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克魯格曼抨擊中國不是學者所為

網友問：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格曼尖銳抨擊中國的貨幣政策。無論人們贊同與否，他的觀點表明人民幣再度成為世人關注焦點。請問張老有何評論？


答：

2009年10月17日我在昆明講話，事後讀報，一般沒有誤解，可能因為講得夠精闢。我於是決定憑記憶把這次講話寫下來，作為將要出版的《貨幣戰略論》的壓軸文章。殊不知正要動筆，三位朋友不約而同地傳來克魯格曼10月23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專欄，題為《中國格格不入》。因為克大師之文與區區在下的昆明之說息息相關，遂決定把二者混合起來瀟灑一下。

我很少寫批評他家之見的文章，歷來不喜歡在文字上罵人，雖然認為如果自己要做，文字上要寫得有千鈞之力，我是可以的。克大師之文措辭刻薄，態度輕浮，顛倒是非，敵意明確，看不出是學者之筆，而其中所謂經濟分析我沒有半點同意。為此，老人家發了脾氣。上述的要寫的瀟灑文章，一動筆就寫了四千多字。下星期二（11月3日）在這裡刊登。讀者到時來熱鬧一下吧。

歐風歐雨話當年──代序

關兄愚謙來信，要求我為他的新書──《歐風歐雨》，遊記也──寫個序言，卻之當然不恭了。他可不知道我是個不喜歡遊覽的人！天下間不喜歡遊覽的可能只我一個，說來恐怕話長了。

簡略地說幾句吧。我六歲開始逃難，九歲在佛山寄宿，十二歲回港後東住一下西住一下，二十一歲赴北美後還是居無定所，要到三十三歲才在西雅圖安定下來。我於是怕搬，怕走，可以十多天足不出戶。在家中我既不讀書，也不看電視。做什麼呢？行來行去，想看些什麼。房子要大的，窗外要有可觀之景，其它一律無所謂。

愚謙兄比我年長幾歲，說風談浪，他生長的時代不會比我的安寧。事實上，他寫自己的生平以《浪》為題，也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讀《浪》，知道他少小時的奔走沒有我那麼多，但遇到的風浪卻比我的大。我想，一個從小走得多的人長大後不喜歡游，但慣於驚濤駭浪的，年長後則喜歡多游一下。遊覽可以一舒胸懷，是中國騷人雅士的傳統了。

自己不喜歡游，但還是到過歐洲三次：一次是學術會議，一次是替科斯在瑞典講話，最後一次真的為遊覽而去。後者是帶著孩子們去見識一下，而自己作為一個准導遊的本錢，是在洛杉磯加大唸書時，作過短暫的歐洲藝術史的助理教員。恨不得當時愚謙兄已經出版了《歐風歐雨》這本書，能讓我讀後才去。今天，神州大地的炎黃子孫有點錢，聽說到了歐洲受到禮待，先敬羅衣後敬人的「禮儀」可不是神州獨有。

話得說回來，儘管今天高樓大廈滿佈神州，公路、天橋車水馬龍，炎黃子孫跑到歐洲去不可能沒有劉姥姥走進大觀園的感受。歐洲的文化水平了不起，不同地區變化多，可以誇誇其談的典故所在皆是。幾年前我的書法老師周慧珺到歐洲一遊後，對那裡的建築物歎為觀止。

遊覽遊覽，究竟覽些什麼呢？一曰風景名勝，二曰文化品味，三曰歷史留痕。關愚謙這本書對游歐者的貢獻，可不是風景名勝的介紹──這些一般旅遊刊物提供無數──而是歐洲的文化與歷史，二者加起來是文化歷史了。愚謙兄的書當然也提及他擅長的政治知識，但政治這回事，可以讀到，可以聽到，卻不可以看到。個人認為，只為看風景是不值得遊覽的：沒有誰可以學王石，爬到珠峰之巔去拍照留念。餘下來的游歐重點，是體會一下他們的文化歷史，大開眼界之餘會變得謙虛一點吧。

我認為在人類五千年的文化發展中，只有兩個時期，兩個地方，出現了足以雄視百代的光輝。其一是從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到宋徽宗（一○八二──一一三五）那段時期的中國；其二是從達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到畢加索（一八八一──一九七三）那段時期的歐洲。不是沒有戰亂動盪，但說這兩段時期與地方是人類文化的光輝是沒有疑問的。奇怪，二者皆各自馬不停蹄地走了大約四百八十年。更奇怪的是，上面提到的四個人都是藝術天才。宋徽宗、達芬奇、畢加索的藝術成就眾所周知。唐太宗呢？他的書法絕對一流，而如果不是此公慧眼識英雄，我們今天可能不知道曾經出現過王羲之這個人。

雙方各自走紅地發展四百八十年，中國是比歐洲先走八百多年的。後者遲了很久才起步，加上他們對文物保存得好，遊覽歐洲的確大有看頭。中國的文化古跡呢？太久，保存不易，可幸有以物品陪葬的風俗，中國的文化遺物被埋在地下，保存得好的無數。可惜北京的朋友棋差一著：他們禁止出土的文物在國內的市場出售，但盜墓者眾，大量文物賤價外流。我幾番建議北京盡早打開秦陵與乾陵，指出永遠不打開等於沒有。讀者多，私下間一律支持，但北京的朋友忙顧左右。

