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賣橘者的角度看經濟大師的貢獻

森穆遜（Paul A. Samuelson，國內稱薩繆爾森）謝世了，享年九十四。三年前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國內稱弗裡德曼）謝世，也享年九十四。米爾頓我很熟，保羅只是認識，不熟。兩個多月前在廣州與森大師的最佳弟子蒙代爾把酒話舊，提到保羅，蒙兄說正在考慮怎樣處理保羅本人不大喜歡舉行的九十五歲生日的大慶。天公不作美。

不打緊吧。論到經濟模型的創造古往今來沒有誰比得上森穆遜。桃李滿門，他起碼有五個學生拿得諾貝爾獎，可能還有幾個，芝加哥的奈特比不上他。佛利民與森穆遜的爭論是二十世紀經濟學的熱鬧話題。大家在生時佛老的聲望佔了先機，但最近森老謝世，排山倒海而來的追悼文字卻比三年前佛老謝世時的轟動強一點了。我對二師的相對形勢在他們身後倒轉過來有兩方面的解釋。一方面，麻省理工的經濟學人馬來得一致、均勻，且歷久不衰。另一方面，金融危機出現後凱恩斯學派再抬頭，而森氏是這學派的中堅人物。話雖如此，我認為佛、森二師孰高孰低的爭議還會繼續下去，輿論上誰勝誰負要看世界怎樣發展來決定了。

無數評價森氏的文章，頌讚無疑是大多數。有兩篇唱反調，很難拆解。這兩位作者指出森氏平生對宏觀經濟（森氏的專長）的推測，錯的多，對的少，其中一位直指森氏沒有對過一次︰his predictions have invariably been wrong（他的推測毫無例外地錯）。他們引經據典，下足註腳，真的水洗不清。尤其是，森氏歷來看好昔日的蘇聯與東歐的發展，說一九九○年蘇聯的人均收入會追及美國。就是到了蘇聯解體前兩年的一九八九，森氏還認為那裡的經濟前途無量。早幾年的一九八五，蘇聯的經濟潰不成軍，但森氏寫道：「不要被他們的不足之處誤導。任何經濟都有它的矛盾。重要的是效果。毫無疑問，蘇聯的計劃制度歷來是經濟增長的強力引擎。」這樣的話，類似的說過幾次，白紙黑字地發表了，怎還可算是經濟大師呢？經濟學的重點是解釋現象，而解釋與推測是同一回事——雖然有事後與事前之分。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

不少讀者及朋友要求我表達對森氏的評價。我認為天才是沒有疑問的，說是經濟大師也當然。但我認為森氏不是搞經濟解釋的。他本人認為是，我認為不是。在一門複雜的學問的一條路上他走得很遠，遠過歷史上的任何人。為此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表達過我的仰慕。然而，經濟學有好幾條路可以走，走其一而又要佔有其二、其三會惹來麻煩。四十一年前，在芝大，夏理．莊遜（H. Johnson）催促我多學數，認為走森穆遜的路我也會走得很遠。細心考慮後我選走另一條路。我認為經濟學需要有森氏那樣的學者，可惜他對後學的影響一般不是那麼好。搞純理論能搞出大成的歷來不及一掌之數，不自量力的多若天上星。能在名學報多發表文章不等於在思想史上會有半點立足之地。搞純理論不容易搞出可以傳世的貢獻來。

跟無數學子一樣，作本科生時我也讀森氏的《經濟學》。這本最暢銷的教科書出了十九個不同的版本。我認為最好是第四版，今天還珍藏著兩本。這本書創立了教科書的典範，仿而效之的作品擴散到所有科目去。初級課本，概念的處理不深入，而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沒有寫出來的侷限假設與真實世界大有分離，誤導了學子。但學子容易學，老師容易教，於是暢銷。

作研究生時我喜歡讀森氏的專業文章。他推理清晰，邏輯前後一貫，永遠不拖泥帶水，在當時的讀物中是表表者。雖然我不同意他或明或暗的侷限假設，但有新意而又邏輯井然的理論讀物不容易遇上。後來在西雅圖華大跟巴賽爾談及森穆遜，大家同意讀森氏的文章不用擔心邏輯出錯，或假設轉軚，或前言不對後語。換言之，讀森氏的文章，只要知道他的假設，讀者不會中計。一九四八年森氏出版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滿是方程式，幸或不幸，是二十世紀後期數學經濟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森氏的其它文章就遠沒有今天見到的後學的那麼多方程式了。森氏不論，滿是方程式的經濟文章的普及發展，有幾個原因，我認為決定性最大的是這些寫手寫不出好英文！好些人不知道，非經濟的散文，森穆遜寫得非常好。高傲，鋒利，幽默，但寫起散文森氏有情感。

毋庸諱言，我認為《基礎》一書引起數學方程式在行內普及是不良效應。三十多年前，我的一位優質學生被史德拉（G. J. Stigler）賞識，要請他到芝大去，說要監管他學數。該學生問：「數學對經濟真的那麼重要嗎？」史氏回應：「只有傻子才會這樣問。經濟學行內不用數而還能站得住腳的只有艾智仁、高斯、張五常這三個人，你把自己放在哪裡？」該學生對我說了，心中有氣，我說：「史德拉的數學水平是不需要怎樣學的。」

最近讀到關於森氏的評論，其中提及盧卡斯（R. Lucas）大讚森氏的《基礎》對他的影響，跟著說沒有方程式的經濟文章得個講字，廢物也。盧兄是過於高傲了。不知他會把史密斯放在哪裡呢？十九世紀的理論第一把手馬歇爾與二十世紀的第一把手費沙，皆數學出身，但他們的經濟論著很少用數——基本上不用。

一九六九年，後來獲諾獎的V. Smith對我說，沒有方程式他不懂得怎樣想。這是他的法門，但我認為以方程式思考是多了一個框框，不宜用於道理不深但變化複雜的經濟學。當年在西雅圖華大，諾斯、麥基、巴賽爾等同事認為我的思想變化自如，無須學數，是全面革新經濟理論的人選。當時我可以自己發明數學。想通了問題，要加進方程式來粉飾一下，自己可以發明，再不然找些數學書參考。可惜自己發明的方程式雖然對，但不雅觀，被一位數學同事指責了，於是再也懶得發明。後來巴賽爾在文章中提及，當年他教我統計學的回歸分析只教了兩個小時，說沒有見過這樣的學生。這些是說，除非選走阿羅、森穆遜等人的路，數學用於經濟不是那麼重要。但要走阿羅及森穆遜的路，談何容易？天賦需要上蒼賜予，不是數學懂得多就會有作為的。然而，阿羅應該知道，他用數推出來的我不用數也可以推出來。不知有誰敢賭身家，讓老人家表演一下（一笑）。實不相瞞，經濟推理鬥快，斗准，用數的鬥不過我。

人各有法，如果要用數我是先想通了，有了答案，才考慮要不要用。我的經驗說，想通了再用數證是多此一舉。楊小凱曾經把我一九八三年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翻為方程式發表，後來知道史提芬.張就是張五常，嚇了一跳。究竟是誰先拔頭籌了？是我的文字公司還是小凱的數學公司有機會傳世呢？

小凱曾經指出，一位森穆遜教出來的名家把我一九六九發表的《合約選擇》翻為方程式表達，說如果我懂得用數會獲諾獎。小凱可不知道，那篇數學譯作是經我評審而發表的。評審時我察覺到該文的數學在概念上有一個嚴重失誤，無可救藥，但錯得有趣，就對學報的老編說了，建議發表。後來陳坤耀推薦一位韓國仔到港大經濟系講話，講的又是佃農分成合約的選擇，上述的名家的錯失頻頻出現。我指出，說他的整篇文章完蛋了，舉座嘩然，韓國仔講了十分鐘就鳴金收兵，很尷尬。可見數學用錯是連普通常識也沒有的。

這就帶來本文的中心話題：一個賣橘者怎樣看森大師的經濟學貢獻呢？先從科學方法衡量吧。森氏曾經與佛利民大吵科學方法，而高斯又跟佛老吵過。我的科學方法師從R. Carnap 與K. Brunner，也加進自己的，認為上述三師的爭議原則上沒有衝突，只是重點的處理有嚴重分歧。高斯和我走的路是賣橘者的堅持：解釋現象要從調查真實現象入手，要知道現象的細節，雖然有時我投訴高斯花太多時間於不大重要的細節上。另一方面，如果要推測某現象的出現，我們要調查有關的侷限轉變，而細節也儘可能要顧及。換言之，高斯和我的立場，是解釋或推測世事我們首先要從調查真實世界入手。

