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齊來「撈一把」

不久前去世的中共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臨別贈言，於去年十二月作了一次關於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講話，主要的內容，是抨擊大陸機構近幾年來爭著到香港來「撈一把」，搞亂了經濟，損害了大局的利益。他的措辭生動精彩：

「（共產）黨的開放政策是正確的。但內地一些到香港經商的行號以至個人，相當混亂，在外貿的規劃之下，搶去原來在香港經營的企業貨源，自相『殘殺』，致使產品價格下跌。這種不顧大局，只顧眼前利益的『撈一把』，是不合黨和國家政策的。成為問題的『水貨』也是『撈一把』的具體做法。還有一些從內地出來的公司，甚至在港英那裡互相告狀，打起官司來，這難道不是在損害國格？」

許氏這裡的經濟觀點，既不是馬克思的傳統，也和現代經濟學扯不上關係。那是一門少見的特權經濟學的觀點，代表著特權利益的維護與自由市場之爭，正好反映出中國大陸體制改革的癥結所在。

自從一九八五年深圳發生了那所謂「菜農事件」之後，我就想在這重要特權貿易的問題上下筆，但因資料收集不全而未果。現在許氏既然將特權貿易的維護一般性地提出來了，那我就不妨一般性地加以分析。


特權與開放衝突的大略

一九七九年之前，中國大陸還未搞承包責任制，更談不上私營或獨立的機構了。在那時，大陸雖然閉關自守，但外匯還是需要的。於是，貨品的對外貿易就全部由「國家」操縱，以非私營的特權組織與香港的「愛國」商人成交，久而久之，這些港商就有了一種與大陸貿易的特權，也就是專利權了。而所有外幣與人民幣的兌換，或外幣的內匯，要經過中國銀行的機構——這銀行也就壟斷了大陸的外匯交易。

一九七九年以後，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使不少外資與外商對大陸有興趣；外貿與日俱增。但以外幣跟大陸購物還是要經中國銀行，議價還是以官價匯率為依歸，而與大陸有多年良好關係的港商，大致上還能維護他們歷來的專利。過了不久，新興的「皮包公司」與國內較有獨立性的單位，力爭上游，但焦頭爛額的例子卻數之不盡。另一方面，開放導致了不少新的產品貿易，但有利可圖的，往往要以「愛國」為大前提，所以「愛國」的人越來越多，而新的產品又促成了新的特權。北京當局也樂於以利益之惠搞統戰，而高干和高干子弟也就從以往的「後門」轉到貪污的途徑上了。

一九八四年有一個重要的新發展：人民幣對外幣的官價匯率與黑市匯率迅速地分離，以致二者相差達一倍以上。在這個情況下，用官價匯率跟大陸做生意，就好比廣東人所說的「執輸行頭，慘過敗家」。於是，水貨就紛紛湧現於香港了。所謂「水貨」，就是跟大陸購物的人用直接或間接的辦法以黑市匯率成交所得的貨物。這些辦法，包括以黑市兌換人民幣結帳；或在大陸賣貨，以所得的人民幣購物；或以外幣成交但用各種辦法使大陸的賣方能多獲外幣；或以貨換貨的辦法成交。總之這些直接或間接的辦法，五花八門，不一而足，令人歎為觀止。這也反映了這一事實：市場只不過開放一小半就大顯神通了。我當時不免為之喝采。

「水貨」威不可擋！中藥如當歸、玉桂之類，在香港的售價下降百分之八十——這使南北行的「正規」大陸藥材代理商幾瀕破產。深圳的蔬菜，經新起的港商輸出的，不僅是「平」（便宜），而且「靚」——次貨則由國營機構「正途」運港。而我自己與一群學生於八五年初的（農曆）年宵在街頭賣桔，被水貨殺得片甲不留。香港的「正規」商人大受打擊之外，中國銀行及大陸以往的外貿特權利益，同樣受到損失。這就導致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北京當局將下放了的外貿權力收回成命：從那一天起的兩年間，深圳被弄得奄奄一息。

收回下放了的外貿權力，得益的不僅是某些港商，不僅是中國銀行，而大陸的經貿部、人民銀行及以往的一些特權分子，又再抬起頭來。北京的酒店門庭若市，而廣州及深圳的酒店，卻一蹶不振。外商做生意又要跑到北京去了。這特權的維護，畢竟與開放政策背道而馳，是難以長久地經得起競爭的壓力的。要圖利的人，應付的方式層出不窮；而較有辦法的大陸單位，就索性到香港自立門戶。近兩年多來，大陸在香港所設立的大大小小的公司，數以百計；而大陸在香港下注的資本，據說要比所有投注於大陸的外資總數還要多。香港命不該絕，但這也引起上文所述的許滌新的「特權理論」。


