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氛與文化

十多年前余英時教授說香港沒有文化。從任何角度看，這觀點是不對的。以比較保守的準則來衡量，金庸與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唐滌生的粵劇，怎會比不過魯迅、巴金等人的成就；而舒巷城的文藝作品，只有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才可以寫出來。

廣泛一點看，三十年代的小明星及五十年代的紅線女，都算是重要的文化人物；而香港五十年代的黑白攝影，於今回顧，是一項重要的文化發展了。

再廣泛一點看，五十年代初期在香港街頭以賭棋為生的楊官璘，在聖公會以書作球拍來賭乒乓球的容國團，就是拿風箏到處找敵手的我，都算是文化人物。

看近一點，香港的文化也是自成一家。三蘇、哈公等人的怪論，在外地我從來沒有見過。今天的林振強，只有香港才可以產生出來。李碧華、尊子等人的風格，在外地不容易找到。周潤發與張曼玉，不妨加上梅艷芳及其它的，一看就知道是香港特有的演技。難道李小龍的功夫是在美國學得的？當然，我們還有一個許冠文。

我提到這些，是要表揚一下我們這個小小的東方之珠，有文化沙漠之稱的，在文化上實在有很多方面很了不起。我認為文化不應該單從莎士比亞、畢加索等人的作品的狹窄角度看。從文學的角度看，林振強當然比不過狄更斯。但文化不是文學，要論多采多姿。這後者，林振強算是及格了。你不喜歡是一回事，但你不能不同意，香港的文化無奇不有。

我這樣說，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文化不限於文學、藝術之類的「大路」貨色——半個世紀前在香港街頭賣藥的講古佬，何嘗不是文化人物？其二，文化的產生，必是與某種氣氛相連的。社會缺少了某種氣氛，就不可能有某種文化。那是說，文化不是由一個或幾個人創造出來的。

王羲之有蘭亭之盛，王勃表演於滕王閣，李白夜宴於桃李園，米芾與蘇東坡等高士雅集於西園，都是有記載的氣氛濃厚的文化例子。其後徐文長的什麼七子，鄭板橋的什麼八怪，其參與者當然不止七、八個人。歐美的經驗也如是。百多年前法國的印象派藝術光芒萬丈，是由數十個天才或近於天才的富家子弟聚在一起，吵呀吵地吵出來的。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唸書時，就逢場作興地遇到幾個氣氛濃厚的組合，改變了我的一生。

最重要的當然是六一年我進入研究院後，數十個同學中有十多個整天只談經濟學，不顧其它。我們天天聚在一起，對經濟理論與科學引證的問題翻來覆去地爭論。對一些論著拍案叫絕，對另一些破口大罵。偶然有人解通了凱恩斯的某一句話，就誇誇其談，解不通的就罵凱恩斯。當時經濟發展的學說如日中天，但我們讀一句，罵一句，罵得痛快。（後來這發展學說果然不成氣候，慘淡收場。）

某教授說過一句比較有新意的話，我們那組人總要品評一下。艾智仁當時還未成名，但因為大家都喜歡把老師的話試行推翻，過了不久，大家都同意艾氏是天下高手。午餐時一人一塊三文治，一盒牛奶，聚在一起打橋牌。一篇重要的經濟學文章放在牌桌上，傳來傳去地閱讀。叫牌的叫，出牌的出，其它的讀一句或一段，又作品評了。

有這樣的求學氣氛，再蠢的人也會變為個准天才。大家都有求知慾，若有新的啟發，就總要不停地辯論三幾天。沒有誰去理會考試那回事。

比較不重要的是我在攝影上的發展。也是六十年代初期，為了要賺點外快，每星期我花一個晚上在好萊塢傳授燈光人像及黑房技術。因為大家興趣相同，觀點相近，開始的幾個人過了不久就增加到十多個。每星期的那一晚，我傳授的時間愈來愈短，而座談則愈來愈長，非凌晨後不散。今天，有人說新潮攝影起自洛杉磯。若如是，就是起在我們那組人。

我原來對音樂一無所知，因為我的耳朵對音調的小差距分不清。但六十年代初期我的攝影朋友中有兩位是音樂高手。他們介紹我認識好些懂古典音樂的朋友。這些朋友比上不足（不是演奏大師），比下有餘（高出一般音樂教師幾個馬位），都是懷才不遇的。週末，我很喜歡跟他們聚在一起，聽聽他們對音樂的意見，讓他們在鋼琴或其它樂器上表演一下。他們談的我初時完全不懂，但過了一年，就懂得一點兒——夠我享用到今天。我特別喜歡莫扎特，是這些朋友影響的。

是的，我認為有了氣氛，文化必定會隨之而來。困難是氣氛不易搞。「氣氛」這回事，是要有好些因素的合併才可以搞起來的。八二年我回港任教職時，第一個重點就是要在經濟系內搞起學術氣氛，但搞來搞去也搞不起。這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我們找不到一堆可以成量的好研究生。最近兩三年我們的學術氣氛有明顯的改進，但距及格的水平尚遠。

最後，我要說一下香港要搞高科技的困難。資源的問題姑且不論，我們要知道高科技也是一種文化，而像其它文化一樣，要搞起來就先要有氣氛。目前，香港的科技氣氛是不容易感受到的。

去年，我到加州的一位朋友家中作客。在宴會中聽到成年人與成年人的對話，孩子與孩子的對話，我大部分聽不懂。他們所說的是有關計算機的術語。這就是搞高科技必須的氣氛與文化了。

香港有金融的文化，有市場的文化，也有賭馬的文化。高科技的文化，所差甚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