森穆遜的立場，是作為一門科學，論方法，經濟與物理（後者是他早年的興趣）沒有兩樣，理論可以推測還沒有發生的現象，略知真實世界的大概就可以創造理論來推出其它或整體。在科學方法上我認為他的想法沒有錯，只是他忽略了經濟科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而自然科學的卻有人造的實驗室。一個經濟學博士從來沒有進過人造的實驗室，對真實世界的認識很皮毛：讀讀刊物，找些機構發表的數據作統計分析，就算是對真實世界有所認識了。我認為沒有作實地調查的經濟實證，遠為不足，是經濟學對世事的解釋或推測頻頻出錯的主要原因，而為彌補不足，動不動創造新理論，是錯上錯。

是的，我認為森前輩在經濟推斷上的失誤，起於他對現象的細節知得少，何況數學的思維永遠要把世界簡化。我不是說不應該簡化世界──任何理論的本質是簡化世界──而是我認為這簡化先要有深入的真實世界的細節調查。不要誤會，我不是說森氏不知世事。他知很多，記憶力上乘，但需要落手落腳的實地調查他沒有做，重要的細節他往往忽略了。

舉個例。森氏高舉昔日的蘇聯計劃制度：那裡的政府發表的增長數字歷來可觀。一九六九年，西雅圖華大的一位女同事到莫斯科一行，發覺那裡賓館內的檯燈重得拿不起，推不動。原來蘇聯當時對檯燈產量增長的統計，以重量算！又例如，森氏當年高舉瑞典的福利經濟，指出那裡的人均收入不下於任何先進之邦。一九九○年我到瑞典時，找那裡唐人餐館的老闆細問，知道他們的層層抽稅加起來的總稅率奇高，而政府樂善好施的社會福利，對國民收入貢獻的算法是由政府主持。看看那裡的物價，看看那裡的食品市場，我認為那裡的居民不容易吃得飽。

我們不容易在森穆遜的作品中衡量他對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例如成本、租值、價格等──的掌握達到哪個水平。他的暢銷課本沒有提供深入的討論；他的《基礎》經典滿是方程式；他的學術文章著重於創造模型。我認為森氏高舉的凱恩斯對經濟學的掌握不到家。

曾經說讀不懂凱恩斯的《通論》。這是客套話。凱氏對不可或缺的價格理論沒有足夠的掌握。例如他假設工資下調有頑固性。工資下調當然比工資提升困難，但最低工資法例與工會勢力的左右，是不應該忽略的侷限。更重要是除了政府的機構僱用員工，自由市場的工資合約很少採用老生常談的時間工資合約：件工、分成、時間工資加分紅或加佣金，等等，皆普及，而這些合約的工資下調是沒有困難的。凱氏顯然也不明白，邊際產出等於工資的均衡，是競爭下的後果，不是他筆下的假設。凱氏也漠視了那所謂「均衡」只是一個概念，不是真有其物，而不均衡是說理論的假說沒有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含意。更難明的是：凱氏說的儲蓄（saving）有儲藏（hoarding）之意，有小孩把錢放進撲滿（piggy bank）的味道，使無數學子以為看到了皇帝的新衣。耶魯大學的費沙與凱恩斯是同期的人，前者的儲蓄及投資的理念遠為優勝。這兩位大師各走各的路。

可能受到他的老師森穆遜的影響，最近克魯格曼發表的專欄，直指美國削減最低工資不會對就業有助，對經濟無補於事云云。克大師顯然不知道最低工資的規限是一種價格管制，不知道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是同一市場，只是合約的安排有別。我的意識是麻省理工的經濟系教深不教淺。

沒有誰會那樣傻，認為政府大手花錢毫無效應，或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對經濟不景的幫助是零。佛利民那邊反對，因為認為這類政策治標不治本，浪費多，惹來的大政府後患無窮也。財政政策容易被接受，因為表面上有淺道理，也容易獲得壓力團體的支持。知識上的影響也厲害：前有聰明蓋世的凱恩斯，後有智商頂級的森穆遜。這兩位鋒芒畢露，是二十世紀經濟學者中足以把行家們嚇破膽的人物。可惜天賦高不一定對。

金融危機以還，中國的經驗也誤導了地球人類。中國復甦得快，地球的人類頻頻指著北京的四萬億花得快。我是不同意這觀點的。我也認為跟三十年代不同，大政府今天不容易捲土重來。今天，地球上要活下去的窮人太多，哪個國家推出大政府，哪個國家在競爭下會敗下陣來。

回頭說那天晚上在廣州跟蒙代爾煮酒論英雄，談到森穆遜，他認為保羅的模型創造技巧天下無匹，缺少了的是有廣泛深遠影響的思想（no sweeping idea）。這評價應該對。若如是，森氏在將來的經濟思想史上不會有一章的篇幅吧。

張五常教授答讀者關於書厚及新書

首先要說的，有些朋友及讀者投訴《多難登臨錄》這本書太厚。這投訴有道理，而我和出版商這邊有另一個麻煩。將要出版的《貨幣戰略論》將會更厚。《登臨》400頁，《貨幣》500多頁。我們嘗試加大版面，但出版商認為成本會升很多，因而書價也會升很多。我也曾建議分上下兩冊出版。但出版商說一起這樣出版很少有，不應該嘗試。結果我們決定保持書的版面大小，但減了12篇文章，也把字體調校小了兩級。這才把書的厚度減至500頁多一點，否則近600頁。真的沒有好辦法，因為我的書是為同學們寫的，售價不高重要。

剛剛出版的《五常學經濟》的情況是較好了。書厚250頁，售價仍能保持在25元。零售商會再打多少折扣，我不知道。

關於《五常學經濟》這本書，我很滿意，因為沒有時間性，有機會銷售很長很長時日。這是我在不同日子寫下來的、關於自己求學經歷的文章，結合起來是一部很完整的求學傳記。歷史的經驗說，這類傳記可以在市場生存很多年。英國的經濟學天才米爾（J. S. Mill）的自傳，也是寫自己的求學經歷，初版於19世紀中期，今天還在發行。我的智商當然遠不及米爾，但我經歷過的變化比他多。說得不好聽，是我的經歷比他多災多難；說得好聽，是我的經歷比他多姿多彩。所以我認為，《五常學經濟》有機會比米爾的自傳賣得好。

說到關於求學及研究經歷的記載或傳記，我這本書是沒有機會比得上James Watson於上世紀50年代出版的關於基因結構、題為《雙螺旋》的故事，雖然作者只敘述幾年的過程。那本書真的是驚天地、泣鬼神，緊張刺激勝於頂級的偵探小說，而神秘趣味高於金庸作品，銷售逾千萬本，是應該的。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可能還在熱賣吧。

《千字文》想像考

故老相傳的《千字文》是一篇文學傑作。很有點發神經，因為要用一千個不重複的字。年幼時我背誦過，比我年長的讀書識字的炎黃子孫沒有一個不背誦過吧。歷代書法家試書《千字文》是慣例。故事說南朝的梁武帝命才子周興嗣作《千字文》，一夕寫好，鬢髮皆白，當然不可信。找到的記載說：

「相傳，梁武帝蕭衍命周興嗣從打取王羲之一千字不重者編為四言韻語而成。《尚書故實》稱：『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既要不用不相同的字，又要從王羲之遺書中打出的千字組成，還要使之成韻，一夕而就，恐難盡信。許是讚揚周興嗣過人智慧與出眾的才華，才有此說。

「周興嗣（？——521）南朝梁陳郡項（今河南沈丘）人，字思篆。」

我賭讀者猜不中為什麼一時間我對《千字文》有興趣，要考查該文的來歷。據說《千字文》歷來有多篇，我的興趣是周興嗣那篇膾炙人口的名著。事情是這樣的，不久前我見到一個玉壺，很大的，自己認為不可能錯的判斷，該玉壺屬漢朝文物。絕對是：開門見山是漢白玉之作，舊了色暗，雕工精美，風格無疑問是漢，也篆刻說是漢。奇怪，壺上有非常到家的篆書刻上一副對聯，右刻「劍號巨闕」，左刻「珠稱夜光」。這是周興嗣的《千字文》的其中兩句，但漢朝的末日要比周才子早上五百年，是搞什麼鬼的？

