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勞工比我的兒子矜貴了

很多年前——七十一年前吧——母親抱著我說：「牛耕田，馬食谷；父賺錢，子享福。」我問：「馬兒不是吃草的嗎？怎會吃起谷來了？」不記得母親怎樣回應。她的智商比我高，從小就鬥她不過。



父賺錢，子享福——天下間不可能有更大的真理。兒子四歲開始入學，今天三十六歲了，還在大學進修。歷來成績好，不需要他養我，沒有理由要求他趕著去賺錢。在醫院每星期操作七十多個小時，也沒有理由要求他放棄應有的操作。除稅後他的月薪不到三千美元，每小時算工資比不上一個香港的小學教師。如果兒子不再深造，出去賺錢，四倍收入容易。他要繼續學下去，我找不到理由反對。兒子勤奮好學，也喜歡花點錢。我對太太說：「補貼他一點吧，花錢可以鬆弛一下，兒子神經出事我們豈不是輸光了？」



說沒有心痛過是騙你的。不久前給兒子電話，找了幾次才找到。我問：「為什麼不接電話呀？」他答：「三十個小時沒有睡了，很累，但還要繼續。」「為什麼呢？」「一個兩歲大的孩子病重，能活下去的機會不高，希望奇蹟出現，我不能讓他死去。」「沒有其它醫生替代嗎？」「有的，但這個孩子是我的病人，我要跟進。」我只能回應：「你做得對，醫生是要這樣做才對的。」



二十多年前，兒子在香港唸書，暑期讓他到海運大廈商場的一家玩具店作散工。因為兒子的英語流利，對外籍小朋友推銷很有兩手，店子的老闆重用，每天下午工作六個小時給他二百五十港元。我精打細算，兒子拚搏六個小時後要到食肆大吃一餐，來去要不是司機接送就是坐出租車（父賺錢也），總成本近四百，收入二百五十，要虧蝕。但我還是鼓勵兒子做下去。在玩具店工作是沒有什麼知識可以學得的。我對兒子說這種工作可以訓練他的幹勁與耐力，可以教他怎樣才算是把工作做得好，也可以讓他知道，事無大小，責任總要有個交代。今天兒子不論工資，每星期工作七十多個小時，算是學會了。



我不懷疑兒子的際遇與機會，比今天國內的勞工高出很多。問題是在新勞動法下，國內的員工每月不能超時工作逾三十六個小時，也即是平均每星期工作時間不能逾四十八個小時。這些勞工怎會變得比我的兒子矜貴了？說是國家愛惜勞工嗎？當然是，應該是，但有誰會相信，國家愛惜勞工勝於我愛惜自己的兒子呢？要為勞工爭取上進的機會嗎？愛惜他們，不讓他們多勞，這機會怎樣算了？國家為工作時間設了上限，可不是勞工的意欲，是哪個天才想出來的呢？蠢到死！



我自己昔日求學的經歷，遠不及今天自己的兒子那麼寫意，但要比國內的勞工好一點，好不太多。父親早逝，母親愛惜，但我沒有求過她一分錢。在多倫多沒有大學收容，什麼工作都做，較舒適的是在攝影店的黑房工作，每小時加幣一元。後來轉到洛杉磯加大就讀，機會難逢，看到前途，就拚搏起來，每星期的工作與讀書時間加起來約九十個小時。我不是例外。從香港去的學子，除了幾個嬌生慣養的，一般都工作「超時」一倍。有到火車站搬行李的，有敲門售貨的，有到唐人街洗碗或企枱的。我自己嘗試過的工作，足夠寫一本厚厚的書，不寫也罷。勤奮負責，不乏雇者，後來成績好，有獎學金，也有研究助理或教書助理的工作，應接不暇也。



比較過癮的是進入研究院之前，粗下的工作免不了，我的發明，是與一位同學合資，五百美元買了一部舊皮卡車（pickup truck），加五十美元買了一部用汽油的舊剪草機，到處敲門替人家剪草。市價八元，我們收五。兩人合作，剪得快，剪得好，約三十分鐘剪得客戶滿意。過了不久生意滔滔，但每天只能在課後操作一兩個小時，週末多一點。



我這一代的生活比不上兒子的，但比今天國內的勞工好。我父親那一代當然比不上我，也比不上今天國內的勞工。父親當年的拚搏與一些叔伯的艱辛，母親生時對我說完一遍又一遍。她就是要我知道成功的過程是怎樣的一回事。母親說，上世紀早期在香港工廠作學徒的不僅沒有工資，較蠢的要給老闆補米飯錢。幾個月可以學會的技術，學徒要先作洗碗、掃地等粗活，學滿師通常是五年了。幾位叔伯打上去，事業有成。父親勝一籌，晩上自修英語，加上學習，半譯半著地以中文寫了一本電鍍手冊。後來設館授徒，也賣電鍍原料。他的名字是張文來，被譽為香港電鍍行業之父，謝世後多年他的誕辰被拜為師傅誕。火盡薪存，今天在崑山的文來行，還在產出當年父親改進了的拋光蠟。小生意，但既然是父親的玩意，可以繼續就繼續下去吧。



提到上述，是要說明論生活與收入無疑一代勝於一代，但論到創業成就，以我家為例，卻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可以斷言，如果新勞動法在神州嚴厲執行，有工作時間的上限，而每個被僱用的炎黃子孫都受到這上限約束，不可能有一個的成就比得上我的父親，不可能有一個比得上我，也不可能有一個比得上我的兒子吧。真實的效果將會如何呢？被雇的炎黃子孫中總有一些的成就高於我們一家幾代，但這些傑出之士一定是打茅波，違反了新勞動法！



朋友，想想吧。如果一個社會有老闆，也有員工，但老闆永遠是老闆，員工永遠是員工，那麼在新勞動法的嚴厲約束下，不會有員工殺出重圍，久而久之，整個社會就變為一個奴隸制度了。二十年前微軟發跡的故事令人欣賞。商業天才蓋茨把微軟的總部稱為校園（campus），內設飯堂，鼓勵衣履不整的青年不出外進膳，晚上燈火通明，不分晝夜地工作的無數。據說每星期工作逾百小時的不少。自甘為奴，被蓋茨剝削得過，因為十年後數之不盡的身家逾千萬美元了。

學術生涯的終結

為高斯的芝大會議提供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是我在學術上的嚴謹論著中最後的作品了。不會再寫。專欄文字還會繼續一些日子吧。不少舊文需要整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還要修改，但正規的學術文章──結構慎重、註腳詳盡的那種──我是不會再染指的了。七十二歲，還有其它有趣的要做──書法也愈來愈有看頭──以《中國的經濟制度》終結學術生涯既有意思，也很痛快。



多年來我擔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自己不知道，寫出令人尷尬的學術分析。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這樣的不幸。就算自己得天獨厚，跟大自然斗法是鬥不過的。《中國》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這樣水平的學術文章自己無法重複，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終結，仰天大笑，不亦瀟灑乎？



我的《佃農理論》發表於一九六八，《中國的經濟制度》二○○八，剛好四十年。加上《佃農》之前的創意爭取，是四十三年。史德拉曾經以出版日期算，從一個經濟學者的第一件重要作品到最後重要的，依稀記得，最長不到三十年。我達四十，上蒼網開一面，於願足矣。



