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天偉事件說起

天偉是我的朋友。他受到的傷害，使我好幾晚睡不著。

事發後，我很想立刻到醫院去看他，但恐怕看不到他，又或者恐怕看到了會哭起來，增加他的傷感。事發後的翌日早上起來，托秘書叫人送花到醫院去，花籃中要寫的幾個字或一兩句話，我想了十多分鐘也不知道怎樣下筆。送花附言，我向來是「思」到句出，不到一兩分鐘就自成「文采」的。然而給天偉的花，我在悲痛中就想不出應該怎樣說。到最後，我只能囑花店簡單地寫下：五常、錦玲致意。這是最深的致意了。

我想，如果一個人的痛苦可以讓他人分擔，那麼願意站起來分天偉的痛苦的人，會數以百計。

我喜歡天偉的率直，喜歡天偉的誠懇，也喜歡天偉的過癮性格。

可能是因為他要使讀者過癮一下，害了他。但天偉是一個毫無機心，絕對友善的人。假若事情真的像一般人所說，他的重傷，是由於辦刊物而開罪了某些人，那就可能是因為他認為是過癮的，某些人卻認為絕不過癮；又或者是因為，某些開罪他人的文章，並非天偉所寫的，但他所主持的刊物打算刊登，或是刊登了，使被開罪者向主持的人下刀。

六年多前，六四之後不久，黎智英要辦刊物，我向他推薦梁天偉（推薦天偉的不止我一人）。我當時認為，天偉認識很多人，知道很多少為人知道的消息，這樣的人辦刊物，可能大有娛樂性。黎老弟既然說明他辦的刊物要大眾化、越大眾化越好，越多階層的讀者越好——這些我是不贊成的——我就想到天偉那方面去。

當時，我是希望黎老弟搞一份有知識、建設性的刊物，搞得可讀、過癮一點，把老氣橫秋的所謂學院派幽默一下。我在《壹週刊》第壹期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題為《最後的晚餐》的，就是以《聖經》所說的作為比喻，加上經濟分析，來開開當時的財政司玩笑。黑蠻替該文畫了一幅插圖，把達芬奇所繪的《最後晚餐》名作改頭換面，把耶穌改為香港的港督，著實過癮。（後來一位貌美如花的太太，幾番懇求，把這幅精品買了去！）像《最後的晚餐》那樣的文章，是我當時對《壹週刊》的期望。

智英做生意的一點過人之處，是他對大眾化的品味不斷追尋。他顯然認為，知識性的過癮文章，不夠大眾化。搞了幾月，刊物銷量不錯，但「升紙」不得，他就每星期請讀者來開研討會，尋求讀者的喜好、品味所在。其效果就是今天所見的《壹週刊》。

我當時認為，而今天還是那樣想，搞刊物在某程度上可以改變讀者的品味，所以不應該全以讀者原有的品味為依歸。好些高級而又大發其達的時裝，都是試圖改變消費者的品味的。但從讀者的品味來說，黎老弟樂意接受，不想試行改革一下。

事實勝於雄辯。走讀者的需求路線，升紙升得很快，廣告客戶也就笑逐顏開。在商言商，黎老弟這一手我是佩服的。

問題是，香港讀者的品味有點那個。例如，那所謂《壹驚艷》，據說很收得。又例如，刊物上揭發某名人的某些私隱，對該名人顯然有不良影響的，讀者可能為此搶購。我個人認為，大有損害性的私隱，不應該發表。這是因為每個人都有不願告人的私事；而這「私」權是應受尊重的。

很不幸，香港的法律，對誹謗本來就沒有多大保障，因此，凡是有事實或近於事實為「據」的私隱，就可往往以「有證明」為由，大曝其光而逍遙法外。其實，跟其它自由一樣，「曝光」的自由不能沒有約束，但約束的或多或少，見仁見智，怎樣辯論也不會得到所有人的認同。我自己的主觀「見仁」，是香港的言論，在某方面是過於自由，而在某方卻又感到自由不足。

我不知道天偉的不幸是否因揭發私隱而起，也不能肯定某篇引起事端的文章，是出於天偉之手。但天偉所主辦或參與過的刊物，有時似乎是「出位」了一點。然而，在香港的刊物市場，這應該是一般性的。

無論怎樣說，對天偉的遭遇，我在沉痛中感到憤怒。事發後黎智英告訴我，天偉是一個不喜歡損害他人的人。這樣的人若真的是因為搞出版而幾遭殺身之禍，那麼搞出版這個行業，在香港實在難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