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27, 1994

人格與藝術——試談王鐸現象

風格與藝術,常見於談論中,但品格或人格與藝術卻較少被提及。這後者其實很有趣味,大可一談也。

問題是這樣的。一個從事藝術的人,若他的人格大有問題,令人鄙視,那麼他的藝術作品是否可以卓然而成大家呢?換句話說,假若我們不喜歡某一藝術家的為人,我們是否跟著不喜歡他的作品?有這樣的說法:「相由心生。」藝術也如是乎?

認為正得正,負得負——人格與藝術同起同落——的人有的是。我聽過郭沫若的例子。他被認為是一個沒有骨氣的人,是「巧言令色則恭」的那一種。郭氏是一個書法家。一些鄙視郭某的人,認為他的人格反映在他的書法上,不可取也。以個人之見,郭氏的書法寫得很熟,但的確有點問題,令人看得不舒服,至於是否與其人格有關,我就不得而知了。

廣泛一點說,「負」而得「正」的例子也不少。毛澤東是否千古罪人,眾說不一,但他「整人」成癖,其心胸狹窄是沒有疑問的。但老毛的詞與書法皆有成就,且顯得胸襟廣闊,與他的人格似乎沒有必然的關係。明朝的書畫大家董其昌,好些人說他恃勢凌人,欺善怕惡,人格不可取也。我認為董氏的書法有媚態,不是一般人所說的那麼高。當然,我怎麼看作不得準:兩年前美國出版了一套(共兩冊,千多頁)名為《董其昌的世紀》的書,認為他的書畫雄視明代近一個世紀,無與倫比也。

民國以來,鄭孝胥被認為是漢奸,但鄭某的書法確實不弱——雖然說不上是大師級。古往今來的中國畫家中堪稱一代大師的,張大千可以當之無愧。但大千居士的「人格」曾屢遭非議。這是由於他憑著自己的曠世奇才,仿製八大、石濤等高人的畫,不僅「仿」得維肖維妙,且造詣上有過之而無不及——也以如此這般的仿製品來騙取過達官貴人的錢。不過另一方面,大千居士對朋友的慷慨與關懷,是有口皆碑的。

毋庸諱言,我認為張大千先生的「騙術」是趣事,算不上是「人格」上的大污點。以仿製假畫為業當然見不得光,不可以勒碑誌之;但以天才絕頂、巧奪天工的本領來難倒或瞞過專家及達官貴人,這樣過癮的事怎可以不嘗試一下?幾年前黃老弟黑蠻給我看一篇文章,其中描述大千居士壯年時如何把「專家」們玩弄於「指掌」之上,不禁叫絕,怎樣也沒有想到他「人格」有問題那方面去。

此文以《人格與藝術》為題,是因為最近我的書法老師周慧珺托簡慶福帶給我兩大本王鐸的書法。王鐸是明末清初的大師級的書法名家。以我之見,他的書法沒有王獻之那樣瀟灑;沒有米芾那樣變化萬千;沒有張旭、懷素那樣狂放;也沒有倪元璐那樣耐人尋味。然而,從全面性及氣勢這兩方面來品評,王鐸應該是中國書法史上的頂級高手,可以雄視百代。

很不幸,在書冊上評介王鐸的幾篇文字中,作者們差不多一致地認為他是「千古罪人」。原來王鐸是明末的重臣而投降滿清。他不作「完人之道」——沒有自殺——而轉作清朝的官。既為降官,他當然沒有權勢,但他食得好,住得好,最好的紙筆招之即來,加上無「權」一身輕,王鐸在死前的七年,專於書法而大放異釆。

是的,在科技、傳媒發達的今天,不忠於舊主沒有什麼大不了,可以一笑置之。要是我們今天的價值觀還像二百多年前那樣,好些香港的行政、立法局議員,到了九七時要作「完人」之舉了。但在王鐸那個時代,不跟著皇上「自縊殉國」之類,是失節也,可鄙也。那麼,王鐸可算是個貪生怕死的人吧。但正因為他這樣做了「千古罪人」,我們今天才可以看到他後期的書法,在他的筆墨中大開眼界。

年多前謝世的書法家沙孟海,認為王鐸失身於滿清,後人對他的書法評價就打了一個大折扣。這是不應該的。人格歸人格,藝術歸藝術,才是品評之道。以今天的準則衡量,王鐸的人格不一定有大污點,但在當年,王鐸必定感到慚愧不堪,無地自容,迫著把愁懷寄之於書法,以書法作為一個避難所,在不經意間登峰造極。

是的,人格有問題而藝術大有成就的例子多的是(法國的高庚就是例子之一)。另一方面,奸險之輩或鬱鬱不得志者,好些時會將自己的品性或感受流露於其藝術作品上。但每一個人,不論如何險惡,或是怎樣「小人」,總會有他可取的一面。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在創作時可以忘卻自己的污點,或忘卻自己的時運不齊,而向可取的一面,或有希望的一面邁進。這樣的作品不一定甜美(甜美的作品,一般而言,不是好藝術),但可以氣度儼然,或帶著一點令人感到苦盡甘來的苦味(只得一個「苦」字的作品,不可取也)。

好的藝術,不應該有任何造作,而在世事的感染中總要帶著一點童真,一點人類天生下來就有的靈性、情感。除技巧或技術以外,好的藝術家往往會像范仲淹所說的那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把內心深處的一點人類的共鳴,不渲不染地表達出來。因此,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的作品,應該是與他被世俗污染了的人格沒有必然的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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