二十個月前，高斯要搞一個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議，問我意見。我想，他九十六歲了，還能搞什麼呢？當時大家都沒有想到他選的日子剛好是中國經改的三十週年。我回信說：「如果你要搞，我可以提供一篇題為《中國的經濟制度》的文章。」以為他只是說說，會議多半開不成，文章不一定真的要寫。但我可不是信口開河。當時我肯定地知道《中國的經濟制度》會是一篇大文，之前沒有嘗試過那麼重要的。二○○四年底我大致上解通了中國經濟制度的密碼，知道這制度史無先例，寫得深入全面此文的重要性自成一家，但題材複雜，牽涉到的理論與事實非常廣泛，還有很多細節要再作調查或覆核，恐怕自己不會有需要的魄力了。說說無妨，建議無妨，但真的動筆是另一回事。



殊不知個多月後，高斯的助手傳來一個暫定的會議程序表。我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開場，給我兩個小時，跟著是兩個諾獎得主評論該文，加上其它人的討論佔了整個上午，其它提供文章的是空白格子，要填上，每人僅得二十分鐘。高斯跟著來信，說要以我的開場文章引導整個研討會議的發展。一九九一在瑞典見過他，當時我的女兒剛進大學，今天已有兩個懂得欺負我的孩子了。難道高斯忘記了我早就是個老人家？昔日他欣賞我的來去縱橫的思想，還在嗎？他怎可以假設我還寶刀未老？



我逼著去信，說：「答應你的文章我會寫，但不少被邀請的人會來自中國，費用不少，會議的經費怎樣，要我幫助嗎？」他回信說不需要資助，他自己的基金足夠。我想，那應該主要是他的諾貝爾獎金，很感動。跟著想，我欠他，中國也欠他，大家來日無多，他要搞，我就捨命陪君子吧。於是給他信，說：「我答應你的文章將會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作品！」



是經過很長的調查與思考的時日了。一九七九我開始跟進中國的發展，時疏時密，沒有中斷過。八五年起深圳與北京的朋友給予很多方便，需要的資料有求必應。到了八十年代後期，發展愈來愈複雜，也很混亂，要到好些年後回顧，大手而又武斷地簡化，才得到一個自己認為是可靠的大略，怎樣取捨我要集中於制度的發展，不少話題要被撥開了。我是一九九七才驚覺到中國經濟制度的重點是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史無先例。當然，地區競爭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國的是一種特別的生意競爭，外地沒有出現過。



我要到二○○三年才肯定縣是地區競爭的主角，這種競爭是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競爭，為何如此不容易解釋。複雜難明的問題多得很，而最後一個難關要到二○○四年底，深夜彷彿睡著時突然想到一九六六年讀到的馬歇爾的一個註腳，才解通整體。要是我沒有從始就跟進中國的經改發展，沒有親自替家傳的拋光蠟到國內找地方設廠，沒有深入地研究過佃農分成、公司性質、合約理論等，我不可能解通中國經濟制度的密碼。



解通是一回事，寫出來是更頭痛的另一回事了。不打算寫出來，因為認為要用一本書的篇幅才能處理，而自己老了，體力應付不了。另一方面，我熟知高斯的固執品性：只要還健在，他說要做的一定會做，答應了他我是走投無路的。以一篇文章處理，反覆考慮多處刪減，一篇長文的結構想出來了。



重要的困難是要有一個一般性的理論來支撐著整篇文章。為此，去年四月起我一連寫了十一篇關於經濟學的缺環，是基於跟進中國的發展多年的思維，補充了自己早期的制度研究。這十一篇發表後，再多想兩個星期，把心一橫，我決定放棄自己多年來用慣了的產權分析，轉用以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而交易費用則變為約束競爭的費用了。有這樣的需要，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一連串的承包合約的組合──整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這個有一般性的理論是後來文章中的第三節，是原創，高斯喜愛，認為重要，建議我把該節起名為《合約的一般概念》。這是制度經濟學的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層面了。



去年七月開始動筆。知道要一氣呵成，但年逾七十，短暫的記憶大不如前，是長文，思維的連貫性不可以寫一陣停一陣。於是決定不睡覺地一口氣寫了三個星期，減了五磅，寫好了自己滿意的初稿。其間每天稍事休息多次，晝夜不分，足不出戶。



《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寫法跟我以前的學術論著還有另一點不同。那就是我只寫給高斯一個人讀。四十年前在芝大校園我跟他怎樣對話，這次動筆就怎樣說。我要向他「匯報」一下從中國的研究得到的收穫。此前對他說過，我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再不是有趣的學問了。一士諤諤，思想殺出了重圍，何處覓知音哉？高斯還在，大家有共通的語言，高山流水一番有意思吧。



去年八月初稿傳了給高斯，過了一天叫他不要讀，因為將會有第二稿。他讀第二稿後顯得興奮，對助手形容為powerful（後來蒙代爾在芝大評論該文時用上同一個字）。高斯跟著給我的信，只說：「不用擔心，你的文章完全滿足了我的要求。」



個多月後，高斯給我一封長信，說他和助手一起花了幾天再細讀我的文稿，提出了二十七處認為要修改的建議，但說改不改由我。其中大部分是文字上的小修，舉手之勞。有七處比較麻煩，其中三處我認為不應該改。餘下來的四處怎樣處理我決定擱置幾個月再想。



到了今年初，高斯催促要看第三稿。我見時間還多，再等。四月修改，第三稿花了兩個星期，瑣碎耗時的是加進五十三個註腳。四月底高斯收到第三稿，更滿意了，對助手說我改了很多。其實不多，我只是把四處他不滿意的地方再寫，也刪去了部分不易懂但不是那麼重要的。沒有聽過高斯給其它文章更高的評價，但他認為該文難讀，對讀者的要求甚高，同時又說這難度看來是需要的。



高斯沒有讀過第四稿。那是在正式「交卷」前我從頭覆核一次所有用上的資料，作了幾處小修。還會有第五稿的，那是要將一處常被誤解的再加澄清，而一個重點我認為不言自明，但讀者一般看不出其重要性：資源使用的權利界定（私產）重要，但不同的合約組織可以有很大的效率差別，單靠市場的自由選擇是不可以達到中國制度的合約組織的。自由市場不成，計劃經濟也不成。成事要靠經濟壓力——資源貧乏十三億人要吃飯的壓力——也要有一個懂得疏導交通的政權。



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個奇蹟，既精彩又重要。一腳踏中這個題材是萬中無一的機緣巧合，而我平生所學剛好全部用上。天助我也！

地球風暴與神州困境

要先為小朋友們說幾句話。國內牛奶出事，大件事，真真假假伸延到所有與牛奶有關的產品去，風聲鶴唳。昨天一位同學說國內的人到香港買奶粉，只准帶回一罐。不可能吧。北京要立刻開放所有安全的奶粉進口，免關稅，甚至政府過渡性地補貼一點也應該。從來沒有贊同過政府補貼什麼，但這一次，只這一次，一段時期的補貼與奶有關的產品我不容易反對。人體容易吸收的鈣質主要來自奶，別無其它，而嬰兒缺鈣長大後很不妥。奶酪（芝士）最好，短暫地大量進口分發給窮人家的孩子吧。上述是基於讀到或聽到的，如有失誤，則作別論。



轉談地球的金融災難吧。年多前次貸出事後，幾位相熟的朋友聽到我沒有發表的分析與推斷，今天說我的水晶球天下獨有。儘管如此，最近突如其來的大風暴還是把我嚇壞了。資產數千億美元的名牌寶號，接二連三地一叫救命就立刻出事。六國央行聯手救市，而美國考慮或決定融資搶救的天文數字很混亂，我搞不清楚。本想等一下，看清楚一點才動筆，但細想後認為要先說幾句。此際也，美國還沒有落實要怎樣做，眾說紛紜。效果如何，變局如何，太複雜了，我的水晶球錘碎了也失靈。



