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自己的悲哀

用心寫好了張培剛大哥六十多年前的舊作重印的序言，正要回到自己的《經濟解釋》的卷三第六章，卻收到不少朋友及讀者提到該《序》最後的一段話，是炎黃子孫的內心共鳴吧。我本想大發一次牢騷，但歷來對歧視問題淡然處之，或鄙視也。這一次，我想到不久前在廣州中山大學講話後一位坐在前排的教授提出的一個問題，也牽涉到歧視。當時我作了整整兩個小時的講話，累了，忙顧左右而言他。後來想，自己在中西雙方的學問上走了那麼多年，學術歧視這回事我是滿有資格表達一點意見的。《再為大哥序》引起反響的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

「炎黃子孫在西方受到歧視有些屬咎由自取，有些怎樣也說不過去。我的取向是一笑置之。但我認為那所謂祟洋媚外，或炎黃子孫喜歡把西方的名校大師之見看作高深學問或不敢貶低，可能是在西方飽受冷眼的效果──多半是在大學之外的。我說過，中國三十多年來出現的經濟增長奇蹟，可取的政策一律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而劣策則全部是進口貨。我對西方經濟學不以為然的言論說得多了，這裡不再說，但希望大哥的書這次重印，可讓同學們知道從中國輸出求學的經濟學者的思想，因為經歷不同，際遇有別，在經濟發展學而言，比起西方是遠有過之的。」

我在中山大學講話後那位教授這樣問：「今天內地的大學只聘請從西方回歸的，而大學教師要升職沒有喝過洋水機會甚微，你怎樣看這些現象呢？」我早就知道這些年在內地的大學任教職沒有喝過洋水屬次等國民，而文章能在西方的學報發表彷彿入住五星賓館，內容全是廢物也舉為上品。我熟知的經濟學的確如是，其他的學系我既不知也管不著。不是老外歧視你，是你歧視自己。老外歧視你是他們的無知，你歧視自己則是崇洋媚外，悲劇也。學問的追求不應該出現這樣的情況。幾天前我用電話從一家拍賣行投得一本一七九八年在英國出版的譯名為《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的書，因為知道乾隆皇帝當時歧視英國人於極端，稱他們為蠻族（barbarians），我要讀讀當時的老外怎樣看中國。炎黃子孫崇洋媚外應該是乾隆之後的事：鴉片戰爭打人家不過，跟著人家一把火燒了你的圓明園，用不著等到八國聯軍了。被西方歧視不難理解：鬼叫你自己不爭氣。歧視自己是另一回事。

我是懂英文的，四十年前的水平跟今天的中文水平一樣。然而，三十年來我轉用中文下筆。西方的朋友不僅有微辭，有些甚至說我放棄了學術。使我不快的是一些中國血統的學者朋友也那樣說。幾天前收到一位當過多年諾獎委員的瑞典朋友的電郵，說他聽到我在學術上增加了產量，不懷疑有深度與創意，但不以英文下筆是太可惜了。我的算盤打得清楚：如果我的文章對社會真的有點貢獻，為中文讀者下筆其貢獻會較大。至於翻成英語，到我的智力明顯地衰退了再考慮吧。不翻也無所謂，因為只要斤兩足夠，有互聯網的協助早晚會打進國際去。

中文是一種上佳的語言。昔日的大缺點是不能打字，但今天以電腦打字比打英文還要快──雖然我自己還是用墨水筆爬格子。英文也是一種上佳的語言：它的主要缺點是難學。中、英二文要學得到位皆不易，但初學入門中文因為沒有什麼文法（尤其是不需要學動詞的變化）及字彙少很多，遠比英文容易學。我反對崇洋媚外的那種學術歧視，認為學術文章只要內容斤兩可觀是中是英無所謂。但我也認為中國的學子一定要學好英文。太多的重要論著是英文的，翻譯不容易翻得可靠。何況地球正在一體化的今天，懂英文有大著數。不僅要懂，也要寫得、講得像樣。不是那麼容易，下兩年苦功吧。一般而言，這兩年苦功的收入回報率會比任何其他知識投資為高。

學好英文不是崇洋媚外，而是面對地球一體化的發展，中、英兼通是好投資。今天無數的西方孩子學中文，他們的父母看得準吧。我推斷，本世紀中期的世界會是中、英雙語的世界。但我反對不以英文下筆算不上是學術這個流行的看法。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有些思想了不起的人對語文的操控不是那麼好，尤其是一些中國學者難以英文下筆。但學問是思想的事，用哪種語言表達不應該左右著思想的發展。其二是中文的確是好語言，可以表達得清晰。蘇東坡的傳統說不得笑。我不是什麼語文專家，但認為人類只有兩種語文根源是上佳的：一是拉丁文，二是甲骨文。

