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35 - 45

北京趙問：

張教授喜歡古物。請問張教授對文物產業在中國發展有什麼看法？


答趙：

數千年來（主要是明代之前），中國盛行以物品陪葬的風俗。二十多年來推土機開始大事在神州大地運作，翻出的古物無數，多得離奇，其中不少專家們從來沒有見過。盜墓早就成為一個行業了！政策上北京犯了嚴重的錯失：他們禁止出土的文物在國內出售。於是，出土的古文物大量地湧到香港及台灣去──主要是香港。

我是因為研究訊息費用而跟進中國的文物的。起初以為是假的，因為太多，太相宜。後來見價格太低，假貨成本高出好幾倍，再深入研究，認為絕大部分是真文物。文物大量外流，我起初收藏，希望能選其中精品，有機會送給國內的博物館。但實在多得離譜，收之無窮無盡也。

從出土的文物看，中國的文化傳統了不起。首先是有厚度，非常厚。其次是在一個小民族中，或同一地點，變化慢，但不同地點出土的，有大差別，變化多。有些二、三千年前的，今天出土，非常新。陶瓷出土清洗翻新（用草酸）後很新不在話下，就是青銅也可以是很新的（一般破舊，但有些像是幾年前造的）。

北京要面對他們根本無法禁止的文物出土或盜墓行為。容許文物在國內出售，絕大部分會留下來。專家們要重新學習，再作研究。打開所有的重要陵墓，可讓我們作出有份量的鑒定，因為陵墓的年代一般準確。

古文物的研究，能讓我們深入地瞭解先人的文化，對我們今天的視野是有啟發的。我自己對西方的文化有研究，在大學時曾經教過一小段日子西方的藝術史，很欣賞他們的傳統。這些年研究了不少中國的文物，有點驕傲起來了。

fans 問：

凡事從溫馨的角度想，寫文章少點「斧鑿的痕跡」，這些是教授說過的話。同意，但很難做到。請問教授是怎麼做到的呢？


答fans：

斧鑿痕跡明顯的文章，不是出於沒有讀過書的人之手，而是讀得一知半解，自以為是，我戲稱之為小學問也。無恃有恐，磨斧去也。不久前為《學問無界說》這本文章結集寫了個《前言》，附錄給你參考，如下：

做學問，要先知大概然後學細節，掌握了細節再求大概。這樣翻來覆去，不斷追求，過了幾年學問範圍開始擴大，牽涉到的學問分門別類。繼續下去，時遠時近地觀摩，到了某一點學者會感受到不同的學問有共通之處，差不多，不同學系的哲理不容易分開來了。因人而異，這種感受我大概認真求學八年開始體會到。

從細節看，人類的思維無窮無盡，博大湛深。從大概看，人類的智慧就是那麼多，可以讓一個人掌握整體。這是我說的大學問，有大氣的。有兩類。其一是分析性的，講邏輯，稱科學。其二是感情性的，論表達，叫藝術。再進，科學與藝術可以混合起來，隨意揮灑，沒有斧鑿痕跡，科學與藝術變為一體。我大約六十歲達到這個境界。

今天七十一，從心所欲，擲葉飛花，對分門別類的學問早就失卻了興趣。去年建議打開秦陵，引起的爭議熱鬧過癮，但品嚐一下，什麼專家不專家吵鬧連小學問的層面也看不到。炎黃子孫在學問上還要爭取的，豈止八千里路雲和月？

廣東深圳查泰萊夫人問：

請問張教授，你認為如何能在人的孩童時代就發現他/她的潛能而不使其被埋沒呢？


答查泰萊夫人：

中國人說「三歲定八十」，不無道理。這是說某重要的一面人是天生的，由基因決定。當然，後天的教導與培養也重要，哪方面比較重要眾說紛紜，有不少研究，但沒有肯定答案。我個人相信除非天生弱智，同一民族的先天智慧差別不大，後天的教養有很大的決定性。我也相信，不同的民族，因為基因遺傳不同，天生的智慧是有較大的差別的。大多數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人的先天智慧最高。我則認為歐洲的可能比較優勝。

我們要在細節上判斷兒童的潛能。不要多管，不要多罵，更不要罰或打。觀察，細心地看兒童行為的小節。例如，我認為喜歡笑的孩子脾氣好，喜歡擲東西的有火氣，喜歡簡單玩具的有想像力。這些是我自己發明的體會，非專家也。

兒子兩歲時，我恐怕他跑出街外，在房子的前園建造了欄杆，上了扣。兩歲的兒子竟然懂得把扣打開──要通過兩重程序的。這是智慧。女兒九個月，爬下樓梯，懂得退後以腳先下。這也是智慧。判斷兒童的潛能，我們要注意這些小事，然後擇其可取的培養。教得好，孩子有火氣可以是重要的個性。

三十年前，兒女進入的私立幼兒園有這樣的教育哲理：選幼兒的長處而加以鼓勵，見其弱處則放慢來教，永不責罰。我同意這種教法。

paul 問：

有經濟學家認為你是用超邊際分析，對庇古關於公共產品和外部性的邊際分析進行了批評．但你的文獻裡卻沒超邊際分析這個概念，你是覺的不重要嗎，還是有其他理解？


答Paul：

歷來懶得管何謂超邊際分析。一位同學最近解釋說，那是經濟學上說的corner solution。蠢到死，這樣的淺話題怎會說得那樣深奧了？Corner solution是指選甲或選乙，不二者皆選，這是超邊際。邊際呢？二者皆選，只是邊際上孰多孰少的選擇。何愚之甚也。

以經濟理論解釋行為，必定要從局限轉變引起行為轉變的角度入手。不談轉變，經濟學是沒有解釋力的。然而，所有轉變皆邊際，不管超或不超也。

數學微積分處理的是無限小的變化。但如果你有我的想像力，很大的變化，或corner性的，可以作為無限小地看——邊際也。作學生時我理解到這一點，其後把任何轉變，不管是大是小，作為邊際處理。Corner可以有無數個，每個無限小，這用不著很大的想像力吧。我用的無限小的邊際，可以把整個泰山放進去。

