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不滅與封路遊戲——新春閒話之四

「磨礪以須，問天下頭顱幾許？及鋒而試，看老夫手段如何！」

這副對聯據說是翼王石達開為一家理髮店開張時寫的。有點殺氣騰騰，但幽默好玩，也反映著翼王有文采，不是一介武夫那麼簡單。是否出自翼王之手無從考究──六十多年前從一位姓阮的國文老師聽回來。只是聽到，沒有讀到。一九九三年我曾以此聯作為另一文的引首，「以須」兩個字究竟是哪個「以」哪個「須」大費思量。與舒巷城商量了一陣，認為「以須」應該對。那是指理發用的剪刀、剃刀之類，磨而礪之而問天下頭顱幾許也。

新春閒話，以這樣的對聯起筆，意頭佳乎？佳也！剛過的鼠年實在邪，神州大地彷彿是受到了什麼詛咒：新勞動合同法，宏觀調控與人民幣的處理失誤頻頻，再加上地球金融風暴，使經改的大好形勢止於二十九年。牛年怎樣看呢？我沒有溫家寶先生那麼樂觀。「邪」是要「辟」的，那就讓我來「磨礪以須」吧。

任何人做任何事，有恃無恐佔了先機。一個貌美如花的女人在路上走，所有眼睛向她看，她會走得瀟灑；一個大富之君參加盛宴，有呼風喚雨之能，其感受窮光蛋是無從體會的；姚明只要站起來，對手就冷了半截……我呢？一介書生，早逾古稀，彷彿杜工部老來之際，茅舍給孩子們擲石頭也無可奈何。然而，對讀書人來說，今天的世界比杜老昔日好過：只要拿起筆，對著格子，就感受到武俠小說中說的一陽指，理直氣壯，只要能寫得文氣如虹，擲地有聲，有恃無恐矣。

記不起是誰說過：一個思想，只要表達了，就不會完全消逝。我深信這句話︰自己四十多年前發表的文章，今天仍在。三十年來我以中文寫下的，今天久不久在路旁遇到一些不認識的讀者提到。不需要有傳媒或互聯網之類的協助——雖然這些協助來得很誇張——而是今天的紙張便宜，文章結集只要印製數千本，二百年前的讀書人就鬥不過。是的，唐、宋時期的讀書人要比我們厲害好幾倍才可以有「思想不滅」的能耐。

我不認為自己是個愛國人士。三十年前開始以中文動筆，有三個原因。其一是中國開放改革，機會難逢。其二是學有所用。其三是心有不甘，也不信邪，要拿起筆來發一下牢騷。不要告訴我炎黃子孫的劣根性。不良份子當然有，但我認為是少數。中國人聰明，吃得苦，為什麼淪落如斯呢？當年高斯、艾智仁和我都認為是人類歷史的一大懸案。我不要再提二戰期間在廣西認識的小朋友的不幸。要說的是改革三十年後的今天，有足以令北京的朋友未富先驕的成果，每次與幾位朋友花兩三千元吃一頓晚飯，不管是誰出錢，我總是想到那是一個本領不弱的勞工兩個月的收入。不公平嗎？當然是！

說過無數次，中國如果不能把勞苦大眾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改革怎樣算也是得把口。要怎樣處理才對我是專家，絕對是。所有靠得住的經濟理論都說是艱巨工程，但我期待了很久而又認為一定會發生的，終於在二千年開始出現：農轉工急升，農產品之價上跳，而農民收入的上升率遠高於城市的人。雖然預料到，但來得那麼急，那麼明確，使我把三十年才能「完工」的預期調校為十五年，時間減了一半。有誰會想到鼠年為禍呢？

信奉科學，然而，鼠年發生的事，好些要點我摸不準。好比新勞動法，執行之前此法的不良效應我推斷得一絲不差，卻推不出為何北京真的執行。我當時以為這些效應事前應該明顯，北京會知難而退。好比金融風暴，當二十個月前次貸事發，我知道嚴重，立刻警告了有關朋友，但想不到美國的金融制度會是複雜如斯。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深不可測也。至於宏觀調控與人民幣的處理失誤，我倒是看得相當準的。准也沒有用，大聲疾呼也沒有用。這顯示著經濟學的解釋及推斷能力，在某方面可以準得精彩，但牽涉到政治與權力利益，這門學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那所謂公共經濟學，耕耘者無數，但成果到今天還是近於零。

三十年來為了關心而動筆，說不希望有關當局會聽我說是騙你的。然而，希望歸希望，我這個人不傻，從來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影響力。說過了，如果我著重當局要依我說的，不會活到今天。有時禁不住發脾氣，破口大罵蠢到死，但北京的朋友還是放我一馬。他們看來知道我是個學者，從來不踏出學術的範圍一步。我的本領是解釋，是推斷，擺下擂台所向無敵久矣！

除了這裡那裡發一下脾氣，不斷的關心，寫文章的另一個意圖是希望思想不滅，希望文章可以傳世。這是人之常情吧。再另一方面，巧逢中國改革，多年來為了自娛我玩一個封路遊戲。是簡單的玩意。有關當局聽不聽我說的無所謂，但我把行得通的好路都提了出來，簽上了名字，算是把路封了，你要走就無可避免地給外人認為是聽我的。封路，不收買路錢，你走不走？多半你自己也想得出來，但我先說了，你怎麼辦？不收買路錢，你走了，不知就裡的人總會認為你是向我打了個招呼，象徵上買路錢是付了的。

封路遊戲是好玩的，但不容易。一則封了的多條路不能互相矛盾。二則不能封錯了路。三則要解釋得清楚，邏輯井然。四則要推斷得準繩。後者最重要。

說過了，解釋得出就是推斷得到，所以原則上二者相同。放大看有如下之別：解釋是拿著一個既有的現象，然後追溯促成這現象的局限轉變來作解釋；推斷（或推測，不是預測）是先見局限的轉變，然後推斷還沒有見到的現象將會出現。原則一樣，但這樣劃分推斷比解釋遠為困難。這是因為在一般的情況下，一個現象的發生通常起於幾個有關鍵的局限轉變的組合，事發前推斷不容易拿得準某組合是否足夠，而又不容易判斷其中局限轉變的穩定性。為了自保我喜歡說明局限如再有變推斷作別論。

經濟學沒有宏觀與微觀之分，那些認為我不懂「宏觀」的專家，跟我比賽「宏觀」現象的推斷會是很尷尬的。不止差幾條街吧。強把宏觀與微觀分開來處理的學者，基本上沒有掌握到經濟科學。

數十年來，我對自己的推斷的準繩度是滿意的（一位朋友曾經記下我作出的二十六個推斷，說全中）。是簡單的秘密：拿不準有關的局限變化我不說。不可能百發百中，但我要有七成或以上的把握才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當一九八一我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時，我的把握高達九成。奇怪當時除了高斯，沒有一個經濟學者同意。當一九八三年我見合同工開始在南中國出現，立刻說中國不會走回頭路，因為局限的轉變愈來愈穩定，而我的理論架構否決了走回頭路的可能。把握提升到十足了。

想當年，用上了經濟科學的推斷功能，「簽名封路」這個玩意往往使外人覺得北京是聽我說的，對國家的改革起了影響作用。其實除了三幾次比較明顯是聽我的，其它都是我推斷在局限的轉變下他們會那樣走，就先說出來，把路封了。

這幾年局限的轉變不對頭，我逼著頻頻把壞路封上。北京的朋友果然選走！感慨萬千，買路錢不收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