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資本主義

在主觀的、價值觀的經濟學上，我一向推舉的是私有產權——那在資產上有明確的個人權利界定的制度，但卻從來沒有擁護過那人云亦云的「資本主義」。其中的理由我說過很多次了。在一方面，我實在不知「主義」為何物；要贊成的話，則不免流於空泛而不著邊際了。另一方面，要說國民黨在大陸時的官商勾結、弱肉強食的制度屬於「資本主義」，是可以的，而我——或任何經濟學者——又怎會贊成那樣的制度呢？

「主義」既是模糊不清，私有產權當然可說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制度。但私有產權——有清楚界定的私人使用權利、轉讓權利，及收入的享受權利——是一個很清楚的概念。將這個制度的定義解釋清楚後，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會反對的。即使我在國內所認識的屈指難計的新朋友——其中不少可能是共產黨員——他們也提不出半點反對的理由。實際上，中國朋友所反對的只有一點：私有產權的那個「私」字。

英語的「private」有令人尊敬的含意，但中譯的「私」字卻有負面意思：自私自利、挾帶私逃、私相授受，等等，總是一些被社會認為是見不得光的行為。至於「private」與「私」這兩個絕對同義的字，為甚要在文化背景不同者的使用中有那樣正、負之分，我希望一些語言學者能給我一個答案。

是的，國內的朋友所反對的，不是私有產權的本質，而是認為黑貓白貓在名稱上是不可以隨便稱謂的。若能在本質上推行私有產權，要將「私」字怎樣改，我是沒有異議的。所以在跟那些反對「資本主義」的朋友辯論時，我就直向私有產權的本質那方面作解釋，其效果通常都是彼此同意的。

最近問題出現了。數日之間，舉世股票狂跌：這是如假包換的崩潰了。在這歷史性的風暴中，小小的香港股市竟然脫穎而出，舉世知名，雖不可貴，卻是難能。香港的股市與期市的處理令人歎為觀止，李福兆的表現在多國的電視黃金時間播出，財政司的「若不如此就不堪設想」的揮霍與言論，使我對各方源源不絕的詢問避之不了。美國的朋友問：香港的「自由」市場怎樣了？香港的朋友問：像一九二九年起的經濟大衰退會否重演？中國的朋友問：私有產權的制度怎可以自圓其說？

對這些問題，我喟然而歎：香港所發生的不是由於私有產權，而是由於可怕的「資本主義」！


且從鬱金香說起

有一種名叫鬱金香的花，在加拿大——尤其是渥太華一帶——的春天每年都千花吐艷，色彩多而鮮明，美麗之極。這種花盛產於荷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荷蘭的女皇逃到加拿大首都避難，戰後感恩知報，將大量鬱金香的球莖送給加拿大，造成了今日加拿大的春天。

在經濟歷史上，荷蘭的鬱金香是大有名堂的。那就是屢見經傳的「鬱金香危機」。話說一六三六年，荷蘭突然發生鬱金香熱，全國人民都在大「炒」該花的球莖，將球莖分門別類，識者與不識者都視之為寶物而囤積居奇。於是，球莖的市價急升，很多人辭了工來「炒」、「炒」、「炒」，大有斬獲。據說在家居後園培植鬱金香的，也觸目皆是（按歷史的記載，當時最高價的一個球莖，以二萬英鎊成交；而相比之下，一個普通工人的全年工資，僅得五英鎊）。後來該花的球莖市場突然崩潰，市價直線下降。據說花莖的市價大上大落，使荷蘭的經濟大為衰退，這就成了有名的「鬱金香危機」。

我已故的一位老師（有名的Warren Scoville）曾經在這有趣的典故上下過功夫作調查研究。他的結論（任何Scoville的歷史結論都不應該懷疑）是：鬱金香市價狂升而至後來焦頭爛額的大跌，是發生過的，但社會經濟因而大衰退卻是言過其實——荷蘭的經濟只受到輕微的損害。

是的，在私產的制度（或那所謂「資本主義」）下某種價格難以解釋地大上大落是可能發生的。然而，這現象也可能在共產的制度中出現。中國在文革之後，有一種名叫君子蘭的花，也像上述荷蘭鬱金香那樣急升速降。這曾經在國內成為高價之珍品的君子蘭，今天在香港只賣港幣七元一枝——成本應該是人民幣幾毛錢吧？是的，在市場上，莫名其妙的升降可能比一般人所知的多一點，但因為貨品不重要就少人注意了。我們在香港童年時所玩的「公仔紙」、「煙仔盒」那一類東西，其「市價」的急升速跌也許是大家的甜美回憶吧。