當然，周氏大可套用五百年前的古人之句，譜入他的傑作，但我想到一件事，可能重要，就把這發現對一位也稱得上是小才子的江小魚說了，請他追查《千字文》來歷的典故。過了半天，小才子傳來他找到的數據，如下：

「有個流傳下來說是王羲之的書法，《王羲之臨鍾繇千字文》，真偽一直有爭議，八十年代中國還組織過鑒定，基本判斷為後人偽造。

「鍾繇是東漢三國時代的人物，漢朝滅亡十年後，他也死了。如果刻有『劍號巨闕，珠稱夜光』的對象是漢朝的，應該是東漢末期造的。

「那個書法上的千字文，有這樣的句子『宇宙玄黃。歲盈餘昃。列宿調陽。昆崗珠劍。垂蒙瞻眺。』我認為也是後人偽的。『宇宙玄黃』就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昆崗珠劍』是合『金生麗水　玉出昆岡　劍號巨闕　珠稱夜光』幾句的。

「但很可能鍾繇是寫過千字文的。而他的千字文，就包含『劍號巨闕　珠稱夜光』兩句。後來的周興嗣編寫千字文，就用到了前人一部分語句，包括鍾繇的。

「所以，這個對象說不定和鍾繇有關係。」

說到鍾繇，又是一個才子，了不起。這判斷是基於唐初高傲不群的孫過庭，在他的名著《書譜》中幾次提到鍾繇。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又有：「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是頂級的頌讚。伯英是張伯英，即張芝；元常是鍾元常，即鍾繇。我們今天沒有機會見到鍾繇的書法——打本不怎麼樣，不可靠。但鍾是漢朝末期的大家，名重一時，寫得出《千字文》不難相信。

問題是，小才子提出的可能是鍾繇的《千字文》，跟周興嗣的在風格與理念上格格不入，這裡變不出來，那裡擠不進去。我認為周才子的大名版本起筆絕妙，但愈寫愈差勁，到最後來得牽強，才子不才也。

這裡我要讀者品嚐周氏千文的第一段：

「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秋收冬藏
閏余成歲　律呂調陽　雲騰致雨　露結為霜　金生麗水　玉出昆岡
劍號巨闕　珠稱夜光　果珍李柰　菜重芥姜　海鹹河淡　鱗潛羽翔」

你道寫的是什麼？是寫大自然的規律。從二十世紀西方的科學方法看，寫的是經驗的規律，empiricalregularity是也。反覆重讀這段，你會覺得作者觀察力強，品味高逸，風格一致，而不論平仄只論韻腳的文體，是近於漢而不近於右軍之後的南朝，與周氏千文的後部的文風相去甚遠。所以我認為周氏千文的頭一段，可能大部分甚至全部是從漢人之作抄過去的。

這樣說當然是猜測，是想像，但如果猜中，其含義重要。早五百年是早很遠：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達芬奇是五百年前的人，你說遠不遠？這顯示著炎黃子孫的科學天分老早就了不起。我說過，中國因為「學而優則仕」，缺少了一個科學傳統，但沒有說過中國人缺乏科學的天賦。胡錦濤先生推出科學發展觀，從炎黃子孫的天賦看，有得搞，只是目前的教育制度不成氣候罷了。今天西安兵馬俑展出一把鍍上鉻的劍，那是比漢還要早的秦，而《千字文》的第一段，教的是科學方法的第一課。

為什麼我見到的漢玉壺會篆刻著「劍號巨闕，珠稱夜光」這八個字呢？巨闕是最好的劍，夜光是最好的珠，那麼漢代的玉雕當然是天下無敵的了。又是當時的經驗的規律！

貨幣分析餘波未了

這些日子整理自己的論著，動工只幾個月就感到天旋地轉了。寫下的文章實在多，要整理得有規有矩不容易，加上這裡用繁體那裡用簡體、鬼子佬人名的翻譯等，是艱巨工程了。

上期寫《人民幣︰再與大師們商榷》，本來很滿意，但有些讀者提問，要澄清。跟著到廣州講話，因為不習慣對著數十張圓桌講，不稱意，雖然聽眾客氣地放我一馬。也要再澄清。分點說吧。

（一）一種貨幣在國際上有強勢，通脹大幅復甦不容易，而就是出現為禍是遠為輕微的。嚴謹的理論分析很複雜，還有沒想好怎樣動筆。這裡要作補充的，是通脹可以在貨幣強勁的情況下出現，而此現也，如果遇到這貨幣在國際上轉弱，可以是災難。從目前的國際形勢看，人民幣轉弱的機會不大，但北京的朋友還是要未雨綢繆，小心一點。

一個頭痛問題。這些年中國的投資者對調控很敏感，就是「微調」的言論也可以導致股市及樓市的暴跌。在神州，這類消息的洩漏歷來如家常便飯，炒「內幕」者眾。北京要處理好這個問題。

（二）目前央行的處理手法，是走上格林斯潘的路，動不動以利率調控經濟。基本上這是劣著，劣得很。然而，除非採用以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錨，可靠的好辦法不多。今天，遠為富有的先進之邦也承受不起貨幣政策的蹂躪，何況中國沒有他們的豐富經驗。

（三）很難說目前的樓價是否偏高了。一般看，中國的樓市是回覆到兩年前政府刻意地「打死」樓市的水平，間有不及，間有過之。兩年前看，與先進之邦相比，我不認為神州的樓價是偏高的。目前樓市大幅回升，主要因為三點：一、新勞動法的放寬導致廠房的租金收復了一半失地；二、央行把利率大幅下調了；三、不少外資到中國來找避難所。我的直覺是明年上海推出的世博可能搞得很大，有聲有色，為期長達六個月，對樓市會有支持，但這類推斷有好幾方面的假設，我拿不準。

（四）新勞動合同法導致的大量工人回鄉，今天很多不回頭，使工業區再出現民工荒。我認為這很可能是政府「四萬億」工程的推出所致，應驗了我說過的擠走（crowdingout）現象。北京的朋友要記住，擠走之外，那所謂財政政策（fiscalpolicy）一般只增加暫性的收入（transitoryincome），對重要的固定收入（permanentincome）幫助甚微。另一方面，這類政策容易促成大政府的發展，埋沒市場的運作。我認為如果北京恐懼通脹重來，減慢或減低四萬億的大花錢是正著。九個月前我發表了《伯南克別無選擇；溫家寶大可煞掣》。

（五）上文提到先進之邦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斷層，也提到如果逼使人民幣再大幅升值，發展中國家這下一層會再斷，變為三層。有讀者要求澄清。我的意思，是如果人民幣兌美元升至四、五兌一左右，先進之邦是上層，中國是中層，其他發展中國家則屬下層了。這會是一個災難性的發展：先進之邦把較為富有的或有學識的炎黃子孫拉上去，而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會把中國的勞苦大眾拉下去，結果的貧富兩極化無可救藥！今天墨西哥是這樣的悲劇。

無可置疑，人民幣兌美元大幅上升對某些中國人有利的——對區區在下也有利！我們要問：國家是為了誰而改革的呢？當然不是為我，也應該不是為那些穿得好、住得妥、游得起歐洲的神州君子士女們。國家的改革是為勞苦大眾而改的，為什麼這麼快那麼多人忘記了？

（六）最後一點要說的，是當一個國家的資產持有者大量地到外地投資下注，這個國家的貨幣在國際上升值對這些人有助。這些投資外地的「資本家」，在自己本土往往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貨幣在國際上升值容易受到自己政府的支持。這是日本當年的不幸經驗，而今天看，韓國出外投資多，也選走自己貨幣升值的路。看來韓國的發展是走向一個死胡同了。

人類歷史的經驗，滿是因為一小撮人的利益而損害了勞苦大眾的例子。到今天，雖然可以批評的還多，北京的朋友還是以大局為重。鼓吹、鼓吹，炒、炒、炒之風冒起，不知他們還可堅持多久？