楊小凱曾經批評我不懂邊際分析，可能是因為我把他的超邊際與傳統的邊際一視同仁，不分彼此也。讀我的《經濟解釋》，同學們會察覺到我無處不談轉變，到處皆邊際。小凱老弟可沒有解釋過什麼。欣賞他的天賦，曾經聘請過他。也曾經問他：你解釋過哪個現象呢？他答不出來。

要記著，重點永遠是能不能夠按著科學方法的規格來解釋現象或行為。分門別類地在數學中打轉，是小學問，我沒有興趣。小凱說得對，我根本不用管什麼邊際分析！

羅成問：

請問張五常先生，中國能否完成統一大業。完成與完不成會有怎樣的未來？


答羅成：

中華民族有一項奇特之處：繁盛必說統一，侵外沒有興趣。香港回歸辦得不好。這是因為八十年代初期，看好中國前景的只我一個，那所謂「基本法」是患上恐共症時動筆的。私下間，當時我對香港財政司提出兩項建議，要寫進「基本法」。其一是約束政府的總支出在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二是特首由北京委任。提出前者，因為意識到福利經濟一定擴張；提出後者，是希望北京對香港負責。當時財爺同意，但無能為力。

台灣回歸的問題，幾年前我看得比今天容易，因為連、宋兩位是中國人，對神州大地有感情。阿扁是台灣人，而馬英九雖然一表人材，有學識，但行事舉棋不定，對中國的文化認識不足。

何謂「國家」不容易下個定義。北京要統一台灣堅持了數十年，沒有理由懷疑他們的決心。老實說，如果蔣經國先生還在，有他在台灣的公信力，統一大業應該遠為容易。

不統一的好處是增加互相競爭。這個傳統之見今天不對，因為國內的地區競爭很激烈，獨特製度使然也。另一方面，今天國內的經濟自由與權利界定，台灣老百姓可以接受。統一的好處，是國防與外交這兩方面的費用可以節省，而經濟上的合作會帶來巨大收益。不要忘記台灣的科技人材鼎盛，中國的發展很需要這些人。

我認為北京要統一大業，唯一可取的途徑是先搞經濟統一。如果在經濟上台灣與大陸的關係與國內的省與省之間一樣，人材與資金的流動達到一個自由市場的均衡點，我看不到統一大業會有大困難。

江蘇張凱　問：

請問先生：當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效果怎麼樣？請先生給廣大的農民兄弟指條路。


答張凱：

這幾年中國農民的生活的確有了大改進，當然還不夠，而如果農民的生活搞不起，萬事皆休。我們怎樣也要維護這幾年的改進速度，主要的法門是增加農民自力更生的機會，鼓勵他們轉到工商業去。人民幣升值，最低工資、福利經濟等，都有反效果。

把工商業推到農村去，八十年代初期嘗試過，不成功，但今天是時候了，成功的機會很大。這其中需要一項重要的策劃：北京當局要決定中國整體的人口及工商業的分佈的大略。有了這大略作決定，土地政策才有可為。我信奉自由市場，但有些重要事項是要政府策劃的，計劃經濟是也。我是替公司理論劃上句號的人，不能不這樣看。

我擔心的，是見到或讀到的目前的土地政策，潰不成軍，很有點亂來。希望自己看錯了。

燕趙凌雲 問：



張老,我是一個經濟學愛好者,我想考個經濟學研究生,但又怕國內的教育把我的思想搞亂了,學經濟學,自學能成嗎?




答燕趙凌云：



經濟學當然可以自學。二百多年前的斯密，二十世紀的戴維德，都是了不起的經濟學者，皆自學也。要點如下。



（一）有不少極具啟發性的書，不需要進入大學也可以讀得懂，但你要先學好英文。



（二）沒有好老師指導，你要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研討。無師兼無友，自學不會有大作為。



（三）細心觀察世事，尤其是市場的日常現象。更重要的是凡事要客觀地看。



（四）多讀像美國《華爾街日報》那個層面的經濟刊物。其實主要的只兩份：美國的《華爾街日報》與英國的《金融時報》。



（五）試圖把自己觀察所得與分析，用文字寫下來，寄出去發表。高小勇的《經濟學消息報》是很不錯的試點，讓你投石問路，可惜這幾年我沒有跟進這刊物。

nomad 問：



亞當·斯密《國富論》以分工理論開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是什麼導致了分工在以後的經濟學中只得到象徵性的尊重，沒有更好的發展？




答nomad：



《國富論》以制針廠起筆對我有大影響。斯密是實地調查後，得到啟發，然後著書立說的。倣傚，我在街頭巷尾跑了數十年，前無古人，寫成了自己的《經濟解釋》。



今天的經濟學不重視那間制針廠，是不重視真實世界調查的伸延。經濟學者把自己關進象牙塔之內，搞些什麼數學理論，或拿著些數字搞回歸分析，贏得大學的一個鐵飯碗，皆因對世事沒有興趣。是市場決定的行為，尊重市場，我還有什麼可說呢？這可見有真材實料的經濟解釋沒有什麼市場價值。君不見，目前北京的經濟政策不少是從西方的象牙塔經濟學抄過來的，不知所謂也。關於斯密提出的分工專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說是很大，但還是大大地低估了！說來話長，請參閱《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第三章第七節。

福建陳曉東　問：



在前幾年,中國免除了農業稅與特產稅.此舉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是我在下鄉採訪時,卻發現一些原來的農業縣因為此舉而面臨財政危機,請問張教授如何看這個現象?




