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經濟學的發展失望

（一）

今年復活節期間，我二十歲的兒子到洛杉磯一行。為了要滿足好奇心，他順道去該市的加州大學拜訪我三十年前的兩位老師——經濟學系的艾智仁與赫舒拉發。艾老早已退休，但仍經常回校工作；赫老離退休之期亦不遠矣。老教授們一聽是我的兒子到訪，既驚且喜，花了個多小時與他聊天，細說我當年在加大的往事，使小兒得到很大的啟發。

艾老與小兒年齡相差六十載，在這一老一少的對話中，有幾句是「可圈可點」的。小兒對艾老說：「我爸爸認為十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使他很失望。」艾老回答道：「你爸爸老了，因為我也有同樣的想法！」小兒繼續說：「爸爸最近被港大的學生選為『最差教授』，可能也是因為老了吧。」艾老說：「這倒不是；你要替我恭賀你爸爸，因為能獲該『獎』，證明他在教學上有了進步！」

艾老是本世紀的經濟奇才，是所有高手都同意的。我是艾老的入室弟子。三十年來，我對艾老的印象不變：和藹可親，深不可測。當然，在學問上，對於當代大師如森穆遜、佛利民、高斯等人，我同樣有那種「深不可測」的感受。我細想艾老對小兒所說的話，認為不無道理；不過，我尚未到六十歲——未肯認老——所以不能同意「我對經濟學的發展失望」是因為老了的緣故。

我感到失望，是因為覺得十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雖然五花八門，有不少標奇立異之「論」，但一般而言，都內容空洞，使我學不到什麼。術語層出不窮，數學方程式滿紙皆是，驟眼看來是高深的學問，但術語與方程式又有什麼內容呢？

先談術語吧。學術無疑是需要術語的，因為術語可以把一思想內容概括而簡潔地表達出來。創造術語是必要的；但如果一個新的術語沒有新的思想內容，或者作者只希望以新的術語而成名，就顯得造作而「混水摸魚」了。

舉些例子吧。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約理論，是我在一九六九與一九七○年的兩篇文章發起的。今天盛行的術語，如「Incomplete Contract」，「Implicit Contract」等等，我早在一九七○年不言自明地說過了。當時我認為它們是由於交易費用的存在而產生的，不值得大驚小怪。想不到，在今天，「後起之秀」不管交易費用為何物，僅將這些有關合約的術語搬出來，似乎如此就可以把世界的複雜事解釋得一清二楚。

再舉另一例子。一九六九年，我認為「卸責」的行為對權利的界定有負面的影響，但當時我知道，其含義已包含於「自私」的假說裡，所以就將「卸責」（Shirking）這一術語放在一個腳注下。我當時意識到，說人自私，又說卸責，顯然是重複了，所以不應多談。殊不知在今天，「Shirking」、「Opportunism」、「Hold up」等「自私」術語觸目皆是。內容重複，毫無創見，得個「講」字也。

轉談數學方程式吧。數學對科學極為重要，因為那是最簡潔、最嚴謹、最客觀的語言。但數學的本身是沒有內容的。當我們說「Ａ」的平方是「Ｃ」，該方程式的本身可沒有說「Ａ」或「Ｃ」是什麼。就算我們以數字代之，數字本身也是空空如也。假若我們說「Ａ」是溫度，「Ｃ」是重量，方程式就有了內容；但「溫度」或「重量」究竟是什麼，要有正確的闡釋才算是發揮了數學的功能。

縱觀近十多年來的經濟文章，其所用的數學大都近於博士「級」，但內容究竟是說什麼就往往使人摸不著頭腦。有好幾次我堅持要作者把文內的方程式的內容說來聽聽，結果，我認為不知所云，因為我在現實世界上意識不到他們所說的「內容」。換言之，我不知其所指，或認為他們是在說笑，或是以胡鬧取勝也。

是的，數學是協助邏輯的精彩語言。但內容與邏輯推斷的本身可不是數學。高手推論，佳作天成，是不需要數學的協助的。當然，高手推論以數學協助，那是錦上添花，可也。

不過，數學可協助推理，但也可協助掩飾，我認為，十多年來，滿紙方程式的經濟學論著，大都是掩飾其內容貧乏之作也。


（二）

前文提及過，我對十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感到失望，是因為在有關的論著中，術語與數學方程式越來越多，內容卻越來越少，或空空如也。在這新「發展」中，我學不到什麼，而更重要的是，那些所謂「新」的貢獻不能使我更深入地明白世間事。