整個問題的重心牽涉到經濟學的最弱一環：市場或人民對前景的預期。不是沒有預期這回事，但此物也，既看不到，也摸不著，怎樣形成，為何轉變，能否調改，經濟學者的分析要不是一片空白，就是事後孔明。我也是。我們只能從一些無從解釋的現象而引申到預期的轉變是這樣或那樣的。



好比上星期市場出現了兩個現象，互相矛盾，加不起來，我們逼著要從預期有變那方面想。其一是美國債券之價急升，其二是金價曾經在幾個小時內上升了百多美元。前者否決了通脹預期，後者否決了通縮預期。我們要怎樣解釋才對呢？事後孔明，我砌出來的預期轉變，是人們搶著去找避難所。不相信銀行夠安全，於是購買債券；認為大難將至，倣傚我的母親當年逃難，購買黃金。當然還有其它性質的預期轉變邏輯上說得通，孰對孰錯只有天曉得吧。令人憂心的，是這些加不起來的現象，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出現過。



基本的理論架構是相當肯定的，可惜對目前的麻煩用場不大。這裡姑妄言之，讀者姑妄聽之吧。大手簡化，篇幅所限，很短的分三課說。



第一課。天才費沙昔日提出的利息理論精彩正確，但簡化得厲害。沒有貨幣，沒有風險，也沒有交易費用，變量主要是三個：收入、利率、財富。收入由生產力決定，利率由市場決定，財富是被動的，由收入及利率決定（再簡化是財富等於長期收入除以利率）。



第二課。加進貨幣，有通脹或通縮的可能，市場對前景的預期於是引進，上述三個變量的關係可能變得深不可測。更頭痛是利率往往由政府左右，再不是全由市場決定的，人們預期的轉變更加複雜了。如果再加上交易或訊息費用，市場的借貸或與金融有關的合約不易做得安全。年多前出現的次貸風暴，究其因，是一組重要的、牽涉廣泛的合約，由於種種訊息的誤導而出錯，保不住。說過了，把利率轆上轆落早晚會轆出事來。



第三課。費沙的理論說財富是由收入與利率決定的，沒有其它——Wealth is a derived concept。然而，因為上述第二課的複雜因素的引進，財富可以不管收入或利率而暴升或暴跌。這就是樓價或股市的大落大上可使市民哭笑無常的原因。一般而言，這些是政府及央行的責任。目前的主要問題也是費沙理論之外的一個大麻煩。這就是財富暴跌之後，因為市場對前景的預期有所轉變，如果這轉變來得固定，在種種原因下，費沙的方程式會倒轉過來，財富的暴跌會導致產出的收入下降。費沙提出的三個變量的關係早晚會體現，但由於財富本身暴跌，有了固定性而帶來的收入下跌，是災難。如果上述的預期有了固定性的轉變，很麻煩，政府不容易知道要怎樣處理才能把這預期扭轉過來。



趕著寫這篇文章，因為我認為中國可能在半年左右從通脹轉為通縮。通縮出現，災難一定跟著發生。我不要在這裡再解釋中國的通脹其實不嚴重，也不要細說昔日芝加哥之見：何謂貨幣現象、價格上升與通脹不一定是同一回事，等等。這裡要說的，是在目前的形勢下，中國寧要通脹，不要通縮。最近的北京公佈的，是物價通脹率下降至四點九，但工業產品的出廠價指數卻與去年同期上升了十點一。這後者一則反映著原料價格上升，二則反映著新勞動法對產出成本的為禍比我預期的為高。



重心問題是這樣的。如果中國通縮出現，達到九十年代出現過的負三強的水平（其實當時的產品質量上升得快，通縮高於負三強），大災難一定會在神州發生。九十年代時中國沒有新勞動合同法，而最低工資微不足道。今天的侷限條件是明顯地改變了。工資向下調整缺乏了彈性，合約的自由有了新法的左右，而近來勞資雙方出現了的敵對局面，九十年代是沒有的。本月十九日北京推出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於事無補。



通縮在神州出現的機會真的不小。中國本身的政策頻頻出錯，國際形勢會使原料價格大幅下降，外資內資皆裹足不前，再加上幾個月來神州到處出現不妥情況，我聽也聽得厭了。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我說的是實情。



有預期轉變協助著的通縮出現，不是放寬銀根那麼簡單就可以化解的。如果通縮真的嚴重地在神州出現，效果會是怎樣呢？告訴你吧。因為工資下調出現了困難，大量員工會被解僱（因為人口流動，北京不容易有可靠的失業統計）。回鄉耕田嗎？幾個月前開始了一點，但轉為不容易，因為有些耕地換了承包者，而職業農工已經普及了。被解僱的會到處流浪，治安會出現大問題。政府大手推出福利不容易養起那麼多人，而治安混亂甚至上街的行為，福利政策只可助其威勢，解決不了。唯一可取的明智之舉，是不管工資多低，讓工業或企業養著這些人，繼續給他們工作，守住，希望守得雲開見月明。



因為上述，除了不久前發表的《北京要立刻撤銷宏觀調控》外，如下建議是重要的。



（一）撤銷新勞動法，連最低工資也要撤銷。這是重要的未雨綢繆：今天撤銷也不容易，到時撤銷更困難。不要忘記，香港發展得最好的日子——窮人生活改進得最快的——是完全沒有最低工資或什麼重要的勞動法例的。同樣，中國窮苦人家生活改進得最好的幾年，絕對不是靠這些法例——正相反，是靠沒有這些法例約束著。



（二）取消所有樓房買賣政府要抽的稅。這會協助穩定正在下跌的樓價，對人民的財富預期是有幫助的。



（三）以企業減稅的方法來穩定股市，比出錢救市高明得多。過了目前的困境再算吧。



（四）貨幣的政策與制度要大幅修改，不要把西方的出現過那麼多問題的制度引進。這項不能急，而困難還是有爭議存在。舉個例，在基礎上，蒙代爾和我對貨幣用途的看法沒有兩樣，但怎樣安排卻意見不同。要找機會跟他坐一下來研討一下。英諺有云：有道理的人，只要大家明白，永遠是互相同意的。

北京要重視經濟解釋學

說真話，我再不知道今天眾說紛紜的經濟學是些什麼學問了。懂也好，不懂也好，沒有誰不同意化學、物理、生物學等是關於什麼的。經濟學呢？我這個專家再也摸不準。有搞數的，稱數學經濟，其實就是數，可惜數學家一般認為是不到位的數學。有搞統計的，稱計量經濟，其實就是統計，運情好一點，因為統計專家不敢說是低檔的統計技術。有說故事的，用方程式說，稱博弈理論，名副其實，從事者是搞博弈遊戲，無從驗證，與真實世界是扯不上關係的。有為改進社會的，稱福利經濟，其實是自我陶醉，或希望有政府招手。有搞預測的，其實是看風水，而風水先生這個行業盤古初開有之，懂得怎樣說生意滔滔也。何止十八般武藝，也難怪今天的「經濟學家」多如天上星，屈指難算矣。



我是搞經濟解釋的，是另一種。這是以基礎的理論原則及概念來解釋人類的行為，或是解釋由人類行為促成的現象。這門學問始於史密斯（國內稱斯密），經過好幾位大師發揚，盛極於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其後日漸式微。六十年代我猛攻當時的「經濟學」，遇到大師無數，都教我或影響了我。六九之後，我不讀他家之作，要過一下獨自思考的樂趣，而八二回港後，集中於中國發展的研究，與昔日的師友除了問好不談經濟。中國的問題當年的師友是沒有興趣的。