雖然我不喜歡遊覽，但○三至○五年大搞攝影，加上久不久到各地校園給同學們講話，再加上要作實地調查來跟進中國的經濟發展，這些年我和太太差不多走遍神州。

要怎樣欣賞中國的文化才對呢？沒有歐洲那麼多的保存得好的文化古跡可看，以遊覽的方式來欣賞中國的文化，你要讀很多古文及古詩詞。我曾經說過，西方的景物不容易讓我們看到一個李太白或一個蘇東坡。中國的江山自成一家，有點苦味，有點古意，不華麗，但幽美。昔日李白見到的江山，大致上我們今天還可見到。不讀古人的文字，遊覽神州不容易體會到中國曾經有偉大的文化。這是說，遊覽神州不容易「看」到中國的文化，而是可以讓我們「懷古」，而懷古是深一層的欣賞了。昔日蘇子寫《赤壁懷古》是一例，清人孫髯翁在大觀樓寫「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也是一例。我們歷代讀書識字的人，沒有誰不懷古一下。

要懂得怎樣懷古才可以在遊覽中深入地欣賞到中國的文化。這方面，來自西方的遊客是不容易體會的了。另一方面，倒轉過來，炎黃子孫遊覽歐洲，欣賞他們的文化歷史是遠為容易的。介紹歐洲文化的中語書籍多得很，而到了那裡近數百年的文化遺物，還留在地上的多得很。這數百年是歐洲文化發展的全盛時期。

國內的朋友要游歐洲嗎？最簡單的處理方法，可能是先讀《歐風歐雨》這本書。愚謙兄對歐洲很熟；他的記憶好，觀察力強；文字可讀，而更重要是他很懂得掌握著有趣的話題下筆。後者是天賦。炎黃子孫不容易找到另一本遊覽歐洲的書可以學得那麼多。

是為序。

張五常，二○○九年九月

[五常問答室]回應批評是創作的大忌

讀者問：

我在您的博客文章《風俗習慣與國慶閱兵》後留言表示質疑意見，包括「北京這次演出是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嗎？並提出這次演出預算不公開等幾個問題。

很不幸的是，我的留言不僅沒有答覆，還迅速被管理員刪除。於是我再次留言，請問張教授是不是只接受仰慕，不接受質疑。再次被刪除。如果這是您張教授本人的意願，我無話可說，只能從此不再看您的文章。所謂非凡之人必有其非凡之度量。如果連這麼一點點質疑都忍受不了，又何必表現地狂傲？


答：

博客不是我管的。回顧平生，讚的彈的從兩歲起無日無之，一律不管才活到今天。我只希望自己的思想能給中國的同學一點啟發，可惜餘下來的日子不多了。四十多年前發表《佃農理論》後，反對或不同意的無數，我一律不管，其實一律不讀。其後惹來爭議的學術文章差不多篇篇皆是，也一律不管。可以說，經濟學的題材，經過我處理的沒有一項不被改變了。昔日GeorgeStigler對我說，不要管他人對你的批評，因為在思想史上沒有誰可以從回應批評中贏得些什麼。也是昔日，後來是林毅夫的導師的GaleJohnson對我說：你的新意那麼多，賣五仙一個可以發達，不要浪費時間作回應。

其實，說穿了，我這個偉大天才不值錢！我有的只是一種其它人沒有的奇特功能。那是在思想時我可以在一秒之內關上鐵閘，不讓他家之見參進。不是不知道有他家之見，而是鐵閘要開則開，要關則關，關得密不透風的。這是說，要接受或要不接受影響由我決定。這樣，毫無外間影響的思想，要不創新也艱難。

這樣吧，我會把你的電郵及我這回郵貼到博客上去（先把你的名字刪除），希望對同學的思想發展有助。同學們要明白，關上鐵閘的秘方的第一步，是一絲成見也沒有。成見是沙石，只一小點鐵閘就關不起來。

《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前途

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本小書——其實是一篇很長的英語文章，加上很長的中譯，再加上四篇有關的中語文章，共二百頁——要在國內出版了。個人重視這作品，認為是自己的正規學術論著中的「封刀之作」。通過香港花千樹，由北京的中信出版社出版。他們隆重其事，希望神州普及，稱為「假精裝」（香港的過癮說法）的訂價只人民幣二十五元。這個零售價香港無法辦到。

這是第一本我親自協助的在國內出版的書，修改主要只是簡體字用的一些與香港不同的標點，及鬼子佬人名的翻譯，其它一律不改。但為了高斯（國內稱科斯）未來的美國版作了最後的修訂，這次國內版是未來的美國版了。

跟我們接洽的兩位中信小姐很執著，很認真，花千樹也執著，也認真，大家一字不苟地商議，來來去去花了兩個月。不值得的，但身為作者我不能說不要那麼執著，不妨苟且一下。我堅持文字的風格不能改，偶爾為了要生動一下而用上的廣東話也要保留。他們依我的。

跟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是淺的，非常淺，但分析起來難度高。自然科學是深的，天下看來沒有深而容易的學問吧。奇怪是，淺學問可以非常困難。我的意思，是當我的外甥及兒子向我解釋他們專研的物理生物及化學生物，我聽不懂，認為深不可測。然而，在經濟話題上，當我對某現象找到自己滿意的解釋，向行外人細說，只要沒有成見，他們明白。這是淺。說難，因為淺答案不容易找到，好些顯淺不過的解釋我要花上十多年的工夫。回顧平生，我沒有遇到過可取但湛深難明的經濟解釋。

這就是問題。經濟學的可取解釋既然永遠是那麼淺，為何那麼困難才能找到答案呢？這問題我解釋過一下，將來有機會再會詳述。多年以來，同事朋友聽到我提出一個解釋，會說：「是那麼淺，為什麼其它人沒有想到？」當我聽到同事朋友提出一個解釋時，可能說：「那麼淺，應該對。」也可能說：「那麼深，應該不對吧。」我這種以直覺感受作出的回應，命中率甚高。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上述經濟學的獨特處的一個好示範。創作此文非常難：要跟進中國的發展三十年，資料要有各方君子的協助，自己所學剛好全部用上，機緣巧合讓我在昆山發現了新大陸——中國的地區之間的競爭天下獨有。有了這一切，我還要細想三年。如果不是某天晚上我在半睡半醒中想到作學生時讀到的馬歇爾的一個腳注，可能到今天也想不出解釋。

