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一）

兩星期前發表《經濟學的缺環》，是自己近年比較重要的學術文章，認為讀者不容易明白，說要轉換角度再解釋。果然，該文在幾個網站出現後，說不明白的同學不少。老懷大慰：網上文化要不是胡亂破口大罵，就是不懂也反對，這次說不懂，不知為不知，是勇氣的表現，求學之道也。讓我從「安排」的角度說起吧。


「安排」的英語字彙是arrangement。我可能是第一個把這個字用作經濟分析重點的人。一九六七的博士論文，其中一章的名目用上，再其後該章獨立成文，一九六九發表，題為《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翻成中文是《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安排的選擇》。憶當年，arrangement這個字的採用來得不易。記得走進艾智仁的辦公室，對他說，單用「合約」（contract）論選擇，似乎不夠，合約之後要加一個字。大家討論選擇的是合約的什麼。是形式嗎？是條款嗎？都有點不對頭。最後我提出安排（arrangement），艾師立刻同意，認為最恰當。


安排何解？有時同義的是「制度」（system），但不一定對，何況「制度」往往過於廣泛——例如共產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等——可以模糊不清。如果我們問：共產制度的權利是怎樣安排的？問題就清楚了。好比你買了一間房子，要選購傢具，搬進去，擺設一下。我問，你打算怎樣把傢具安排呀？大家都知道我問的是選哪些傢具，怎樣擺設。另一方面，你可以用某君想出來的傢具擺設制度，是一種原則。如果我問：你打算用哪種制度擺設呀？你多半不知所指。安排容易觀察，其意淺白。


我喜歡想得淺，喜歡想得簡單。我的困難是自己以為是淺的，輕輕帶過，或懶得重複或細說，好些時誤導讀者，而有時刻意地重複申述的，讀者卻認為不是那麼重要。安排——合約的安排——數十年來我認為是經濟學問的重心所在。可惜到了一九七○年，我轉用「結構」（structure）來代替。這個選擇起於合約有結構性，推翻了當時盛行的界外效應分析，而在好些其它話題上，經濟學者是喜歡論結構的。「結構」無疑可以代替「安排」，但前者聽來遠為深奧，把可以是很淺的學問推到牛角尖去。是的，今天不少人認為我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創始人，在我來說，我的貢獻只不過是合約安排的分析，沒有其它——也認為不應該有其它。我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感到失望，因為從事的走上博弈理論的路，漠視了真實世界的合約安排。是複雜的學問，我自己要到一九八一才體會到產權問題其實也是合約安排的問題，才體會到如果交易費用不存在，產權問題不會存在。其後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給我的啟發實在多。自一九八二寫好了《公司的合約本質》，我沒有再刻意地為國際學報寫文章。九七與九八的兩篇英語演辭，是重要的應酬，一別十五年，舊師友讀得頻頻提問，彷彿我是來自火星似的。佛利民讀其中一篇——《交易費用的範疇》——後，來信說：「你對經濟的看法自成一家，不知將來的人會怎樣評價。」


我可沒有像一些無聊之輩說的，放棄了經濟研究。今天是二○○七了，離開美國學術四分之一個世紀，其間中國的演進我跟得緊。今天，在經濟體制運作的話題上，對也好，錯也好，我的思維早就脫離了三十年前的師友，一士諤諤。六年多前動筆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把自己的一些新思維放進去，在國內搞起一些波濤，但那是按著史密斯與馬歇爾的傳統發揮，雖然修改與補充無數，但傳統還是稜角分明。幾個月前答應了高斯，為他明年於芝加哥舉辦的「中國經濟改革研討會」寫主題文章，不是普通的應酬。九十六歲的老人家，對我影響那麼大的，關心中國，重複地說整個研討會是押在我那篇文章上。


我想，這就是了，四十多年在一門學問上的思維，心領神會，都搬出來吧。我對高斯建議，文章題目是《中國的經濟制度》，其實是要把《公司的合約本質》之後的心得，借題發揮。是在這思想準備的過程中，我想到「經濟學的缺環」這個話題。


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一個嚴重的缺環（missing link），作研究生時就知道，說過不少次，可沒有用上「缺環」這一詞。得到中國經驗的啟示，我意識到此「缺」也，有好幾個層面，有時是明缺，有時是暗缺，要解釋得網上的同學明白，不容易，我於是想到剛好是四十年前在艾智仁辦公室提出的合約「安排」這個角度，應該是最淺的，不妨試試。


嚴謹而又正確地看，經濟學的缺環是漠視了合約安排，而此安排也，可以細小如戴維德的捆綁銷售，也可以龐大如整個地球的制度運作。重要的起點是在資源缺乏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必會競爭，決定誰勝誰負要有準則，而這些準則是產權制度。是艾智仁的天才提點——艾師早應獲諾貝爾獎。作為他的入室弟子，我的貢獻是提出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需要約束，而這些約束就是合約安排了。不是天才得那麼厲害：一九六七提出合約安排，我要到一九八一才體會到產權制度也是一種合約安排，只是要通過一個名為「政府」的機構處理。這其中的思維發展，高斯的權利界定角度對我有關鍵性的啟發。想當年，受到艾師的影響，我參閱了大量的英國產權法律歷史書籍。但法律歸法律，經濟歸經濟，二者不容易加起來。是科斯的思維給我一把照明燈，讓我從那些複雜無比的法律歷史看到以法律約束競爭的蛛絲馬跡。


一九六九年，我知道私有產權是不需要私人所有權（ownership right）的，於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建議北京把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後者大可保留為國有，把承包責任制推到盡頭就是英國傳統與高斯想像中的私產。承包責任制當然也是一種合約安排。


記得清楚，一九六八年我對高斯說，他心目中的私產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權。奇怪，去年他對助手說，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看來是說他的思維錯了。完全沒有錯，中國經改是以他的思維作為起點，雖然通過我的傳達與闡釋。北京不會否認，他們的偉大改革的起步重點，是選走明確界定權利的路。這是高斯的思維。當然途中沙石不少，胡作非為的行為今天還有，但這條路中國是走上了。當時我可沒有想到，權力下放，層層承包，層層界定，會發展成為後來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制度。後者也是一種合約安排，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


說漠視合約安排是經濟學的缺環沒有錯。同學們不妨參考四、五十年前的「經濟制度比較」（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課本，差不多沒有一本提及產權問題！論制度，不談產權，不可能不胡說八道。


（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