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創見

無論是科學或藝術，創新或創見是奇珍異寶，往往被同行的人欣賞。太保守的人當然沒有可取的創新能力，但創見層出不窮的人，智力並不一定超人一等。另一方面，有一些甚具才華之士，可能缺乏創新的能力。

已故的經濟學家夏理·莊遜（Harry Johnson)，才高八斗，沒有誰不欽佩，但莊遜可說是毫無創新之見。在芝加哥大學時，他把我看作小弟弟，相得甚歡。他認為我是個理論人材，有創見，但我對他的奇才卻五體投地。試想，他這個人一目十行，一篇高深的學術文章只翻幾下就看完了，所以他閱讀得很多。這還不算奇。更奇的是莊遜讀過的文章，都記得一清二楚，連頁數號碼也記得。他寫學術之作，要引經據典時，從來不用參考讀物，只憑記憶下筆。

據我所知，莊遜是經濟學歷史上文章發表得最多的學者，而且劣作甚少。記得有多個晚上，他邀請我到他家裡閒談，看電視。他自己坐於臥椅上，身旁擱著一瓶酒（後來他是因為喝酒過多而去世的），電視開著，他口在跟我談天說地，筆在紙上轉動。次晨，一字不改的文稿交到打字員的手上，打好了，就寄出去發表。以寫學術文章而論，這樣的本領，史無先例吧？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某次，莊遜把一篇大約三十頁長（打字）文稿寄給著名的經濟學報，編輯把文稿失去了，請莊遜再寄他一份。可是莊遜沒有存稿，怎麼辦呢？莊遜於是把記憶中的原文背出來，稿子打好之後再寄給學報那編輯。該編輯收到「新」稿時，舊稿剛好找到了。新舊一對之下，竟然發覺沒有一個字不吻合。這個故事可能是崇拜莊遜的人杜撰的。我曾刻意地問他這故事的真實性如何，他神秘地一笑，不回答我。

但莊遜的文章沒有創見，是行內人公認的。另一位創見不多的經濟奇才，是數月前去世的佐治·史德拉（George Stigler）。史氏的思想快如閃電，而他筆下的文采卻是經濟學界中首屈一指的了。一次與他閒談中，我對他說：「當今之世，具備了一切重要條件的經濟學家，似乎就只有你和佛利民兩人。」他感歎地回答：「你本來說的不錯，但我缺少的是創見！」史氏是最優秀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對思想的創見問題是個專家。他能這樣客觀地低貶自己，也顯得其人不滯於物，是真高手也。

在我熟知的經濟學者中，創見本領最傑出的是高斯（R. H. Coase）。與常人相比，高斯的智力當然不凡；可是與莊遜、史德拉等比，高斯的智力有所未逮。然而，論創見，其閃現之際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聰明才智之士望塵莫及也。

很顯然，創見並非意圖要有創見——或為創見而下功夫——創見就跟著而來的。創見往往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或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事。創見意味著一個嶄新的觀點，可遇而不可求，沒有經過什麼分析，沒有經過什麼邏輯推論而「出現」的。眾人說是黑色之物，你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說是白色，眾人也就好奇地從你所選的角度去看，同意果然是白色，那就是創見了。當然，有了創見之後，發展它的「用途」時是需要分析與推論的。

高斯的天才所在，是對任何問題先以預感作結論，而這結論往往與一般人所知的不同。高斯的與眾不同的預感，不一定對，但久不久他一下命中，就令大家耳目一新，於是傳為佳話，足以流芳百世。他的出發點通常是一條淺問題，跟著把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然後以預感選擇答案。有了答案之後，他才會以邏輯推理來證實。這樣，他給人的感覺是思想來去無蹤，像「無定向」風似的，使人覺得他的觀點不知從哪裡鑽出來。

是的，無論科學或藝術，創見是奇珍異寶。但創見並非「不同」那麼簡單。創見可以發揚，可以應用。然而，歷史上，尤其是今天，很多人以為「不同」就是「創見」，於是只求不同——或標新立異——不求其它，就自命天才矣！事實上，這些人是「創」而不「見」。一個傻佬胡說些什麼，與眾不同，是不同也，非創見也。以「不同」為「創見」而自命不凡的人，與傻佬庶幾近矣！

漫談古典、藝術、文字

科學與藝術有好些不同之處，而其中較耐人尋味的，是「古典」對二者有不同的重要性。

學科學，古典的根基不是那麼重要。要學現代的經濟學原理，一百或甚至五十年前的經濟學書籍大可以不讀。歷代相傳，今天的經濟學理論總會多少包括一些可取的前賢之見。不可取的「古典」思想，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慘遭淘汰也。據我所知，其它的科學也是如此。

