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發展學得的工資定律

去年大事多。什麼雪災、地震、西藏、奧運等姑且不論，經濟話題有新勞動合同法，有宏觀調控失誤，有地球金融之災，也有中國經改三十週年之慶。平均每天收到三個訪問、講話、寫稿等邀請，無從應酬，只是對學生們講話有時不容易推卻。

農曆新年之前鳳凰衛視的劉芳要求我作電視訪問，本要例行地推卻，但她說是關於中國農民的，就答應了。條件簡單︰錄像整理後要讓我親自看過，得到我的批准才能播出。這是中媒體之計多次後才訂下來的公平規則︰你有你的言論自由，我有我的不接受訪問自由，打個平手。劉芳是同意了的。事實上，她打電話到上層說我提出的條件，上層接受了。

二月三日到深圳的鳳凰錄像，九日看他們選出的、將會播放我說話的部分，非常滿意。接待我的是一位名叫王敏的小姐，問她我看到的是否會全部播出，回應說肯定是。因為擔心廣東話在字幕翻出可能有錯，我要求再看。十二日再看，發現跟我在九日看的很不一樣，少了很多，支離破碎，問王敏發生了什麼事。她說全部沒有改過，只是我看不清楚吧。我跟太太提出我的反對，要她替我跟進。太太跟王敏通電話三次，每次的回應都是張教授看過而又同意的完全沒有改。

十三日晚上九時五十分播出，更明顯地改得七零八落：談新勞動法的主題一句也見不到。劉芳代替了我，說我說一億人失業（我沒有說過）；我說職業農工每年可工作十個月，字幕則翻為十倍。凡有提及新勞動法的都抽起，接駁起來我變得語無倫次了。

網上讀者的反應，大部分問為什麼張教授不談新勞動法。博客的管理員替我解畫，說教授當然有談，但被刪去了。讀者嘩然，很有點不相信鳳凰衛視也「和諧」起來。後來找到鳳凰衛視在網上的預告，標題云：《張五常：新勞動法應對農民工失業負責》——是誇張的闡釋——跟著的預告內容讀者可在網上找到。再後來太太收到通知，對方承認刪改了很多，說是香港的鳳凰衛視的領導下令封殺的。想不到，歷來高舉忠實報導的鳳凰衛視，竟然也「河蟹」起來了！

我感到失望，也感到被騙了。在該訪問中我說了一句精彩但後來被刪去了的話，對經濟科學是重要的貢獻。我說：「工業的工資，是由農作的收入決定的，用不著新勞動法的幫助。」看似平凡，其實也平凡，但對經濟思想史有認識的人，會意識到這句話是填補了二百多年來的一個思想空缺。知道執到寶，我立刻掛個電話給張滔，跟他重溫經濟學對地租與工資的思想演進。這演進永遠差一點，不達，看來又要讓我來劃上句號了。

讀者要知道，古典經濟學的發展，生產要素限於土地及勞力。前者有地租，後者有工資，而這二者怎樣決定及分配是大話題，從一七七六的史密斯吵到一八九○的馬歇爾才算有定案，但我認為句號還沒有劃上。資本的概念更麻煩，古典學派拿不準，新古典也拿不準，要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天才費沙才解通了。這裡不談資本，只說地租與工資。

李嘉圖（一八一七）是第一個全面分析地租與工資分配的大師。地租他從differentialrent的角度入手，說土地之所以有租值，起於土地的肥沃層面不同，優劣有別。這觀點後來的學者一般認為是錯了。我認為只有小錯，在分析發明專利時大手採而用之，一九七七寫成了二○○五才發表的重要一長節（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第二十章第三節）。李氏對工資怎樣看呢？後人把IronLawofWages（工資鐵律）加在他的身上，他自己不一定同意。這鐵律說，工資是僅可滿足人類生存的要求的收入——不是生與死之間的界線，而是人類認為值得活下去的主觀收入水平。到了米爾（一八四八），史密斯的一個舊觀就發展為Wage-fundTheory。這是指僱用員工的老闆拿出一筆款額，為僱用工人而備，而工資就是這款額除以工人的數目。不可能錯，但說了等於沒說。米爾後來承認是錯了，知道這想法不能決定工資的本身。