答陳曉東：



關於改善農民生活，北京的政策好些不對，都說過了。但取消農業稅是對的，做得好，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這些年因為大量農民轉往工業，不少農地被棄置了。取消了農業稅，棄置了的農地又再被耕耘起來。這是農民大量轉業而農產品還繼續上升的一個原因。



其二是取消了農業稅，農地的租值上升。有了農地的轉讓或租出權，租值上升會鼓勵農地的合併使用，也會加速農轉工的走勢。僱用農工今天開始普及了。



關於縣或鄉鎮因為少了農業稅而入不敷支，上頭政府可以協助。事實上，這種上頭資助的政策早就存在，問題是這種抽其它稅後再分配的處理不一定做得公允，也可能導致貪污。是複雜兼頭痛的世界。

飛魚問：



中國一直是「人治」，而西方則是「法治」的歷史。請問這兩種方式哪種更好？各有什麼樣的利弊呢？




答飛魚：



中國傳統的人治，判案與管治的成本較西方的法治為低。從一個穩定不變的社會看是可取的。人治的重要弱點是不容易處理社會與科技的轉變。有兩項大困難。



其一是墨守成規，舊禮教不能應付受到西方影響的新社會。從乾隆皇帝到今天有二百多年了，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日子不堪回首。如果中國歷來有法治，外來的影響會遠為容易調整，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也。



其二是在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傳統中，有點頭腦的人都跑去做官，或學包公審案，科學的發展於是落後於人。中國的科學傳統乏善可陳，主要是人治所賜。蘇子寫《赤壁賦》，結尾說的顯示著物理學的天賦與經濟學的天賦，了不起的。但因為人治所需的學而優則仕，他做官，搞藝術。我說過，人治的制度，從中國的歷史看，不容許純以知識為生計的空間。

青島 阿糝問：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文化如何面對世界？




答阿糝：



人多勢眾，中國興盛起來，舉世嘩然，重視中國文化的老外無數。美國的幼兒班有教普通話的；英國學子選外語中文居首；幾天前電視報道，俄國有整間學校以中語授課的。



若干年前我認為中文比不上英語，不能成為國際語言，因為中文不能打字。今天有電腦協助，打中文比打英文還要快。近來我細心考慮中語文字，與英文比較一下優劣，得到的結論，是中文遠為容易學，二者皆可以優美，但在表達能力上，中文要寫得很到家才可與英文打個平手。這樣看．中文要成為國際語言是絕對可能的。不容易取代英語，但五十年後分庭抗禮的機會存在。



負面地看，我對簡體字有保留。一者不能用之於書法；二者簡體的字數太少，削弱了一點表達力；三者電腦處理簡體有時發神經。但米已成炊，我們不能回復到繁體的世界去。可能老外學簡體遠為容易。若如是，簡體有可取之處。這方面我有點感慨：我認為不懂繁體字的人，文字上不可能寫得過我！換言之，像我這種水平或以上的中語文章，將成絕響！



面對世界，目前北京對中國文化的處理，不足之處甚多。一言難盡，只說一句是管得太「死」了。

提升中國產品質量的法門

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俗語說「日本鬧鐘」，是指一個人「大聲夾冇准」。這是從日本製造品的質量低下影射過來的香港人的智慧了。


一九六四年，在洛杉磯加大作研究生，老師艾智仁在講價格理論時，突然停下來，望出窗外，看著校園泊著的一輛小車，自言自語地說：「那是什麼車呀？不是好看嗎？不知有沒有股票出售呢？」一位好事的同學跑出課室去看看，回報車名是Honda，若干年後中語稱「本田」。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多倫多的John McManus到芝大找我聊天，在機場租了一部Honda，很小的。此君和我坐在車上，隨坐隨罵，因為該車到處都響，只有號角不響，適逢下雨，車的水撥撥在前蓋上，玻璃上的雨水一點也撥不著。


那是一九六七年的本田。十年後，一位美國朋友說本田是他用過的唯一不需要修理的車。再過十多年，我的兒子和女兒各自購買了一部本田，再過不久我自己也駕起本田來了。


有上述的歷史典故，本田的名字不可不提，但為恐替日本牌子賣廣告，其它車名不提算了。這樣說，因為最近看了一些制於日本的汽車，高檔次的，其質量之高簡直難以想像。這些年，日本的機械或科技性產品，無不針對用家，設計應有盡有。最近細看他們新出的高檔次汽車，無處不精絕，不僅遠超美國，就是德國的也比不上。從「日本鬧鐘」之譽到今天，半個世紀，日本的製造品從天下最劣到雄視地球，是沒有多少值得爭議的空間吧。


日本的其它製造品可能沒有汽車那樣精彩，但一般地看差不多。數碼之前，我對照相機大有研究，六十年代後期起開始轉用日本相機。音響器材看來不及美國或歐洲的（可能因為日本的房子面積小，精絕的音響用不著），但一般電器用品，日本產出的一律可靠。懂紡織的朋友對日本的布料一致好評，而今早侯夫子說，日本水果的質量無敵天下。


日本產品的質量達到世界級是無疑問的了。是什麼原因呢？我首先想到清潔那方面：日本人有清潔的習慣。說清潔與產品質量有關，不可能錯，是淺見。想深一層，想到自己那邊去。我是個清潔的人，但不整齊：家裡的東西亂放一通，什麼文稿資料之類要大叫大嚷一番才能找到。這樣的人可以有高質量的產品嗎？告訴你吧。好幾方面，我的作品可以做到獨步天下，困難是質量不穩定。好比四十多年前在黑房操作，放大相片，有自己的法門。只求一張精絕的，沒有誰比得過我。但如果要我重複地多放幾張，每張的效果有別，質量的穩定性就出現了問題。這困難應該是一個不整齊的人的代價。


製造品的產出，質量要穩定才到家。日本人清潔，也整齊——到他們的小小住所去看看就知道。清潔與整齊加起來，是整潔，日本仔二者皆備也。是的，我認為整潔的風俗習慣，是日本產品今天有大成的原因。追究起來，整潔的民族凡事執著，重視細節，於是在競爭下，產品的質量就殺上去。