五常按：

《貨幣戰略論──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驗》經張教授再精心篩選，開度不變，精裝依然，書厚減至約五百頁，因製作成本下降，定價調整至港幣一百二十。張教授簽名本香港加郵費港幣四十，海外空郵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樹出版社，電話：27291208，傳真：27297162，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已訂購者可聯絡花千樹，選擇退款三十或張教授攝影作品檯歷一個。

張五常談中國的經濟制度

採訪者：上海《東方》早報「書評」欄目記者吳慧

這是冬天，張五常赤腳穿一雙拖鞋，捧一隻不銹鋼茶杯，頭髮比從前更花白，永遠保持著怒髮衝冠的姿態——的確有怒要言，雖然剛剛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中國經濟制度》。但張先生說讀這本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多時間、搭配很多思考，才有可能讀得明白。美麗的張太常常嗔怪他說得太直白，但到底誰能真正讀懂這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呢？有關中國的經濟制度，有關《新勞動法》，有關中國農民……他總說：「我是老人家了，沒有工夫再做周旋。」

您將這本《中國的經濟制度》作為學術生涯的終結，可以視為一種功成身退吧。
張五常：解通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我跟進中國發展三十年，才寫出這本書。解釋的過程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開始能夠解釋得出來的時候，我就意識到這是很重要的。怎麼能夠解釋得到呢？中國經濟三十年發展那麼快，當然是個奇跡。但中國的奇跡不是像有些經濟學家說的——不是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個時候，九十年代才是奇跡發生的年代。
任何國家，只要過去是吃大鍋飯的，經濟轉為有了些私營的市場的性質，急速增長是很自然的事。改革前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相較現在可以說是近於零，從零這樣的低水平上升個百分之幾百，也算不了什麼。1984年左右南中國的有些地方，每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長。那個時候，美國只有百分之三，香港是百分之六、七，而中國一些地區有百分之五十，不值得驕傲。從無到有，有了些小的變化，就上升得很快。你們太年輕，不知道以前的國家職工制度，做不做都是三十六塊。廣東一開始有合同工的時候，從三十六塊錢一個月升到一百多塊錢一個月，是很容易的事。
1980年代的增長，主要是權利界定這個問題的轉變。那時候的中國，通過承包責任的合約，由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也就是當年中國的幹部按照資歷級別的排列）逐步轉型成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這一點我認為是解釋中國三十年來發展的重心所在。在1984、1985年的時候，我就大聲疾呼：把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所有權是不重要的。到了1986年，我在首鋼做報告，說承包合約制要將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當時很多人都批評我，事後聽眾還受到警告。但那時候我就知道這是沒問題的，我已經從事了那麼多年的研究，哪有那麼容易錯的。英雄所見略同，後來鄧小平先生在1987年提出了這麼個兩權分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

1981年的時候您就說中國經濟的大變革不可避免了。
張五常：我在1970年的時候就已提出兩權分離這個問題來了，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麼法律書籍這麼重視所有權，因為私有產權不應該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承包合約，原則上是可以把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開的，承包合約可以是無限期的。我在1969年寫的、1970年發表的文章說得很清楚，私有產權是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權的，那個時候科斯也同意我的說法。
那種大鍋飯的制度，是會引起租值消散的（編者註：租值消散指有價值的資源或財產，由於產權沒有界定清楚，在競爭中出現價值下降或價值消失），這方面的理論我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多。你要減少租值消散，那就要約束競爭。為了要約束競爭，改革前中國用論資排輩的等級來界定權利。那時行政分十級，每一個行業都有級別，連買一個雞蛋都要講級別。這種排列的原因就是要減低租值消散。
人的能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怎麼可能平等？！我一出生就有自己的天分，跟很多人都不一樣；你這位小姐天生就漂亮，有的天生不漂亮；有的天生身材好，有的天生身材不好；有的唸書看一次就考第一，有的怎麼念都不行；有的人是運氣好一點。但我們無從分辨運氣的問題呀、本領的問題呀，你說李嘉誠是運氣好，還是本領好？這很難說。想約束運氣的話，就會傷到本領方面。上帝就是這樣造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的問題就是，如果在一個「無產」的社會中每個人要產權平等的「無產」，人享受到的權利（比如級別排列）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會的均衡。要麼是產權平等，要麼就是人權平等，隨便你挑一樣，不可能都要。改革前產權是平等的，那麼用等級來界定權利就是必須的了。現在的中國是產權不平等，但改革前那種等級不平等消散了，你可以不喜歡，革命年代過來的老幹部可能也不喜歡，但你不可能兩樣東西都平等。所以八十年代的轉變，主要是由等級界定權利轉到由資產界定權利，沒有經過動盪實現這種轉換是不容易的，承包責任合約的出現幫了大忙。

大的社會變革總會損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吧。
張五常：向資產界定權利的轉變意味著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那些既得利益者是很難接受的。我曾經建議北京出錢買斷之前的等級權利，當時北京方面的一些朋友也同意，可是很明顯，這很難做得到。結果當時貪污就作為另一種補償方式出現了。怎麼買斷那些人的既有利益呢？貪污是一種辦法，是一種不明顯的買斷。1984、1985年貪污開始出現的時候，我很高興，因為這是無可避免的過程，從等級界定權利轉到由資產界定權利，難於登天，怎麼過去啊？貪污一出現，說明正在過了。
但除此之外貪污對中國是沒有利益的，有害無益。一些經濟學家以為自己很厲害，說貪污對經濟發展有利，換句話說，對真實世界不瞭解的經濟學家太多了。你看看那些經濟學論著，大部分都是廢物；你看看現在美國金融危機的學者言論，大部分沒有解釋力。
1985年的時候，北京建議要把產品分類，進行分類管制，我大聲疾呼：這是走向印度之路！你一從事分類管制，本來是要從等級來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但中間還可以用管制來界定貪污的權利，那就是當時印度的制度、巴拿馬的制度。譬如說你負責女人的皮包，那個人負責男人的皮包，另一個人負責外匯管制，各有各貪，這種制度是可以界定貪污權利，寫在遺囑中傳給後代的。巴拿馬海關的那些官員，你貪一三五，我貪二四六，這些都是界定的，我說一界定就要走上印度之路了，所以我當時大聲疾呼。因為一旦走上印度之路，貪污制度就固定下來了，你就界定了貪污的權利，改革就會停頓了。還好最後分類管制沒有施行。
中國經濟能有今天的奇跡，是有很多好幹部的。你說他們有貪污我承認，你說他們有不好的我也承認的，但大部份是好的。開玩笑!假如大部分人都胡作非為，哪有今天？


同樣，沒有九十年代的經濟奇跡，也就沒有今天。
張五常：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的急速增長，就是權利界定轉變的問題，排列權利的方法不同，並不是什麼偉大的奇跡，是理所當然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那就真的是奇跡了。1993年人民幣崩潰，朱鎔基執掌經濟，中國經濟從高通脹變成通縮，樓價跌了四分之三，上海的高價樓房，從二萬五千塊一平米，跌到七千塊一平米；深圳也跌了百分之八十，高爾夫球場的會員證，沒人要。破產之聲到處都是。
就是那時，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開始直線上升，八年之間就超過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這個才是奇跡。從2000年開始，幾年之間，農民的收入爆炸性上升：從2001到2007年，農民的實質收入每年增長20%。所以我很反對、非常反對寫中國農民的那兩位（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2004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說農民怎麼慘，我非常反對！有人說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這些都是胡說八道，這些人完全不知道中國發生了什麼事。貧富分化收窄得很快，農民增長每年百分之二十，城市增長百分之八，收入差距遲早要拉窄的。所以新《勞動合同法》一提出來，我就大發脾氣，這麼好的形勢，卻給了它一棍子，一億勞工回去鄉下，到現在很多就不肯出來，工業也鬧民工荒了，為什麼會引進這種東西呢？那麼大的損失，誰負責得了呢？
回到九十年代的奇跡上去。在中國這麼困難、有嚴重通縮的情況下，如果把產品質量上升也算進去的話，這個通縮是非常嚴重的，樓價跌得那麼厲害，為什麼會有爆炸性的增長呢？和現在一樣，九十年代也是要保八的，怎麼保八？一片叫救命的聲音，中國能夠保八，這就是奇跡。跟著農民有爆炸性的收入增長，這也是奇跡。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人裡面有三個人離鄉，都出來工作了。