「公仔紙」的命運可以如是，君子蘭、鬱金香的命運可以如是，股票的命運也可以如是。


股市價值的釐定

基本上，一家上市公司的股價，跟可以培植的鬱金香一樣，是基於市場對該公司將來的收入與利潤的預期，然後再由預期的利率折現而成的。這些預期的形成有多種不同的因素，例如通脹的速度、生產的前景、政治的轉變、政府法例的修改、需求及供應的變動等等。由於這些因素繁多，變化往往高深莫測，所以經濟學者對預期的形成所知甚少。

以基本因素決定前景的預期，而再由這預期折現而決定股價，是一套頗為流行的經濟理論，叫作「有效經濟市場原理」（Efficient Market Theory）。今年九月間，我與從瑞典來港的Lars Werin教授辯論時，就指出這理論大有問題。我見台灣的股市在幾個月之間上升三倍，就認為沒有什麼基本因素的轉變能促成這樣大幅的上升。我當時說，假若現在（九月）的台灣股價是正確的反映前景的話，那麼在年初的台灣股價就不可能是正確的反映了。

最近美國股市暴跌之後，芝加哥大學的貝加（Gary Becker）在Business Week發表了一篇評論，指出那流行的「有效經濟市場原理」難以置信。他的理由和我的一樣：在經濟的基本因素上，他實在找不出有哪些轉變足以影響這麼大的預期轉變。當然，他和我都不會否認基本的經濟因素是構成市場預期的主因，而股票的現價是基於人們對前景的預期。但貝加添上了凱恩斯（John M.Keynes，一個炒買炒賣的高手）的觀點：人們在市場的買賣，有時是基於他們意識到其它一般人認為將來的平均市價會是怎樣的。這種像佛利民（M.Friedman）所指出過的、「牛群直覺」（herd instinct）的行為，就是鬱金香的現象了！

以基本因素促成預期，然後把預期的前景折現而成股價的證據多的是。但經濟學者不能否認，在某些難以解釋的情況下，「牛群直覺」的行為（見他人走，就盲目地跟著走）是可以發生的。經濟學者，或任何人，顯然是無從解釋或推斷這行為的發生。如果誰能作此推斷，他必富可敵國，而只要他一個人能從中取利，牛群的行為就會隨之轉向。

近一年多來舉世的股市暴升，我們難以明白，但牛群的突然轉向卻是不難明白的。這不是因為千夫所指的美國赤字（要記得赤字急升之時，股市也在急升），也不是因為美元下降（美元下降最急之際，股市上升也最急）。我認為在十月間的牛群轉向，其觸發的導火線，是美國連續三次以加利息的辦法來阻止美元的下降。美元下降是大勢所趨（這大勢因何而起說來話長），強改一種市價（利率是市價）來挽救另一種市價，愚不可及，就是蠢如牛群也突然驚覺，向後轉而狂奔。

很不幸，今日的股市價值，在國民財富的比例上不會比昔日的鬱金香市值低，所以這次股市的急瀉對經濟是會有某程度的影響的。人的消費與投資，是基於財富的多寡。在九月間認為自己是富有的人們中，總有一部分到了十月間就不作非份之想了。這些人都會削減消費，尤其在那些比較奢侈的消費品上。鮑翅需求下降的比率，會比牛雜需求下降的比率為大，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我也可以肯定，這次股票風潮，在美國是不會造成經濟大衰退的。美國在一九一四年時，有一次股票一天內以更大的比率下跌，而經濟影響甚微。後來在一九二九年，另一次一天內大跌，比上述的較輕，跟著而來的經濟大衰退卻是由於美國儲備局將貨幣量大量減少所致。要避免經濟大衰退，比壓制急速通脹容易得多，而放寬「銀根」的有效辦法是有可靠的前車可鑒的。困難是要一則放寬，二則避免通脹的死灰復燃。假若一定要在大衰退與通脹這二者之間作選擇，美國的執政者是會取後者的，更何況大選在即。

