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賭本的經濟研究

回頭說四月在廣州遇到的那位青年，替我八十多歲的老師艾智仁翻譯巨著，閒談中他提到一些有趣的故事。該青年說，事前他翻譯了艾老的一些文字，寄給艾老看。老人家倒也不蠢：他在美國請人將該青年的中譯翻回英語，認為可以，就讓該青年翻譯他的書。

蠢的是我。我不敢閱讀他人替我的英語論著所作的翻譯，因為恐怕讀後稍作修改，就會被說是我修改過而批准了的。翻譯難得不得了，比寫原文困難得多。我的《佃農理論》及大部分的英語文章論著，都被翻譯成中文面市。據說賣得很好，但我就是不敢讀，是所謂「吾不欲觀之矣」！

那位翻譯艾老巨著的青年，說他曾經到美國拜訪艾老，在洛杉磯加大艾老的辦公室內傾談。傾談之際，Harold Demsetz走了進來，手中拿一篇文章給艾老看。那是一篇中文英譯、中英對照的文章，是我以中文下筆而被翻譯了的。你道是哪一篇？是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我在《壹週刊》發表的《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

不知是哪位好事的中國學生，譯成英語給Demsetz看，後者讀後又傳給艾老。顯然地，這些人不認為我那篇文章是胡說八道，甚至可能認為有點見地。

發生了些什麼事？我說過好幾次了，經濟學在走下坡！怎麼可能呢？今天研習經濟的人，比我當年多出很多，而經濟學報的增幅以倍數計。論人多勢眾，論數學的根底，昔不如今。但從解釋現象的角度來衡量，今天的乏善足陳。解釋現象是唯一衡量實證科學的準則，經濟學怎可以一下子變得面目全非了？要是價格理論真的「失傳」，經濟學是要從零開始的。

好些時，一門學問會誤入歧途，或走進一個死胡同，搞了好一段日子，而其中參與的不乏聰明才智之士，但當局者迷，莫名其妙地胡混了一輩子。一九四八年興起的經濟發展學說就是例子。這門學說大約終於六十年代末期，壽終正寢也。有些中了計的學者堅持下去，再多搞十多年。

經濟發展是我考博士試其中一項。當時明知這學問胡說八道，選修是要體會一下胡說的理論，與艾智仁及赫舒拉發所教的價格理論有什麼分別。不僅我那樣想，幾位其他同學都以同樣的看法來選修。

後來我在《佃農理論》書後的一個附錄中手起刀落，用了四頁的篇幅把當年經濟發展學說中最有名的兩個理論殺下馬來（見該書的Appendix A）。這樣做是因為自己花了時間研讀胡說，廢物不妨利用一下。那是一九六九年才發表的。倡導經濟發展學說不遺餘力的度瑪（E.Domar）讀到，給我電話，說要是那附錄早發表十年，我會知名天下！（度瑪後期的作品大有可觀。他發表的一篇關於農村「公社」的文章，結論可商榷，但十分精彩。）

有時一門有建樹的學問，做得好，但做到盡頭，再不能有重要的新意，但還有學者繼續努力，以至虛度時光。經濟學上的傳統對外貿易理論就是例子。這門學說曾經有多位高手雲集於斯，但森穆遜一九四八年發表了「生產要素價格相等」理論（其實Abba Lerner一九三三年作學生時早就寫過一篇有同樣結論的習作），登峰造極，之後這學說就再沒有重要的貢獻了。

「生產要素價格相等」這個理論，相當了不起。它是說，國與國之間的產品交易，在某程度上是代替了生產要素的移殖——代替勞工的移民、地產的跨國轉移等。天才之筆，是在多個假設下，森穆遜證明國與國之間的產品交易，可使國與國之間的勞工、地產等的生產要素之價相等。雖然大家都明白那多個假設有點過分，不切實際，但在程度上外貿代替移民之說是重要而又正確的。不幸的是跟走這路的經濟學者，都是加加減減其他的假設，再沒有重要的新發現。（十多年來，對外貿易有另一套新發展，這是後話。）

今天經濟學的天下大勢，是走數學、術語、博弈理論、數量統計的路。這些學問絕不簡單，而所需的智力也不平凡。問題是從解釋世事那方面看，到目前為止我還看不到有什麼值得拍案叫絕的。這顯然是因為後起之秀不重視解釋，選走理論的路。這是急功近利的意向：可能是要爭取文章被引用的次數，或者是爭取有大名的學報發表，又或是爭取諾貝爾獎。

要解釋世事，我知道的最可靠的辦法是用簡單的理論，概念與重心要拿得準，然後深入地調查真實世界的局限條件，有系統地加以簡化。只要做得適當，簡單理論的解釋力非同小可。困難是真實世界的局限不容易調查，有時花上幾年時間調查不複雜的局限也一無所獲。要走這路來獲取大學的終生僱用合約（tenure）是冒天下之險，賭不過，更勿論諾貝爾獎了。

不管文章發表，單看研究工作來評審一個助理教授應否獲終生僱用合約的大學，當今之世絕無僅有。三十多年前的情況似乎不同。當年我沒有要求，但第一份正規的美國大學教職，就是終生僱用合約。這等於在研究時，給我一個免費的大賭注，讓我不管有沒有把握發表文章也有膽去馬。做了幾年，我知道調查真實世界的任何一項局限條件，可以血本無歸。我於是不把所有的雞蛋放進一個籃子內。永遠有幾個項目一起調查，久不久有一項略有收穫，看得準了，猛攻幾個月就寫一篇文章發表。

話雖如此，我曾經有一項調查研究，是猛攻幾年而一無所獲的。撇除這項及其他的一些不幸，因為一開頭就有賭本，我是行內比較幸運的一個。

經濟學鼻祖史密斯因為替一個大富貴族（Duke of Duccleuch）的兒子補習了兩年，獲得非常優厚的終生退休金（每年五百英鎊，是二百三十多年前！），用了十二年的時間寫成了《原富》。這是經濟學之幸。

我很懷疑當今之世，公立的學校那麼多，影響了學術發展應該走的路。我們要細心地回顧一下，昔日李嘉圖、米爾、馬歇爾、費沙、凱恩斯等人的巨著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