怎樣解釋這樣一個近乎於絕地反擊的奇跡呢？
張五常：怎麼解釋？解釋就是，中國縣的競爭制度。這個制度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到了1994年開始固定下來。這個縣的競爭制度，就是經濟的奇跡所在。經濟的奇跡就是在鄧小平南下以後，1992年的春天、1993開始發展，那個時候縣的競爭制度開始形成，到了1994年，增值稅開始全國統一化，百分之十七你們都知道的。但我的問題是：你發現這其中的制度了嗎？我能夠發現這個制度跟別的國家、別的地方不同，是很困難的，重點在什麼地方呢？
我從1985年就開始跟進這種層層承包的轉變了，國內的朋友對我很好，我要什麼資料他們都給我，派了三個助手幫我研究，我要拿任何承包合同文件都沒問題，他們知道我是學者。可是資料給我歸給我，中國的轉變你到底怎麼看呢？天才也沒有辦法。也算是有天意，你去看看其他外國朋友的說法，一九六零年代後期，行內一些同事認為我是最好的制度經濟學家、交易費用的專家了。諾斯、科斯、巴塞爾，他們都那麼說，所以1982年回到香港的時候，我對制度方面的掌握，再加上國內的朋友幫我的忙：我要承包合同，一個電話就送到；我要去什麼地方調查，馬上送我去；他們送我去首鋼，在宿舍住了幾天；又送我去溫州。現在有人批評說：「張教授的文章怎麼不提我寫的溫州模式、不提我呢？」你讓我怎麼提啊，溫州模式是我當年跟那裡的朋友研討的！我不是一個領功的人，我也不是一個改革者，我不認為自己可以改進世界，我只是關心中國而已。你問我呢，我就照實講，我不會講半句假話。我不一定對，但我自己不相信的，我不會說，除了應付喜歡欺負我的孫女兒,我從來沒說過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話，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
很多地區的幹部朋友幫忙，很多商界的、企業的朋友幫忙，所以才能夠解釋這個制度。我解釋得相當艱難，同時我認為自己解釋得非常圓滿的，看不到一個缺環，當然有些部分我不能寫得太仔細。其實這等於是一篇長文章，整個問題其實應該用一本厚書來處理，但是我是老人家，過了七十歲怎麼寫厚書呢？所以只寫了一篇文章。我對這篇文章很滿意。

您提到，縣的競爭制度就是中國經濟的奇跡所在，乍一看縣挺不太起眼的，平時大家都說北京上海。
張五常：我是在1997年發現這個重要性的，也就是地區競爭的問題。地區競爭全世界都有，但中國不同。寫這本書的第一個重要原因，是我發現中國的地區競爭是不同的。這是一個很大的發現。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徵狀？這是第一個重點。第二個重點就是，到了2003年，我才知道縣是競爭的主角，才發現這個是通過承包合約的擴張，把八十年代開始用的承包責任制度，轉到地區上面去用的。事實上，在試行於農業成功之後，承包責任制引入國有企業是失敗的，之後通過層層承包引入到地區而不是個別企業是非常重要的成就。
這是很難發現的，假如我不是從1979年開始就跟進的話，想不到這一點。再加上增值稅，其實就是佃農裡面的分成，稅其實就是租金，這也是很難看到的。最難的一點，就是這個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稅，全國都是一致的，怎麼會有效率呢？這一點我想了八、九個月。我在書裡面提到了馬歇爾的一個註腳，就是因為有一天晚上我睡得半睡半醒，突然想到幾十年前看到的這個註腳，馬上把它找出來，才解通了。縣政府可以通過低價或免費提供改進後的土地這樣一種「負地價」來進行調整。
十年以後，縣的競爭力可能會減弱了。昆山就是個例子，昆山現在基本上是沒有空置的土地，發展再沒有以前的彈性。這樣政府要鼓勵工業盡量往高科技發展，高科技發展了增值稅就高了。搞土地使用改革不可能是永久的，總有一天會用光的。但你把土地搞好了，就解決了最大的難題。九十年代後期到2007年經濟發展得非常快，就是用縣際競爭的制度。土地的競爭使用改革還要再搞十年吧，而中國獨有的縣際競爭的制度要堅持很久。

2007年後呢，您最反對的新勞動法出來了。
張五常：我對勞動法的立場是對的，毫無疑問。我拿一百跟你一塊錢賭，都肯定你會輸。現在應該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觀點了。我對邊際產出理論的研究，四十多年前發表的《佃農理論》寫得很詳盡。勞動法說的是合同，我怎麼會不懂合同？我曾經有篇文章在美國法律界拿到最佳文章獎，寫的就是合同。支持新勞動法的說法，一看就是亂七八糟。任何地方的幹部都知道，所有的工廠都知道。我相信政府也已經知道了，但既然推出來了怎麼辦呢？

新勞動法的出台至少會幫助一些低收入者提高待遇吧。
張五常：我把研究精力集中放在窮人身上。中國最窮的農民有飯吃的話，其他的就不用擔心了。但是政府不應該去補貼他們，他們不能依靠福利生活，因為不可能持久，中國人太多，金礦鐵礦太少。澳洲可以派錢，人少，礦藏多。新西蘭可以派錢，加拿大可以派錢，俄羅斯都可以派，但中國不可以。中國窮人的唯一出路，是要有一個制度能給他們每個人有自力更生的機會。
中國現在這個情況，不能靠福利經濟養人，最低工資幫不了他們，反而會害了他們。窮人要想辦法增加自力更生的機會，這是唯一的辦法，沒有別的辦法。本來中國的發展是蠻好的，2000年到2007年，發展得非常好。2000年開始的時候，農民的收入只有兩百塊一個月，現在一千塊左右，相當於城市收入的兩千塊，因為農民住房便宜，食品也便宜。假如農民人均收入可以增加到兩三千塊一個月，那形勢就很好了，這一點應該不會太難。

您這麼肯定農民的收入有了大的改進？
張五常：因為我曾經到貴州以及很多貧困的農村調查，工作年齡的人真的是走了四分之三。農民收入的上升，我怎麼會不知道？工業、農業、商業，我都有自己查詢站，這是我的歷來的方法，不是看數據看報告。我不是說中國官方報告刻意不准，只是很難準確，流動人口這麼多，怎麼統計？所以你要出去跑，出去觀察。農產品怎麼樣啊，價錢怎麼變動啊，我都一直跟進。我每隔幾個月就去問一問。我相信自己的調查。

怎樣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呢？
張五常：關鍵是農產品價格一定要上去，農民的知識一定要提升。千萬不要壓低農產品價格。要提高農民收入，禁止農產品進口就可以了，但這是劣著。日本在七十年代中期，因為禁止農產品進口，西紅柿零售價曾到過五美金一個。現在中國的農產品價格正常地上去了，還是便宜，應該再上去，但千萬不要學日本。我有個果園，好幾年了，都沒辦法打平手：荔枝批發出去是兩塊半一斤，你怎麼做，成本都不止兩塊半一斤，又要殺蟲，又要施肥，又要修剪，請人家去摘。賣兩塊半，怎麼賺錢？前兩年魚的價格上升，因為政府收購，現在又不收了。前兩年蓮藕價格漲得很快，現在又跌下來了。你買青菜，三四塊錢一斤，農民就開心了。你買魚，十塊八塊一斤，農民也開心了。這樣的價格大家都可以接受。我在1996年寫過一篇文章《缺糧說》，那裡面講的推斷，現在都中了。農產品的價格還要上升的，是好事。
可以這麼說，等到中國最窮的農民都有不錯的收入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改革就算圓滿的成功了。