這本小書容易讀嗎？高斯說難度高，但他細想後說這難度是需要的。我認為文中的每個論點都不難，淺的，但整件作品有著多個不同論點，要組合，加起來成為一體就不易讀了。我花了長時日向淺中求，盡可能簡化，但最後得到的還是一篇不易懂的長文。高斯翻來覆去地考慮那些地方可以簡化，提出建議，到後來他認為我修改得好，滿意，但也認為其難度不能不保留。同學們購買這本書，我當然高興，但閱讀時千萬不要見難而退。要記著文中每點都淺，有些需要學過——如果沒有學過，假設我說的對就可以過關。把各點加起來，見到一個完整的大場面的整體就算是讀懂了。可能要多讀一兩次吧。

《中國的經濟制度》這篇長文的前途將會怎樣呢？如果北京的朋友悉心地改進這制度，繼續發展下去，此文傳世可以斷言。但如果他們把這制度的關鍵損害了，不斷地引進西方的與中國的局限條件合不來的政策，那麼我這個老人家比不上昔日的王勃：楊意不逢、鍾期難遇，高山流水不奏也罷。

我為國內版寫了一個簡短的序，謹錄如下：

神州增訂版序

回顧平生，在學術研究上我老老實實地走了一段漫長而又艱苦的路。一九六七寫好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二○○八寫好《中國的經濟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傳世，思想史上沒有誰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頂峰維持那幺久。上蒼對我格外仁慈，給我有得天獨厚之感。

也回顧平生，自己認為足以傳世的英語文章約九篇之譜。一般朋友舉《佃農》為首，科斯選《蜜蜂的神話》，阿爾欽選《座位票價》，而巴澤爾則肯定《價格管制理論》是無與倫比的。我自己呢？選《中國的經濟制度》！兩年前寫好初稿時我那樣想，兩年後的今天我還是那樣想。似淺實深，這裡獨立成書的《制度》一文牽涉到的話題廣泛，細節多，史實長達三十年，合約理論的分析達到了一個前不見古人的層面，而其中好幾處要靠機緣巧合，或時來運到，才找到答案。沒有任何「缺環」，完整若天衣無縫也。讀者要記住，《制度》一文其實寫到二○○七，分析的是新《勞動合同法》引進之前的經濟奇跡。

學術過於專注有機會發神經，而我的集中力驚人，往往一發難收。我因而喜歡這裡那裡分心一下，於是搞攝影、練書法、寫散文、好收藏，嘗試過的投資或生意無數。這些行為惹來非議，而我喜歡到街頭巷尾跑的習慣，使一些無聊之輩認為我早就放棄了學術，不是昔日的史提芬·張云云。這些人不知道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不多到那裡觀察算不上是科學。至於那些認為我轉向研究中國是浪費了天賦的眾君子，屬坐井觀天，既不知天高，也不知地厚。是的，我這一輩在西方拜師學藝的人知道，在國際學術上中國毫不重要，沒有半席之位可言。也怪不得，在學問上炎黃子孫沒有一家之言，恐怕不止二百年了。今天老人家西望，竟然發覺那裡的經濟大師不怎麼樣。不懂中國，對經濟的認識出現了一個大缺環，算不上真的懂經濟。

《中國的經濟制度》這本英、中二語的書，在香港出版過三次。這次攻進神州，應該有點前途。為此我補做了兩件事。其一是在正文之前我加進兩篇有關的文章，介紹正文的重要性。其二是在正文中我作了些補充。此文早就修改過無數次。科斯要把該文與其它文章一起結集在美國出版，問我還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反覆重讀，找不到有什麼地方要改，但有幾處不妨多說幾句，尤其是在第八節之後加了四段我認為是重要的。就讓國內的同學先讀這些補充吧。

是為序。

張五常

二○○九年八月一日

[五常問答室]我對日本提出的「東亞共同體」抱疑

問：最近日本提出想與中國合作，組成一個類似歐盟那樣的「東亞共同體」，張教授認為如何？


答：

我不知道「共同體」是什麼意思，所以無從反對，也無從贊成。我認為競爭對經濟的發展有好處，不管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又或者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如果共同體是削弱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我是反對的。另一方面，互相競爭與互相協助是沒有矛盾的，這觀點在中國很多的工業區的經驗是看得清楚的。因此現在日本提出與中國搞共同體，我不知道所指的是哪種。再另一方面，在競爭下的互相協助經常是在私營企業之間出現的。國與國之間，由政府處理，我覺得是有疑問的。

舊文新譯：一九九七回顧中國的貨幣發展

（五常按：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宣讀了《鄧小平的偉大改革》一文，是為第一屆夏保加（ArnoldHarberger）榮譽講座而作，下了心機，大約九七年八月完稿，其中第三節題為《中國的金融改革》，簡略地回顧及分析人民幣的發展過程。可能忘記了，這篇自己稱意的長文沒有中譯。最近大興土木，要為自己二十多年來以中文寫下的無數關於貨幣的中語文章悉心整理，結集成書，希望傳世。

是在這大整理中我發覺《鄧小平的偉大改革》沒有中譯，而其中關於人民幣的第三節重要，因為寫這節時我對貨幣問題得到新的啟發，其後再多想幾年，得到自己認為差不多可以劃上句號的貨幣分析。這後來的分析跟影響我的師友之見有頗大的分離，因為我用上的全部是價格理論，沒有其它。

