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二）

地球上的天然資源就是那麼多，有些可以重複使用（像土地），有些可以用盡（像石油）。有生物，而人類是其中一種。生物是靠使用天然資源而生存的，其生存機會要靠這些使用的安排得宜，人類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天災是生物滅亡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資源使用的安排出了大錯。不適者滅亡是定義性的，不可能錯。人類的自私可以改善資源使用的安排，增加生存的機會，成為適者，但也可以改壞資源使用的安排，自取滅亡，不適也。人類如是，其它生物也如是。從定義性的套套邏輯加進局限條件（或驗證條件），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理論或假說，是科學，生物中只有人類有足夠的智能搞這項玩意。


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的主旨是分析人類為了生存而使用上述的資源的行為，其中最重要、最有趣的一環，是關於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無可避免地會有競爭，而因為有交易（包括訊息）費用的存在，人類的生存機會要看約束這競爭的合約關係是怎樣安排的。我提出的經濟學中的缺環，是這些合約安排被漠視了。從史密斯到馬歇爾，這些安排被注意到，但一知半解，沒有詳盡或深入的分析。說什麼資源使用，論什麼收入分配，漠視了合約安排是經濟學的大失敗。起於六十年代的「新制度經濟學」，由我推出的那一種，是針對這缺環而動工的了。可惜曇花一現，到了七十年代後期，研究合約的行家選走博弈理論的路，對真實世界的合約安排一無所知。調查與闡釋合約安排是極端頭痛的事，就是一種比較簡單的，可以花上數年工夫而拿不準，不是一個要在大學拿得鐵飯碗的助理教授有膽染指的。


讓我從一個最簡單的假設例子說說經濟學的缺環的幾個層面吧。讓我假設人類的主要資源只有一種：土地。人多，土地供不應求，於是稀缺，競爭使用於是出現。如果這競爭沒有約束，弱肉強食，打打殺殺的，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是必然的後果。這消散會導致人類滅亡。沒有約束安排的資源公用，或約束不宜，帶來的全部或局部租值消散的證據多得很。以產權界定使用，或以等級排列權利，或以法例規限行為，是三種不同的競爭約束，都是減低租值消散的方法。這些都是安排，是人與人之間的合約，雖然不是我們常見的通過律師辦理的那種。每種安排都可以很複雜，變化多。歷史上，土地產權的演進，記錄最詳盡的是英國。等級權利的安排，最值得研究的是昔日的共產中國。法例規限或管制，到處都有，而這些研究經濟學者做過很多，雖然不是從減低租值消散的角度入手。


土地實行私人使用，通常是把土地劃分，指定某人某戶有獨享的使用權。這是一種合約安排，在神州大地盤古初開有之。古時，為恐外族侵犯，要鼓勵人民附地而生，土地不容許自由轉讓權。這就是史學家說的封建制度了（是我個人之見，史學家可不是這樣看）。中國如是，歐洲也如是。土地使用權的年期可長可短，有永久年期的稱fee simple，而永久年期加上自由轉讓權，稱fee simple absolute——這就是西方法律鑒定為完整的私產土地了。如果土地沒有永久的私人使用權，其所有權（ownership right）不可能是使用者的私有。然而，只要使用的年期夠長，費沙的利息理論說是否永久無足輕重。如果外侵不憂，土地的轉讓權重要，非常重要。多種理由這裡不說，鐵一般的證據是日本的明治維新。這個大名鼎鼎的「維新」的要點，是把早就有私人使用權的土地加上自由轉讓權。這是說，只把土地使用的合約安排修改一處，日本的經濟就起飛了。


上述簡略地說一下土地的權利安排，是人與人之間或政府與人民之間的合約安排了。這裡略說，好叫同學知道，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走今天的路，只不過是推斷權利劃分的合約安排會怎樣轉變：按照當時的局限轉變，中國會從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當然不會一帆風順，但只要局限轉變穩定，國家整體性的合約安排一定會朝著我指定的方向走。當時反對我這推斷的師友無數，芝加哥的舒爾茲甚至來信說經濟學不可能推斷這種事。這些大師們的缺失，是中了經濟學的缺環之計，以為制度問題是政治上的事，不瞭解制度的選擇只是選擇合約安排，原則上與戴維德的捆綁銷售是同類分析。想當年，同意我對中國推斷分析的只有同事巴賽爾。我們日夕研討經濟的多方面，他知道我的思維是在經濟學的缺環中打轉。細讀我八一年的「中國」文稿後，他說推斷的結論難以置信，而他自己是不相信的。但他說：「反覆重讀，理論邏輯沒有錯，一百分，所以一定要發表。」


這裡補充一個小秘密吧。當八十年代初期我理解土地承包是怎樣的一回事，立刻建議北京容許承包的自由轉讓，這等於容許土地的買賣了。其實當時我知道，這容許一定會出現，因為局限的現實會促成這項合約安排的修改。這項及其它類似的，使不少人誤解，以為北京聽我的話。當然不對，但走在時間的前頭，以推斷作建議提出，中計而把我看作英雄者不少。這樣的甜頭我吃得不久。可不是嗎？近幾年我對中國的建議是建議，明裡暗裡皆非推斷，效果彷彿泥牛入海，英雄安在哉？中國今天面對的局限，有國際政治的問題，有壓力團體的左右，也有從西方學回來的我不懂的新潮經濟學知識，變得太複雜了。未富先驕也是個大問題，而衷心說實話，推斷窮人的選擇與推斷富人的選擇，歷來比推斷不窮不富的選擇容易。


這就帶來另一個科學問題。科學方法說，推斷一個現象的發生與解釋一個發生了的現象是同一回事。邏輯上，這觀點沒有錯。然而，解釋一個發生了的現象，一般遠比推斷還沒有發生的容易。二十六年前我推斷中國經改會走的路，準確得很，算是推斷了還沒有發生的。然而，在當時，我熟知地球上多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歷史，有不少前車可鑒，準確的推斷是比較容易的。


今天的情況不同了。目前中國的經濟制度，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加上上述的複雜局限，前途的推斷遠為困難。兩年前貝加對中國的前景不看好，是基於德國與日本的經驗。他可能對，但中國的經驗史無前例，外地的經驗作不得準。貝加出錯的機會於是增加了。我們當然希望他錯。


（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