說過無數次，我認為數文章、論學報這種學術評審制度是悲劇。是從美國搬來的，但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越戰前美國的大學可不是這樣算。科斯一九六○年的大文發表於籍籍無名的《法律經濟學報》，只印製了五百本，足夠。科斯其他的數十篇文章可以報廢而對他名垂千古不會有半點影響。學術的發展要博大文，而大文的試金石是傳世時日的持久。今天發表，明天沒有人記得，是浪費了紙張。

我不僅反對以數文章、論學報等準則來排列學問的高下，不僅反對只算英文不算中文，也認為完全不發表文章可以是重要的學術大師。不久前給巴澤爾一封長信，論及大家認識的經濟學高人，我直言可以拿一百分的只是戴維德。已故的戴老當年是芝加哥學派舉足輕重的人物，是大教授，令人高山仰止的，但就是不喜歡發表文章。他主編過幾期的《法律經濟學報》是古往今來經濟學報中重要文章最多的。戴老當年對我說：「很難找到值得發表的文章。你不要寫不值得發表的。」

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是我經歷過的學術氣氛最濃厚的日子。那是英國早期的傳統。後來的不幸轉變源自越戰，我解釋過了。解放前的中國，蔡元培的日子，有幾家大學也有這樣的味道。今天，中國的大學是從弄壞了的美國制度抄過來，抄得不倫不類，加上政治因素，人事關系，師薪低下，外快盛行，要改革可真不易。我那個在美國做大教授的外甥，研究細胞卓然有成的，說從中國到美國學生物的不少學得有看頭，但沒有一個願意回國，理由是政治因素與人事關系他們應付不了。

我對在美國教過我的師友說過不少感激的話，都是衷心的。但奇怪，雖然我知道有種族歧視這回事，也感到像阿爾欽、弗裡德曼等大師的智慧與學問使我見而生畏，但從來沒有覺得我會永遠地比不上他們。我也沒有覺得有一天會在他們之上。我當年的感受，是他們既然樂意教我，我要學他們的思考方法，要找尋他們的思想深處，然後走自己的路。我也認為要改進他們教我的不會很困難。從改進老師教的這個狹窄的角度看，青出於藍是理所當然的事。天下的學問廣闊無邊，自己找自己喜歡的去處，比較高下是無聊的事。當然，有些人蠢得無可救藥，或品味塵下，或毫無靈氣──這些人不宜做學問，但興之所至，趣味所在，做學問是自由的選擇，我們還是應該鼓勵的。

我為自己的興趣做自己的學問，你歧視我是你的蠢行為，與我何干哉？不少朋友說某某人抄襲了我發表了的思想，但沒有提到我。我不懷疑這些行為存在，也不懷疑歧視的因素增加了這些行為，但有什麼打緊呢？發表了的文章不可能沒有日期，不管用什麼語文表達，是誰抄誰的早晚有人知道──除非被抄的思想無足輕重。

中國人被外人歧視是不幸的，不難明白，但只要國家能富強起來，炎黃子孫可以在地球上高視闊步地走，這種歧視會自動消散。我因而認為在學術上我們今天見到的中國人歧視自己是遠為嚴重的不幸。在學術發展上，目前中國的大學制度不大事改革不會有前途。這改革難度高，而如果歧視自己的意識繼續存在，這改革是難上加難了。看不起自己做什麼事也舉步維艱，何況是學術這種需要不斷地拚搏的玩意。

中國的孩子聰明西方早有定論：孩子的智商比賽中國血統的歷來名列前茅。中國的學子可以苦讀也早有定論：考試成績驕人是眾所周知的事。但在學術發展而言，這些都不大重要。重要的是想像力。論想像力，中國人了不起。我的主要證據是中國的詩人寫出來的作品變化瀟灑，比喻聯想新奇。外國的詩人寫不出這樣的作品。西方的詩人有他們的獨到之處，但論想像力，中國人勝出是沒有疑問的。當年在美國我以想像力知名行內，尤其是那篇關於中國舊婚姻的文章。不管是好是壞，西方的學者寫不出這種作品。文化不同，優勢有別。

溫家寶先生說恨不得中國能有像不久前謝世的喬布斯那樣的人。我認為不僅沒有，而且在目前的侷限下不容易想像有。最近讀《喬布斯傳》，認為他的個性不值得我們羨慕。他不是個我希望交為朋友的人。中國的文化傳統不會產出一個喬布斯。商業科技要有大成不一定要走喬布斯的路。我不否認喬布斯是個天才，但天才的類別多得很。我相信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產出與喬布斯分庭抗禮的另一類甚至多類的商業與科技合併的天才。我也相信在學問上中國人可以走得很遠。科斯與阿爾欽甚至認為中國人的天賦較高，機會相同學問會做得較為優勝。可惜今天中國的大學制度，看來是基於一個炎黃子孫只有次等腦子的謬誤。處理的方法因而是錯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