幾天前我把上述的第三節翻成中文後，決定先在這裡刊登。國慶節日剛過，我卻刊登一篇回顧昔日風風雨雨的文章，是不識時務嗎？不是的。有兩點。其一是希望中國的青年知道他們今天的機會得來不易，要好好地珍惜。其二是起自去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少人說是沒有見過那麼嚴重的，但回顧九十年代初期中國遇到的金融困境，解救的難度絕對不在年多來的國際危機之下。當時北京的應對，用上的方法全部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而在那艱苦的日子中，經濟繼續急速上升，只八年長三角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雖然當時在股市及樓市受損的人無數。是的，如果昔日中國拜西方的經濟專家為師，今天北京何來國慶大典那種歡欣了？

有一點我要給自己打個滿分。一九九三的前前後後，我認識的所有關心中國的朋友都持著悲觀的看法。只我一人對中國的前景繼續看好，而一九九七亞洲金融風暴事發後，我看得更好。這裡刊登的「第三節」寫在亞洲金融風暴事發之際，但沒有提及，因為我對中國的樂觀當時是升了一級的。）


中國的金融改革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宣稱兩種貨幣中的外匯券將被取締。兩個月後公佈十月停止發行外匯券，十一月停止使用。該年九月我發表了一篇分析長文回應，結論是如果外匯券被取締，中國要不重施廣泛的物價管制——走回頭路——就要取消外匯管制了。我不應該發表該文，因為北京的朋友讀後擱置了取締外匯券的決定。外匯券終於取締是七年後，那時他們有了另一個策略的安排。

一九七九年中國開始打開門戶，遊客湧進。這些遊客有特許的權利在友誼商店購買最高檔次的物品。渴望獲得優質物品的本地中國人於是托遊客朋友購買。為了堵塞漏洞，一九八○年四月外匯券就發行了。作為唯一的可以在高檔賓館及商場購物的貨幣，外匯券不僅是一種貨幣，也是購買被約束著的物品或服務的許可證。
外來遊客可以自由地以他們帶來的外幣兌換外匯券，或以外匯券兌換外幣，其匯率與人民幣的官價匯率看齊。從官價看，外匯券與人民幣有相同的幣值。但因為外匯券的用場比較廣，過了不久此券的幣值較高，往往比人民幣高出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本地人要在市場換取外匯券是沒有困難的。只要他們願意付出一個額外之價，他們可以找到途徑去購買友誼商店的物品。不出兩年，有關當局知道約束本地人購買高檔次的物品非常困難，這約束於是放棄了。

然而，外匯券還在，與人民幣一起並存。此券繼續比人民幣值錢，因為可以按官價兌換外幣。即是說，以市場流通的黑市匯率算，人民幣的市值是較低的。有兩種貨幣一起流通，官價一樣但其實外匯券比人民幣值錢，如下的情況出現了。懂得在市場討價還價的人，知道同樣的物品或服務，拿出外匯券可以獲得一個可觀的折扣。兩種貨幣各有各的價，其實是同價。但那些無知的遊客，把外匯券以人民幣之價使用，效果是價格分歧。

有好幾年，北京的朋友認為這分歧會給國家帶來較多的外匯進帳。我對他們說不一定，因為牽涉到幾個價格彈性係數。這係數問題夏保加是天下權威，但北京的朋友不容易明白。他們終於信服的原因，是察覺到愈來愈多的外來遊客懂得在市場討價還價。無論邏輯或事實，劣幣會驅逐良幣的葛氏定律是全盤錯了的。

要注意的重點，是同一物品，兩種貨幣各有各的物價，含意著的是一個黑市匯率的存在。這是合法的，因為該黑市匯率沒有表達出來。換言之，外匯券的存在是掩飾著一項非法活動。另一方面，如果一個購物者先在黑市兌換人民幣才購物——雖然跟用外匯券討價還價是同一回事——非法的行為就變得明顯了。

這帶來一個關鍵問題。取消外匯券之後，外地的貨幣可以在中國流通嗎？（我的估計，一九八六年大約有三十九億港元在中國。）如果外幣不准在中國流通，黑市匯率會大升，壓制這非法活動需要引進對改革不利的管制。如果容許外幣在中國流通，市場的成交會按市值匯率從事，使官價匯率成為紙上談兵的玩意。杜絕後者，北京要禁止市場討價還價，於是，再全面地施行物價管制是需要的了。兩個選擇的任何一個，取消外匯管制的壓力一定上升。

北京選擇保留外匯券。當一九九三他們終於決定取締外匯券時，中國已經出現了災難性的金融危機。通脹年率百分之十七（是當時官方的數字），還在上升，而黑市的人民幣匯率，從一九八○年代初期的四角五仙兌一港元，下降至一九九三年六月的一元五角兌一港元。貪污，一九八五開始普及，一九九○廣泛地攻進銀行的領域去。一種做法，是國營的銀行以官定的利率借錢出去，但其實檯底的利率加倍，再加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投資盈利（如果有盈利的話）給銀行的主事職員。有專利的國營企業的產品還有價格管制，繼續是貪污的一個大源頭，而為了資助這些企業，人民銀行的鈔票印製得不夠快。

國內及國外的評論都呼籲北京約朿貨幣的供應量，一九九三年初這樣的呼聲天天有。我不同意，該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我的論點，簡單而又有說服力，使約束貨幣供應量的呼聲一下子靜寂下來。

我的解釋，是人民銀行及屬下的分行是出糧機構，不是商業銀行，到了八十年代後期這出糧機制伸展到投資那方面去。有權有勢的國企或高幹及他們的子弟要借錢，銀行唯命是從，而貪污只不過是火上加油而已。對中國人建議需要約束貨幣的供應量是天真的——自國民黨時期起，他們對這話題的知識天下無可匹敵。我的論點，是那龐大的貨幣需求不是來自一般的銀行客戶，而是來自有權有勢的人，其中有些可以把銀行關閉。建議約束貨幣量不是無聊之舉嗎？就是銀行願意約束也無法做到。約束中國的通脹，北京要切斷以權力借錢的要求。這是說，權力的貨幣需求非去不可，要一刀切。

