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發表是悲劇（二之二）

寫這篇文章，起於不久前與國內某名校的一位經濟研究生傾談，她提到該校的教師受到的publish or perish的規限，比我知道的美國與香港大有過之。一個副教授每年要發表四篇文章，要在被指定的「十大」學報發表。一般而言，這些文章要有數學方程式，也要有統計學的回歸分析——這些不是校方的規定，而是學報選擇的效應了。
我不反對經濟學用數，但數學本身沒有內容，思想本身要搞得很清晰，掌握了重點，才能考慮用不用方程式處理。有些思想，尤其是在概念那方面，用數不僅不容易，弄巧反拙的例子不少。好比重要的高斯定律，嘗試用方程式表達的行家無數，但搞出來的似是而非，謬以千里。數學無疑可以協助理論的正確性，但我認為除了阿羅等三幾個人，經濟思想一開始就用數推理不會推出什麼好東西。有阿羅層面的天賦高人我平生只遇到三個，其它用數思考的多多少少給我些不自量力的感受。同學們要知道，像阿羅那種數學高人，絕對不是數學識得多，而是無論你說什麼，他們可以立刻用符號代替。這是很難遇上的天賦，如果沒有就不應該用數學去想——要想好後才考慮用方程式證實。有好些人，可以不用方程式而想得夠周全，邏輯夠緊密。這些人想通了的，用不用數學再證實沒有什麼分別。我認為在經濟學上，應不應該用數有三種人。第一種像阿羅，天生腦子滿是符號。這種人絕無僅有，用數思考理所當然。第二種比較多，天生腦子邏輯緊密，想得通，很少錯，想通後用方程式表達只是為了粉飾一下，算是多此一舉了。最後一種最多：這些人的思想邏輯不能來去縱橫，往往沙石無數，多用數是有幫助的。

其實經濟學還有第四種人，也罕有。這些人既不懂數，邏輯推理也乏善足陳，但在話題的重要性上他們的感受特別好，懂得審時度勢，知道廣泛興趣的所在，借題發揮而得享大名。歷史上十九世紀的馬爾薩斯是一個，近代的熊彼得是一個，舒爾茲是一個，還健在的諾斯也是一個。

轉說幾句統計學的回歸分析吧。雖然在發表的文章上沒有用上，但作顧問工作時我用過很多，知道其中玄機。這種分析可能做得很聰明，缺點是不可靠。有了深思熟慮的驗證思考，數據來源清楚明確，用回歸分析處理是錦上添花。問題是今天作回歸統計的，一般沒有想好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假說，對數據的出處沒有查根問底，只是把一堆一堆的數字放進計算機，由回歸軟件處理，把數據調來調去是舉指之勞，得出來的是什麼就說自己的假說是什麼。這些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四十年前美國的博士生開始玩這一套，跟著愈來愈盛行，而今天在神州大地是司空慣見了。

說回歸分析不可靠，因為無論把什麼數據放進計算機，只要夠多，這分析總會給你一個「驗證」的結論。然而，把數據調來調去，或加進新的，這結論很容易被另一個分析推翻。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學的高人就體會到這個問題，對計算機處理數字有「廢物進去，廢物出來」之說。一九七六年在一次聚會中遇到Dale Jorgenson，經濟統計天下高人也（此君早應拿諾貝爾獎，可惜還沒有），研討中他直言回歸分析的困難是不可靠。不是說這種分析不能用——懂得用，用得好是可取的工具——只是很容易自欺欺人。

說到底，學問之道主要還是想、想、想。為了興趣這裡推一推，那裡敲一敲，然後望天打卦，希望靈感一到，在一個問題上看到一絲曙光，猛攻一陣，殺不出重圍就要擱置，動不動要等十年八載。真的有啟發性的話，一個學者整生說得出三幾句就很了不起。我認為這些話是不能從強迫發表的環境中想出來的。

讓我再次提及自己那篇關於座位票價的文章。不是重要的，但因為夠簡單，示範容易。想出優質座位票價偏低是因為票房老闆要優座先滿，既非天才，也不偉大。有點想像力，有點新意，逼不出來，是好奇心驅使而得的。任何人都有機會想到這一點，但我要花兩個晚上的苦思才能以理論邏輯證實，優位價格偏低而先滿，票房老闆的總收入會上升。除非天才絕頂，這證實要經過經濟學的訓練才能辦到。跟著的驗證工作主要靠跑街頭，到電影院觀察，這是我的專長了。最後是試把上述的假說一般化，希望能伸展到其它現象去。後者我做了，但推得不夠盡，後來行內有人以之推出「效率工資」理論，拿得諾貝爾獎。雖然我不同意「效率工資」的分析，但不能否認有新意。

昔日王羲之寫《蘭亭集序》，是即興的應酬——寫得那麼天衣無縫，應該先有腹稿吧。王勃寫《滕皇閣序》，據說是因為風好船快，及時趕到，搶了閣主人的女婿的鏡頭。李白寫《與韓荊州書》，是求職信，懷才不遇溢於言表，高傲得不可能被僱用，但文氣橫掃千古。李華寫《弔古戰場文》，自知執到寶，要把文章收藏起來，靜靜地給一位懂文章的前輩看。蘇東坡寫《赤壁賦》，數世紀一見，但不敢示人，多晚在後園朗誦，害得鄰居的老婦聽得多了，背得出來。孫髯翁寫一百八十字的長聯，好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此公拒絕科舉試，潦倒落魄，只是在昆明大觀樓的首次聚會時，跑出來寫下此聯，跟著失蹤了。

以上的作品，沒有一件是強迫發表之作，也沒有一件我有本領寫出來。我欣賞，我拜服，也認為學問的發展，精彩的，我們要倣傚這些前輩，靠興趣，講氣氛，憑靈感，有所際遇，然後排山倒海地不吐不快。

當年史密斯寫《國富論》，因為不愁米飯，寫了十二年。跟著的二百三十一年，經濟學沒有一件作品比得上《國富論》。達爾文是富家子，平生沒有「工作」過，對當時生物學實驗的知識很外行，但為了興趣，自我創作，他對生物學的貢獻點止偉大咁簡單？牛頓是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了他的三大定律。和尚孟德爾在教堂後園種豆，想出他的遺傳規律，死後數十年才被後人發現，其重要性今天不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他到美國名校之前想出來的。這些作品，何強迫之有哉？

中國人多，於是腦子多。不敢說中國人的腦子怎樣了不起，但國際上智商高的孩子，據說大部分是炎黃子孫。目今改革有成，舉世都學起中文來了。我們的學術發展又怎樣呢？從我熟知的經濟學看，遠遠地落後於經濟發展是沒有疑問的。問題是推廣教育的人要知道，文章不是以多為上，而經濟學文章加上方程式與數字統計的框框，創新的觀點不容易發揮。這些不是中國的發明，是從西方三十多年來的不幸發展搬過來的。不能說不應該引進西方，但從經濟學的發展看，引進西方六十年代的風格與品味遠為可取是肯定的。

這就是問題。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好，對外貿易有助，但制度是自己發明的。西方有不少上佳法門，值得倣傚，但也有不對頭的。沒有作過嚴謹的考查，但直覺上我的感受是，中國老是選西方不對頭的搬過來。

（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