我是個崇尚傳統的人。從史密斯到李嘉圖到米爾到馬歇爾到費沙到魯賓遜夫人，他們的思想我皆熟如流水，而跟著背得出的就是六十年代影響過我的師友的作品了。欣賞、佩服、衷心感激，但也認為前輩的思想這裡那裡有沙石，要大事清理。我選用的清理之法，是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跑，以學得的理論及概念試行解釋所見所聞，每遇困難，我會嘗試深入地調查實情，或把理論或概念修改一下。三十多年這樣操作，不分什麼微觀、宏觀的，自覺解釋世事得心應手，很有點自豪。二○○○年，六十五歲，我坐下來一口氣地寫了兩年，這就是今天懂中文的同學們喜歡讀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了。



何謂解釋——何謂科學解釋——我在《科學說需求》的第一章——《科學的方法》——說得詳盡，這裡不多說了。



這裡要再澄清以前說過的：預測與推測是兩回事。前者要靠水晶球，或靠看風水，說不上是科學。後者是要有條件的，經濟學稱侷限條件。推測或推斷是說，如果某些侷限條件有所轉變，人的行為一定會跟著轉變，也即是說現象或效果會跟著轉變。所謂理論 ——經濟理論——是一些約束行為的規律。於是，有了侷限轉變的出現，在理論約束下，人的行為轉變一定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這是推測或推斷，不是預測，懂得怎樣處理，調查夠深入細心，可以推得很準確。



解釋與推測是同一回事！這一點又要多說幾句。如果我們見到一個現象——例如為什麼買賣門票出現炒黃牛——我們要追溯是什麼侷限條件的轉變才導致黃牛的出現，而驗證的方法是如果條件的轉變是倒轉過來的，黃牛不會出現。這是解釋，與推測或推斷是同一回事，只是出發點不同。推測是我們先見某些侷限的轉變，然後問什麼現象或行為會跟著發生。解釋是先見現象然後追溯侷限的轉變。推測或推斷可以很簡單，沒有讀過書的小孩子有機會推得準，也可以很複雜，非常複雜，除非你是天才，沒有下苦功學過不可能辦到。這複雜性起於我們存在的是一個複雜的世界，侷限條件通常千變萬化，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有多方面要一起考慮。這是為什麼我堅持理論以簡單為上，而把理論簡化我花了數十年心機。世界的侷限一般複雜，以複雜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的世事，成功機會一般是零。



轉談北京吧。這幾年他們推出不少政策。一項新政策是說侷限有一項新轉變，「解釋」的工作是要推斷什麼現象會跟著發生。複雜頭痛，不僅因為一項政策之內有不少條文，而政策與政策之間必然互相影響，效果如何——跟著的行為或現象如何——要推斷或解釋可真不易。



我的投訴，是北京推出的政策看來是沒有經過經濟解釋的方法來推斷什麼會跟著發生。有些人是天生不用懂什麼經濟學的，對政策效果的感受好，用不著分析什麼。蠢人不說，但不少聰明才智之士，其感受很不對頭。當年老師艾智仁就曾對我說，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天才愛因斯坦，對經濟的感受是零分。很不幸，我看不到目前北京設計政策的人有很好的經濟感受。毫無貶低之意：如果智力高就經濟感受好，經濟解釋的法門對政策的取捨是沒有幫助的。佛利民在生時幾次對我說，數之不盡的人──包括數之不盡的聰明人──不可以學經濟。



轉到本文的重要話題吧。一項政策會帶來的效果，原則上經濟解釋可以推斷得很準確。這些效果是否可取，或是否有益社會，見仁見智，牽涉到價值觀。這些不是作經濟解釋的專長。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我當然也有自己的。但當我說某政策的效果是好或不好，我是先用客觀的科學方法，解釋或推斷這些效果會出現。後者是經濟學者的本份，他的價值觀如何政府不要管。政府要管的是政策的效果是否經過嚴格的邏輯分析，其推斷是否有經濟解釋的專業水平。



這些日子北京推出的政策，效與願違相差甚遠，顯示著設計這些政策的人或則沒有作過經濟解釋的推斷分析，或則專業水平不足。我也不懷疑有些人混水摸魚，為了增加自己的權力或受到某些壓力團體的左右，推出對社會為禍不淺的政策。在先進之邦，或腐敗之國，這些行為常有。我認為這些年中國的共產黨不容許這些行為。改革三十年，胡作非為中國不會有今天。



這裡我要誠懇地作出如下建議：北京的任何謀士建議任何政策，必須通過經濟解釋的方法，用上嚴謹的邏輯，詳盡可靠的資料，把這些政策將會帶來的效果說得一清二楚。這些推斷要找懂得經濟解釋的人作評論。牽涉到國家整體，是對是錯其差別動不動以千億算，雙方都要負責。建議政策推錯了效果的要負責，評論的人認為效果是另一回事，推錯了也要負責。賞罰分明，至於賞什麼罰什麼，我的書生之見不便說了。但如果對政策效果的推斷可以下賭注，我會是個常客吧。



回頭說今天眾說紛紜的經濟學，是些什麼我搞不清楚。但何謂經濟解釋，因為有科學方法的約束，倒是清楚的。北京今天要重視的不是經濟學，而是經濟解釋學。

長眠的闡釋——高斯的後語會進入歷史

長眠的闡釋——高斯的後語會進入歷史嗎？





高斯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改革研討會議」今年七月十八日終結時，作了簡短的後語。事前他花了十分鐘寫了一點初稿，但講時沒用上，只是毫無準備地說了一些話。這些話感人，聽者流淚，站起來鼓掌兩三分鐘，而高斯自己也熱淚盈眶。王石當時在場，事後給我一個短信，說：「切身感受高斯老教授對中國的真誠關懷。」



這個沒有文稿的後語按錄音翻出來了，高斯說要修改一番才發表。但這一次——只這一次—— 我不尊重他老人家，一意孤行地在這裡刊登原文。理由有二。其一是他將會修改過的不是現場有感而發的話。其二是因為有感而發，這後語有機會打進將來中國的經濟歷史去。這裡先發表，過後我會放進自己的結集中，檔案明確，有憑有據，將來寫中國歷史的要怎樣取捨是他們的選擇。



下面先刊英語原文，前思後想，認為要補加翻譯。難譯，是由我翻的，其中「長眠」（long sleep）一詞如何闡釋有爭議。不便問高斯，但按上文下理讀者或可解通。全文如下（是錄音翻出的沒有文稿的講話，文字上這裡那裡有點沙石）：



Although I knew that I would have to say something at the end of the conference, I am nonetheless taken by surprise when I had to do it and I am not sure I know what I am going to say. Which puts me in the same position you are in, you don't know what I am going to say.



This conference has clearly been a great success. I wanted this conference to take place because what happened in China was a great surprise to me. If you are surprised at what happens, it mean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and I don't understand it. And I thought we should have a conference in which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vents in China could speak as against having people who didn't take part in the events and whose opinions weren't always very reliable. So we tried to get businessm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cademics who had been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to speak to us.



I must say I had belief in China's future for a long time. As a young boy I read Marco Polo, and just as he was amazed at what he found, so was I, and I felt here is a country with great potential but somehow didn't achieve it. And it was a puzzle to me as to why didn't achieve it and I was very surprised when, in the period after 1978 it seemed it was going to achieve its potential. And what I heard in this conference has confirmed this view. I now have a feeling that the events which were set in motion in 1978 will be a great success.



