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龍一族

一位曾經是我的學生而現在是經濟學教授的朋友，最近與我談起近十多年來的經濟學發展，說像我這樣的經濟學者，是屬於恐龍一族。其意是，我所用的經濟學在世界上快要絕跡了。

在醫學發達的今天，六十歲不算「老」。回想三十餘年前，自己作研究生埋頭苦幹，歷歷若前日事；而其後我對經濟問題的思考從未中斷，怎可以一下子變成陳跡呢？

在外國問津經濟學的中國學生中，我可能是最幸運的一個。當代的經濟學大師我差不多都認識，其中好些很相熟。這些大師一般比我年長二十多歲，是長一輩的風雲人物。我所知的經濟學是直接受他們的影響的。這樣的際遇，即使美國本土的學生也不易有之。無奈好景不常，過不了十五年這些前輩都先後退休了。

年紀與我相若或比我大一點的經濟學後起之秀，能繼承那些前輩之傳統的不是沒有，但數來數去只有貝加（G. Becker）、盧加斯（R. Lucas）等幾個人——這與人多勢眾、聲名顯赫的上一輩（如森穆遜P. Samuelson、佛利民M. Friedman等）相比，遠為不及矣。

一九七三年，貝加到西雅圖與我相聚，我打趣道：「愛因斯坦跟太太離婚，合約寫明將來獲諾貝爾獎要分獎金給太太，那是說，對獲獎的機會是相當肯定的了。你應該比愛因斯坦還要肯定，可以到銀行洽商，把未來的『諾』獎抵押貸款，先花未來錢吧！」他笑了，笑得有點自豪。幸好他沒有聽我的話去做，因為他竟然要再等十八年才獲得該獎。

在那次談話中，我問貝加：「佛利民的後一輩能與他相提並論的，就只有你和其它幾個人，你擔不擔心若干年後，經濟學會因為人材凋零而變得一蹶不振？」他的回應是，不會的，因為學經濟的青年越來越多，聰明才智的屈指難算。

貝加說的新天才人多勢眾，本來不錯，但他們重技術，輕內容，與以內容為主、技術為副的前輩傳統脫了節。於今看來，貝加自己也是恐龍一族！

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後一個可以不選修數學而還能獲博士的學生。我也曾在兩篇經濟論文裡以數學引證過，但獻醜不如藏拙，之後就再沒有用方程式了。這逼使我執筆時集中在內容的構思上，推理時一次又一次地採用那最簡單的幾個基本概念與定律，但求清晰明確，而對真實世界的認識則盡量深入。

二十年前，一位經濟學朋友問史德拉（G. J. Stigler，今已故）：「數學對經濟學有多大的重要性呀？」史老回答說：「這是個愚蠢的問題。當今之世，不用數學而站得住腳的經濟學家只有三個——高斯（R. H. Coase）、艾智仁（A. A. Alchian）與張五常。」史老兄有點糊塗了。經濟以數學來引證，是錦上添花，但數學本身卻不是經濟學。史氏本人懂數學，但用得很少；貝加等傳統學者用得多一點，但主要還是以內容為重。於今看來，史德拉也是恐龍一族。

史德拉平生最推崇的是二百多年前的史密斯（Adam Smith）。史密斯什麼數學也不懂，但內容的充實與精彩，我們難望其項背。去年夏天，在西雅圖與艾智仁相聚，我說：「為什麼今天的年青經濟學者，若走史密斯的路線就難以找到學術工作呢？如果三十多年前的經濟學像今天那樣，我是決不會選讀這學系的。」他回答說：「我也不會。」這是恐龍的對話了。

恐龍一族，可不是經濟學獨有的。一九六九年，在芝加哥與舒爾茲（T. W. Schultz，後來獲諾貝爾獎）的一次談話中，他引述了一位物理學名家的一篇大發牢騷的文章，說物理學因為重技術、輕內容而變得面目全非，使該名家覺得自己是恐龍一族。

科學之外的「恐龍」也是有的。友好黃君實是其中之一。黃兄比我年長一歲，是一位鑒賞中國古書畫的專家。他在大學進修的是藝術史；到日本工作，學日文，為的是研究日本所藏的中國古書畫；在美國博物館工作，又是那一套；今天在佳士得拍賣行主持書畫事項，對古書畫的觀摩更是無日無之。數十年來，日以繼夜，由於興之所至、經驗累積而專於古書畫的，當然不止君實一人。然而有他那種機會的（在中國文革期間看古書畫，可能會被殺頭）著實不多。像王季遷那樣因收藏古書畫而成鑒賞專家的，應該還有幾位，但他們是君實的前輩了。

近幾年來，我學人家收藏了少許的中國古書畫，心驚膽戰。我對君實說：「看年青一代很難有你那樣的『古』風，那麼若干年後，我今天的收藏豈不是血本無歸？」他的回應，是後起之秀有的是。

像史德拉一樣，君實也有點糊塗了。我遇見過幾位對古書畫誇誇而談的後起之秀，他們對古書畫的認識，比我這個幾乎完全不懂的人還要知得少。連毛筆也沒有執過的後起之秀，說自己是中國古書畫的鑒賞專家，豈不是有點莫名其妙嗎？

難道今天的中國古書畫，往往不及近代的作品值錢，是因為市場早已和我一樣，意識到，像黃君實這類專家，是恐龍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