然而，藝術卻截然不同。好的藝術是不能忘記過去的。這顯然是因為藝術是偏重於感性的事，而人的感情中有喜怒哀樂，自古皆然，沒有什麼對或錯，不會被淘汰。現代的藝術家或寫作者等等要表達自己的感情，古人的感受會給予重要的影響。讓我試舉一些例子吧。

要學好英文嗎？背誦《聖經》是重要的一課。雖然《聖經》是從拉丁文翻譯過來的，但這古老的英語聖經文字簡潔，擲地有聲，精品也。《創世紀》第一章對我的英語文體影響很大。

要學人像攝影的光法嗎？一枝燈的四十五度基本光法不懂得用，其它的光法再好也只是一般而已。在今天，不少攝影家所用的是「發泡膠」光法，只見光而不見影。因此，被稱為「世界光」，其作品美觀，但人像攝來既無性格，也沒有味道，庸品也。這可能是因為今天的攝影家時間寶貴，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所以例行公事地以白「發泡膠」的反光代替細緻的影子處理，把光圈開大兩度，使老婦攝來如白雪公主，萬無一失也。

要用鋼琴彈爵士音樂嗎？沒有彈過莫扎特音樂作為基礎的，爵士樂者難以卓然成家。這是好幾位鋼琴爵士高手告訴我的。

要學繪畫嗎？古典藝術的重要性就更加明顯了。黃永玉對古畫愛如己出；張大千花過很多時間臨摹敦煌壁畫；梵高的古典素描有獨到之處；畢加索的初期作品，古典之至也。

要學寫中文文章嗎？有哪一位今天的文豪，沒有讀過「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或「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之類的？我自少就欣賞魯迅的文字——卻不欣賞他的某些罵人文章，因為顯得胸襟欠廣，使我讀來感到不舒服。我老早就知道魯迅奉魏、晉的文字為至寶，所以年少時在逃學之餘，曾把魏、晉文章背得不亦樂乎。

是的，在藝術上，我是個「古典」的崇拜者。另一方面，我也是個研究經濟科學的人。在後一科學上，我很佩服鼻祖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發表的《原富》，但我從那巨著中所得的感染，是史氏的英文和他的博學。他的智力雖比我高，但假若他今天死而復生，談到經濟理論，他只可以做我的學生。另一方面，要是八大山人復活，黃永玉怎可以做他的師傅？這是科學與藝術的一個重要分別。

我自己寫中文文章的經驗，正好說明「古典」的重要。一九五七年，二十一歲，我遠渡重洋。此後二十七年，我很少用中文書寫什麼，而期間有十多年，我在談話中少用中「語」。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開始替《信報》以中文寫專欄，開頭三篇，朋友讀得哈哈大笑，說我的中文文章是以英文原稿翻譯過來的。這並非事實，但可能那陣子下筆時我腦中想的是英語。

這些哈哈大笑的朋友可不知道，我年輕時有過目不忘之能。從《道德經》到陶淵明，從曹子建到蘇曼殊，從王羲之到魯迅，他們好些作品，今天大致上我還記得。朋友們的哈哈大笑，笑醒了我。我當時想，我的白話文體顯然有所不逮，何妨試以「古」文補而救之？

於是，我文風一轉，飛花點翠，把古人之句隨意套用。朋友們突然間笑不出來了。自此以後，每次遇到胡菊人，他總要提到我的古文基礎。

知道我中文文體「秘密」的，似乎只有「二三子」，胡菊人是其中一個！

太寧街的往事

太寧街是西灣河的一條橫街，在今天，知道的人很少吧。四十年前，據我所見的那小街，兩排都是紅磚屋，樓高一律三層，共有二十八個門牌；後來太古船塢要重建「太古樓」，就只剩下三幾個門牌了。

我想寫太寧街的往事，已有好些日子了。本來「往事」應在《憑闌集》下筆，但因為母親的病，該《集》草草收筆，關於太寧街的追憶就一擱至今。

一九四八年，廣州「解放」將至，我就從佛山轉到香港的灣仔書院就讀，讀的是第八班。讀了一年，不能升級而留班，就遇到一位姓王的同學，大家成了好朋友。他名柏泉，人很聰明，琴、棋、書、畫，無所不好，且無所不精。我當時對風雅的事沒有興趣，但在多項的玩耍上卻超人幾級。柏泉的乒乓球與擲毫技巧也很不弱。至於街頭巷尾的不值錢的孩子玩藝，可以跟我難分高下的，在我少年時的朋友中就只有一個。那是容國團——我與柏泉相熟幾年後才與阿團成為知交的。