However, human beings have a great capacity for messing things up.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when I describe what happened in my life. When I was born in 1910,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s been absorbed in Europe. The social system seemed stable. And what happened when I was four the Great War opened. It was a stupid war. It achieved nothing worthwhile, in fact it did harm, and millions of men were killed. People lost faith in the social system and then communism came in. It was absolute disaster and it destroyed changes in attitude in people and resulted in a world a good deal worse than it was when I was born.



Now if you think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at is, we have a situation in which everything seems be going along well, that's what I'd learnt from this conference. When I wrote the forward to Steven Cheung's book of English articles, I said that 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that I truly believe. Well, will we actually achieve this desirable result? Well of course I will never know although you will. All I can do is to say that our discussions carried out will make it possible. But to make it possible as we know is not enough. The political regime has to carry out its actions. Whether it will or not, I don't know. All I can do is to hope it will and to wish you well in the next hundred years. And I can now thank you…thank you.



What you are going to do, as I am sure you are, is to bring about desirable results. And I would think of you now, becaus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do much thinking in that long sleep which I am going to have. But it makes me happy to think that you will, as is shown by what you said in this conference, make the efforts. That makes me happy and I thank you.



中譯如下：



「雖然我知道在這會議終結時我要說一些話，事到臨頭我卻驚訝於自己一定要說，而又不能肯定要說些什麼。這就把我放在你們的位置上：你們不知道我將會說些什麼。



「這個研討會議取得巨大的成功是清楚的。我要這個會議出現，因為中國發生了的事給我很大的驚奇。如果你對發生的事感到驚奇，是說你不明白。我不明白。於是想，我們應該有一個研討會議，讓參與過中國發展的人說話，這會比那些沒有參與過的人的見解來得可靠。我們於是嘗試找那些參與過中國經濟改革的商人、幹部與學者來對我們說。



「必須說的是我相信中國的前途有很久的時日了。作孩子時我讀馬哥孛羅，正如他吃驚於所遇，我也是，而我當時覺得那是個潛力龐大的國家，不知為什麼沒有發揮出來。對我來說，不能發揮這潛力是一個謎，而使我震驚的，是一九七八之後的跡象顯示，這潛力彷彿開始體現了。這個會議我聽到的，證實著這個觀點。現在我有這樣的感受：一九七八激活了的發展，將會是個偉大成就。



「然而，人類有很大的可以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的能耐。告訴你我一生遇到的，你會明白。一九一○我誕生的時候，歐洲正在神往於工業革命。社會的制度看來是穩定的。但四歲時，世界大戰爆發了。是一個愚蠢的戰爭。爭取到的毫無價值，事實上做成損害，百萬計的人死了。人們對社會的制度失卻了信心，共產制度於是來臨。絕對是大災難，這制度毀滅了人們的態度轉變，效果是世界變得比我出生時壞很多。



「現在你們想想目前的情況，那就是我們面對的情況，看來進展得好，而這是我在這次會議中學得的。當我為張五常的英語論文結集寫前言時，我說中國的奮鬥是世界的奮鬥。這一點我是深信的。但我們真的會爭取到良好合意的效果嗎？這問題的答案我永遠不知道，但你們是會知道的。我能做的只是說，我們的研討增加了這合意效果的可能。然而，我們知道增加這可能不足夠。政治系統要以行動帶來實踐。是成是敗我不知道。我只能希望這系統會履行，也希望今後百年你們萬事如意。現在我可以感謝你們……感謝你們。



「你們將會做的，我肯定你們會做的，是要帶來良好的合意效果。現在我會想著你們，因為在我將要有的長眠中多想什麼不容易。但當我想到你們將會盡力而為——會議中你們這樣表達過——我高興。你們使我高興，我感謝你們。」



朋友，人非草木，你哭了嗎？有點爭議的，是高斯在最後說自己將要長眠，有兩個解法。其一是會議開了五天，他累了，要好好地睡一長覺。其二是他近九十八歲了，快要離開人世，永遠地長眠去也。哪個解法才對呢？我知道答案，不說，讀者自己闡釋吧。



高斯的思想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我說過多次了。他對中國的真誠關懷我知道了四十年——他當年千叮萬囑要我回到香港去給中國的同胞解釋經濟制度的運作。今天所見，神州未富先驕，為爭取自己利益而不顧大局的人那麼多，效與願違的政策層出不窮，高斯的希望能得到實踐的機會不大。但如果他的希望真能體現，我認為上述的感人後語會在將來的中國歷史上佔有一個可愛的註腳。

北京要立刻撤銷宏觀調控！

佛利民（國內稱弗裡德曼）在生時屢次說我是世界上對中國經濟看得最樂觀的人。事實證明我對，他錯。九三年朱鎔基大手推出他發明的宏觀調控，我對中國經濟還是審慎地樂觀。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北京的朋友悲觀，但我的樂觀卻變為不「審慎」了（理由可見於○六年四月發表的《鐵總理的故事》及最近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跟著的通縮與房地產之價暴跌，我樂觀依舊。

年多前，我見央行處理人民幣的手法頻頻出現問題，認為很不妥當。去年十月收到「新勞動合同法」的文件，一讀就跳了起來，轉為悲觀了。其實這新勞動法本身的殺傷力不是那麼大，但加上人民幣升值（尤其有外匯管制使做廠的不能以人民幣結算）與宏觀調控，結合起來的殺傷力威不可擋。是非常複雜的經濟分析，不是三幾篇文章可以解釋得清楚。

高斯的芝大會議我全力協助，而跟著是北京奧運的熱鬧了。另一方面，我要多觀察市場才動筆。歷來不大重視官方的統計數字。不是說官方不誠實，而是公式化的統計有問題。因為種種原因，公式化的統計在中國更不容易算得準。我相信自己用了數十年的調查方法：到街頭巷尾跑，加上在不同地區有自己認為是可靠的查詢站。

可以這樣說吧：半個世紀以來我沒有見過一個經濟像中國今天那樣，只幾個月就變得面目全非。外來的因素存在，但從時間的先後判斷，我認為主要還是中國本身的政策出現了嚴重的失誤。見不到失業率暴升嗎？那當然，因為四個月前在廠打工的開始辭工歸故里，耕田去也。倒閉的工廠不是那麼多嗎？廠房出租隨處可見，有租金切半也租不出去的實例。減產或停產所在皆是，但統計上不算是倒閉。比較偏僻的縣政府不認為形勢轉劣嗎？五個月前他們是這麼說，但最近改了口，說洽商好了的投資者不知躲到哪裡去。六個月前我說中國的龐大對外貿易順差，會在一年內轉為逆差，香港幾位朋友在某電台作評論，說我的推斷膽大包天，難以置信。可幸他們又說我的推斷歷來可靠，否則今天要找他們賭一手。

股市我沒有跟進，或像牛頓那樣，不懂，但房地產的市價是過高了嗎？九十年代後期的樓價下跌了三分之二以上，我沒有說什麼。今天也應該暴跌嗎？經濟高速增長了那麼多年，人民收入的積蓄投資要放在哪裡才對呢？房地產之價是反映著人民投資的財富累積，無端端地減半愚不可及。當然，樓價可以被炒得脫離了財富累積的現實，是否過高的判斷非常困難。我喜歡拿上海的樓價與世界各大都會的相比，衡量市民的不同收入後，認為上海的沒有偏高。

