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宏觀經濟？

拙作《經濟解釋》發表後，不少同學要求我繼續寫宏觀經濟。一些同學說我只是個「微觀」專家，不懂「宏觀」；另一些替我辯護，說我寫的關於通脹、貨幣、匯率等問題，很有兩手，皆宏觀也。究竟我懂不懂宏觀經濟自己也搞不清楚。數十年來我認為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沒有宏觀與微觀之分。讓我在這裡說一下我對「宏觀」的學習過程，然後解釋一下個人認為宏觀經濟究竟是何物。

作研究生時，教宏觀與貨幣理論的導師是賓納（K. Brunner，今已故），我上他的課，考他的試。當時他還沒有大名，但同學們都認為是頂級的經濟學者，其嚴謹思維天下無敵。賓納離開加大後，舉世知名。今天回顧，他是整個二十世紀的貨幣理論專家中最有份量的三幾個之一了。

賓納有一個學生，叫A. Meltzer，是我的師兄，也是賓納發表文章的最佳拍檔。一九六三年，這位師兄回到加大母校作學術報告，講的是銀根（base money）與貨幣供應的肯定關係。當時我在座，與一位同學步出講室時，互相對望，一齊說石破天驚，是難得一聽的重要報告了。今天西方所有國家都以調控銀根來調控幣量為黃金定律，而我可以作證，這定律出自Meltzer。師兄到今天還沒有拿得諾貝爾獎，令人惋惜。

當年洛杉磯加大考四個經濟學博士筆試，每試四個小時，必須考理論，微觀與宏觀同一試卷。理論試題五條，沒有選擇，通常是微觀（價格理論）四題，宏觀一題，可見當時的加大不重視宏觀。我的價格理論讀得用心，「微觀」試題不放在眼內，擔心的是「宏觀」。

進入理論試場，考生只有七八個。打開試卷一看，宏觀只一題（有時是兩題的），於心大慰。細讀該題，長的，懂得答，喜上眉梢。於是站起來，走到監考的教授面前低聲問：「我要先到外邊喝杯咖啡，可以嗎？」他點頭同意（這是美國考大試的情況，不懂的拿試題回家也答不出來）。十五分鐘後回考室，胸有成竹矣。

考個第一不奇怪，奇怪是宏觀那一題據說只有我一個答得對。後來傳為佳話的，是從來不搞宏觀經濟的其中一個考官艾智仁，竟然發現我的「宏觀」答案多了一條方程式！（看官須知，變量多少要與方程式的多少相等。）原來我是把兩個數學模型組合，忘記了或不懂得減少一條。但多了是多餘，答案的內容沒有錯。這樣說，證明外人說我不懂數學有見地，但說我不懂宏觀我卻把懂宏觀的同學殺下馬來。

博士後，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第一時間當然是旁聽佛利民的宏觀經濟與貨幣理論的課。融會貫通的大師果然不凡。教「宏觀」，佛老用一套方程式，從頭教到尾；另一個學期教「貨幣」，用的是同一套方程式，但倒轉過來，從尾教到頭。朋友，你聽說過這樣過癮、這樣精彩的教育嗎？大師顯然認為，學問是很簡單的一回事。後來多次與佛老研討宏觀與貨幣等問題，而這些與賓納所教的就是我所知的全部宏觀經濟了。

再後來盧卡斯殺進，提出了理性預期的分析。我沒有跟進，因為忙於合約與交易費用的研究。行內的同事屢有問及我對理性預期的看法。我的響應，是經濟學沒有不理性的預期，同意預期會影響行為，但怎樣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我有疑問。任何人預期什麼我們無從觀察，而如果要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我們必須知道預期是以哪些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促成的。這樣說，不是貶低盧卡斯——他是個頂級的經濟學者，獲諾貝爾獎實至名歸。

六十年代中期起，宏觀其實是微觀的說法開始盛行，反映著凱恩斯的「宏觀」走下坡，開始被遺棄了。（當年讀凱氏的《通論》，不認為他對經濟學有一等的掌握。）佛利民的課，與早些時賓納的教導，使我意識到那所謂宏觀，只不過是微觀加上貨幣。不少經濟學者也這樣看（微觀或價格理論的傳統，是沒有貨幣的）。

今天我有另一種看法：宏觀經濟只是處理一些價格理論可以處理但很少處理的現象。這些包括通脹、失業、國債、國民收入、匯率、對外貿易等。都與貨幣有關，所以微觀「加上貨幣」成為宏觀的看法沒有錯。傳統的微觀分析產出、競爭、壟斷、價格分歧等，可以是完全沒有貨幣的現象或行為了。

上述的與貨幣有關的宏觀現象，當然可以用價格理論處理。多了貨幣是多了一種物品，起於交易費用的存在，而有了貨幣，所有其它物品一般是通過貨幣成交。只要加上這些，需求定律不變，局限條件的處理方法不變，微觀的分析當然可以處理上述的宏觀現象。

多年來，為了跟蹤中國的經濟發展，順便提出一些建議，涉及宏觀的現象我永遠以價格理論入手。沒有作過任何宏觀與貨幣的實證研究，但價格理論的實證工作不斷地做了四十年，遇到宏觀的現象，兵來將擋，只拿出需求定律與局限變化這兩招來處理。推斷準確嗎？慎重的或寫下來的沒有錯過。

一九八一年推斷中國會走的路不再說。一九九七年國內的經濟學者非常悲觀，我卻在他們面前大聲叫好（當時樊綱在場）。四年多前我說人民幣是強幣，沒有一個人同意。三年前我說因為質量大幅提升，中國的通縮遠高於政府發表的數字，國民收入的增長也因而大幅地低估了。前年美國進軍伊拉克，我對贊同的朋友說，如果不速戰速決，拖下去，美國的債券會很麻煩，有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一九九六年我說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當時很熱，但我看不到後來的自由行與CEPA的發生）。

上述的每項推斷都簡單，用不著任何宏觀的理論模式。後者新的我不懂，而三十多年前懂得的早就忘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