容國團後來被人稱為「多面手」，是指他的乒乓球技千變萬化，多采多姿。於今想來，昔日的王柏泉也是個如假包換的「多面手」。今天，專業人士比比皆是，但「多面手」卻不多見。四十年前的太寧街，有一個難得一見的特色，就是多方面的奇才、怪傑雲集於斯。可以說，任何人在太寧街的街尾停留過三幾年，耳濡目染，再蠢也會變得聰明起來，對什麼古靈精怪的事也懂得一點。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這七、八年間，我每天總有三幾個小時在太寧街流連忘返，因而荒廢了學業。

我當年的家是在太寧街對面的山頭——今天已不復存在的奧背龍村。因為認識柏泉，就成了他家的常客。他的家位於海旁、街尾，是紅磚屋的「單邊」地下，門牌二十七號（已拆掉二十餘年矣）。附有後院的幾百呎居所，住著王、彭二姓人家（彼此為世交）；大門常開，街坊朋友自由出入，於是成了賓至如歸的熱鬧之地。夏天時，到了傍晚，眾多的人一起在海旁納涼，有釣魚的，有下象棋的，有唱粵曲的，有聽「講古」的，還有高談闊論的。我到那裡一坐往往就是七、八個小時，直至深夜，母親就會派人「抓」我回家，有時罵一頓是免不了的。

柏泉有三個哥哥，都是才子。大哥名深泉，在中環的寫字樓任職，業餘從事寫作，也喜唱粵曲。一談到文字，大家以他為可靠的「評判」，除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以外，很少有人與他辯論文章之道。深泉當時以秦西寧這個筆名發表小說等等。「秦」帶有古風，大概也與昔日秦淮有關，「西」西灣河，而「寧」當然是指太寧街了。今天沒聽過秦西寧這名字的讀者，若對文藝有興趣的話，可能知道他後來多個筆名的其中一個。那就是舒巷城。我認識深泉時，他已發表了後來成為小說珍品的《鯉魚門的霧》了。

柏泉的二哥名照泉，筆名王君如，是粵樂界的知名撰曲者。他善感而有文采，例如他早年《吟盡楚江秋》的「借酒消愁，添愁，一江秋……」，《歌衫舞扇》的「火山中，有孤鳳。春歸秋去夏至冬，貨腰賣唱泣聲中，淚與胭脂一樣紅」，與後來《飲淚彈歌送漢卿》的「長亭古道柳籠煙，落日蘆溝畫角喧。離緒千般無寫處，一腔別恨寄冰弦……」等等都是動人的曲詞。三哥是麗泉，書法清秀，一如其人，下象棋與彈三弦都瀟灑利落。

以上所述，只不過是太寧街王家四傑耳。

而說到在樂器上的才華，太寧街上誰也不及樣樣皆能的黎浪然。黎老兄以「玩」粵樂謀生，眾人都稱他為黎師傅。當年在「東方之珠」謀生可不容易。黎師傅是個很幽默的人，說笑話的本領有時比他的粵樂本領還要高。某年新春時節，大寒天氣，黎老兄只穿單「恤」一件——外衣已在當舖裡。我們明知故問：「黎師傅為什麼不怕冷啊？」他在尷尬中仰天大笑說：「你們不知道嗎？我在扮『泰山』！」

說下象棋嗎？麗泉、柏泉和我都不算什麼。常來太寧街二十七號的高手是十多歲的徐道光——是的，那位曾經代表香港出賽的神童徐道光。乒乓球嗎？「東區小霸王」是由於認識我而跑到太寧街去的。一九五九年，這位「小霸王」拿了世界單打冠軍——多面手容國團是也。

打功夫厲害的有陳成彪，說故事動聽的有彭芬，「吹牛」吹得過癮的有綽號「咕喱王」與「大蛇恩」的王兆恩，不知死活為何物的有「大炮華」，足球高手有龔添貴、何佳，以及後來一度成為中國國腳的黃文華。其它的性格「巨星」如陳文、劉基、黃德寬、劉仔、楊仔、徐炳垣、甄錦旋，還有「通天曉」大珠、「科學家」王洪慶等等，真是不勝枚舉了。

戰後的香港情況複雜，覓食艱難，但人物與生活卻多采多姿。太寧街二十七號的常客，有的是奇才異士，他們在窮困之中也往往看得開而有樂觀精神，像范仲淹所說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中有人米飯無著，有人要扮「泰山」；但自己還是看得起自己，不屑於作雞鳴狗盜之事。這樣，大家就往往相聚一起，一暢平生。今天，說來不免有所感觸，這些朋友死的死矣，老的老矣！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要遠渡重洋，與太寧街的朋友分手。那時，到美洲去是近乎生離死別的事。當夜，我拿了紀念冊給「太寧」的朋友們題字。深泉（舒巷城）寫道：「此夜分離，燈前言送；他日來歸，談笑與共！」這是太寧街的文采了。