轉談此文的重點，我認為中國的通脹，就是年來最高的八點七，不是那麼嚴重。絕大部分的升幅是因為農轉工的人多，農產品之價急升了。求之不得，最好不要管。炎黃子孫老是得把口，聲淚俱下地說要幫助貧困的農民，說了數千年，但農民的收入因為農產品之價上升而上升了，他們卻破口大罵？在國內，蔬菜及較差的白米今天還是兩塊人民幣一斤，你去種吧。朋友說豬價飛天，建議投資養豬。我說農民比朋友聰明，怎會輪到我們去賺他們的錢呢？看來豬比朋友聰明。

重點是非農產品的物價上升，來來去去只在百分之二左右。我大略地算過，這升幅補償不了國際的原料價格上升，反映著中國工人的生產力是上升了。加上新勞動法增加了非農產品的成本，工廠用不著宏觀調控也容易關門。不明白在原料價格急升、外國市場再不滿是中國貨的情況下，北京會推出那些對工業不利的政策。也不明白為什麼近來美元對所有其它主要外幣是相當可觀地上升了，但兌人民幣卻升得甚少。人民幣還是鉤著一籃子外幣嗎？是何時脫鉤了？

因為國際原料價格上升而帶來的中國通脹，用西方的早就證明是有問題的貨幣政策來搞中國的宏觀調控，當然不妙。原料價格上升不是貨幣現象，不應該用貨幣政策來處理。這一點，我自己也曾經看錯。中國本身無法控制的物價變動，大勢所趨，可以不管不要管。如果認為這原料價格的上升的一個主要部分是起於中國的需求，那麼要壓制，把人民幣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是最上選的方法，用不著宏觀調控的。

目前我最擔心的燃眉之急，是中國可能出現企業破產大潮。堅持目前的政策三個月，最多六個月，這大潮出現的機會不小。就是立刻修改政策也可能是太遲了。新勞動法一定要大改或取締，央行的運作多處不對，也一定要處理，但這些不能急辦。可以急辦的是撤銷宏觀調控。這裡還有另一個重點：貨幣及利率的變動，與經濟反應的時間差距有六到十八個月。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討過，大家同意中國的反應時間較短，約六個月吧。這樣看，如果北京在一夜之間撤銷所有宏觀調控，正在下降的通脹還會下降一段時期，而通脹短期內復升的機會是零。快要破產的企業是不能等的。

要小心了。目前瀕臨破產的企業究竟有多少大家不知道，銀行放寬貸款雖然是正著，但可以惹禍上身，引起擠提就大件事。要先挽救哪些因為宏觀調控而近於破產的，不容易判斷。其它因為政策而近於破產的，不幸地要等一下。與政府政策無關的破產，市場經濟說不要管。

兩項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要大手切。其一是銀行的儲備金率年多來提升了十多次，其二是利率提升了不少。不要慢慢來，要一次過地大手切。大手地減儲備金率要做，但判斷上有困難。那就是銀行可能貸給不應該貸出或無可挽救的企業。減息是安全的，一手減兩至三釐吧。

可能太遲了。不要一點一滴地做，也不要斤斤計較。讓銀行少賺一點是高棋，因為少賺一點比收不到壞賬好得多。

朝鮮必放說

朝鮮者，北韓也，北朝鮮也。



話說今年四月，到西安的交通大學授課，記不起為什麼我對同學們說：「兩年之內朝鮮會推行開放改革，走市場經濟。」停了一下我又說：「寫進你們的筆記吧，這類推斷我通常對。」後來忙於高斯的中國研討會議，又要為北京的奧運熱鬧一下，沒有給讀者表達自己的朝鮮之見。這時動筆是九月了。希望讀者能放我一馬，我說的兩年從今天算起吧。



今天早上托一位同學搜查一些朝鮮資料，告訴她我對朝鮮兩年必放之見，她認為太冒險了。她說朝鮮施行共產政制六十年，頑固而又穩定，怎會那麼容易開放呢？也說得是。我對朝鮮所知甚少。去年鳳凰衛視的劉芳說過一些她造訪朝鮮時的所見所聞，今早同學在網上查得的一些瑣碎資料。推斷不改，因為我的依憑主要是朝鮮之外的侷限轉變。這些轉變對朝鮮開放改革非常有利，對朝鮮不放非常不利。朝鮮本身的資料倒是次要的。



首先要說的，是我認為金正日是個有本領的人。大家知道朝鮮人民的生活苦，知道那裡有新聞封鎖，知道外人到那裡見到的皆挑選出來——換言之，我們不會羨慕朝鮮人民的生活。然而，所有報導，是外人見到的地方清潔、有秩序，而人民對金氏父子，起碼在言論上，存著尊敬之心。不要認為在專政下這些賣門面的示範可以容易地做到。昔日龐大的中國，解放幾年就露出馬腳，今天細小的古巴給遊客罵個半死。換言之，外人見到的朝鮮的清潔與秩序，不可能全是門面工夫。一個有秩序的國家，搞經濟改革是遠為方便的。



提到上述，不是要高舉金正日之能（雖然很不簡單），而是我認為如果朝鮮要放，此君領導的成功機會很不錯。



走市場經濟，朝鮮的先天條件是上選的。首先是朝鮮人，不管是南是北，工作的幹勁自成一家，工業的投資者夢寐以求，何況他們的工資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看今天南韓的產品質量就知道朝鮮這個民族善於工業發展。十多年前，南韓的冒牌貨質量比中國的高出相當多。當然不鼓勵冒牌貨，但論到工業產出的能耐，以冒牌貨衡量是最可靠的法門。



次說人口、地理。朝鮮的人口約二千三百萬，與台灣相若，但土地面積卻是台灣的三點四倍。緯度與北京打平，但因為有東西兩岸，氣候比北京溫和得多。山多，人均農地少，但從面積比率看，朝鮮的礦藏冠於亞洲。資料說那裡的礦藏主要由中國開採，簽了長期合約，條文說什麼我不知道。農產品不少從中國進口。朝鮮連接著中國的東北部，後者的文化根底與經濟發展皆有可觀。



轉談目前朝鮮的產權結構。我不知細節，但千萬不要小看土地沒有私產的國家。正因為土地沒有私產，在重要的地權結構上一片空白，改革起來特別容易。印度就沒有這種方便了。不是說土地私產不好，但如果私產安排得一團糟，既得利益各持己見，加上不倫不類的民主政制，大事改革難於登天。



曾經說過，越南在改革初期下面沒有頑固的利益抗拒，倣傚中國來得容易。要順便一提的，是近來越南出現的急速通脹困難，基本上是重複著中國九十年代初期的經驗：權力借貸把貪污伸延到銀行去。不知越南有沒有另一個朱鎔基呢？我也曾指出，要倣傚中國的改革，地球上只有三個國家容易：越南、朝鮮、古巴。這三者中，朝鮮的條件最優勝。



最後要談的——最重要的——是侷限的轉變了。首先是訊息侷限的轉變。中國改革有成是極為重要的示範。不是為自己說話，但若干年前朝鮮管理經濟的常讀我的中語文章。不知他們有沒有繼續讀下去。如果他們要讀，這幾年我寫的關於中國的經濟分析，尤其是不久前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免費的訊息提供，我認為重要。再者，目前中國遇到的困難，越南遇到的困難，印度遇到的困難，都是重要的訊息資料，可供參考。天下間不會有更相宜的事吧。人家走過的路，不收費讓你參考，你連怎樣取捨也不懂就無話可說了。二十七年前我強調，因為有連接著的香港的示範，中國對制度運作的訊息費用是大大地減少了。今天我說，有連接著的中國的改革示範，朝鮮也當然佔了先機，也不可能不受到影響。



