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趣味何在？（之一）

一位讀者問：經濟學的迷人處在哪裡？為什麼我整生傾心於經濟學？讓我說說吧。先說經濟，再說其它。

一九五九年的秋天開始唸經濟，談不上有什麼興趣，更沒有宏圖偉略，只是讀過一兩本關於已故的經濟大師的書，有點嚮往，而到美國去我是下了決心求學的。六一年學士，六二年碩士，成績好。其實當時我最有興趣的是人類學，而成績最好的是歷史與藝術史。出路問題要考慮，當時被校方收容可以攻讀的，商科最上算，但我討厭會計科目，可能因為老師教得不對頭吧。經濟學入門那科的老師是W. R. Allen（是的，那位後來與A. A. Alchian合著University Economics的Allen），教得生動過癮——此公說笑話的本領可與史德拉一較高下。

碩士那一年，高級價格理論是R. E. Baldwin教的，技術分析教得非常好，可惜花了太多時間在福利經濟上，來來去去只證明我們無從知道社會大眾的生活是否改進了。這話題的主要讀物是森穆遜一九五○發表的一篇文章，及環繞著該文的作品無數。雖花時太多，也有所值：老師的教導詳盡清晰，使我知道福利經濟不可能是科學。宏觀經濟的老師是K. Brunner，天下高人也，教得深，指出到處都錯。在座有幾位同學了不起。大家日夕研討，一致認為宏觀經濟理論沒有什麼。跟這幾位難得一遇的同學研討了大約三年，對我的影響很大。多年後赫舒拉發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的好學生聚在一起——大概七個吧。這是際遇了。

價格理論引起我的興趣，主要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天開始旁聽赫舒拉發的課。已經修過的課程，不能再修，只能旁聽。赫師和我之間有點莫名其妙的化學效應。此前的Allen認為我可以，但比我高的是另一位同學；Baldwin說我是頂級的，孺子可教；Brunner不認為我怎樣——要到一九八五年，在三藩市，這位我敬佩的老師才對我說：「史提芬，你現在是個經濟學家了。」我回應：「算是吧，不容易，你要知道我下過很大的努力。」

赫舒拉發是特別的。旁聽他的第一課，提出一個問題，他就認為我是個天才，之後不管我怎樣胡思亂想，他對我的觀點不變。沒有親自對我這樣說，但師友們傳來赫師給我的評價時有所聞。直接的證據只一次：某君給我看赫師給我寫的推薦信，其中把我與費沙相提並論！

我這個人很世俗。同學好，有老師看得起，是當年我對經濟學痛下苦功的主要原因，而這苦功引起的興趣，一發不收，則主要是師友的教誨與自己的際遇了。

回頭說一九六二的秋天，旁聽赫師的課，起筆教的是剛出版的佛利民的《價格理論》。該書的前身是佛老在芝大的講義筆記，我拜讀過，但到了赫師手上，後者對消費者盈餘與吉芬物品的闡釋，變化多端，使我大開眼界，尤其是赫師重新採用史密斯的「用值」理念，代替了傳統的起自邊沁的「效用」分析。記得有一位同學問赫師：「什麼時候你才教福利經濟呀？」赫師回應：「福利經濟嗎？我不教。」那麼乾脆利落，使我意識到赫師是要將火力集中於解釋現象那方面去了。

說起來，引起我對經濟學產生興趣的最重要人物，是老師艾智仁。我是六三年的秋天，艾師從史坦福造訪後回來，才旁聽他的課。曾經問赫師他的學問與艾師相比如何，赫師直言：「我廣博，艾智仁湛深，如無底深潭！」說得對，說得好。有兩位這樣的導師，二者皆以價格理論知名天下，一博一深，這樣的求學際遇到哪裡去找？我於是決定要把赫、艾二師的價格理論學得通透，把博士延遲了兩年。這二師我每位旁聽了三年，就是在六五年轉到加州長堤大學任教職，每星期還是按時駕車回到母校旁聽艾師的課。

艾智仁的湛深學問，我詳細地寫過，這裡不再說。然而，學問歸學問，品性歸品性。艾師的品性與我當時的不一樣，但他深深地影響了我。他對任何問題毫無成見，對現象有小孩子的好奇心；他追求的只是真理，是價格理論的解釋力，什麼名家或前輩高人之見他視若等閒。本來是不容易辦到的能耐，但艾師處之泰然。好比我問他某大師的某知名觀點，他很多時回應：「你相信嗎？」不輕視，不貶低，但彷彿那大師是我的同學，艾師要知道的是我怎樣想。大名的本身對艾師毫無作用，應該是李嘉圖的傳統吧。我是在這個傳統裡培養起來的。

寫博士論文我當然選赫、艾二師指導，掙扎了三年才決定在佃農理論下注，賭一手大的。這就帶來我要說的關於我對經濟學產生興趣的另一個重點。進大學時已近二十四，比同學年長五、六歲。然而，這讓賽可不是真的讓，因為我逃過難，在香港跑了幾年街頭，也做過生意。這樣，我對真實世界的認識比當年的同學高出多了。換言之，我是在經濟學的實驗室長大的。

於今回顧，一九六九出版的《佃農理論》的第八章——艾智仁與芝大的夏理·莊遜用上「偉大」來形容，以及在芝大的亞洲圖書館找到的中國農業資料而補加的第四章——關於合約的選擇，都是靠八歲逃難時在廣西的農村住了一年，對中國農民的種植程序與生活習慣有深入的體會，看到資料數據，貧苦農民的操作歷歷在目，對資料與數據的闡釋有農民的經驗作依憑。這一點，我與行內朋友的分歧相當大，而這分歧後來是愈來愈大了。到今天，除了一小撮知道世事的，其它行內君子不容易跟我談得來。

一九六七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了《佃農理論》的一章，給我一項獎金，邀請我到那裡去。是年八月，我從長堤駕車到母校與艾、赫二師道別。找不到艾師，與赫師傾談了好一陣。步出他的辦公室時，赫師說：「史提芬，你回來，我要對你說幾句話。相信我吧，你的博士論文難得一見，很不容易遇上，其中最優越的地方是你明顯地感受到經濟理論的解釋力。芝大名家雲集，你不會使他們失望。」

是的，感受到經濟理論的解釋力，而跟著的數十年解釋過的現象無數，是我對經濟學的興趣歷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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