大家「撈一把」對社會的貢獻

近幾年來，關於中國大陸體制改革的言論中，有一個老生常談的觀念：為國創匯是重要的。這觀點有好幾點謬誤，而其中兩點與維護特權是有關的：第一，他們所指的創匯，只不過是特權機構或政府的直接外匯收益，其它經營機構直接或間接地所賺取的，卻不被重視或甚至忽略了。第二，在貿易的競爭中，大陸一般民眾所獲得的利益，也被特權分子視若無睹。

要以實例來解釋這個創匯的謬誤，最適當的例子應是三年前的「菜農事件」了。在那時，深圳的菜農與一些新入行的港商，違反了議訂的規限，見有利可圖就「過量」地耕種，將蔬菜「過量」輸港。這使得香港的蔬菜市價暴跌，而在需求彈性不足的情況下，大陸從蔬菜出口所獲的外匯是下降了的。跟著，一向獲得特權利益的香港菜商理直氣壯地反對，贏得北京的支持：深圳菜農要約束生產，而租與新起的港商的農地就不打算再續約了。

然而，從經濟的角度看，深圳之所以多用農地種菜，是因為種菜會比耕作其它產品的收益為高——即使菜價暴跌也是較為有利可圖。若農地不種菜而被逼轉作其它農作用途，那麼同樣或類似的農地，在邊際上的生產收益，菜地一定會比非菜地的為高。如此一來，總農地的生產收益就一定有所不逮：農作物如要達到最高的生產總值，同樣農地用作不同操作時，其邊際上的收益應是相等的；而在自由市場上的自由選擇中，這樣的效果是必然的。這是經濟學上有名的「邊際生產理論」的第一課。

禁止或硬性地減少菜地，菜的總市值與外匯可能增加，但菜地之外的其它農地收益就一定減少了，而前者的增值決不足以彌補後者的損失。假若深圳的農民能自由「選」種，自由外銷，蔬菜的市值下降使外匯的受損，可能不及其它農產品的外匯增加。就算是後者不能彌補前者——其它農產品可能不輸運出口——農地的生產總值也一定會增加的。外匯雖減，人民的生活、儲蓄的能力及投資的意向，都會因為自由「選」種而改進了。

農地如是，其它所有生產資源也如是——人力資源當然不會例外。不管是限制農地、禁止出口、壓制水貨、管制配額、規定批文、約束外匯留成、管制匯率等等，都有類似的、資產使用邊際收益不相等的不良效果。維護特權經濟利益的社會代價，可以高得驚人。


結論

在中國大陸的改革過渡期中，對特權利益的維護，是最大的障礙——這一點，我說過很多次了。這篇文章只不過是指出在外貿上特權的障礙——其它的不在題內。有些特權分子老氣橫秋，高舉四個堅持；但也有些是大好商人，以服務賺錢為己任。問題是，在大陸的體制改革中，很多以往得益者是無可避免地受到損害的，我們不能期望這些人能深明大義，真的以社會、國家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我曾經大膽地建議將一些資產權利乾脆地送與他們，作為取消特權的交換，不過，這比拍賣土地或解除外匯管制更需勇氣了。但若北京真的有勇氣，更好的辦法是乾脆地取消特權。

比較緩慢而可靠的辦法，就是讓市場競爭的壓力逐步將特權削弱。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而大陸的大大小小的單位到香港來「撈一把」，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競爭壓力罷了。至於許滌新認為「內資」在香港打官司是有失國格，無非是說他自己根本不知法治為何物，令人尷尬。

近半年來，因為台幣升值及蔣經國的「探親」政策，不少台灣的「好利之徒」也跑到香港來「撈一把」。這是香港之幸，也是中國兩岸之幸。有朝一日，若台灣的商人與大陸的單位在香港打上官司的話，那麼，時代的進步就更為肯定了。到那時，香港的法庭總不會沒出息地看風判案的吧。


二○○三年後記

「水貨」有兩種定義。其一是非正規代理的商人進口外國貨，例如進口日本攝影機，在香港的售價比代理商的為低。其二是本文所說的、以黑市匯率進口的「低價」大陸產品。前者今天還有所聞，但後者則因為黑市、灰市、白市的人民幣匯率沒有多大分別，去如黃鶴矣。特權利益也相應下跌，只在幾個重要的國營行業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