因「牛群直覺」而發生的大波動，雖然機會不多，但似乎是自由市場的一個無可避免的代價。說這是「資本主義」，說實話，並不足以嚇人。美國目前的情況，就是大多數人的生活或財富還是比一年前有進步。因股市速升而增加了消費，以股市大跌而減少了一點享受，是犯不著大歎倒霉的，更何況在平均上享受還是增加了。

因為美國的經濟不會大衰退，香港的經濟也應該不會兵敗如山倒。我也認為香港的地產市場不會像股市那樣崩潰。在一九八一年時，香港的地產市價比現在的高，而當時恆生指數只在一千八百點左右。在這次股市暴跌之前，比起八一年，香港的股市上升了大約一倍，而地產卻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左右。香港的股市水平是應該與地產市場掛的。今年九月間，這二者的市價顯然脫了節。以其後的十月裡的股市暴跌來作一次調整，不值得心驚膽跳。足以令人從椅子上跌到地下的，倒是政府及管治股市、期市的人，應付這次風潮的手法。


停市是鴕鳥政策

股市大瀉當然不幸，但香港式的卻與眾不同，附帶著一連串令人尷尬的事件，使東方之珠黯然失色。首當其衝的劣著，是在十月二十日見到美國的指數下降五百多點，就急不及待把股市及期市關閉四天。明明是火燭，怎能將大門封閉？這好比鴕鳥見有人追趕，把頭埋在沙裡，但求看不見似的，其它什麼後果也不顧了。

這個香港財政司認為是「英勇的、合情合理」的停市決策，有兩個無可避免的後果。第一，在緊急時要拋售股票、要「平倉」、要想辦法「對沖」的人，因停市而無法可施，他們對自由市場的「自由」就產生懷疑：市場怎可以讓幾個與股市有利害關係的人說開就開、說關就關的？股市重開時，很多人會懷疑政府及交易所還會有什麼奇招怪著，以致他們搶先拋售，再看形勢，或坐觀其變，看「定」一點才下注。這樣，無論停市後外圍的股市表現如何，香港停市後重開的市價，一定會比沒有停過市的為低。那是說，就算外圍股市出現奇跡，在一星期後收復失地，香港的股市總會因為曾經一度停市而遜色。

香港的恆生指數在十月二十六日下跌了一千一百多點，而成交額只不過是四十多億。以每點下跌計，其成交額小得驚人。與外圍早一個星期的「黑色星期一」的成交率相比，香港的破了世界紀錄。這現象支持著如下的推論：香港因為停過市，嚇怕了人，有較多的賣者不計價拋售，也有較多打算「入貨」的人因為曾經停市而決定坐觀其變。

第二個停市的後果，就是有很多在這次股市受到虧損的人，會心有不甘地埋怨因為不能交易而增加了他們的損失。雖然這觀點可能是錯的，但他們會想：市若不停，我們總有一些減少損失的辦法。這其中最容易令人埋怨的是現貨期市的封閉，因為在期市以沽空、平倉的辦法來作「對沖」或減少損失是可能的。更嚴重的是，即月的期指合約，在規例上根本就沒有停板的規定，而十月十九日的香港並沒有財政危機，停市算是毀了約的。用諸多理由來維護這毀約的行為只能令人增加反感。

這些都是不幸的。但聯合交易所的主席與他的同事堅持停市的正確，及以投票、廣告的方式來表達對主席的信心，卻是做得太過分了。錯誤的判斷人皆有之，而市場是不會因為一個錯誤就藐視交易所的辦事能力。但將一切錯誤堅持為「對」，千方百計地將它加以粉飾，難免使人相信重蹈覆轍的可能性。一個組織或機構的成就與辦事能力是不會因為一個錯誤而大打折扣的，但對錯誤的維護卻是另一回事了。我可以說，在這次股市風暴平息之後，證券交易所若不大刀闊斧而明確地改善其結構，香港股市在國際上的地位不可能恢復昔日的雄風。

嚴格地說，交易所的主席及辦事的委員是不應該買賣股票的，更不應該擁有期指或股票的公司。以李福兆一向的聲望來說，我當然不懷疑他會利用職位而在市場間圖謀私利。但因利害衝突的存在，在此次停市事件中，他與其它交易所的委員是不能避免瓜田李下之嫌。一位外籍記者提出私人利益及停市權力這兩個問題，其實問得很恰當。在十月二十六日下午的記者招待會中，李主席應該自己首先提出這兩個問題，然後坦白答辯。任何服務公眾的人，在招待記者之前都會例行地測度可能提出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顯然是無可避免的。很不幸，恆生指數下降了千多點的下午不是一個使人心情愉快的時刻，而李氏令人尷尬的表現，雖然可以理解，但還是令人惋惜。至於交易所的工作人員，竟然將發問的記者驅逐出場，卻是未經大腦的行徑了！香港的新聞自由怎樣了？交易所是以一言堂為政嗎？香港的法律何在？


