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秋月何時了？

我不是一個重視優生學的人，但相信基因的遺傳對人的天分有決定性。中國的蘇東坡與英國的赫胥黎（Huxley），各有各的一門三傑，倒不是或然率巧合的結果。

我不敢說中國人的先天基因比他人高一等，所以中華民族是「優生」之族。但好些外國的知識高手都是那樣看。發明半導體而獲諾貝爾獎的那位仁兄，被美國的輿論罵得狗血淋頭，因為他三番四次毫不含糊地說：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智商——中國人最聰明，黑人「包尾」！我的師友艾智仁與高斯，高尚之士也，沒有說黑人「包尾」，但卻說過中國人天生最聰明。異國朋友有類似觀點的，屈指難算。

我自己不敢說我們炎黃子孫有「優生」的天分（事實上，我認為猶太人可能稍勝），但從表現與一般外人評價這兩方面看，中國人的基因絕不遜於他人。

中國人不但聰明，而且刻苦耐勞。根據一項美國學者的統計，抗戰期間，在上海拉黃包車的勞動者，操此業後，平均壽命只有五年，但他們還是為了生活拉呀拉的。也是抗戰期間，我隨母親在廣西一帶坐船逃難，船是由十多個苦力（或縴夫）在河岸上拉著前進的。他們從早到晚拉呀拉的，骨瘦如柴，汗流浹背，但舉步維艱之際，卻面不改容。

中國人聰明，既能刻苦，也能耐勞。然而為什麼身在神州大地的中華民族，竟然給我們祖先一度看不起的洋鬼子比下去呢？——不僅比下去，而且大有天淵之別，不能比也。不僅生活如是，藝術、科學也如是。

以上所說的「不能比」，說起來，也只不過是最近二百年的事。中國最後一個好皇帝是乾隆。乾隆卒於一七九五年——距今整整二百年。這二百年中，江河日下，炎黃子孫越來越不成樣子。如果不是鄧小平從七十年代末期起說左走右，大事開放，中國今天肯定不堪設想。

大約八年前，一位在史丹福大學胡佛學院當高級院士的朋友，不遠千里而來，專程到香港來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人在香港、美國、日本、歐洲、東南亞一帶，事業上都有出人頭地的成就，惟獨在中國本土，他們就是那樣不成氣候？」我回答說：「這似乎是個淺顯的問題，因為答案是中國本土的制度有所不逮。」

但是，為什麼制度會有所不逮呢？中國人既然又聰明又刻苦，那為什麼不可以解決這制度上的困難？我今天的答案是：中國人雖然聰明，但卻沒有政治智慧。還有，他們受到傳統約束，不善於推理引證，不敢對權威大名手起刀落。這樣的民族是易於受政客瞞騙的。

記得在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多麼好聽的口號，於是「匹夫」奮不顧身，為國捐軀去也。他們可沒有想到，當時的達官貴人，風花雪月，你捐你的，我貪我的。

到了毛澤東時代，「為人民謀福利」的口號不脛而走，好聽得不得了。到後來明明稀粥也沒有得吃，也天天說著為人民謀福利，而信者甚眾。殊不知老毛天天大魚大肉，身邊美女如雲——不知是真是假，但他的私人醫生所寫的書，不可能全是謊話。

說中國人沒有政治智慧是對的，但毛澤東是個例外。他懂得高舉洋鬼子的胡說八道的學說，以舶來品聲價在中國出售。什麼「剩餘價值」、「階級鬥爭」之類的空泛理論，不知所謂，但既是舶來，中國人怎敢不相信。

一個本來是優秀的民族，但在傳統上有三從四德的家訓，有「孝」、「禮」的倫理，也有「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的「國法」，加上善良的老百姓有盲從於「權威之言」的習慣等等，是很容易受到政客的影響，而被玩弄於股掌之間的。

中聽但不中用的口號、術語，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實在是說得太多、太多了。春花秋月何時了？

在行將踏進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作為在學術上可與西方較量的中國人，回顧二百年來我們祖國的「往事知多少」，我不禁潸然淚下！

春花秋月，應該「了」於今天。要做到這一點，我認為中國的特權分子，應該放眼觀望，看得遠一點，為自己的兒女的兒女，設想一下。「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他們是知道的。但向前看，他們可能不分黑白，如果他們今天不肯放棄他們的特權，他們的兒女的兒女，充其量就只不過是弄到一官半職，整天搞政治性的人事關係，心驚膽戰地以貪污特權為「謀生」之道。而其它沒有特權的人，刻苦耐勞就只得一個「耐」字矣！

我認為今天中國的特權分子，絕大部分都知道要怎樣改進。不過，他們就是不願意改，因為一改之下，其擁有的特權就煙消雲散。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如此一來，問君能有幾多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