續麻煩，對地區的樓房發展比不上只賣地不抽稅那麼有效率。

地區競爭不會搞高樓價

這就帶來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內地的地區政府會不會像香港那樣，搞高地價政策而損害了經濟發展及增加貧富分化呢？經濟本科一年級的理論說，如果土地及樓房的需求彈性係數低於一，政府為了爭取賣地的最高收入會推出土地至該係數等於一而不再放出，過些時日等到需求有所增加再放。這種高地價政策對經濟整體的發展是不幸的。

但內地的地區跟香港有兩處重要的不同：內地的縣際競爭激烈，而地方政府一律重視工、商業的多元化發展。在這樣的競爭侷限下，只著重增加賣地的收入是自取滅亡。在《中國的經濟制度》那小書內我分析得清楚：增值稅的分成對地區政府重要，而爭取這項稅收要爭取流動的人口給個面子。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地區競爭下，樓價過高是敗局。想想吧，一個縣免費提供一幅大地給一家名牌工廠，怎可以那樣傻，搞高住宅樓價來把該廠嚇跑呢？雖然檔次較低的工人可住工廠提供的宿舍，但職位較高或成家立室的，怎會不考慮住宅樓價？我不是說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好得天衣無縫，也說過還有好些細節要改進。但老人家的理論說，北京放手讓地區處理樓房，在競爭下必有奇效。

給同學出個試題

最後我要提出另一個有趣的觀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兩項。其一是增值稅，全國劃一為百分之十七，縣政府分成佔該稅的四分之一，即產出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其二是賣地的收入，縣的分成佔百分之七十五，不同的地區可有變化。我要說的有趣觀察，是要某區的樓價上升還是下降，單是調校這兩個分成率會生效。

保持縣政府的總收入大致不變，提升縣的增值稅分成率而減低縣的賣地分成率，樓價會下降；二者反過來樓價會上升。為什麼呢？這會是香港中學高考的大好試題，不知內地同學的本領怎麼樣。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個神奇的制度，很有點妙不可言。兩年多前我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寫道：「北京顯然沒有充分地賞識他們自己做得對，做得漂亮，做得精彩。」看來今天北京的朋友還沒有充分地賞識自己發明的制度，也顯得我這個老人家的影響力是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