期市難行早有定論

說來真巧，四年前我在《信報》開始寫《論衡》時，首兩篇文章就是分析期貨市場的。由於當時恆指期市正被考慮，在文章的結尾處我草草地指出這期市有困難。過了不久，恆指期市看來勢在必行，《信報》和《東方日報》向我作了訪問。我當時指出在香港辦股票期市有兩大弱點。第一，政府規定香港的股票不能賣空，而正在建議的期市卻可以賣空，這與買入的條件不相稱，缺少了一樣重要的「對沖」辦法，要是股市暴跌，在期市上損失過大而付不出錢的人可能數之不盡，怎麼辦？第二，香港當時的股市成交不大，以「造價」的行為而從期市中取利是可能的，怎麼辦？

後來在一個宴會上，我跟湛佑森提出這兩個問題。在後一個問題上，他顯然下過功夫，研究過芝加哥的辦法。但在前一個問題上，他似乎不明白我的觀點。（宴會上的簡略交談，是不應該涉及像期市那樣深不可測的問題的。）我記得當時指出，沒有股票賣空的「對沖」，期貨市場差不多是純賭博；如在香港的股市開賭，應該搞的是option（期權）而不是期貨。他的響應是他的期市不是賭場，而是協助市場。我當時可能沒有解釋，作為賭博，option的好處就是：下錯了注的人最大的虧損，也只不過是option的市價；另一方面，期市合約有如賒帳賭錢，而世界上有哪一個賭場會一般地賒帳的？後來我還是跟彭勵治申述了我對恆指期市的疑慮，但這是從個人好奇心出發的研討。彭氏對期市似乎沒有多大興趣。他指出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政府是沒有上佳的理由去干預這私營期市的施行的。

很不幸，沒有理由的干預，到頭來還是糊里糊塗地干預了。最近的股市暴跌後有不少在期市中受損的人漠視了「欠債還錢」的慣例——其中可能有不少人是要「還」也拿不出錢來——香港的財政司竟然不顧權利與責任的界定，受到一些特別利益團體的壓力，就動用外匯儲備金代為「填補」。這儲備金是納稅人的錢，納稅人的權利何在？同樣重要的是，財政司的決策顯然對欠債而不還錢的行為有間接而有力的鼓勵！這樣一來，不負責的債項何止限於期市？真是亂七八糟，一塌糊塗。看來這次香港股市風潮所引起的錢債官司，要打到一九九七之後了！

曾幾何時，彭勵治動用儲備金去挽救銀行的風潮（風潮者，大有疑問的行為是也），我提出反對，但他認為銀行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應該挽救的行業；而當時彭氏與他整個部門的人都說，儲備金是決不會用於挽救任何其它行業的。真想不到，言猶在耳，香港政府就變得言而無信。

香港的期貨保證公司竟然以「有限公司」的借口而不保證。這公司的幾家後台銀行老闆，應該無面目見那些典當淨盡來付債的小市民。另一方面，所謂「有限公司」的「限」，是界定公司與公司之外的權利，理應說得很清楚才是。保證公司既然「有限」，那麼每份期指合約的保證究竟是多少，老早就應該說明。若能這樣安排，在期指上賺了錢但得不到限外的保證就無話可說，或只能以簡單的錢債訴訟的辦法處理。但為什麼這保證公司在招徠時所給人的印象是「無限」的保證，到事情發生了，卻「有限」起來？模糊不清的權利界定，與私有產權相去甚遠。


結論：俱往矣！

一九七三年，香港的股票指數在十多個月內下跌百分之九十以上。雖然以一日的幅度計，今次的崩潰遠為刺激，但對整個社會經濟而言，一九七三年的衝擊應該是大得多。目前的股市是要下降至恆生指數三百多點才能與七三年的情況相比，而這個離譜的數字顯然不是香港人所擔心的。可是在一九七三年，香港政府的有關人士沒有高呼什麼，沒有托市、搶救，更沒有考慮動用儲備金去防止一些神秘的「更壞效果」。當年，香港的經濟不僅屹立不倒，而且到了跟著的一九七五年後的六、七年間，在大量難民湧進、人口暴增的那幾個年頭，香港的經濟上升率打破了人類歷史的紀錄。