轉談炎黃子孫，天曉得，既不清潔，也不整齊——不整潔也。這樣的風俗習慣應該是產品質量的致命傷。讓我退後幾步衡量吧。朋友一般認為，今天中國製造品的質量，比日本五六十年代的為高。科技的發達幫了多少忙我無從考究。另一方面，值得高興一下的，是凡有外資參與的製造品，在中國造得好，簡直一模一樣。廣州本田的一位仁兄說，那裡產出的本田汽車是日本之外質量最高的，可與日本本土的打個平手。在中國製造的日本牌子冰箱，沒有機會與日產的比較過，但那是我用過的最好的冰箱。此外，引進科技的國內獨資產品，也極有看頭。這可見於建築、裝修等材料，例如瓷磚之類，與進口的相比，恐怕上帝也不容易分開來。這一切顯示，不整不潔的中華民族，倣傚能力高得很。君不見，假畫假書法之類，氾濫市場，鑒證專家感到頭痛，不始於今天。


中國人不整不潔，但倣傚、抄襲能力強。還有三方面對產品質量是有助的。其一是中國人聰明。大智大慧的不多見，但有小聰明的所在皆是。其二是中國人吃得苦。二戰時在廣西跟他們吃過苦，知之甚詳，這些日子見到還在吃苦的同胞，認為只要給予機會，他們會打上去。這樣看，吃得苦是美德了。其三是中國人手指靈活，手工藝無敵天下起自盤古初開吧。是的，從上古的玉器到青銅到唐代的金銀器到宋代的五大名窯到康熙的青花到乾隆的粉彩，再到今天的壽山石雕與蘇州雙面繡，其手工藝之精絕無敵天下。


倣傚力強，聰明，吃得苦，手工藝精絕，對產品的質量當然有助，填補了不少不整不潔的兩大缺失。如果中國人能養成清潔與整齊的習慣，人多勢眾，天下製造品將別開生面矣。


今天，北京的一些後起之秀建議讓人民幣升值，逼使中國的產品提升科技水平。這想法是不對的。農民轉到工業去，要從接單工業做起，人民幣升值是大礙。科技的推進，要讓後浪推前浪，農民繼續轉往工業，肯定會把之前的推上一層樓。要多作產品研究投資嗎？也不用擔心。有利可圖的投資，哪愁炎黃子孫不下注？事實上，產品研究投資的增長率，目前中國冠於地球。知識產權的保護，還要提升一點吧。


結論是明顯的。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中國要在一般產品質量上揚威天下，重要是培養出一個有民族性的清潔與整齊的風俗習慣。

暗渡陳倉話物權

北京推出「物權法」，老外嘩然，都令人尷尬，其中同學傳來的、芝加哥經濟大師貝加三月二十六日的文章，顯出他沒有跟進過中國的經濟發展。奇怪是貝老兄沒有想到如下的邏輯：如果中國到今天才有物權法，那麼二十多年來的經濟奇跡從何說起呢！一九八一年，他不同意我推斷的中國會走私產與市場經濟的路。今天，他認為物權法會使中國的發展更上一層樓，但我卻倒轉過來，很有點擔心了。


不止貝加，高斯也沒有跟進中國，也看錯。高舉界定資產權利（即私產）的高斯，半年前對他的助手說：中國的神速增長看來是推翻了他的經濟思維。完全沒有推翻！中國經濟的發展確是靠界定資產權利起家。那是二十七年前，承包責任制在神州大地迅速蔓延，幾年間重複了歐洲數百年的私產形成的路，一九八五年我解釋得清楚。是的，什麼房地產證書之類在中國早就出現了，那不是物權法的產品是什麼？老外要到今天才看到神州的新大陸，慢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物權豈非暗渡陳倉乎？


最近北京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長達六十頁，其中有兩個要點，都不大重要。其一說，房地產的使用權到期，自動延續，要不要補地價或補多少則沒有提及。其二說，政府為了公用，可收回土地，會補償，但補償多少，從何算起也沒有說。換言之，北京出的是「彈弓手」，縱觀天下大勢，這樣做可以理解。


上述是說，除非政府要收回土地作公眾用途，地期自動延長。重要嗎？一小點吧。土地不延期，或補地價過高，整個經濟會立刻崩潰。北京不會那麼傻。另一方面，如果北京要搞死經濟，方法甚多，用不著瓦解物權那樣明確而又難看的，何況今天國內的物權不少落在有財有勢的人的手上。我擔心的是老生常談的好心做壞事，什麼福利經濟、最低工資、幣值提升、金融管制、政府壟斷，等等，那些不明顯的、間接地搞死經濟的法門。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貝加說，經濟發展起來的國家喜歡這樣做。他沒有說錯，以中國來說我希望他錯，兩年多前認為他錯的機會大，但今天看他是對了一半了。


二十多年前，到溫州一行，那裡的一些廠家問我意見。他們說自己的工廠是「僭建」的，地權不明確，只是搞清楚了不是他人的土地，故建廠，沒有政府明文批准的。他們打算聯手向政府申請地權，問我意見。我說不申請為妙，因為只要用得夠時日，土地的使用權就是他們的，無須打草驚蛇也。這建議可不是胡說。作研究生時，找尋論文題材，我在圖書館翻閱了多個國家的土地權利形成的史實，最常見的是誰用慣了，誰就是業主。


早些時，跟蹤了承包制的發展，我建議北京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一九六九的研究，使我知道私有產權是不需要有所有權的。一九八八帶佛利民游中國，對他說出這建議。起初他有點懷疑，但當我舉出作學生時在美國購買汽車的例子，他立刻同意。當年在美國購買汽車，到銀行借錢，銀行是汽車的法定車主（legal owner），我是註冊車主（registered owner）。這是說，汽車的所有權是銀行的，使用權是我的，汽車的使用與享受，與我不借錢（也是法定車主）毫無分別。我跟著補充說：你說我的房子是你的我無所謂，只要你進入須得我同意，或使用要付我滿意的租金。斷斷續續地研討，到了深圳，大家同意，最佳的資本主義與最佳的社會主義是同一回事。