當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快要駛出鯉魚門海峽時，我拿著一枝很長的手電筒向太寧街的方向閃射，依稀中我看到他們站在海旁以手電筒閃呀閃的回應。……

一拜三師

說到拜師學藝，我是個天之驕子。自小以來，我屢遇明師。這一點，我在文章上說過好幾次了。是的，從求學那方面看，很少人像我那樣幸運：無論要學什麼，總是有高手樂於教我。

時光只解催人老；我已過了孔子所說的「知命」之年。到了這樣的年紀，還能學些什麼呢？七個月前我想，就試試書法吧。雖然不少人說書法是老而愈妙的玩意，但已過「知命」之年，就應該真的知命，不能再期望在一項新的造詣上有大成了。我要學書法可不是因為要作書法家，而是因為要在公余之暇，拿起筆來振筆直書，大揮幾下，一舒胸懷，也大有奇趣。而既然要學，當然是希望有點小成了。

然而，「知命」是一回事，天之驕子還是天之驕子。一說及要學書法，就有幾位高人不厭其詳地加以指導。他們是黃永玉、黃苗子、周慧珺。永玉是個繪畫大師，不算是書法家，但他對書法大有研究——事實上，永玉對任何藝術都有很深入的理解。苗子是書法名家，他的篆書高逸，而他以篆改草，神乎其技也。周慧珺是中國最出色的女書法家，居於上海，其行、草出神入化。

我拜師學藝，不拜則已，一拜驚人！很少人在書法上可以一拜三師，更不用說三位大師了。既是大師，他們的教法確也不凡。永玉對我的書法讚的少，彈的多。不過，他是想了很久才彈一句，一彈就一語中的。例如，他說我字寫得太快，用墨不夠，字的中央力度欠佳等等，都是看了很久之後才下結論的。苗子與永玉相反。他讚的多，彈的少。看著我下筆，他差不多每筆都贊，但當他偶一不讚時，我就知道是敗筆了。苗子重複又重複地教我兩個要旨：其一是字要講構圖，而構圖要整篇看；其二是每一筆都要寫到「盡」，不可有半點馬虎。兩個法門說來容易，寫起來卻難乎其難也。

周慧珺是女性，所以教來特別細心。她看著我下筆時，既不彈也不讚，只是說「對了」或「不對了」。她對我詳細地解釋用墨的方法，用筆的多面化，字體要寬緊適度、輕重得宜，而筆勢在快與慢的交替中要綿綿不絕。

奇怪的是，在以上三位明師之中，沒有一位說字是要寫得美觀的。對他們來說，書法只要構圖分佈得沒有大漏，筆力雄強，寬、緊、枯、濃有適當的變化，筆意連綿，那麼字的本身是否美觀是不重要的。事實上他們可沒有那樣說，但一經他們在其它方面的提點，我再蠢也多少能體會到一點。依個人所見，三位高手所說的書法之道都是一樣，只不過表達上是以不同的角度來談一哲理。

明師與庸師就有這樣簡單的一點分別：前者無論怎樣細心，教的只不過是一般性的法門，講的是一種哲理；而後者教時，往往吹毛求疵，不管一般的概念。書法如是，經濟學如是，其它學問也往往如是。

為什麼數十年來，那麼多的高手願意教我？說我幸運是對的，但凡學皆幸，以或然率算，萬中無一，倒是個奇怪的現象。以周慧珺為例吧。她從上海到香港來教我八天，每天從早教到晚，東方之珠的多采多姿，她竟然無動於衷。臨別時她說：「我應該是不枉此行吧！」有師若此，我還有什麼可怨的？

永玉說我虛懷，苗子說我無懼，慧珺說我好思。他們可能不知道，這些條件之得，易如反掌。既然要學，還怎可以自滿、恐懼、而又想也不想呢？沒有這三個條件的人，根本就不想學。我認為屢遇明師，除了一點幸運之外，主要就是因為我真的想學那麼簡單。

我自己為人「師表」三十年，從來沒有放棄過一個衷心求學的學生；另一方面，在屢遇明師的際遇中，我從來沒有遇到一位高手是秘技自珍的。大師教徒弟，總是希望徒弟能青出於藍。在這一點上，永玉，苗子、慧珺日後都要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