在該文的結語中，我建議中國的銀行體制要從頭建造。人民銀行要負上一家中央銀行的職責，控制貨幣的供應增長率每年在百分之二十以下（依照佛利民之見，經濟增長得快這百分之二十不算高），但央行本身不要有在市場貸款的權力。所有人民銀行屬下的分行要轉為商業銀行，最好是出售給資格足夠的買家。改進抵押與破產的法律，讓銀行按著健康的經濟及會計原則貸款。把國營企業私有化，可以通過股權的發售，從而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撤銷所有外匯及價格管制。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鎔基接掌人民銀行。兩個月後他提出的銀行制度改革跟我建議的差不多，但他後來做的卻不一樣。朱不是個自由市場的信奉者。他愛操控。他有剛強的個性，聰明，沒有傳言說他曾經貪污。在朱的掌政下，人民銀行轉為一間中央銀行，但與其約朿貨幣的供應量，他以限額的方法直接壓縮借貸，讓國營企業吃不飽，使失業增加。以權力借錢的要求急跌，通貨膨脹迅速地下降了。今天（一九九七），中國的通脹率剛好是零。

肯定地，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外匯券停止使用後，人民幣的黑市生意終結，因為北京把市場匯率代替了官價匯率。跟著是近乎奇跡地，有三年長時間（即到本文完稿之日）人民幣兌港元的匯率在狹窄的一元零五仙與一元零九仙之間浮動。因為港元與美元掛鉤，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也同樣穩定。明顯地，在通貨膨脹迅速下降而外匯儲備迅速上升的情況下，維護一個穩定的匯率是容易的。

其實，朱鎔基與他的同事是創立了一個獨特的貨幣制度。名義上外匯管制仍然存在，但可以通過漏洞，繞道而行——我的估計是繞道走要付百分之零點二到百分之一之間的額外費用。外來的人可以在國內的銀行儲存外幣，也可用外幣與國內的人成交，但國內的人與人之間不可以那樣做。最有趣的是，本地的機構收到外來的直接投資，規定要轉為人民幣。這是國內的人民幣量的主要增加途徑。兌換了人民幣的外幣要交到政府那裡去，導致一個現象性的外匯儲備增長——從一九九三年的二百億美元增至今天（一九九七）的一千三百億美元。

我們不能否認這個貨幣制度，雖然有點怪，卻是天才之筆，給某些目的提供好服務。然而，有模糊不清的外匯管制存在，加上外地的銀行不能真的在中國做生意，就是上海也不能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了。要發展金融中心匯管一定要撤銷，銀行需要私有化及參與國際競爭。

我相信市場的壓力將再會發揮作用，在五年之內打開中國的金融行業。過去五年，上海興建的商業高樓大廈跟香港五十年建造的數量相若。這些建築物目前是空置著，一年來租金減半，仍在下降。不少是利益人士的投資，有點政治肌肉，不放開金融，這些商業大廈是永遠不會租滿的。

[五常問答室]張五常說凱恩斯

同學問：

我看到張教授與蒙代爾的對話錄，裡面說到你最想見到的已故經濟學者是凱恩斯，這是為什麼呢？以前你又曾經在文章裡說過，你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那又是為什麼呢？


答：

我想認識凱恩斯的原因，是他的思想速度當年把其他經濟學者嚇得要命。羅素曾經說凱恩斯是他見過的最聰明的人。那我當然想見到這樣的一個聰明人了。我更欣賞凱恩斯的另一面，是他在好幾項玩意上都有興趣，都了不起。例如他打橋牌是國際級水平，桌球打得好，收藏藝術作品，也是一個芭蕾舞的欣賞專家。據說投資也有兩手，雖然曾經差不多輸清光，但後來反敗為勝。

我自己也有多方面的嗜好。而在已故經濟學者中有多方面能耐的，似乎只有凱恩斯與費雪這兩個人。我認為經濟學的水平是費雪勝出，投資賺錢的本領費雪曾經比凱恩斯高出很多，但不幸因為經濟大蕭條而近於破產收場。在經濟學之外的多方面之能，費雪的興趣與我不相近，但凱恩斯是相近的。我也懂得打橋牌，也懂得打桌球，也收藏藝術作品。還有其它很多我認為是有趣的，都要嘗試一下。

我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是因為我認為他對價格理論的掌握達不到我們後學的水平。例如儲蓄的概念，他說的似乎是把錢留在家裡不用，不放進銀行或借出去生息。所以我認為不容易明白。我個人是喜歡費雪對投資與儲蓄的理念。奇怪，凱恩斯與費雪是同時期的人，但這兩位天才看來是沒有互相影響的。另一個問題，是我認為凱恩斯對邊際產出理論掌握不足。這理論是《通論》的一個關鍵基礎，但他從來沒有以這理論作過任何驗證工作，不知道這理論的主要用場是解釋市場運作的效果，而不是用作解釋市場是怎樣運作的。

風俗習慣與國慶閱兵

拙作《國家六十有感》在《信報》刊登時，編輯加上「閉關鎖國誤事」這個小題。無傷大雅，但我可沒有那樣說。我的意思，是以家庭為產出單位的舊社會，道德倫理管治可取，因為費用遠比司法管治為低。從客觀的科學角度看，我們不要因為大家把三從四德罵了兩代就認為是壞事。好或不好的判斷是價值觀，而價值觀會因為時代的轉變而轉變。

篇幅所限，《國家》一文過於簡略。有關的話題需要一本書來處理。這裡略作補充吧。我認為，儒家學說在神州大地歷久不衰，不可能沒有經濟利益存在。這利益是減低社會費用。困難的出現，是科技工業的發展需要年輕人離鄉別井，把舊禮教的家庭拆散了。以司法取代頑固的禮教不僅有轉接的困難，社會費用也高出很多。這些我說過了。

