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五）

量度是排列，通常用數字加上定名；精確性不是以數字的大小衡量，而是觀察者對排列的認同。數學用的數字，不需要有內容，定名一般不需要。為了要知所指，或要有內容，數字的定名不可或缺。這是實證科學需要的，可惜有時從事者不同意定名的內容。另一方面，量度一定是排列，但不一定要用數字。


實證科學，有解釋力的，要通過驗證那一關。驗證要靠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或行為，或起碼原則上可以觀察到，然後排列高下，或先後，或大小。不一定要用數字──皆量度也：驗證要求的是起碼有兩點，或兩個不同情況。點數太多，數字無限，採用數字就來得方便了。兩點又兩點又兩點地推下去，也是無限，是經濟解釋的一種比較容易處理的方法，說服力也比較強。


科學驗證的基本方法，中學生應該學過：如果說甲的發生會導致乙的發生，那麼沒有乙就沒有甲——沒有乙而有甲，甲乙之說就被推翻了。甲與乙的變動是需要排列或量度的，不一定要用數字。我與行內朋友對經濟解釋的看法不同，主要有兩方面，一小一大。小的是我認為他們一般沒有跟進過量度的哲理。大的是他們不管甲與乙是否可以觀察到。我堅持，如果驗證假說之內的甲與乙──或甲或乙──無從觀察，假說無從驗證，解釋力是零。靠術語起家的君子不少。術語的創造者容易成名：熊彼得如是，海耶克如是，諾斯如是，威廉遜也如是。不是說他們的「理論」沒有道理，或不可信，而是他們發明的術語所說的甲或乙，無從觀察，是否真有其物只有上帝知道，於是無從驗證。大名如海耶克，對人類的自由作出過貢獻，但從科學驗證的角度衡量，打分不容易及格。有影響力的不一定是科學；科學不一定有影響力。


讓我們回到座位票價那個例子去，因為那是個簡單的好示範。三十一年前，我說優質座位的票價偏低，意思是說有優劣二價或多價的座位的演出，一般是票價較高的先售完，而如果黃牛出現，炒的通常是優座，再如果劣座也炒黃牛，其票價升幅的百分比通常比優座的為低。要注意，只為「偏低」下個定義，我集中於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作準，虛無縹緲的一律不談。


我對優座票價偏低的解釋，是如果這些座位不先坐滿，演出開場後購買低價劣座的會偷偷地坐到優座那裡去。這是說，因為有監管費用（也是交易費用）的存在，讓優質座位先滿，顧客保護自己的優座權利，監管費用下降，「跳位」（seat jumping）的行為就減少了。這對售票老闆的收入有助。


上述是個假說，淺的，雖然要用上好幾頁紙以邏輯證明，只要跳位的行為隨便，就算有不同的需求彈性係數，優座票價偏低也會帶來較高的總收益。這種技術性的推論是學生習作，不難也不易。真正困難的地方，是怎樣驗證上述的假說。


驗證的含意是清楚的。如果監管座位（防止跳位）的費用有變，優座票價偏低的情況會跟著不同。但監管費用之變要怎樣量度才對呢？為此，一九七五年我花了好幾個晚上跑香港的電影院。那時的電影院有上下層之分。上層再分超等與特等，後者較優，而二者皆優於下層的。下層分前、中、後座三種，「前」最劣，「後」最優。上層「特」先滿，下層「後」先滿，都沒有提供監管費用變動的證據。重要是下層的顧客跳位，不能跳到上層去！這是說，層與層之間的監管費用是零。驗證含意於是明確：上層座位比下層為優，如果上層先滿，我的假說就被推翻了。沒有被推翻，假說於是被證實。


這樣的驗證，一項證實很不錯，愈多項當然愈有說服力。找第二項，當時香港有一家電影院與眾不同——只此一家。這家有奇特的座位設計：觀眾入場後，下層的可以在場內走到上層。如獲至寶，因為層與層之間的監管費用提升了。跟著的驗證含意是：如果這家電影院的上層不先滿，我的假說就被推翻了。沒有被推翻，於是再證實。（該文還有其它驗證，不枚舉。）


上文示範，有四個要點，解釋為什麼我對經濟學的看法與行內的朋友不同，也解釋為什麼我對近二三十年的經濟學發展很失望。其一是好些行家認為交易（包括監管）費用難以量度，於是選走博弈理論的路，或創造術語。但嚴格地說，上文的監管費用是量度了的。沒有用數字，但上層下層與一層之內的監管費用是有著明確的排列，正常的人不會不同意。這是量度，也因為眾所認同，於是精確。其二是我完全不用術語，驗證的變量是實物，大家可以觀察到：上層下層、前座後座、先滿後滿、黃牛炒價，等等，皆可觀察。術語可解，但所指的往往無從觀察，於是無從驗證。其三，雖然原則上理論可以推斷或解釋還沒有見過的現象或行為，但我同意高斯的看法：不知世事，基本上我們無從解釋什麼。如果當年我不在晚上跑電影院，算天才絕頂，不可能想出驗證的方法。最後一點就是經濟學的缺環了。座位票價的安排是一種合約安排，是捆綁銷售之類的另一現象。經濟學者一般對這類現象沒有興趣，使之成為缺環，老實說，是發神經。我對經濟解釋或推斷自成一家，主要是因為喜歡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跑，重視合約安排，久而久之，解釋或推斷力就進入了另一個層面。我對行內朋友的作品不認同之處，主要是從他們的作品中我看不到解釋了些什麼。


回頭說座位票價一文，餘波未了。依照自己的慣例，解釋了一個現象之後，要把假說一般化，希望能推到其它類同或有關的現象去。如果時來運到，這樣殺出重圍，有機會作出比原來文章遠為重要的貢獻。於是，在票價一文的結尾，我寫道：


「交易費用影響行為，也被行為影響。因此，全面看經濟體制，我們必須意識到，經濟活動的安排的本身也是選擇的結果，與局限下極大化是沒有矛盾的。在那困難而又重要的安排選擇分析的範疇內，這裡提出的座位監管假說提供了一個新的考慮層面：減價的方法，可使顧客被利用來約束其它顧客的行為，而減價的損失可能因為交易（監管）費用的減少而得到比損失更多的補償……面對競爭，一個人的行為往往看競爭者怎樣做。價格的釐定是競爭的一種響應，無疑是重要的一種。但不是唯一的響應。如果減價可以導致行為的約束，所有的合約參與者可能獲益。這篇文章示範著的，是約束行為的行為，可以簡單而又迅速地用減價的方法觸發。」


也是在結論中，我舉出當年香港置地公司租賃寫字樓的例子。他們的經理人在法庭上說，公司刻意地把租金調到比市租低百分之十，希望租客排隊等位。他以健康來形容排隊（It is the company』s policy to maintain 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人排隊等位，現有的租客會較為守紀律，交租會準時。我也舉出當年中菜午餐（飲茶）的例子，等位的人不是在門外等，而是沒有禮貌地站在進食者的桌旁。我的解釋，是價格略為偏低，讓站在桌旁的顧客促使進食者早點離開。


當年本來還要多推一般化，但要發表該文的老編（R. Clower）要求減少字數，草草交出。走了寶，走了寶！後來幾位行家重複該說，把減價改為加價，高於市，發明了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葡萄不是酸的，但我認為效率工資理論的分析是錯了。（見拙作《制度的選擇》，一五六至一五九頁。）大海浮沉三十年，這兩年票價一文再受到注意。


（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