無可置疑，土地的所有權為國家所有，可以維護社會主義的形象。「私」字當頭，在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不容易接受的。這方面，高斯對中國改革的貢獻重要。他提出了以界定資產權利的角度看私產，用不著提及那個「私」字。八十年代初期，我察覺到北京的朋友不僅不反對界定權利，且最忌權利混淆不清。我在後來結集成書的《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等文章中，用多個不同的實例，不同的分析，來來去去都在說那幾句，這裡那裡加進交易費用的考慮。侯夫子當年是識貨之人，發現了我那三招兩式的大秘密，我對他說：千萬不要給我說穿了！


重複又重複是推銷的一種法門，用不同的例子，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分析——重複同樣的理念，同樣的真理——應該較有說服力。不知是否過於樂觀，當年北京的朋友是不難說服的。今天的情況不同了。為人民幣的處理我不知重複了多少次，左分析右分析，重複到筋疲力盡，效果卻如石沉大海。可幸在這些重複中我找到了自己肯定的貨幣理論的真諦，他日把有關的文章結集成書，稱《五常說貨幣》，其中對自己思維的演進加上註釋，當可傳世。


北京推出物權法，貝加對中國較為樂觀了。我卻愈來愈擔心，有點悲觀的感受。不是很悲觀，而是在中國經濟改革的艱巨工程上，所有難關已過，餘下來的只是些重要小節要清理，再走幾步大功告成矣！可惜未富先驕，北京不繼續向前走。等了數千年才有這樣的機會，不大刀闊斧還在等什麼呢？


昨天同學傳來一些令人憂心的數字。今年三月份中國的貿易順差，從二月份的二百三十七點六億，下降至六十八點七億——下降了四分之三！一個解釋，是商務部正在考慮取消出口退稅，所以二月份搶先出口。時間上有點不合，因為三月份還可搶先。另一個解釋是人民幣兌美元上升，而對外貿易中國的廠家慣用美元結算，外國的訂單不少跑到越南等地區去了。不久前韓國某報道說，中國的「世界工廠」美譽將一去不返。難道他們春江水暖鴨先知？（與上年相比，三月份的出口升幅是記憶中最小的。）


資料及其它數據不足，還拿不準發生了什麼事。再等幾個月吧。

華叔，學寫文章為什麼？

拜讀司徒華先生在《明報》教作文，禁不住悲從中來。不是他說得不對，而是對也沒有用。像我一樣，華叔是個古人，重視文章是古時的事。今天比我的兒女還要年輕的老師，十之八九少寫文章，教學生用計算機還有兩手，教作文從何教起呢？



華叔說得對，作文可以啟發學生的思想，激勵學生的感情，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我自己的經驗，作文還有更重要的一面：不把思想寫下來，不可能清楚自己想的是什麼。老師艾智仁教得好。當年我是脫韁之馬，新意或怪見層出不窮，對艾師口述，他的回應永遠是：「史提芬啊，寫下來吧，寫下來吧，不寫下來你不可能清楚自己的思想。所有人都這樣，你怎會是例外呢？」



是的，寫文章的一個重點，是強逼自己想得清楚一點，而在寫作過程中，不少沒有想過的問題或新意會自然而然地冒出來。就是今天爬格子，寫散文，比起學術論著不嚴謹，動筆前我只有一個題材的大概，但動筆後是不愁沒有過癮的思想在筆底下流出來。為此也，我喜歡用墨水筆，要享受那種思想「流」出來的感受。



今是今，古是古，大家面對的生活環境改變了。遙想蘇子當年，在黃州寫《赤壁賦》，主要是為了自娛，或充其量給幾個親近的朋友看。台北故宮收藏的蘇子手書《赤壁賦》的真跡，後面蘇子說明是給朋友，要求朋友千萬不要把該文示人，為恐惹來橫禍。記載說，蘇子顯然甚愛此賦，晚上獨自在後園朗誦，害得鄰居的老婦聽得多，背得出來。



我們要問：既然沒有金錢回報，也不敢示人，蘇子為什麼還寫得出那篇千古絕賦呢？答案是為了自娛，有三幾位懂得欣賞的朋友，信得過的，說不定會擊節讚賞。就是鄰居的老婦看來也是知音人。後來蘇子到了惠州，有美若晨曦、靈氣湧現的王朝雲相伴，更能寫出「天涯何處無芳草」了。



華叔華叔，要寫好文章，我們今天何處覓知音？



知音無覓，好文章可以賺點錢嗎？讓蘇子復生吧，讓他再寫前所未見的《赤壁賦》，投稿到香港的刊物，嘗試幾處會找到收容所，可惜稿酬只夠吃幾碗魚蛋粉。不是說笑的。昔日張愛玲在上海，久不久發表一篇短篇小說，稿酬與版稅足以讓她跑公司買服飾打扮，到豪華酒店喝下午茶。後來怎樣不堪回首了。也是當年，美國文豪海明威對朋友說：「在家中我有一箱還未發表的短篇小說，拿一篇出去可賣數萬美元。」要是海大師還活著，不被氣死才怪！



輪到我自己，雖遭謾罵無數，中語散文還是不愁沒有刊物收容。真的是那麼過癮嗎？是經濟大時代，寫經濟文章有市場，但轉寫華叔較為喜歡的，我要偷偷地這裡一篇那裡一篇地混進去，珠混魚目也。曾經有幾位讀者要求我多寫些遊歷神州的文字，認為我寫那類文字過癮可讀。衡量自己，寫遊歷的資格高於寫經濟的。年逾從心，古今中外的學問可設館授徒，而對中國文化傳統的認識則達教授級矣。加上為了經濟研究我在街頭巷尾跑了數十年，所到之處，觀察力自成一家。這樣的底子寫遊歷，擲葉飛花應無疑問。但我就是不敢多寫，因為買家需求的是寫經濟。去年發表《夜泊秦淮有感》、《驚喜洛陽》、《中原復興記》等，受到讀者歡迎，但自知得些好意須回手。