想深一層，昔日的中國不僅國家有閉關的傾向，地區之間，甚至村與村之間，也有明顯的「閉關」意識。我的解釋，是整個國家的禮教風俗有了一個相同的大概後，地區之間也各有各的禮教風俗作補充，由家族傳統釐定。有關的問題我在一九七二的一篇關於中國婚姻及子女產權的文章分析過。當時我用上的資料，一方面來自美國大學的圖書館，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跟我的出自舊禮教家庭的母親談了半個暑期。我沒有遇到過一個比我母親更聰明的人。

昔日中國的地區性的禮教風俗當然也講三從四德，當然也是為了減低社會費用，但地區之間的互相封閉，不論婚嫁，口音不同，也是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這利益也是節省管治費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經濟條件或局限，不同村落的祠廟所拜的往往不同，互相歷久不變，不可能沒有經濟因素的考慮。每隔十天有墟市，村與村之間從而交易，也是為了經濟的需要而在各自封閉中打開一個口。我認為，歷久的封閉一定是為了經濟利益而封閉，而這封閉的利益不要從產出或收入增加那方面看，要從減低管治（交易或社會）費用那方面看才容易推出假說，可以驗證，但深入調查是免不了的。

以農業及手工藝為主的經濟，以專業分工合作及科技發明的空間不多，收入增長有著很大的約束。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派就為此而中了計：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因為中計而錯得離譜。另一方面，從農業與手工藝的發展看，昔日的舊中國比同期的歐洲的經濟水平高出很多。馬可孛羅見到的中國是元代，失去了宋代的光輝，但經濟的繁榮還是把他嚇得要命。無可置疑，以農業及手工藝作經濟大比拚，昔日的中國是把歐洲比下去了。以道德倫理治國的經濟優勢，昔日是明顯的。

西方的宗教也有不同的類別，從經濟角度入手解釋的論著無數，可惜當年我有機會讀到的分析，不重視交易費用（我稱社會費用），一般不可觀。以減低社會費用為基礎來解釋風俗習慣是有趣的學問。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認為我提供的解釋有商榷之處，你不會否認我一九七二發表的關於中國婚姻及子女產權的文章是學問，比虛構的小說精彩（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三八九至四一三頁）。幾年前遇到一位來自中國某少數民族的女孩子，跟她談及該族的婚姻風俗，恨不得自己還年輕，還有魄力去作深入考查，為文發揮一下。這類題材有趣的俯拾即是，可惜今天從事經濟研究的沒有興趣。為米折腰，今天的經濟學子走上味同嚼蠟的數學方程式與數字統計的路。我認為，西方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以交易或社會費用的轉變來分析風俗習慣是唯一走得通的路，困難是需要深入考查，其方便處是可以譜入價格理論作分析，可以推出科學驗證的假說。

轉談十月一日的天安門廣場大閱兵，我當然看電視，看了幾次。正在等待有影碟出售，要購買幾隻寄給北美的親友。尤其是，我要六歲的孫兒與三歲的孫女看。他們的父母在美國工作，不能搬到中國來吸收炎黃子孫的文化。很可惜，文化這回事，要從小學起才可以深入地體會。今天在美國，兩個孫子按時上中語補習課，孫女還沒進入正規的小學，每星期學普通話十多個小時。我沒有見過比這個孫女更聰明的孩子——是我的母親隔了兩代的基因相傳吧——但年多下來，普通話她只懂得聽，不懂得說。朋友問她：「你懂普通話嗎？」她用普通話回應：「你好！」只此而已。

稱讚自己的孫子們聰明是作為祖父的責任，但我那個三歲的孫女不僅聰明，而且大勇。她早就說明不喜歡我，凡事跟我作對。她無疑盤算過，只有這樣，親我一下她要求什麼必如有神助。有一次，她在商場見到一隻會行會叫的玩具小狗，愛不釋手，我故意視若無睹。離開商場時我對她說：「你要那隻小狗嗎？我買給你吧。」她立刻奔跑，從架上把小狗拿下，我太太結帳。過了幾天，一位朋友見她拿著那小狗，問：「是誰給你這小狗呀？」她答：「是我自己拿到的。」「是誰出錢買的？」「是另外一個人。」「是婆婆嗎？」「是呀，是婆婆。」我的太太在旁插口說：「不是我出錢的。」她才勉強地說：「那就是公公吧。」沒有說謊，但不是被逼到盡頭她不會給我半點功績。說她聰明因為她想得快，好比下快棋她沒有走錯半著。

我要讓孫兒孫女看北京大閱兵的影碟，是希望他們長大後能記得這樣的中國：哥哥姊姊們步操是那麼整齊，那麼好玩，那麼瀟灑。是的，我認為在整日的節目中，操兵最好看：每組的高度一分不差，相貌均勻，體重一樣，操行直如尺畫，步法的轉換與敬禮的姿態半點瑕疵也沒有！

我對武器的展出沒有興趣：一則不懂，二則不好看，三則記得幼年時跟小朋友下看不到棋面的海、陸、空戰鬥棋時，老是喜歡把殺傷力最強的棋子藏在對方想不到的位置。另一方面，當我聽到演出的一百五十一架飛機皆屬國產，立刻把水晶球拿出來擦一下。水晶球說：不出十二年中國製造的商業貨機會打進國際市場；不出二十年中國製造的商業客機也會打進國際市場。

從國家六十大閱兵的整體看：動員十八萬，其中八萬躲著頻頻換字，孩子們一時歌唱，一時奔走，竟然從頭到尾沒有一次失誤。我真擔心五千個孩子跑過橋時有一兩個會跌倒，但沒有。有哪個國家可以做到呢？我想到朝鮮，但他們的規模遠沒有那麼大，而我注意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孩子是愉快地在笑，真的笑。我也想到一定有不少的操練了長時日但只能作為後備的人，替他們惋惜，認為胡錦濤先生說要獎賞，這些下了苦功而沒有機會出場的要獎賞加倍。