您反對中國搞福利經濟，但現在這也算是全世界的潮流啊。
張五常：美國現在很好嗎？德國的工人很好嗎？法國現在很好嗎？他們自己都搞得一塌糊塗，他們有工作嗎？美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現在開始失業了，我們還去學他？美國的土地一片平坦，農田開幾天車都還是農田。人家這麼優越的條件，搞勞動法、福利制度、最低工資，現在都遇到問題了。
中國憑什麼學美國，中國有什麼？西部這麼大，地高缺氧。新疆這麼大，缺水。桂林風景是夠漂亮了，這麼多山，怎麼耕田？都是靠石頭石礦啦。但我們中國有一樣東西，是美國和歐洲沒有的，中國人多。還有一樣，中國人聰明，吃得了苦，這些都很值錢的。
學人家外國那些幹什麼，人家那麼好的條件，我們也學不來。我年輕時在那邊唸書，每個星期起碼花一百個小時工作、讀書。我兒子在美國做醫生，每個星期工作八十到一百小時。為什麼中國工人做工不能超過四十多個小時？我們有這麼了不起，這麼寶貝，這麼矜貴？這些都是發神經。搞新勞動法的專家關心中國工人比我張五常關心自己兒子還要多，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那些經濟學家，關心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多過關心自己兒子？沒有可能的事。都是假動作，我不能不發脾氣。

包括對新勞動法的爭論在內，近些年您的論敵的確有不少。
張五常：我不知道這些海歸派在搞什麼，中國近幾年推出的不成功的經濟政策，基本上都是來自這些海歸派的憑空想像。他們對制度有什麼認識，對中國有什麼認識，我不知道。但我自己本人的確在中國發展問題上花了好多功夫，甚至受到很多人的批評，說張五常放棄學術了、不寫英文文章了。我永遠直面中國的情況，以前我是從中國的饑荒時代度過的，也受過苦。現在有個機會讓我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制度，我哪還有時間來寫英文文章啊？現在行內對經濟學的評價，要看發表多少英文文章來評分。我曾經在香港拿零分！我沒話可說。這是誰發明的，中文不算學術？寫英文才算？可惜那些大言炎炎的後起之秀，英文寫不到家。
現在的確很多人說張五常放棄學術，連外國人都這麼說。外國人這麼說，是他們不知道實情；中國人自己也這麼說，是看輕中國。像我寫好的《經濟解釋》三卷本，多少人希望我能翻譯成英文啊，科斯要幫忙把它翻譯成英文。巴塞爾也說，為什麼你不翻譯啊？你寫中文算是什麼貢獻啊？我說我當年學你們的西方經濟學，我要學英文；你們現在想學經濟學，就應該學中文。

外國人挺推崇中國模式的，您好像不太說這個詞。
張五常：外國人懂什麼中國，中國有什麼中國模式啊？很多寫中國文章的外國學者，什麼都不知道，從政府那裡拿來數據就堆砌一些東西出來，做一些回歸分析，再不夠的話加幾條方程式，那些算什麼學問？

人民幣：再與大師們商榷

先說兩件事。其一是瑣事。本來打算多寫幾篇類似《打假貨》及《炒黃牛》的文章，用以加強《新賣橘者言》的陣容。但經過一星期的細心挑選，文章足夠有餘，用不著多寫了。不是說以後不會寫這類讀者愛讀的街頭巷尾，而是不用急著寫。其實我最喜歡寫這類文章，表演功夫最容易也（一笑）。這樣說，是要同學們知道有趣的經濟話題俯拾即是，而這類題材是寫學術論文的金礦所在。深入一點地調查，成功地把論點一般化的，有機會成為重要的貢獻。當年我寫座位票價，問為何優質座位的票價偏低，也是街頭巷尾之作。據說今天盛行的「效率工資理論」的思維出自該文，可惜大師們誤解了我。說真話，如果我還年輕，要在學府升職，像《打假貨》及《炒黃牛》那類文章，每篇只要多花幾個晚上，擴展一下，修飾一下，是不愁沒有國際名牌學報收容的。

第二件事是比較重要了。不少讀者關心通脹會否在神州捲土重來，北京一些朋友也如此關心，而央行的退市或微調言論導致有害無益的股市波動。我的觀點是目前的中國還不是要防範通脹的時候，還是寧要通脹不要通縮。理由有二。一、只要人民幣在國際上持續有強勢，通脹不易重臨，而就是重臨我們可以接受較高的通脹率。二、國際的經濟形勢還是不妥，雖然外間的報喜消息屢有所聞，我認為去年金融危機惹來的禍，地球整體看還沒有過關。這裡牽涉到的幣值強勁的通脹理論很複雜，我要多想一些日子才有膽動筆。我擔心的是一些對貨幣理論與宏觀現象一知半解的人，把二十世紀貨幣大師佛利民提出的流行觀點看得太簡單，從而影響了北京作出錯誤的判斷。

二○○八年十一月四日，我發表的文章說：

「不久前說六個月後中國可能出現通縮，這推斷今天不變。最近的觀察，認為北京剛公佈的百分之四點六通脹率是比實際偏高了。要強調的，是在目前的國際災難形勢下，通脹率回頭上升一點不是壞事。賭他一手吧：央行要設法把通脹率推到百分之五至七之間。試行推高此率，在今天的形勢下，央行會發現不是那麼容易。」

央行的朋友當時可能讀到，若如是他們今天應該同意經濟學推斷的準確性跟自然科學沒有兩樣。說過了，經濟學是淺的，但往往複雜及難以處理。大師佛利民當年的幣量理論在基礎上沒有錯，但複雜的國際情況與金融局限的演變使他的理論無從墨守成規。九十年代初期起他的貨幣理論就遇到國際複雜演變的蹂躪，謝世前兩年他知道這蹂躪不容易解拆。要是佛老活到今天，見到雷曼兄弟之後的風暴與聯儲局的應對，他可能同意我的觀點：他支持的無錨貨幣（fiatmoney）制度可以不用不要用。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話題。蕭老弟滿章傳來兩篇最近發表的博客文章，都是關於人民幣值偏低、應否調高這個老話題。作者皆師級人馬：貝加（G.Becker，國內稱貝克爾）及波斯納（RichardPosner）——後者之文是回應前者的。兩位我都認識，前者很熟，後者不很熟，一九七六年時大家在一件龐大的反托拉斯案中共事過一段短日子。首先要說的，是這兩位老朋友對中國沒有敵意，論調客觀。比不上克魯格曼，他們沒有資格拿得諾貝爾政治學獎（一笑）。

篇幅所限，不容許我詳述貝、波二師提出的觀點。簡述一下吧。貝大師認為人民幣是刻意地偏低了，而這偏低是因為鉤著美元。他認為對美國有利，因為美國的平民能廉價享受中國貨。他認為這享受的利益是遠高於美國因而減少就業機會的害處。他認為中國不智，尤其是二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美國資產。他也認為持有那麼多的美國債券作為政治武器可以適得其反，因為美國出現通脹及美元下跌，人民幣鉤著美元中國會受到損害。波斯納大師之見有不同之處。他認為偏低的人民幣增加中國廉價勞力的就業機會，提升人民幣值會導致中國轉向自己的市場發展，這調整要付出失業的大代價。他也認為中國購買那麼多的美國債券，使美國的財赤增加，早晚會害了美國的經濟，而美國欠中國那麼多錢，在政治買賣的遊戲中會輸一著。

上述的大師之見當然不俗，我的投訴是他們對實情知得不多。讓我分點簡說，其中不少此前說過，這裡加點補充吧。

（一）人民幣從一九九四到二○○五這十一個年頭緊鉤美元，二者的匯率不變，中國不可能有刻意地貶低幣值的空間，其後轉鉤一籃子外幣是美國的政治壓力逼出來的。我們要注意的，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人民幣兌美元的黑市匯率是十一元七角兌一，今天是六元八角兌一，而如果兌美元自由浮動，人民幣會升到哪裡無從猜測。這反映著十多年間，中國工人的生產力大升，而美國則裹足不前。

我認為美國的朋友要反省一下，為什麼在國際競爭下，自己的生產力增長會是如斯不濟呢？沒有誰不希望可以廉價買到美國貨，而我主張中國撤銷進口稅不止一次了。貝、波二師懂經濟，不會反對美國撤銷最低工資及撤銷工會約束工人自由競爭的權利。我敢賭十對一，只要撤銷這兩項，美元的國際幣值會急升，美國的失業率會急降，而目前還存在的金融困擾，會有很大的轉機。

（二）美國目前的最低工資，大約是中國的十三倍，而中國的卻比其他較弱的發展中國家高出約一倍。地球於是出現了一個很闊的斷層。美國與其他先進之邦是一層，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是另一層。貝加提出的國際匯率變動顯示，人民幣鉤著美元，其幣值兌先進之邦的貨幣是下降了。他可沒有指出，人民幣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可沒有下跌。這斷層明顯地存在，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哥，人民幣的幣值是斷層的分水嶺。