重要的發展來自一個德國學者（JohannHeinrichvonThunen,1783-1850）。馬歇爾重視這個人。此君提出了邊際產出理論（MarginalProductivityTheory），說工資會等於工人的邊際產出所值。到了馬歇爾之手，邊際產出曲線就成為生產要素的需求曲線，加上工人的供應曲線，工資就決定了。基本上，從一八九○到今天，經濟學接受了這樣的工資理論。我自己在《佃農理論》作出的貢獻，是說這理論不限於用時間算工資，分成及其它的合約形式也要遵守邊際產出的規律。這就帶來為什麼會有不同合約安排的問題，促成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

還有一位大師要加進去。那是PhilipWicksteed（1844-1927）。此君證明，有土地與勞力兩種生產要素，二者皆獲各自邊際產出的酬報，在均衡點下，產出的總收入剛好全部分光。

本來是塵埃落定了，但一九四六年一位名為RichardLester的學者，調查波士頓的運輸行業，在《美國經濟學報》發表文章，說僱用司機的老闆不知邊際產出為何物，無從按邊際產出所值訂工資。我的老師艾智仁為文回應，一九五○發表，促成了持續十多年的科學方法大辯論。

從邏輯的角度看，說爭取收益極大化，邊際產出所值要等於邊際付出的工資當然對，但僱主怎會知道呢？老闆收到訂單，看收入，算成本︰需要的工資為何，利息、房租、水電、折舊等等加起來，毛利需要多少才划算，接不接單可以決定。僱用工人的成本他知道，需要多少工人他也知道，但何謂邊際產出，他不知，也不管。就這樣，每個老闆也這樣，何來邊際產出所值等於邊際成本了？很顯然，邊際產出理論如果是對的話，只可能是在結果上對，不可能是老闆的意圖。老闆的意圖是多賺錢，只懂得數手指算收入與成本。也難怪古典經濟學的大師們吵呀吵的，吵了逾百年：租值與工資及其它資源的收入分配，究竟是怎樣決定的呢？中國的發展提供了答案。

個人的估計，開放後十年左右，農民人口大約是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工作年齡的農民大約三億七。九十年代後期起，流動的農轉工急升，轉到工業去的總人口約二億八千萬，餘下的九千萬再轉四千萬左右到工業去就差不多了。我解釋過因為僱用職業農工變得普及，有輪植的選擇，職業農工每年可操作十個月，收入當然急升，加上農產品之價上升，職業農工的月入從二○○○到二○○七上升了約五倍。如果十五年後一個職業農工的月入達到三千五百——是保守的估計——那麼要吸引這農工轉到工業去大約要每月薪酬五千元：農村的住屋相宜、舒適，食品也較相宜，而陶淵明的田園生活是寫意的。

這樣看，我碰中的定律說如下：工業的發展帶動了農轉工的興起，但當達到了近於均衡點，工業的工資是由農民的收入決定的——工業工資不夠高農民會選作陶淵明。也是這樣看，工業的工資會因農民的收入夠高而被保護著，遠勝什麼最低工資或新勞動法等外來的蠢辦法的保護。勞力的收入決定了，餘下來的其它資源的收入分配，就各自各地以類似的競爭情況瓜分。不難用數學證明，達到了經濟整體的均衡點，每樣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出所值，會與每樣的邊際成本相等。邊際產出理論沒有錯，但對的是結果，不是老闆的意圖。所以用這理論來解釋老闆的行為也對。這不僅是科學，而且是科學的真諦。

新勞動合同法闖大禍。我和一些朋友的大約估計，約有一億工業工人回鄉歸故里，把發展的大好形勢打折了。去年七月我知道這回鄉潮是出現了的，大概起於去年三月，遠在雷曼兄弟事發之前。不一定是失業，而有多少會再回到工業去目前不知道。回鄉的也不是輸清光：他們在工業操作有了時日，知識是增加了，再出來不會是大鄉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