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佛利民

前文提到我在六三年至六九年之間認識佛利民一些往事，由於篇幅所限，只能簡短地說了少許。我當時（跟認識他不深的朋友一樣）對他的觀感是：學富五車，思想快如閃電，辯論時措辭鋒利，好像是楊志賣刀，殺人不見血似的。然而，在談話中他除了學術之外什麼也不說，缺少了一點人情味。

六八年我被聘請留在芝加哥大學再任教職，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其它要聘請我的大學就多起來了。六九年初，芝大的經濟主任夏保嘉（A.Harberger）告訴我，當時芝大的經濟系實力之強，史無先例，希望我能留任。於今回顧，夏氏對芝大的評價是中肯的。但我少年時在香港西灣河的海旁長大，在加大唸書時又與海為鄰，對海有很深的懷戀，所以當六九年的春天三所在美國西岸的大學向我招手時，我去了一趟以前沒有到過的西雅圖，就選上那裡的華盛頓大學。今天，好些朋友認為，我當年離開芝大，在學術生涯上是犯了大錯。

六九年離開芝大後，我很少有機會見到佛利民。通信是有的——佛氏是個收信必回的人。偶爾在會議中見到他，通常只有機會匆匆說幾句問好的話。只有兩次能跟他多談一點。一次是七九年大家到香港來開會議，我請他吃海鮮去。另外一次是八六年我到舊金山演講，他夫婦坐在前排，事後他請我喝酒，暢談中國經濟改革的情況。

我與佛利民成為深交，始於一九八八年，那時他七十六歲了。這是我第一次與他談話之後的二十五年。

八八年九月，我帶佛利民夫婦游中國，從早到晚相聚兩個星期。行程的主要節目，是拜會趙紫陽總書記。這段令我日後難忘的行程，使我曾經寫過幾篇文章。九三年的十月我又再帶他夫婦游中國——行程包括成都、重慶、上海、北京——見到好幾位中國領導人，最高的當然是江澤民總書記了。

自八八年中國之行起，佛老和我有很密切的聯繫。這後期的交往使我意識到，佛氏作為一個學者與佛氏作為一個朋友是兩回事。

作為一個學者，他跟其它有道之士一樣，針對問題來分析，但因為思想快得令人難以置信，而推理又顯得那樣層次井然，不免使人覺得他對不同意見者不留餘地。是的，有些與佛老過招次數不夠多的學者認為，在學術辯論上佛老不肯認錯。這觀點只是一種錯覺。我從多次與他辯論的經驗中體會到，佛老並非不會錯，也非不肯認錯，但因為他的思想速度實在快得離譜，認錯也是同樣的快，跟不上的辯論者就不容易知道他已經認了錯而轉到另一個角度去分析了。

作為一個朋友，佛利民對人的關懷之心使我有如下的感受：這個人的「腦」與「心」分得很清楚——腦作分析，快如閃電，冷若冰霜；心作關懷，佛口婆心，暖若火爐。是的，近幾年來，他對我身體早已復原的微不足道之事問長問短，眼睛的白內障為什麼還不去施手術，每天還抽多少根香煙等等，不厭其煩地問；我的太太、兒女的狀況，都是他常常要說的話題；而彼此認識的朋友，他提起時永遠是維護，永遠是向好的那方面說。

不久前，美國的西方經濟學會在舊金山舉行年會。佛利民住在該市，而我是該會的副會長，就決定在那年會中為祝賀佛氏夫婦而舉辦一個晚宴。被邀請的學者及朋友共五十六人。受邀請者皆到，這可見朋友們都像我那樣，對佛老是衷心尊敬的。

餐後，我照慣例站起來說十分鐘關於佛利民的話。既然在座的學者都直接或間接地是佛老的學生，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是不用介紹了。我於是說了一些個人和佛老結交過程中的有趣逸事，讓聽眾一笑。

到最後，我嚴肅起來，把好些日子以來覺得不吐不快的心裡話說出來。我說：「我今年六十歲了。回顧平生，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像米爾頓（佛氏）那樣言行一致的人，而且一輩子都是那樣。他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與自己的信念相反的話。這樣的行徑，一般人本來不難辦到，但他們可沒有那樣做。大名鼎鼎的人物要那樣做就遠為困難了。我自己當然沒有米爾頓的大名，但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與香港的九七問題，小名我是有的。好些時候，我覺得若說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或故意說得不清不楚，對自己會有利益——甚至可能有金錢上的利益。每當我感到自己快要成為弱者時，我就想到米爾頓。於是讓腦子清醒一下，對自己說：米爾頓不會做這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