（三）今天的世界，與三十多年前的很不相同。當年美國施壓逼日圓升值，日本當時用不著跟那麼多的廉價勞力國家競爭，日圓升值幾倍其產品在國際上還賣得好。日本的經濟於是被先進之邦拉上去，雖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被拉壞了，一蹶不振，以迄於今。也是當年，香港、新加坡、台灣、韓國等人口不多的地方，某程度也被拉上去。今天的中國是人口太多了，加上印度及其他落後之邦皆參與國際貿易競爭，人口約三十億，先進之邦是拉不上去的。

（四）說過多次，中國的貿易產出不是跟上層的先進之邦競爭，而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這幾年的經驗，是人民幣兌美元上升百分之十左右，神州大地的工業訂單就跑到越南等地區去。今天先進之邦的商場，再不是中國貨的天下。不要誤會，我不是說中國要把發展中國家都殺下馬來。我曾經指出，一九九七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起於朱鎔基迅速而又成功地把通脹從百分之二十以上調控為零，跟著出現通縮。這風暴後幾年，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幣值大致上找到了自己那一層的貿易競爭均衡點。中國發展得比他們快，佔了甜頭，主要因為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有過人之處。如果人民幣被迫大幅升值，下面的斷層會再斷，變為三層！

目前的斷層是不可以持久地永遠不變的。上層不能把下層拉上去，我們的希望是下層能發奮圖強，逐步爬上去。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希望下層把上層拉下來，雖然個人認為今天先進之邦的經濟結構，很不適合大家面對的大時代的地球一體化的轉變，被拉下來的機會不小。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瑞典，我對佛利民解釋清楚我對世界大變的推斷。他當時不是不同意，而是有點輕敵。

（五）貝、波二師和我都是佛利民的好朋友，大家都受到佛老的貨幣分析的影響。因為兩件事我跟佛老在貨幣上的研討得到的觀點，貝、波二師可能不知道。其一是一九八三年十月，香港的財政司考慮用貨幣局制鉤美元，我作中間人與佛老及去年謝世的A.Walters研討。其二是八十年代後期起，人民幣有困難，我跟佛老談了多次關於貨幣的事。支持無錨貨幣的佛老，不反對貨幣先下一個固定的錨才讓匯率自由浮動。他當時認為中國太大，人民幣不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我是後來跟進朱鎔基的貨幣政策，才想到人民幣可以下一個以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錨，然後兌所有外幣的匯率自由浮動。中國的央行是不需要儲存籃子內的物品的。這個下錨方法我建議過多次，也解釋過多次，不再說。要說的是如果央行不這樣處理，縱觀今天的地球局限變化，將來的歷史可能說是大錯。今天的歐美，因為制度的局限有別，不可以採用這制度，但中國是可以的。

（六）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可以（甲）調升人民幣，或（乙）讓美元下跌。二者不是同一回事。前者我反對，因為對下層的其他幣值也調升了。後者我不反對，但堅持人民幣要先以一籃子物品的市場成交指數下一個固定的錨。

這次貝加寫的文章，顯示他做過功課。他知道人民幣兌美元二○○五開始脫鉤上升，跟著逐步上升，今天又再緊鉤美元。他可能不知道，他說的逐步上升是因為人民幣逐步減少鉤著的一籃子外幣的美元成分。這也是說，人民幣今天緊鉤美元是保護著美元不大幅下瀉的主要原因。好人真的是難做了。客觀地看，人民幣脫離美元而與所有外幣自由浮動是需要的，早晚都要做。政治上需要，上海搞國際金融中心需要，而加上放開所有外匯管制，中國的廠家可以容易地在外貿上用人民幣結算。重要是要先以一籃子物品下一個固定的錨。

（七）一個頭痛問題。人民幣兌美元脫鉤而轉鉤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成交指數，讓美元下跌，中國持有的美國債券可能輸很多錢！解決的辦法是先將美債沽出，或先在市場沽空美債。這一點，不僅有政治上有困難，而如果處理不慎，會導致美債暴跌，孳息率暴升，樓房的借貸利率跟著暴升，再跟著的可怕效應我不好寫下去了。

波大師似乎不知道，中國購入那麼多的美債，主要是政治壓力促成的。不少外人以為北京傻，購買了那麼多的美債。六年前我就建議北京要把外匯進帳多購外地的礦場、油田、森林，總之多購國家需要的原料或實物為上。北京不傻，不需要我教。可惜國在江湖，身不由己。中國持有的美債不是二萬億美元那麼多。前幾年是六千億左右，後來減至四千億，今天在政治壓力下又升至八千多億。這些不是秘密。

（八）最後一點，是波大師說人民幣升值會害了中國工業的發展，導致失業上升。我的觀點，是只要人民幣能維持著目前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幣值均衡，美元下跌對中國的工業影響不大。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不管升到哪個價位，美國的貿易與就業情況不會有大改善。這是因為那裡的訂單會轉到其他發展中國家那邊去。目前的斷層是有著那麼大的分離，我的判斷是人民幣獨自升值，美國的貿易逆差會再上升。

最後順便一提。波大師看來不大理解炎黃子孫的能耐。中國人捱得：他們吃得苦、抵得冷、頂得餓，只要北京不引進西方的什麼勞動法或福利經濟等蠢政策，這些人是不會失業的。

就讓這篇文章作為《貨幣戰略論》的壓軸吧。

五常按：《貨幣戰略論——從價格理論看中國經濟》十二月出版。此書收錄張教授跟進中國貨幣發展二十五年的九十四篇文章，組合有序，用價格理論打開貨幣分析的新通道。精裝巨冊，書厚逾五百六十頁，定價港幣一百五十。張教授簽名本香港加郵費港幣四十，海外空郵加一百六十，接洽花千樹出版社，電話：27291208，傳真：27297162，電郵：arcadia@netvigator.com。

《多難登臨錄》（神州大地版）目錄

神州版序
原序

北京要立刻撤銷宏觀調控！
北京要重視經濟解釋學
地球風暴與神州困境
中國的勞工比我的兒子矜貴了
經濟學者的反對信
互不相干二三事
金融災難的核心問題——與貝克爾商榷
浮沙指數：金融浮沙要向下面看
保零也艱難！
向格老致意
不救工業，樓市何救哉？
北京不要拜凱恩斯學派為師
經濟解釋會成為中國學派嗎？
人民幣與中國工業
北京出手四萬億的經濟分析
奧巴馬與通用汽車
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
從蠶食理論到效率工資
亂花錢必闖大禍
鼓勵內供遠勝鼓勵內需
人民幣要以實物為錨
新勞動法別無選擇
何日君再來？
中國經改三十週年志
科技轉型談何容易！
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
經濟學淺而不易
金融困境再剖析
思想不滅與封路遊戲
人民幣匯率的科學觀
美國救災會搞出高通脹嗎？
再論人民幣下錨的幾個重點
從中國發展學得的工資定律
經濟是老人的學問
人民幣的故事——與貝克爾商榷
保護主義及其它——再與貝克爾商榷
風險的回憶
美國出現蕭條的機會怎樣看？
無錨貨幣與金融之災
伯南克別無選擇；溫家寶大可煞掣
什麼是經濟學？
科學研究知難行易
湯姆遜的金融災難分析
米奇老鼠不懂神州
金融中心上海將遠勝香港
金融救災大點兵——順復浙大同學
從造園林看中國農民的產出成本——再評新勞動法
毒資產是一頭怪獸
醫療改革是大難題
給中國醫改的一些建議
中國醫改要純從病人的利益著手
金融中心：北京還在等什麼？
複雜的問題要簡單地處理——語周小川先生
鼓勵市場專業分化是中國醫改的主要出路
通用汽車的悲劇

炒黃牛的經濟分析

（五常按︰二○○五年九月二十日，我發表〈黃牛也有道〉，過於簡略，內容遠為不足。這裡再寫，是要加強構思中的《新賣橘者言》的陣容。）


同樣的現象或行為，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經濟含意，而如果政府不明道理，只管採取同樣的政策或法例來處理同樣的現象或行為，可以闖禍。