整個演出使我想到一件事：一個與中國敵對的國家，他們要擔心的不應該是武器或人多，而是中國的組織能力。我不同意香港的某些評論，說這些那些項目有點俗氣。項目為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演出所見，其組織力令人觸目驚心。人多辦不到，強權施壓辦不到，金錢再多也辦不到。那是源自一個慣於組織的中國共產黨的本領吧。就是在不再強迫的今天，這組織能力仍在。看來人民自願地接受有組織性的指揮，比昔日有強迫性的更為容易處理。

歷來認為大閱兵是為了展示軍事實力。這看法我今天改變了，認為大閱兵的阻嚇作用主要是組織力的演出：所有國家都重視閱兵的整齊與動作的一致。這樣衡量，北京這次演出是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

國家六十有感

不少讀者期望我寫這篇文章，應該寫。不易寫，但應該寫。中國是個古國，其歷史複雜無比，文化的演進沒有歐洲十五世紀之後的閃閃生光，但純而厚，是好於學問的人的一個好去處，我是著了迷的。歷史說，解放立國到今天是六十週年了。北京要大事慶祝，顯然因為六十年是一個甲子。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十個天干，十二個地支，能拼出六十個不同的組合，六十年是一個循環。為何有這樣組合的安排我可沒有考究，但中國的傳統是以六十為大壽。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反對一個國家久不久應該發一下神經，你不能不承認中國要做大事可以做得非常大。去年的北京奧運是一例，明年上海的世界博覽會是一例，今天是二○○九年十月一日，打開電視看看吧。

建國六十年，剛好有三十、三十之分。前三十解放共享，不妥不妥；後三十開放改革，很好很好。後者，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結語中，有所感慨而揮筆直下：

「這些年北京做出來的大可引以為傲。你可以詳盡地批評執掌政權的人，但他們減少了那麼多的貧困，工程之龐大與迅速，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我認為這樣的成就不會再重複——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時。」

我是個生存在上述的整個甲子的人。六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我快十四歲，懂事的。不斷地跟進中國的發展，對歷史有研究。在美國讀本科第二年時，我寫了一篇關於鴉片戰爭的前前後後的長文，當時的經濟歷史教授WarrenScoville給予高評價。今天我想，如果沒有上文提到的不妥的前三十年，中國會有很好的後三十年嗎？如果六十年前解放之初就動工三十年後的改革，中國今天會更有成就嗎？前三十的不妥是要付代價的，這代價高，值得嗎？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我只能說，從歷史規劃下來的局限看，中國能達到今天的成就，是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的艱巨工程帶來的奇跡。這樣的成就當然要付代價，很大的代價，至於這代價是否值得，見仁見智，是主觀的判斷了。比較客觀地問，如果中國選走另一條路，這大代價會否低一點？今天的人恐怕沒有答案；將來的歷史學者總要提出這個問題。

讓我從乾隆皇帝說起吧。此公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人。記不起正確年份，當時英國的皇帝派一個欽差大臣訪中國，要求發展貿易。乾隆接待了他，寫了一封歷史有名的信給他帶回英國皇帝。該信的大意是說：「我們中國什麼都有，對西洋鬼子的產品毫無興趣，而作為中國皇帝，我的責任是搞好中國的民生，番邦要求的外交事宜，與我何干哉？」這是當時中國閉關自守的意識，百多年後，八國聯軍的年代還是差不多，但八國聯軍之際，中國已經遠遠地落後於西方了。

我們當然不懷疑古時的絲綢之路打通了一點與歐洲的聯繫，也不懷疑明初的鄭和下西洋是比哥倫布早上大半個世紀的偉大探索。然而，無論怎樣看，中國曾經有數千年的閉關自守的日子。康熙謝世前三年（一七二○）在廣州設立公行，容許行商與老外貿易，只是為了應酬一下，說不上有發展外貿的意圖。康熙是個好皇帝，但他對西方科學的興趣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圓明園的故事與後來的悲劇是清代皇帝的好奇心奢侈化的結果。中國打開門戶是鬼子佬用槍炮攻開的。鴉片戰爭之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與英國商人催促政府出兵的文件，我讀過。他們要中國的絲茶，但中國只要他們的銀兩，銀兩不夠，他們在印度找到中國人愛吸的鴉片。

一個聰明的民族，關起門來發展自己的文化，大有可觀，但與西方的文化傳統很不相同。中國的文化既深且厚，可惜到今天西方的眾君子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體會，稱得上是及格的寥寥無幾。中國的學子沒有幾個不知道有莎士比亞這個人，但西方的學子沒有幾個聽過蘇東坡。今天，在鋼琴上彈莫扎特彈得像樣的中國孩子數以十萬計，但我賭你找不到幾個西方的孩子懂得唱京曲。是一面倒的西方影響中國，只是近幾年西方的孩子們搶著學起中文來了。後者是大好形勢，反映著西方的眾君子終於察覺到地球上還有另一個重要文化存在，是值得尊重的。這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一面倒的中學西，有貶意說是崇洋媚外，但其實是清末民初以還，早一點說是乾隆皇帝之後，西方的科學與工業產出比中國的先進得太多，把炎黃子孫嚇破了膽。讀得出幾個英文字的誇誇其談，把西方的一切捧到天上去。一九五七年我離港赴北美時，護照是五千四百多號，即是說從盤古初開到一九五七，從香港正規外出的只有五千多個。急起直追，進入洛杉磯加大的第二年被邀請作西方藝術史的助理教員。好奇地跑到圖書館去研讀一下中國的藝術文化，客觀地衡量，知道那所謂落後的中國，其文化了不起，自成一家，影響了梵高、高庚、畢加索等西方天才大師，可惜深入的影響卻說不上。我對中西雙方的文化一視同仁地重視，是從那時開始的。東歸東，西歸西，二者混合不來，是老生常談，但不對。