第二項重要的侷限轉變，是一九九六年我發表《缺糧說》時推斷會發生的：地球窮國一起農轉工，糧價早晚會大幅提升。這提升近幾年開始了。這是人均農地不足的朝鮮不能不面對的現實。這是說，如果朝鮮不跟著大勢走，趕著開發工業，後果不堪設想。但在國際競爭下，要大事工業發展，朝鮮不開放改革不可能有成效。國營企業的不濟中國經驗的實例數以萬計！



最後一項——第三項——重要的侷限轉變，是地球上的經濟這裡那裡都出現了問題。中國本來是投資勝地，但去年起貨幣與外匯的處理，加上新勞動合同法的引進，神州勝地不常也。要轉移目標的廠家無數。幾個月前，一位投資身經百戰的老人家見到中國的形勢急轉直下，找我問計。想了好一陣，我說：「整個地球或大或小都有問題，下注中國還算不錯，因為中國的困難是內部政策的事，原則上是比較容易修正的。」再多想一陣，我說：「除非朝鮮開放改革而又懂得怎樣做。」不是說朝鮮改革會對中國不利，而是朝鮮本身會是個好去處。



不要小看朝鮮是小國，人口只二千多萬。這人口是香港七十年代的四倍，而當時的香港，無論成衣、玩具、手錶等約五大類產品的出口，冠於地球。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不久前我說過，如果中國不行差踏錯，二十年後，經濟實力會等於十個日本。這裡我說，如果朝鮮開放改革，懂得充分利用外間的經驗訊息，可以節省不少時間，那麼從改革算起，二十年後，他們的經濟實力有機會達到三個香港。

文章也奧運

北京奧運是難得一遇的大事：沒有聽過另一項耗資三千億人民幣的玩意。值不值花那麼多錢只有天曉得，但錢既然花了，不趁機熱鬧一下是愚蠢的。



一個難題，是我正在嘗試像二十五年前那樣在這裡每星期寫兩篇專欄，看看寶刀是否還未老。但史無先例的奧運出現，有誰會讀我的專欄呢？於是想到為奧運動筆。我又想，地球上的眼睛就是那麼多，閱讀的時間就是那麼長，這次奧運所有炎黃子孫都要看，報導必定排山倒海，有誰會讀我寫奧運呢？考慮暫停此欄，但以往的經驗是讀者無情，停下來他們會散失，呼之難回也。不譁眾取寵，但寫大眾文章讀者稀少是非常掃興的事。



奧運專欄算是寫了一系列，有六、七篇吧。沒有寫過體育專欄，只是在加州求學時喜歡讀。體育專欄我是沒有本領寫的：需要有很多資料，自己手頭上沒有。寫北京奧運算不上是體育專欄，算是什麼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是抓著認為過癮的觀察動筆，靠自己的聯想力發揮一下，說是專欄不會有人跟我打官司。



意料不到的是依照網上的點擊率，這系列文章的讀者人數比我平時的專欄高出相當多。這奇怪現象的解釋，是雖然報導多，有趣的奧運觀少人寫。我是因為不知要怎樣寫才對，於是胡亂地發揮。給我一個金牌吧。



從來不用計算機。文章在刊物註銷後，一位同學替我在網上推出博客。懶得斤斤計較，任何網站要登就登。轉載的博客有十個八個，其它網頁轉載動不動數以千計。這樣的擴散現象可能神州獨有。美國的經濟大師朋友，搞博客，數百點擊算是熱鬧。他們喜歡保留版權。就是不保留，擴散之風西方遠不及中國。是什麼原因呢？可能因為中國的刊物對言論的約束甚於互聯網。



我選同學提供的點擊數字來閒話一下自己最近寫的奧運專欄。只選其中一個網站的點擊數字，當然選最高的，否則不過癮。



八月十二發表《從手卷文化到李寧點火》，一站點擊三十四萬多。這篇文章我滿意：中國文化我算是個專家，手卷何物我清楚。北京奧運的開幕式也的確震撼，可以大書特書，容易寫。李寧點火把我嚇了一跳。我敢打賭，今後的奧運點火，永遠不會超越李寧。



八月十五發表《劉-翔勝敗十億之差》，一站點擊九十五萬多。此文寫於《手卷文化》之前，但「開幕式」的震撼性高，非寫不可，急著把《劉-翔》押後。不知為何此文吵遍神州，不少道聽途說的人以為十億是我這個教授精打細算出來的。我只在空中亂抓一下，其實何止十億哉？我選一個上帝知道不可能是誇張了的整數。



八月十九發表《評林-妙-可事件》，一站點擊九萬五千。此文是這次寫奧運我自己最滿意的。點擊數字不及其它是因為題材敏感，網站一般不便大事推薦。準備給人罵個半死，但同意的卻是大多數。說是好文章，因為其教育性高。任何玩意都要講遊戲規則，網上的青年曆來不管，我提點一下：女孩林-妙-可有幕後代唱，因為「開幕式」是一件整體的藝術創作，遊戲規則是容許的。不重視遊戲規則，創作遊戲不可能搞上去。



八月二十二發表《從劉-翔棄賽說黃龍覓士》，一站點擊近七萬二千。此文也奇怪地敏感，而文章本身寫得不夠好。劉-翔退賽是那麼掃興的事，生花妙筆無從發揮也。東拉西扯的寫一陣，最後我提出的長跑選手要到黃龍去找轎伕，卻不是說笑。記得解放前，國內長跑的勝出者多是黃包車伕。黃龍缺氧，轎伕要登山，比拉黃包車的耐力要求高很多。



八月二十六發表《福原愛現象》，一站點擊三十九萬多。此文可讀，因為福原愛這個日本妹可愛。老人家寫還沒有受到污染的孩子或年輕人是最容易寫的文字。可愛的女孩天下皆是，福原愛的獨到之處是不僅可愛，而且好笑。這樣的形象不容許我向負面那邊想。欣賞一個東洋妹無可避免地給中國的讀者一點貶低了楊貴妃的後人的感受，捱罵免不了。但結語中我說的是真心話：我們對孩子的教養有點問題，教不出福原愛那種天真得體的應對工夫。



八月二十九發表《金比銀銅重很多》，一站點擊十四萬多。這篇分析性的文字過於粗略，有好些細節沒有顧及。其中一點沒有提到的是中國人多，在某些市場價值不高的項目中容易選出精英，巧逢每國只限一個選手的項目，獲金的比率提升的或然率是上升了。也沒有提到四年前我說過的，短途賽跑是最容易發掘天賦的田徑項目，這次奧運會放榜，而此「放」也，令我失望。無論是男是女，牙買加的短跑的超凡是個現象。看不出身材的高度有重要的關連。中國推廣田徑的要研究一下牙買加。



最後是九月二日的《窮孩子的玩意與日本妹的前途》，一站點擊三萬六千（時間還短，而奧運之熱過矣）。我相信需要孩子自己發明及改進的窮孩子玩意對想像力的培養重要，有二十年了。是重要的觀點，愈想愈對。幾年前為文批評電子遊戲，認為此「戲」也，不能培養想像力。罵我的青年無數。蠢到死，你要玩電子遊戲就玩到夠，罵我何干哉？只證明著今天的電子青年的想像力欠奉罷了。