華叔古人，我也古人，但我可能比他新潮一點，對自己完全不懂的計算機看到多些怪現象。好比最近把繁體改簡體字，我寫「智慧」，轉簡體，計算機自動改為「智能」；我寫「回應」，計算機自動改為「響應」。豈有此理！另一方面，今天中文打字比打英文還要快，可以快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是軟件設計了文字組合，只按一下幾個中文字跑出來。雖然這些組合或「智能」什麼的，為文的人可選其它，但畢竟是計算機教寫文章，華叔和我這種古人要論什麼平仄，談什麼韻腳，說什麼長短句，今天的計算機青年不可能學到了。恐怕到了某一天，計算機不僅教你寫，而是替你寫。據說有些計算機店子開始做博士論文的「代筆」生意。



不知華叔有沒有讀過我寫「Google文章」這個怪話題。是的，今天不少文章，作者只把Google打開，把資料搬進文內，彷彿購買傢具搬進新居，砌、砌、砌，擺設一下，什麼思維創意云云，得啖笑矣。



世界可不是為華叔和我而造的。神州大地怪事多。十多年前與舒巷城大吵一番。我說國內推出拼音讀英文字母，他朝中國學子的英語發音會有困難。他說毫無問題，因為二音不同，容易分辨。可惜今天舒兄不在，因為我勝出幾條街。可不是嗎？今天國內的學子，不少看英文書看得頭頭是道，但讀出聲來我一句也聽不懂！嚴重嚴重。學英文，發音不正不容易記得字怎樣拼，而拼不出字寫不出可取的英語文章。



世界大變，怪誕不經，華叔和我無權不接受。君不見，今天的新潮畫作，動不動百萬大元一幅，我看得心驚膽戰，以為作者發了神經，就是送給我打死也不會掛家中牆上。聽新潮「古典」音樂，睡著嗎？不可能，那麼刺耳，吃了安眠藥也無法入夢。



是時代的大轉變促使嚮往蘇東坡的張五常與嚮往龔自珍的司徒華感到地球正在離他們而去。華叔比我鬥志旺盛：不平則鳴。我呢？仰天大笑出門去，雲在西湖月在天。取向不同，都有道理，朋友，你選哪一方？



不久前我發表《從全球暖化說人類滅亡》，一個網站只一天點擊二十萬。該文說擔心暖化而水淹地球的眾君子給我有偽君子的感受。人類有很大機會活不到那一天。互相殘殺也懶得管，還管什麼地球暖化？人類的自私，增加交易費用，可以毀滅人類。這邊廂火箭橫飛，那邊廂恐怖頻頻，核武大戰的日子還需要等數百年嗎？那是說將來，說說今天。今早打開香港報章，一個警員心理變態，殺人被殺；一個婦人在光天白日下，在街上被人生殺；教育問題打得落花流水。見怪不怪，讀之無味，棄之豈會可惜乎？國內的刊物很少報道這種事，不是沒有，只是少報道。朋友，你選哪一種？



是這樣的時代，這樣的世界，華叔建議學作文，要學子讀《今文觀止》那本書。沒有見過該書，想來內裡會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或魯迅的《孔乙己》。這正如我建議同學們聽莫扎特，聽聽無妨，但就算莫扎特復生，也無從教導今天的青年學作曲了。卡拉OK，瘋狂亂叫，莫扎特不被氣死才怪！

藝術與科學的困難問題

很多讀者要求我評論北京最近推出的《物權法》。自己在某電視訪問中說了幾句，認為足夠，不再說。但一位名為Gary的讀者網上再問，英語流暢，應該是蕭滿章，要回應一下。回應蕭老弟，不讓自己隨意過關，於是要求周燕替我找通過了的《物權法》的全文。據說長達三十多頁，還沒有到手。叫周燕先讀，解畫給我這個老人家聽，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動筆。

既然打算寫一篇關於《物權法》，腦子不容易想到其它題材去，要交稿，就說說近來強攻書法的故事，帶到關於造詣困難那邊去。

話說不久前發表了兩篇關於書法的，刊登了兩幅自己的近作，後尾有廣告，說要賣書法，錢是捐出去協助天才兒童的。回應雖然說不上生意滔滔，問津者卻不乏人。對練習書法而言，賣字非常重要。不管是捐出去的，還是自己袋袋平安，人家付錢你不能馬虎，要寫得拚命，所謂「相金先惠，格外留神」也。找到一個地方，桌子比我家中的大，有人替我拉紙，也有茶水供應。我給他們每小時百元，每次光顧大約寫三個小時。宣紙自己出，買好的，這些零碎錢也可算是捐出去了。這樣寫書法是強迫自己寫得用心。

每次要寫一幅有人出錢的，如臨大敵，使我想到昔日讀書考試。一幅容易寫的是小考，一幅難寫的是大考了。易與難之別，主要是字數的多少與紙張的大小。最近接到的「訂單」，有三幅是大考之作。一幅要寫昆明大觀樓孫髯翁的天下第一長聯，共一百八十字，加落款是二百字了。以手卷從事，因為可以分幾張紙寫，裱時連接。寫了兩天，費紙無數，但終於選出可以交出去的。決定裱好才交出，顧客恐怕要等一段日子了。

其它兩幅也是大考之作，此前沒有嘗試過那麼困難的。一幅寫六呎整張，寫毛潤之的《沁園春》，一百一十多個字，再加落款。另一幅寫蘇學士的《赤壁懷古》，也是百多字，用八呎整張。後者宣紙上佳的批發八十元一張，有十元八塊的行貨，但我決定用貴的。貴紙會寫得比較用心，何況要把錢捐出去的買家是有心人。他無所謂，我也無所謂，禮尚往來也。

