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學

對二十多年來經濟學的發展失望，我說過多次了。經濟是一門科學，而一門科學的發展有長時期的不稱意，歷史屢見不鮮，研究學術歷史的專家是知道的。然而，從正常的角度看，經濟學還是如日方中：三十年來經濟學者人數急升，學報如雨後春筍，好不熱鬧。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自七十年代初期起，以經濟學為基礎的金融學大行其道，薪酬高，從事者眾。這是關於投資風險與資金市場的學問，不容易。雖然到今天還沒有證據金融學專家可以在投資上多賺錢，但對資金市場的運作能多知一點，或提出較有新意的闡釋，求知的顧客多得很。就算是那些言不成理的近於風水先生的投資學說也有市場。沒有誰不喜歡投資賺錢，所以風水先生也不乏問津者，更何況有些金融學說是真學問。

其二是自八十年代初期起，先是中國，繼而東歐及蘇聯，都一起大搞經濟改革。在外間獻策的學者不少，而事實上這些改革之邦的學子對經濟學著了迷，蜂擁地去學習。不幸的是，他們大都對經濟學與數學有混淆，以為方程式可以改進民生，漠視了普通常識。

今天我還不大明白，為什麼新制度經濟學於七十年代人材輩出，但一九八一年起分析經濟改革以產權及交易費用入手的，只有我一個人。高斯、艾智仁、諾斯、德姆塞茨、巴賽爾等師友，於今回顧，都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元老。他們贊同我選走的分析經濟改革的路，但自己卻不染指。這不僅解釋了在制度改革的分析上我一士諤諤，更重要的是，從新制度經濟學的理念看，一個國家的經濟要從整個世界的角度看，而這看法不同是今天我不同意好些專家的經濟觀的原因。

傳統的分析是把一國經濟與國際經濟分開來處理的，正如微觀與宏觀也是分開來處理一樣。雖說有關連，但還是分開來處理。分開來看而後論關連與一起看不是同一回事。多年來我老是不知道微觀與宏觀有什麼分別，也不明白國家經濟與國際經濟在原則上有什麼不同。

遙想昔日作學生時，國際或對外貿易課程是我的強項，對什麼比較優勢定律、生產要素價格相等定律等可以如數家珍。殊不知在課堂上一位同學問艾智仁為什麼不教國際貿易，艾師竟然回應：國際貿易與國內貿易只有一處不同，前者用船，後者用車！一言驚醒夢中人，從那天起我意識到分割開來的學問，皆小學問也。

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一個國家其實是一家龐大的公司（或機構），而這公司內的by-law稱為憲法（constitution）。這龐大公司之內有無數的附屬小公司，而小公司的成員就是龐大公司的市民了。這樣看，整個世界的百多個國家只不過是大小不一的百多家公司，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跟一國之內的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競爭沒有什麼不同。當然，國與國之間有不同的政治，不同的生產力，不同的生活水平，但這些「不同」在一國之內的不同公司中也是存在的。國與國之間的法律不同不足以言別，因為一國之內的公司之間的by-law往往不同。移民管制也不特別，因為一家公司大可禁止非成員參進。

我可以想到的唯一的國家公司與國內公司的不同之處，是不同的國家公司用不同的貨幣，雖然這幾年歐元區的成立廢除了不同貨幣的觀點。但我又認為，歐元成員國的失業率差距甚大，所以這統一貨幣制度不算成功，而加上不同國家的政治需要不同，舉世實行統一貨幣是遙遙無期了。我認為從國家公司的角度看，不同貨幣與國與國之間的匯率，是唯一的一國之內的公司競爭分析不會遇到的問題（雖然人民幣與港幣是難得一見的例外）。這解釋了為什麼八個月前我見人民幣的數年強勢開始浮現，知道將會受到國際要求升值的壓力，就趕著在《蘋果日報》寫了五期《匯率戰略論》。可惜當時「非典」當道，重要的分析被隔離很久才登完，使讀者一般地漠視了這系列文章。

最近讀到外國學者及專家們對人民幣的評論與對美國經濟發展的看法，我意識到在基礎上專家們（有些是朋友）和我有很大的分離。他們的分析還是國家歸國家，國際歸國際，微觀歸微觀，宏觀歸宏觀，雖然大家都知道有連帶關係，但畢竟稜角分明，怎樣也不能深入地體會世界經濟發生了些什麼事，局限條件在哪方面出現了大變，或今後的世界會向哪個方向走。

雖然自一九八一年起我屢次對幾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推斷，但衷心說實話，好些重要的局限轉變我是看不到的。恐怖活動的殺傷力，互聯網行業的急升與暴跌，戰爭的行為，小瘟疫的大宣傳等，都重要，事前事後都不容易拿得準。但我認為昔日封閉國家的開放不會回頭，訊息費用會繼續下降，而世界是漸趨大同了。這是說，二十年前以新制度經濟學的公司與競爭理論看世界，雖然同樣可取，但沒有今天那樣來得順理成章。

看法是簡單的。理論的重點還是需求定律，但國家公司之間的競爭局限條件比一國之內的公司之間的競爭局限條件來得複雜。來得複雜，但也來得明顯。看法差不多，而處理複雜的法門還是要以普通常識向淺中求。重要的只有三點。

（一）一國之內的不同公司，因為法律類同，其權利結構不會有很大的差別，所以在競爭上我們少談公司之內的權利結構。但國家公司的制度改革是權利結構的改革，可以有很大的供應與需求的轉變，而不同國家公司之間的競爭局限也會跟著變。人家改革了權利制度，增加了競爭力，你不改，被淘汰的機會當然上升。所以幾年前我說，美國還大事推行反托拉斯是不識時務，還大事推行社會福利的國家也是不識時務。

（二）國與國之間的貨物與資金流動的約束，與政府協助的壟斷，在國際競爭急升的情況會受到很大的壓力，而哪家國家公司首先放棄這些人為的局限會先拔頭籌。二十多年前印度的生活水平高於中國，今天輸了好幾個馬位，非無因也。

（三）不同貨幣會引起匯率爭議。我說過了，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優勢定律只可以在物品換物品的情況下才肯定有效。如果匯率的轉變有頑固性，在某些情況下一個國家可以失卻好些原有的比較優勢。這帶來一國之內的工資與物價需要調整協助。這些調整（包括匯率調整）可能要用很長的時間，而在調整期間經濟不景會出現，甚至苦不堪言。

上述三點都與交易費用有關，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範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