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學者超然化

週末早上醒來，太太讓我看一專欄（可能是因為文內提及我的名字），是潘國鍵寫的《莫悔進入研究院》。該文是回應天恩寫的《懊悔進入研究院》。顧名思義，此二文的觀點不同。我沒有機會讀過天恩君的《懊悔》，但從潘君的《莫悔》中可略知一二。

天恩君似乎是說，他在研究院生活不好過，就業機會沒有肯定性，前路茫茫也。潘君的回應是：從事學術的人要甘於澹泊，不應該因為受到挫折而放棄自己的理想。雙方所提出的都是重要的問題，雙方都對，但雙方都有商榷之處。我是過來人，想在這裡談一下自己的觀點，希望對後學的青年有點幫助。

我在研究院「混」了三十三年，到今天還沒有後悔，可能因為我是比較幸運的一個。當年我決定深研經濟學，是因為在幾種自感興趣的學問中，認為經濟學的謀生機會最高。但在當時，從個人興趣那方面說，經濟學只排在第三位置——與哲學邏輯相若，但卻次於人類學及藝術史。我算不上是一個很市儈的人（不能也，非不欲也），但「飯碗」卻不能不顧。一九七六年，有了兩個孩子，眼見美國每年有兩位數字的通脹，而薪金的升幅遠為不及，就逼著要局部放棄學術研究而做了幾年收入高出好幾倍的顧問工作。

當時我想，自己「澹泊」一點不打緊，但孩子們的起居飲食怎麼辦？那時女兒三歲多，進了幼兒班幾個月，某天晚上她不經意地問：「爸，你有沒有替我準備大學費用？」她不可能知道「大學費用」是什麼——她顯然是從幼兒班的老師那裡聽來的。我感到一陣心酸，就決定要多賺一點錢。

學術的確很有吸引力。它很有趣味，也會使略有小成的人對自己尊重而感到驕傲。不過書中也的確沒有「黃金屋」。學術，尤其是深入的學術，很多時是沒有市場價值的。要是政府不「樂善好施」，或富有的人不欣賞學術而隨緣樂助，愛因斯坦的生活會很不好過。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願意為學術作出犧牲。但這犧牲是有限度的。生活很現實。願意為學術而作出某程度犧牲的人，不能不在學術興趣中考慮「現實」的問題。

另一方面，有更多的人誤解，以為學術只是學院或研究院內的事。非也，勸人「莫悔進入研究院」的潘君自怨找不到學術機構容身，但他行文流暢、可讀，比一般學院文人高明，而潘君的例子不算是很特別的例外。

是的，學術與學院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而醉心於學術的人不一定要在什麼研究院謀生。在事物日新月異的今天，由於種種原因，科學的研究大都要進入研究院，但文學與藝術的深造就大可自由「發展」。博學如黃永玉、黃苗子，沒有進過研究院就讀，卻大可在世界級的研究院任教；與市井之徒為友的李碧華、舒巷城，其文學功力在我之上。幾年前香港大學頒發名譽文學博士給查良鏞，有人見他不是學院派而加以非議。我當時的回應是：不頒發給金庸，難道要頒發給我嗎？

長於學術而又能在研究院謀生，是錦上添花。但不能在研究院任職的，只要不被賭馬之類的「閒情」困擾，大可在謀生之業外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每有會意，大可欣然忘食也。

我不同意潘君之處，是我認為從事學術的人，十居其九以上是不甘於澹泊的。我不認識潘君所說的嚴耕望教授與牟宗三教授，沒理由懷疑他們的澹泊。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先生，其給後人的「澹泊」感就不大可靠。起碼，陶前輩「曾」為五斗米折腰，而折腰後還要說什麼「雲無心以出岫」——若真的「無心」，他是不用說出來的。

潘君舉例之歐洲的「澹泊」偉人，我更認為大有問題了。天文學家伽利略很「市儈」——他是與當時的教會「爭飯吃」而被打下馬來的。哲學家羅素，晚年的風流事跡，今天還被知者津津樂道。馬克思生活潦倒，但恩格斯可以作證，他求財不得，是無可奈何的事。莫扎特以錢掛帥，平生賺過很多錢，可惜揮金如土，最後的兩年不好過。畫家梵高癡於畫但賣不出，在生時不及他的市儈之極（近於騙子）的朋友高庚幸運。

人各有「價」，我自己的靈魂是可以「出售」的。友好黃啟阜聽我這樣說時，很不以為然。黃醫生也許錯看我了。不值錢的靈魂，要它作甚？我感到驕傲的，是自己的靈魂價格似乎比一般的行內人高一點。我甚至可能比陶淵明高一點：我不會為五斗米折腰，但五百斗米則作別論。

因為自己不夠澹泊，我從來不鄙視為米折腰的學者。我鄙視的是那些沽名釣譽，在研究院中掛出一個學術招牌，故弄玄虛，「高深」得連自己也不明白的學棍。

學術很有意思，但既不神聖，也不超然。有真材實學的學者值得我們欣賞；但學術是一個行業，從供求的角度看，算是一個市場，也有市場的不幸，而其中的騙子並不比一般市場少見。甘於澹泊是美德，但過於澹泊就往往成為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