今天看，中國走現代化的路是成功了的。雖然還有好一段要走，但回頭看，我們的確走過了千山萬水。乾隆之後炎黃子孫的經歷滿是血淚。抄襲西方不容易抄得有好效果。西方有的不是一般皆可取。近幾年凡是抄襲西方的經濟政策，差不多一律不妥。說真的，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有成，主要是靠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千山萬水，炎黃子孫今天大可披襟岸幘。重要的問題，是中國人既然那麼聰明，那麼吃得苦、有幹勁，為什麼要花上兩百年的時間才走出那漫長的黑洞呢？我找到的答案，是在閉關自守的日子裡，中國的傳統是以風俗倫理管治，高舉儒家學說，重視三從四德。學而優則仕，蘇東坡等天才都做官去了，其中不少以倫理判案。沒有司法制度，傳統上中國沒有律師這門專業。也因為讀書的人材都求做官，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個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至二一二），或一個伽利略（一五六四至一六四二），或一個牛頓（一六四二至一七二七）。不是智商有所不及，但學而優則仕，好學的讀古書，談詩詞，習書畫，騰不出一個科學發展的空間。

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不要嘲笑三從四德。從一個以農業及手工藝為主的經濟社會看，這種管治制度可取。無可置疑，中國的傳統農業與手工藝了不起。就是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大名鼎鼎的農業經濟專家卜賽（賽珍珠的丈夫）跑到燕京大學研究中國的農業幾年，拍案叫絕，認為比西方的高明得多了。

我說不要貶低以道德倫理治國，因為這種治法成本低，遠低於司法制度。從一個不論科學、不靠科技產出的社會看，以一個靠家庭的農作與手工藝而為生計的社會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不可取。然而，以道德倫理治國的一個大麻煩，最頭痛的，是沒有彈性，修改不易。今天我們知道，法律是可以修改的，但道德倫理修改極難，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經濟的需要轉變了，但管治的制度改不了，可以帶來災難。四十年前在芝加哥我與戴維德（AaronDirector）研討過，得到的結論，是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是沒有修改的彈性。我們當時比較的是英國的普通法與歐洲的大陸法，認為普通法的施行成本較高，但比大陸法容易修改。再相比，要放棄道德倫理的準則而以司法制度代之，更是難上加難。

三從四德的家庭傳統，跟道德治國合得來，在重視農業、手工藝甚至商業而言，這樣的管治制度因為成本低，可取。困難的出現，是人口上升，不靠工業的發展不足以餬口。歐洲在十八世紀初期的經濟學有重農主義，也有重商主義，但沒有重工主義。然而，一七七六史密斯發表他的《國富論》，以專業分工合作的制針工廠起筆，明顯地是重視工業發展的思維。說來湊巧，一七七六是乾隆皇帝的時代。想當時，中國以家庭為產出單位，但歐洲的工廠運作已經發展得如火如荼了。

工業的發展要讓家庭產出轉到工廠去，歐洲早就跑過了這一程。中國呢？要到清末民初才見到工廠形式的出現。這發展需要年輕人離鄉別井，跑進沒有親屬同事的工廠操作。這樣，以家庭產出的傳統開始瓦解，成本較低的倫理管治逼著要轉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談何容易，就是今天，好些中國的家族傳統的意識還在神州存在。我是個保守的人，不認為中國的家族觀念或禮教沒有可取之處。是的，我不認為西方的子女要向父母借錢求學是好品味的風俗。但我希望讀者明白，從以家族為基礎的道德倫理的管治制度，轉到近於六親不認的管治制度，是多麼困難的一回事。

像香港那樣的一個小地方，或像日本那樣的一個小國，上述的轉變遠為容易，或衝擊比較小，但中國地大人多，民族這裡不同那裡，口音不一，就是連吃，地區之間也大異其趣，需要的轉變難於登天。二戰期間，我在廣西某農村住了一年，知道村與村之間不論婚嫁，口音不同，更談不上搞什麼合作產出了。那只不過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呢？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萬，其中一千三百萬是外來的。

上文提及，國家六十年，前三十不妥，炎黃子孫付出了大代價。代價不論，我的直覺是沒有這前三十中國不會有今天。代價是成本，但經濟原則說，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我們要多向前看，不要頻頻為以往的代價惋惜。另一方面，單看今天北京要慶祝的六十年，我們會低估了中國人的成就，或誇張了昔日的代價。為寫此文，我決定向歷史多走幾步，細說從前，用上的解釋是自己的以社會費用的轉變為基礎的制度理論。這理論是三十年前我為推斷中國會走的路而想出來，今天是多了三十年的觀察而改進了。

不堪回首的日子二百年，大可回首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其中好些值得探討，值得欣賞。中國的青年呢？昔日的代價他們沒有付出，但新的機會就在眼前。他們要學我當年，見到有爭取知識的機會就站起來大博一手。爭取將來當然是今天中國青年應走的路，而在走這路的同時，他們也要學我當年，不斷地探討中國的舊文化，與西方的比較一下，從而體會到學問這回事是沒有中、西之分的。一面倒的中學西曾經是悲劇，但上蒼有眼，昔日的悲劇今天變為喜劇了。是的，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孩子們佔了先機，因為中西兼通，將來的天下他們會是主角。這也是我對國家六十有感中的一個很好的感受。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三十年前的開放改革，無疑是「立」。今天六十，「耳順」要怎樣解才對呢？鄭康成云：「耳順，聞其言，知其微旨也。」皇《疏》云：「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翻過來，我的解釋，是耳順指懂得分辨是非，知所適從，可以作出大智大慧的判斷。謹以此為北京的朋友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