建議福原愛學畫也是基於一個重要的觀點，懂藝術的沒有誰不同意，只是少人提及。那是天真脫俗是好藝術的一個重點，來得不易，而俗不可耐的個性學藝術是死路一條。技術有高下之分，不一定很苛求，得過且過往往可以接受。學問修養的思維也重要，可以學，不可以速成。問題是我搞不清楚天真脫俗究竟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可以培養。搞藝術，有了俗氣無可救藥。我沒有見過一個從來不幽默的人轉為幽默風趣，沒有見過一個毫無文采的寫手變得文采斐然，也沒有見過一個俗不可耐的人發了神經，一時間天真瀟灑起來了。如果幽默、文采、天真等可以培養，父母一定要從子女年紀很小時下工夫。

窮孩子的玩意與日本妹的前途

為了湊熱鬧，我寫了一系列關於北京奧運的文章。兩篇談到乒乓球，有讀者欣賞，也有讀者質疑。我懂乒乓球嗎？很難說。沒有真的學過，但玩過，也發明過。輩份是高的。大約一九五一年，某天黃昏我偷進位於西灣河的太古船塢的工人俱樂部打乒乓球，見到鄰桌一個不懂的孩子打得有點神奇，教了他幾個晚上。不到三個月我這個師父打他不過。年多後此子成了名，我才知道他的全名是容國團。阿團一九五七到國內去是我和其它朋友鼓勵的。他對中國乒乓球發展的影響是後話。往事如煙，哭得出來的記憶說之不盡，傷感的往事不說算了。



想當年，球技比我們高的數之不盡。當時的乒乓球是窮孩子的玩意。要在太古工人吃晚飯的時間才可以偷進他們的俱樂部，但在路旁用床板砌起來的球桌容易。沒有人教，要自己發明。後來阿團在灣仔修頓球場旁邊某工會任職，內有小球室，有正規的乒乓球桌一張，閒來無事，他獨自在那裡研究乒乓球的打法，偶有會意總要找我研討一番。



當時阿團和我住在西灣河一帶。是窮人區。我家算是富裕，阿團的不成。我逃學不上課；他不用上課，可能無課可上。大家合得來，有一段日子一起到處跑，在街頭巷尾找其它窮孩子「出氣」。阿團有三項玩意無敵街頭：乒乓、踢毽、打康樂棋。其它玩意由我包辦：鎅風箏、彈珠子、射雀鳥、賭擲毫、釣魚，以及所有可以賭一手的棋藝。都是窮孩子的玩意。其實阿團高不可攀的天賦是古典音樂，可惜此「賦」也，當年沒有錢不能問津。我家比較富裕，買得起一部戰前的舊照相機，一九五五嘗試，只一膠卷就有兩幀作品入選香港攝影的國際沙龍，而兩幀皆被選刊於該年的年鑑上。五五後期到五七離港赴北美的十多個月中，我集中於攝影，跟阿團是疏遠了。不是沒有聯繫，而是不再在街頭巷尾一起跑。



無庸諱言，窮孩子的玩意對我後來的影響很大。沒有人教的玩意要自己發明，要自己改進。兒童專家同意：玩耍對兒童的發展是重要的。但這些專家可沒有指出，沒有人教的窮孩子玩意，孩子要自己多想，是培養想像力的重要法門。後來自己在經濟研究上下過心機，行內的朋友一致認為我的想像力自成一家。是當年「勤奮」於窮孩子的玩意而培養出來的。



想像力究竟何物有理說不清。英語稱imagination，愛因斯坦認為最重要。淺的來說，這是指一種聯想，在平淡中搞出一點變化的思維。深的來說，這些聯想或變化不是刻意的：刻意「創新」整古作怪，一般俗不可耐。自己的經驗說，想像力是忽發奇想，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想到那邊去，只是想出來時覺得過癮，有趣味，可以一用。要怎樣整理無端端地跑出來的思想或看法，讀書求學有助；哪些「奇想」要保留，哪些要放棄，則靠個人品味的判斷。可見想像力來得不易，而整理與取捨總要有點真功夫。



以窮孩子的玩意與想像力的培養動筆，因為我認為今天的孩子玩意對想像力是沒有多大幫助的。今天的孩子玩的要不是有老師指導，就是那些沒有什麼想像空間的遊戲。我自己的兒子是個好例子。他讀書求學的時日比我多，成績好；智力、理解力及記憶力皆上乘。然而，他的想像力雖然不錯，但明顯地輸了一籌。我認為這困難的起因，是他年幼時的玩具是買回來的，沒有嘗試過需要自己發明或改進的玩意，而十多歲後他是個電子遊戲專家，用不著想像什麼。是缺少了窮孩子的玩意害了他的思想發展。



寫這篇文章的另一個原因，是不久前發表的《福原愛現象》，罵我者眾，理由不一，但其中一個網站的點擊達三十九萬，不可謂不受歡迎。罵歸罵，讀歸讀，讀者無疑認為可讀也。他們顯然認為我這裡轉一筆，那裡爆一句，過癮有趣，於是點擊頻頻。我無意招惹是非，只是要跟一個我認為是天真可愛的日本妹開一下玩笑，於是憑老人家的想像力，這裡那裡天馬行空，這裡那裡忽發奇想，下筆時可沒有半點勉強。



說福原愛是個現象，道理簡單。說她長得可愛是對的，但比她美麗的女孩子不少也。說她球風好也對，但球技足以勝她的女子不乏人。容易哭，但不譁眾取寵，福原愛是憑什麼得享大名呢？憑天真，沒有俗氣；憑聰明，應對新奇。這些條件不苛求，日本妹竟然獨自跑出，不是個現象是什麼？



問題是這樣的現象不能持久。歲月無情，天真女孩會很快地變作成熟女人；清新脫俗早晚會受到地球的污染；作什麼國家大使，多了就有點老土。乒乓球呢？瀟灑一番就差不多了。以廣告為生計不難，大做幾年可養一生，但我曾指出，這對福原愛的形象是有損害的。一時間我想到她可以選另一項玩意：學畫！



日本妹自己說最喜歡藝術。藝術作品這回事，只要能天真脫俗就過了大半關。很不容易，但我們見到的福原愛，只要作品能表達自己就不難賣出去，何況她早就成了名。素描、色彩理論等當然要下工夫，苦學兩年吧。其它藝術上的學問修養重要，但這些是急不來的。學畫，福原愛的個性是她的主要本錢，而她的球風與手的靈活也應該有大助。



當我到了五十五歲才決定研習書法時，對自己的「本錢」是考慮過的。大學時藝術科目的成績好，對中、西的文化有基礎。搞過多年攝影，懂得構圖之道。凡是要用手的玩意，自小靈活。有了這些，問周慧珺五十五歲還有沒有機會把書法學得好。她叫我拿起毛筆寫給她看。只寫幾筆，她說：「奇怪，你執筆不需要學，可節省起碼半年時間。」跟著求教黃苗子，他叫我寫幾個字，我寫了，他說：「你的字沒有俗氣，可以學。但記著，書法寫到最後是寫學問。」今天是近於「最後」了，我不管什麼學問不學問，只管要寫出自己。這可能就是苗子當年的意思吧。



除了需要長時日的學問修養，我認為福原愛學繪畫的「本錢」非常高。還不到二十歲，來日方長。不建議她學書法，因為太難，苦功三幾年多半不會有拿得出來的作品。書法用筆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簡單的動作，但難得有點發神經，真正懂的老師不容易找。還是繪畫遠為容易，外人遠為容易欣賞，也因而遠為容易有價。當年我不選學畫，因為眼睛對綠色有問題。可能是錯誤的判斷：據說梵高看色彩也是與眾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