上述的《沁園春》與《赤壁懷古》都是家喻戶曉、有口皆碑的詞。這樣，不能瞞天過海，騙不得人，放開來寫，這裡那裡亂來一下，一點一劃總要交代清楚。我信奉唐人孫過庭說的，「翰不虛動，下必有由」，困難程度提升了。

為書法作白日夢，夢了多年，擱置了不少時日，這次大興土木，衡量衡量，認為是選擇難度高的作品下筆的時候了。不是可以不困難但偏偏要找困難的著手，而是非困難不可的作品對自己的練習有好處。筆用羊毫，紙大，用生紙，厚的，價高——都增加難度。我又作出一項難度極高的決定：寫時不折紙。嚴格來說，除非寫楷書，書法是不應該折紙而後寫的。這是因為在爭取自然的變化與重要的佈局，不折紙少了一項約束，寫得好佳作天成也。

問題是，如果用上八呎大紙，寫百多字，不折紙而還能寫出行氣，變化多而又佈局適宜，奔放而又有節奏，天下間不容易找到更困難的玩意了。四呎紙寫一首七絕，不折紙，我早就過了關；六呎紙寫一首七律，不折紙，也過了關。但百多個字的，寫八呎紙，不折，談何容易？老師周慧珺可以做到，大概寫二得其一吧。我可能要寫數十張才可擇其一。這樣，單是紙價就數千元了。但為了強迫自己從難處學習，學費高一點順理成章。

這就帶來一個奇怪的哲理。我不是藝術大師，但知道上佳的藝術作品，困難程度一定高。當年讀藝術史，向教授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好藝術必定困難嗎？他回應：那當然，容易的，任何人可以做到，不可能是好藝術。二十年前學人家收藏一些畫作，求教黑蠻，說來說去，他選的永遠是困難程度比較高的。不是說難的一定好，但易的一般不值得收藏。

攝影也算是藝術吧。曾經說過，搞攝影藝術，我的作品得之甚易，易過借火也。問題是其它影友攝不出類同的作品來。這是因為當年在北美，我下過功夫研究鏡頭的性能，過了幾年想出自己獨有的處理光的法門，有自己的一套，加上從小背誦過中國的詩詞無數，於是，看到一首詩就把快門按下去。這樣，藝術攝影說易極易，說難甚難。

寫文章也有點藝術成份。難嗎？今天我認為不難，但昔日學寫英語文章，其苦處不足為外人道，後來轉寫中文，我只是把英文的寫法搬過去，加進自己背得出的無數古文及古詩詞。

以難度作為重要衡量，科學與藝術很不相同。其它科學我不懂，但經濟科學是專家。從困難角度衡量經濟學，頂級的作品不一定困難。史德拉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高斯定律，淺得連小孩子也能明白。科學上的重要思維，作者要麼想不到，想到時往往只憑靈機一觸。我的佃農理論，破案只用了一個晚上。調查跟進的工作不論，今天受到注意的較佳座位票價偏低的解釋，當年只想了幾秒鐘。歷久不衰的《蜜蜂的神話》，從調查到完稿只三個月。當然有困難的嘔心力作，但明顯地難度高的與貢獻大的沒有一定的關係。

我認為藝術一般重視難度，主要是牽涉到手作的技術問題。思維與情感的表達講修養、論學問，但要通過手作「工程」發揮出去的，何止多加練習那麼簡單？多數人怎樣苦練也沒有大成。音樂上，小提琴與鋼琴的難度眾所周知，像我今天寫書法一樣，看到一點前途的青年琴手紛紛選擇難度高的作品練習。當年我的一位哥哥音樂天賦高，極愛練琴，可惜手指的靈活性不足，控制動作容易出錯，怎樣練也只能把淺曲彈得好。

這就是了。藝術的表達，要通過手作的，思維與情感再高，天才絕頂，痛下苦功，不一定有大成。十六年前決定學書法，我客觀地衡量自己的手的穩定性與靈活性，得到的答案是沒有問題，所以放心學下去。一位學得比我久知得比我多的書法朋友，「花」字的最後向上推的那一筆怎樣也寫不好。我呢？周老師以草書寫「有」字最後的轉兩下，我怎樣也練不成。可幸這兩轉很少用上，也可用幾種其它寫法代之。

任何玩意，要有點成就，永遠要考慮自己的能與不能，不斷地考慮，也要不斷地衡量重點是在哪裡。數百年一見的天才，例如莫扎特，得天獨厚，可以不用考慮或衡量什麼，但我們可沒有資格這樣看自己。

國家三十而立乎？——為《信報月刊》三十賀

不久前，一位朋友給我太太電話，說在一本新書中見到有兩處提及一位芝加哥大學的學者言論，擺明是我。太太好奇地要看看那本書。書寄來了，是《激盪三十年》。書名毛筆題字。感到奇怪，因為那幾個字很像我的書法。為什麼呢？怎會有其它人的書法寫得像我的一模一樣。與太太研討良久，想起來了。半年前，在杭州晚上，一位新認識的先生晚宴，之後請我題字，其中題的就是那「激盪三十年」。

中國開放改革真的有三十年嗎？看你怎樣算。如果從文革終結與四人幫下台算起，是三十一年。從鄧小平復出算起，是二十九。從鄧老掌權算，是二十八。我自己喜歡以一九八○為起點，那是二十七年。我的取決，源於一九七九到廣州一行，感受到的新意只是親友們比較大膽地說話，市場或經濟開放談不上。一九八一動筆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時，市場稍見眉目，所以我武斷地定中國的開放改革始於一九八○。

說開放改革三十年是始於一九七七。該年沒有什麼可以勒碑誌之的。有趣的是，國內的人，尤其是媒體，喜歡搶先報道，就是鄧小平謝世十週年也搶先報道十多天。這樣看，說中國開放改革三十年可以接受，而事實上不少媒體也開始說是三十年了。