不久前我發表的〈打假貨是蠢行為嗎？〉是個例子。一些假貨無疑對真貨有害，但名牌手錶、手袋之類，假貨的普及宣傳可以幫真貨一個大忙。如果政府立例「打假」，把假貨杜絕，不僅會損害真貨的老闆，數以十萬計的製造假貨的工人也會受到損害，無數的消費者少了享受也。

同樣，排隊輪購這現象要怎樣解釋才對呢？傳統的解釋是因為有價格管制，售價被約束在市價之下。價管無疑可能導致排隊輪購，然而，沒有價管的超級市場，在繁忙時間一般有排隊輪購的現象。後者的可能解釋有好幾個︰超市頻頻調整價格的費用可能太高，或引起混亂的代價可能太高；在短暫的繁忙時間增加收錢的服務可能不划算，顧客寧願多等幾分鐘；有人龍出現，收錢的服務員會見形勢而提升工作的速度。這些及其他的解釋都有可能。跟自然科學一樣，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可教如何取捨解釋，如何決定是哪幾個解釋的合併，也教怎樣從幾個有關的合併中衡量彼此之間的輕重。

炒「黃牛」一詞據說起自二百年前上海出現的「黃牛黨」，以「黃牛群之騷然」來描述該現象。其中那個「黨」字近於不可或缺，因為下文可見，要炒得有利可圖，聯群結黨而炒之往往需要。一般之見，是「炒黃牛」通常是把原訂的物價或票價炒上去而圖利，但今天神州大地的經驗說，把原價炒下去也時有所遇。炒黃牛因而不限只炒上，而是有時炒上有時炒落。我曾經說中國的市場比西方先進之邦的來得自由，來得精彩，黃牛之價往往炒落是西方經濟學者不容易想像的玩意了。

不成氣候的課本說的炒黃牛，其實是指炒黑市。這是要在有價格管制的情況下才出現的。黑市的存在可以減少在價管下因為要排隊輪購或花時間搞關係等行為必會導致的租值消散。黑市是非法行為，破壞了價管的目的。其實價管的目的為何是深不可測的學問。我認為在私營運作下政府推出價格管制，主要是滿足某些人的政治要求。歷史的經驗，很難找到勞苦大眾能因價管而獲益的證據。

跟八十年代的中國相比，西方的價格管制屬小兒科了。當年神州大地的價管，主要用於國營企業的產品。此管也，容易推行，因為有國營幹部的支持。當時在價管下的炒黑市稱為倒買倒賣，誰是獲益者清楚明確。今天回顧，國企的大事價管幫助了經濟改革。這是因為價管無可避免地帶來的國企財政損失，要政府上頭負擔。上頭負擔不起，是促成要虧蝕的國企加速私有化或民營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世紀轉換時地價開始上升，國企因而賣得出去，有足夠的資金遣散國家職工。是的，當年賣要虧蝕的國企其實是賣地產。

轉談大家熟知的炒黃牛，其實主要是炒票：戲票、球票、車票、糧票、劇票、音樂會票、運動比賽票等。黃牛黨賣的稱黃牛票。炒黃牛門票有兩個特點，增加其生動性與過癮度。其一，票是小小的紙張，黃牛老兄攜帶方便，一夫之勇可以隨身帶很多。其二是門票的使用一般有時間性，過了開場或開車的時間，票的使用權一般作廢。炒票的繁忙時間通常是使用前的短暫時刻。要急切地推銷，否則作廢，這樣的局限逼使黃牛老兄們要有很高的效率才可以賺錢。他們要聯群結黨，互相呼應。黃牛「黨」於是成立，大家互傳信息的法門是個現象了。今天手提電話普及，使國內黃牛黨的運作快若閃電，令人歎為觀止。

國企或公立的服務的票價往往偏低——例如新春期間的火車票價——黃牛當然大炒特炒，而我們不用懷疑這偏低的票價會使有權發票的人獲利。公立出售的車票或門票鼓勵炒黃牛容易解釋，不用細說了。困難是私營牟利的企業也屢見炒黃牛的現象。為什麼呢？有幾種原因。

想想吧，一間私營的電影院，老闆不可能不知道怎樣訂價才對，或起碼知道價位大概應該為幾。黃牛老兄要從中取利，談何容易？大手購入一批電影票，猜錯了市場的需求，只賣出其中一小部分豈不是血本無歸？這就帶來黃牛老兄們要與電影院的售票員串謀行動之舉：賣不出去的可以靜靜地退回給票房。這是香港五十年代的經驗，導致電影院的老闆們到警署投訴，促成政府立法禁止黃牛行動。這可能是炒黃牛一般屬非法的主要原因。今天的電影院一律以計算機處理票房操作，炒黃牛近於絕跡了。

今天，國內的音樂演奏會、體育比賽等項目，皆有黃牛黨的存在。那是為什麼呢？一個原因，是這些節目的票價夠高，炒上炒落都有點油水。另一個原因，是這類演出，在國內通常有免費的贈票送給達官貴人，而這些君子們往往不知莫扎特是何許人也，黃牛老兄於是把這些懶得出現的君子的門票弄到手。再另一方面，任何演出，總有些購買了門票的人因為某些事故而不能參與，於是通過黃牛老兄放出去。炒贈票或因事故而不參與的票，往往炒落——即是黃牛票價低於原訂的票價。當然，有了黃牛老兄的存在，購買了票的顧客可能見黃牛票價大升了而放出去。

有一次，在上海要參觀世界乒乓球決賽，黃牛老兄擔保一定有最佳座位，說明票價大約會高出原價百分之五十。到那天，知道決賽的全是中國球手，該老兄說不用急，票價一定會下跌。我和太太等到開場前二十分鐘才抵達，結果以半價得票。

兩年前在廣州聽某鋼琴演奏，在演奏廳門外有兩位黃牛老兄求票。以為一定爆滿，殊不知進場後，竟然發覺三分之二的座位是空置的。我立刻考查，發覺黃牛老兄要炒落。他們要以廉價購入因事故而不能參與的棄票，賺一小點錢但以低於原訂的門票之價出售。那時該演奏廳的售票處還在賣票，但票價是硬性規定了的，不能改，售票員於是眼巴巴地看著黃牛老兄在面前割價搶生意。

最困難的解釋可能還是英國倫敦音樂劇的黃牛安排。這些音樂劇一般上演好幾年，而往往未來一年甚至兩三年的門票一早就全部賣清光。短暫的低估了需求可能，但那樣長線甚至永遠地低估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一位外來的遊客要看任何音樂劇，只要出得起錢，有黃牛組織可以光顧，而最方便是名牌賓館的服務處了。屬非法，沒有告示說有票出售，但如果輕聲地問服務員，他會拿起電話，讓你討價還價一下，門票在半個小時內送到。票價比原價高很多，但頂級的座位隨時可獲。十多年前在倫敦，我們一家炒了兩場，其中一場的頂級座位從原價的五十英鎊炒到二百英鎊，太貴，只讓兩個孩子去看。倫敦的黃牛黨也神乎其技，只開場前幾個小時購得黃牛票，價夠高座位果然絕佳，而令人佩服的是這樣的黃牛處理，兩場皆坐滿了觀眾，空座一個也見不到。（我沒有去的那場，叫兒子數空座回報。）

我想到的解釋是價格分歧。音樂劇的老闆及他們的票房無從判斷誰是本地人，誰是願意出高價的遊客。他們於是一隻眼開一隻眼閉地讓黃牛組織先購入一兩年的門票。黃牛組織有不同的等級層面，可以鑒辨不同類別的顧客，價格分歧於是出現了。有了這價格分歧的處理，音樂劇的老闆以不分歧的票價出售給黃牛組織，其總收入是會高於不容許這些組織存在的。這是經濟學。

相比起來，香港的迪斯尼樂園就顯得愚蠢了。幾年前啟業後不久，一些買了門票的國內客不光臨，托黃牛在園外出售。樂園報警，拘捕了一男一女，輿論嘩然。蠢到死，出售後容許黃牛轉讓的門票，其原價當然比出售後不容許轉讓的賣得起錢。這也是經濟學。


（五常按：拙作《多難登臨錄——金融危機與中國前景》的神州簡體版已經出版，400頁，零售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