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香港學生及其它

不久前，在港大教「產權經濟學」那一課，在座的大都是快將畢業的三年級學生，我提到R.H.Tawney所著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理論，發覺沒有一個學生聽過Tawney的名字。我跟著提到Max Weber，也沒有一個學生聽過。我於是提出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Arnold Toynbee的觀點，也沒有學生知道Toynbee是誰。

我於是轉了話題，問道：有誰可以背誦幾首蘇東坡的詩詞？沒有人舉手。有誰讀過一篇愛倫坡的散文？有誰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有誰聽過莫扎特《彌撒曲》的Lacrimosa那樂章？……在座的學生都是毫無反應。

天啊！今天的香港學生在課餘時間是做些什麼的？我於是問：你們天天在打麻雀嗎？他們搖頭。在唱卡拉OK？他們也搖頭。學人家賭馬？也搖頭。那麼一定是玩「閃咭」了？哄堂大笑！

香港學生真的是奇哉怪也。他們對課外的學問一於少理，但又似乎對賭馬、打牌之類沒有興趣。另一方面，從讀書考試成績的角度看，港大的學生是世界級。起碼，他們當中有機會到外國深造的，成績都很好。

課堂上的學問，與課外的一般學問往往是兩碼子的事。香港的學生優於前者而劣於後者。然而，學問的真諦，是以後者為依歸的。課堂上的學問再高，充其量，也只可以算是一個書獃子。

我自己的求學過程，與今天的香港學生剛剛相反。少年在香港念中學時，我對課堂上的讀物毫無興趣，但「旁門左道」的學問卻超人幾級。後來在美國進了大學，才逼著學人家讀課程上的書。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學校內的學問不重要。學校——尤其是好的大學——的學問是極其重要的。但大學對思想啟發能起重要的作用，可不是由於課本或考試，而是因為可以找到高手老師指點迷津。好的大學的好處，是一個學生能在同時同地找到多個高手老師指導。

是的，在大學唸書要追求，要忙得不可開交地找高手，拜師學藝。但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拜高手為師，他們絕少要我讀課本。他們鼓勵我提出問題，然後指導我去找課本之外的讀物來尋求答案。

我是要到了研究生階段時才知道，寫課本的人大都是不見經傳的低手。以經濟學為例，自馬歇爾之後，寫過「課本」的經濟學高手只有一掌之數。這是因為課本上所說的大都是老生常談的事，少有新意，創見更談不上了。然而在課堂上，一般的學生見到沒有「常規」的課本就不滿意，認為難學，所以教授們為了避免學生的「煩擾」，就把課本規而定之。

在大學唸書時，我讀過的書籍數以百計，但認為可以一讀再讀的「課本」只有四本半。最高的是佛利民的學生為他所記錄的講義——那只能算是半本；次高的是人類學者Simpson所著的《The Meaning of Evolution》，其次的是Johnson的《藝術歷史》，又其次的是Stigler的《The Theory of Price》，又再其次的是Samuelson的《經濟學》。至於我在研究生時期，高手老師艾智仁寫的課本，到今天我還沒有讀過。作為艾老的入室弟子，他的書我是不用讀也可以替他寫出來的。

是的，即使在大學生時期，我的閱讀興趣往往集中於課本之外的讀物上。從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到Toynbee的《歷史論》；從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到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從老子的《道德經》到Wolfgang的《A Theory of Art History》；從Watson的《The Double Helix》到Dawkins的《The Selfish Gene》；從史密斯的《原富》到費沙的《利息理論》——我都讀得廢寢忘餐。假若我算是一個有點學問的人，那麼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學問是從課外讀物學得的。

身為學生而攻讀課外的書，當年我還要工作賺錢，以為生計。上課期間，每星期要工作二十小時，暑假則每星期工作五十小時。今天的港大學生，好些要替中學生補習而幫補家計的——這是他們值得讚賞之處。但他們課外的空餘時間，應該比我當年為多。為什麼他們對課外讀物不感興趣呢？

既不打牌，不賭馬，又不玩「閃咭」，難道他（她）們天天「拍拖」去了？不是的。我認為港大的學生只顧「課內」而不顧「課外」的意向，是因為從小就受到什麼教育署、什麼考試局的約束，使他們養成單為考試而讀書的習慣。單為考試而讀書，是要花很多時間死記的。

還不止此也。他們從小要學「捉」考試題目，要學「試」考，也要坐什麼地鐵、巴士等等到老遠的地方，找「名師」補習去也。從學問真諦那方面看，這一切都是世界奇聞！只不過人們習以為常，不當一回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