無獨有偶，《信報月刊》也是三十歲了。編輯文灼非請我為文志之，思往事，感慨萬千，要說的話說之不盡，簡略地回顧一下吧。

我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在《信報財經月刊》發表第一篇中語文章的。是該刊的第三十一期，創刊兩年又七個月。於今回顧，我是《信報》的老臣子了。該文題為《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只一條》。如果我的文章對中國的經改有影響，這篇是首選——先入為主吧。不少北京的朋友讀過，而好些年前一位說，國內的公路、公園等到處收費，以及放開價格後不再價管或租管，該文是個原因。

題目無疑有點怪，因為是回應孫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在《光明日報》發表的《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文革期間，孫先生因為大膽地說過這句話而坐牢七年。讀孫先生，認為他對價值的概念有失誤。他是馬克思理論專家。馬氏的價值觀來自李嘉圖的勞力價值理論（雖然李氏曾經否認說過價值是全由勞力決定）。追上去，史密斯也曾經不小心地這樣說。為了修正孫先生之見，我提出的「經濟規律只一條」是從一個新角度說價值，主要是分析市場價格的一個重點，可惜經濟學界不重視，而今天的新潮經濟學是不再涉及的了。我那篇文章寫得淺白，所以有說服力，但牽涉到的經濟學博大湛深，其來龍去脈這裡要說一下。

當一九六三年的秋天開始旁聽艾智仁的課時，我已經選修及旁聽了兩位教授的高級價格理論，對當時的重要讀物熟如流水行雲。但艾師提出我前所未聞的觀點，使我茅塞頓開。他說在資源或物品缺乏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必有競爭，而競爭定勝負要有準則，市場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是價格。我付錢吃一頓早餐，總有某人少吃一頓，我勝了，因為我願意出價。價格於是成為市場競爭定勝負的準則。

是重要的提點，我跟著想到當時熟讀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奈特一九二四發表的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此文指出，庇古分析的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分離，有大錯，正確的解釋，是這分離源於私產不存在。第二篇是哥頓一九五四發表的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此文重複了奈特的分析，帶到公海漁業去，提出了因為私產不存在，公海捕魚出現了租值消散的現象。其三是高斯一九六○發表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也重複了奈特之說，同時提出重要的以清楚界定權利的角度看私產，以及交易費用這項重要局限不能漠視。

輪到一九六六年我寫《佃農理論》時，我察覺到地主的分成受到政府約束，農民產出的上升其實含意著某程度的租值消散，原因是分成受到管制，土地的使用免不了有點「公海捕魚」的成分。博士後，深入地再想租值消散，一九七○我發表《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這篇文章推翻了紅極一時的界外效應分析，也指出哥頓的租值消散分析之錯，修正了。再跟著是一九七四，我發表《價格管制理論》。這篇巴賽爾認為是數十年一見的重要經濟文獻，寫得太深，付出不被行內一般重視的代價。

走馬說背景，《經濟規律只一條》是綜合著上述的思維來回應孫冶方先生。要點如下。一、價格是決定市場競爭勝負的準則（艾智仁的）。二、用這準則是在私產或權利界定清楚的情況下才會出現（奈特與高斯的）。三、任何約束價格或約束分成的政策都有局部削弱私產的效果（我的）。四、除非用價格作為競爭的準則，任何其它準則必會導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我的）。五、因為競爭無可避免，不用市價，其它準則一定會出現（艾師和我的）。「經濟規律只一條」的意思，是只有以市場價格作為競爭準則，任何其它準則一定會出現租值消散的浪費。

示範的實例不勝枚舉。價格管制，等於削弱私產的收入享受權，排隊輪購（或搞關係，或論資排輩）等競爭準則會出現。但排隊的時間浪費（或搞關係的費用，或爭取輩份的費用）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呢？沒有，所以這些費用代表著租值消散。（《價格管制理論》一文的貢獻，是價格被管制，數之不盡的其它準則可能被採用，該文是推斷那種準則會被採用的理論。這是我平生遇到過的最深奧的經濟學難題。）

上述是我與《信報》結交的開頭。依稀記得，我那《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是一九八三年初在《信報月刊》發表的。再跟著是八三年十一月，山木兄邀請我在《信報》寫《張五常論衡》這個專欄，《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這三本文章結集是該專欄的產品了。

跟山木兄一樣，我對自己的影響力漠不關心。可能與山木兄不同，也可能比他敏感，當我察覺到自己真的可能對中國的經改有點影響，多多少少有點沾沾自喜。七個月前，到北京講話，遇到周其仁。他給我看兩本書。一本是《中國的前途》，另一本是《再論中國》。盜版無疑問，是從《信報》原版影印釘裝，一字不改，但封面題目卻是有人依樣葫蘆地再寫過。打開第一空頁，印上四個大字：內部閱讀。這是北京複製給幹部們閱讀的。其仁說各書複製了二千本。天下間不會找到第二個書籍被盜版而比我更高興的人。我說過，不怕你罵，只怕你不讀，因為任何人讀任何人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影響。

國家三十而立乎？很難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出現了奇跡無疑問，人類歷史沒有見過。還沒有完工，「而立」似乎言之過早。差不太遠，但我擔心，因為這兩三年北京的政策有點不對頭。難關大致上都過了，可惜未富先驕，只差最後的三幾步不繼續走下去。盛筵難再乎？也很難說。昔日欣賞我的《經濟規律》的北京朋友，今天老的老，死的死，退休的退休。今天搞博弈理論的名校博士新秀，可沒有上過經濟學的第一課。

是《信報月刊》三十年的大日子，不應該悲觀地收筆。樂觀地看，我老了，山木也不年輕，見到炎黃子孫終於站起來，大家當然高興。更高興的，是大家一起回顧這三十年，他逆市行舟，在中語刊物引進經濟學，當年我跟著他，拿著寶刀隨意揮灑，大家一起殺出重圍，不知將來的中國經濟史會怎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