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為米折腰

前期在這裡發表《有賭本的經濟研究》，抨擊今天的經濟學發展，寫到最後，很有點感慨，因為覺得自己也走錯了路：雖然一開始就獲得大學的終生僱用合約，有賭本，但還是操之過急，頻頻失誤。

於今回顧，要是一九六八年初我聽夏理·莊遜（H.G.Johnson）的話，在經濟學術上選走理論的路，後果如何倒是個有趣的猜測。夏理當時一半時間在芝加哥，一半時間在倫敦，他讀到我《佃農理論》及跟的有關租值消散的文稿，認為在經濟理論上好些難題（例如共用品的理論）需要由我來解決。他建議我立刻補修數學。

我的數學基礎不足，眾所周知。但夏理聽說我曾經在兩個星期內強吞了兩年的微積分課程，就建議我花一個暑期補數。兩位數學大師聽到有我這樣的一個怪人，毛遂自薦替我修補。

一九六八年暑期過後，夏理問：「數學畢業了吧？」我說：「還沒有動工。」他很失望，於是建議我跟他到倫敦經濟學院去，由他親自監管我的發展。後來我也沒有到倫敦去。

要是當年我選走理論的路，一年寫六篇左右的名學報文章不會困難。寫理論就是坐下來，關在房內，可以不知世事，但要天天想。一般書本的理論錯失或空缺觸目皆是，修之不盡，改之不盡，補之不盡也。

然而，受到高斯（R.H.Coase）的影響，我選走了事實驗證的路。那是基於傳統的理論，選出可取的，修改一下，補充一下，加點變化，以假說來解釋行為或現象。不管傳統的理論廢物，不刻意創新，但求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

高斯的觀點很有說服力。他認為經濟學的主要用場是解釋世事，但我們首先要知道真實世界是怎樣的。聽來容易，過了幾年就知道是中了計，因為要稍知世事我們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中計的主要原因，是高斯自己有一個不言自明的極具說服力的例子。那就是他調查真實世界的廣播音波頻率，推出了應該輕而易舉地拿得諾貝爾獎的高斯定律。當時我想，這定律那樣重要，但淺得連小學生也能明白，然而，若不從真實世界中得到啟發，沒有人可以想出來。

決定了走驗證研究的路，每次作了一項調查，有了結論，我總是學高斯那樣來「一般化」一下，希望時來運到，發現了什麼張氏定律。這樣的一般推論，找出些什麼定律不大困難。問題是推出來的要不是平平無奇，就是眾所周知，或不大重要，不容易令人歎為觀止。自己認為最有份量的，是那研究了香港租務管制數年後才寫成的《價格管制理論》（1974）。可惜落筆打三更，易稿十多次還是辭不達意，讀者不容易明白，以致發表後石沉大海。當年夏理?莊遜讀該文稿後，說我以價格管制為中心分析是浪費了重要的思維，要我轉用另一個中心題材來示範，但其他同事卻認為我選價管很適當。今天回顧，我應該聽夏理的話。

花了幾年時間調查租管，寫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雖然三十多年來反響平平，但將來還有起死回生的機會，不應該耿耿於懷。但用了更長的時間研究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因為題材過於湛深，收穫近於零，就真的是血本無歸了。然而，選錯了題材是任何作研究的人都可能遇到的，這是不幸，沒有什麼值得大怨特怨。

八二年回港任職後，好些行內朋友認為我不應該以中文下筆來分析中國的經濟演變。我認為沒有做錯。中國的經濟改革史無先例，千載難逢，我當然見獵心喜。作了調查，可以動筆，你認為我要用中文還是用英文書寫呢？為了中國的同胞可以讀，我選中文。但這樣一來，文字就缺少了國際名學報的學術性。要是我寫得術語連篇，中國的讀者不明白，那我就更沒有理由下筆了。

當年就是這樣的想法，務求淺白通俗，寫成了《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三岸情懷》、《存亡之秋》等結集。外國的學者朋友見到我少用英語下筆，但聽到我轉用中文，就找中國學生口譯給他們聽。倒是那些香港本土的後起之秀，說我放棄了學術，走下坡，再不是學者了。中國的學者呢？他們說我發明了經濟學散文，影響了神州大地的思維與文體。

我感到惋惜的可不是上述種種，而是有兩項為米折腰，加起來大約花了八年的時間。其一是七六至八二年間，我為一件重要的反壟斷案作顧問，深入地作石油工業的研究。這研究的報告分析是我做得最好的實證工作，但賣斷了，不能發表。不發表不是那麼重要，問題是石油工業太複雜，太特別，不容易搞出什麼「定律」來。很有趣味，十分精彩，但要花很多時間在油田及煉油廠，審閱文件及數字資料無數，才贏得一小點有一般性的啟發來。

其二是自己的研究思維全盛之際，好些時見文章出得太慢，又見有那麼多的學報邀請，我就半應酬地交文章出去。這些都不算是劣作，但打斷了比較重要的研究。半應酬學報，另一半是應酬校方每年加薪時的要求。這是為米折腰了。

要是我能從頭做起，我的研究策略會是很不同的。從頭做起，我絕對不會申請什麼研究金。研究金在美國不容易拿得，雖然我從不失手，但寫申請報告要花很多時間，而事後又要對基金會有所交代。研究金可有可無，因為自己的收入可以應付。為了研究金而花了無謂的時間，又或選題材時要考慮基金會的喜惡，也是為米折腰。

從頭做起，要寫些什麼呢？最理想是寫書，完全不寫文章。像《佃農理論》那樣水平的書，三年寫一本我沒有困難。書高於文章，是因為一個重要的思維可以發展得洋洋大觀。不重要的不值得寫，重要的要使出渾身解數。

然而，昔也如今，同樣的時間投資，寫文章的金錢回報率遠比寫書為高。因此，選寫文章是為米折腰。要是從頭做起，被迫棄書選文章，我會一年只限自己寫一篇，完全不應酬。這樣的文章，每一篇都有機會立竿見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