故老相傳，經濟學有兩個用場。其一是以之改進社會，其二是以之解釋世事。外行的人以為經濟學還有第三個用場——協助賺錢之道，但這一點，通達事理的經濟學者從來沒有相信過。

以改進社會為目標的經濟學，是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到了今天，我們都明白，對社會的好或壞的看法，往往是「主觀」的事，沒有可靠的衡量準則；就「衡量」而言，科學也無能為力也。科學是客觀地以闡釋現象為「座右銘」的。可幸的是，以主觀判斷社會的「好或壞」為主流的古典經濟學——像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原富》——對世事觀察深入，使我們對真實社會有所認識。不幸的是，這一派的一些後起之秀——像十九世紀中期的馬克思——昧於世事，熱情遠超於理智，以口號、術語等而導致後來無數生靈飢寒交迫。

經濟學者要到近三十年來才如夢初醒，意識到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闡釋世界上我們可以觀察到的現象。

在這方面，我們要感謝史密斯對世界的觀察入微，李嘉圖（一八一七）始創的廣泛經濟模式，以及米爾（一八四八）的中肯批評。我們要感謝十九世紀末期以馬賽爾、柏拉圖等人為首的新古典學派；他們把數學的微積分引進經濟學，發明了「均衡」，也使經濟學的辯論能客觀地以邏輯作其取捨。

到了本世紀初期，費沙與凱恩斯在資本與貨幣的理念上發揚光大，使一般性的理論不脛而走。邏輯推理有數學的協助，理論要一般化，就變為順理成章的事。但以闡釋世事為主流的經濟學，是一九六○年以後的事。

一九五七年，佛利民發表了《消費函數理論》，其事實引證之精闢，前無古人。三、五年之後，高斯發表了《社會耗費問題》，史德拉發表了《訊息的經濟學》，阿羅發表了《發明與收入的確定關係》。這些人獲諾貝爾獎，都是實至名歸的。

在（經濟學）六十年代的蓬勃而「緊張刺激」的發展中，我當時只是一個躋身於多位大師之中的無名小卒，認為合約理論是這新發展的主要關鍵，於是就發表了《佃農合約》（一九六八）、《合約的選擇》（一九六九）與《合約的結構》（一九七○）等文章。在這之前沒有誰提到合約，但可沒想到，在我之後的「合約」文章大行其道，竟然與我主張的合約研究分道揚鑣！

我對近今的經濟發展感到失望，是因為十多年來，關於合約的文章雖然觸目皆是，但都內容空泛也。

我可以肯定，在這新發展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作者，連一份合約也沒有細心地看過。世界的事很複雜，要知道真實的世界，人們要花很多時間才能稍知一二。合約的複雜性說之不盡。我曾經花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近五十萬美元，研究發明專利的租用合約，經過五年時間，一無所獲，可謂血本無歸也。而連合約也沒有看過或仔細看過的「後起之秀」，又怎可以教我呢？

忙於以新術語、新理論而求名的經濟學新秀，似乎是急功近利，把科學的真諦置於度外了。科學與藝術不同。前者要以簡勝繁，以實勝虛，以客觀勝感情的。

創新而可用的理論，可遇不可求，百年難得一見也。我們實在毋須忙於把理論「創新」——我們已有的經濟理論，經過二百年的發展，確是大有用場。我們需要的是明白真實的世界。這是說，我們要明白世界的局限條件。在同一的理論下，局限條件轉變了，人的行為就轉變了，合約也跟著改變。

我們要深入研究的，是真實世界的局限條件及其轉變，這是一項艱巨的工程，但科學上若要取得一點成果或進步，往往如是——需要一股鑽研的精神。假若不願付出這代價，而企圖找其快捷方式，或譁眾取寵，「創」出不知所謂的「理論」，以術語、數學作掩飾，可能有短暫的收穫，或過一下「理論家」之類的癮，然而，對科學的基本貢獻而言，卻是一頁空白而不值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