今天的香港經濟本應是大有可為的。北京十三大的結果遠比一般人在幾個月前所想像的好，而香港鄰近的深圳，也因為經濟開放而大有欣欣向榮之勢。股市暴跌，何大害之有？但撇開交易所及期市辦事人員的陣腳大亂不談，香港政府自代理港督以下，至財政司、金融司、首席行政局議員等人都紛紛站出來，擺出救火員的姿態，慷慨陳詞。可惜的是，他們的言論反映出他們對市場經濟一無所知。

我一向對處理香港經濟政策的官員欣賞。雖然我和他們的觀點並不一致，但我的畢竟是書生之見，而政策的實踐談何容易，所以我一向認為比起其它我所熟知的國家，香港的經濟行政難以苛求。然而在這次股市風暴下，一夕之間，我這一向的觀點不能不改變。我可以說，在這次不幸的股市事件中，香港政府及交易所的處理手法，在郭伯偉、夏鼎基時代的香港，是難以想像的。俱往矣！

沒有原則的行政，使一九九七的陰影起了作用。中國官員的有意或無意的言論，對香港好像是一隻連史密斯（Adam Smith）也想不到的「無形之手」。我不相信北京會搞什麼「垂簾聽政」，但香港政府要投北京所好——要投他們以為是北京之所好——是相當明顯的。但他們的手法並不高明。為了大亞灣而搞什麼考察團呀，為了八八直選而搞什麼民意彙集呀，為了股市暴跌而搞什麼救市呀，都是足以令人反感的鬧劇。

當然，一些北京的領導人可能見香港政府的「識做」（「識時務」）而老懷大慰，但像趙紫陽那樣精明的人，怎會不知道這些不大雅觀的手法，對香港、對中國，都沒有半點好處！

我認為這次股市風暴最重要的含義，是香港的表現對中國本身的發展會有一定的不良影響。中國的開放是真實的。那裡有不少幹部開始站起來找尋真理。對這些人，香港是一個重要的示範之地。他們看到外間的股市狂跌，當然會觸目驚心，但他們畢竟見過君子蘭，也見過大鳴大放及文革等瘋狂的時代——對他們來說，股市暴跌是「小兒科」了。可是，當他們見到香港政府與交易所的處理手法，使市民的權利變得模糊不清，也見到人治多於法治時，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就會有所懷疑。這懷疑是應該的，因為最近香港所發生的事，是可怕的「資本主義」。

我衷心希望中國的朋友能夠明白，真正的私有產權制度可不是這個樣子的。

《再論中國》目錄

增訂本序

一九八七年前言

第一篇 開首的話
原序
經濟學可誤導中國的經濟改革

第二篇 中國大陸進展的大略
五年過去了，中國的去向又如何？
與鄧小平商榷（附後記）
《與鄧小平商榷》的一點補充
拋磚引玉與急功近利
福建行

第三篇 資產的權利界定
所有權與「會貶值」的資產
出售土地一舉三得
資產轉讓為何重要
私有產權是獨步單方

第四篇 勞力的價值
開放外貿是勞力升值的最佳快捷方式
件工制度有所不逮
剩餘價值與兩極分化

第五篇 外資、外貿、外匯管制
外資的中國觀－－並論匯管的影響
毋須優待外資
外匯管制可以休矣
外匯管制非去不可

第六篇 為幼者語
補鞋少女的故事
楊小凱的訪問
也談學運

《再論中國》一九八七年前言

這本書是繼《賣桔者言》及《中國的前途》之後的第三本《論衡》結集。轉眼之間，《論衡》面世已三年半了。我想，要不是讀者——尤其是中國的讀者——能給我那樣的鼓勵，那樣的熱烈反應，《論衡》是不會像今天那樣歷久猶新的。在幾年之間寫出九十多篇學術性的論文，可能是近乎世界紀錄，更何況這些文章大都是專注於產權的經濟問題上。

讀者們認為《中國的前途》比《賣桔者言》難讀。這觀點是對的。多向理論那方面寫，內容當然較為抽像。我知道絕大多數的讀者是經濟學的門外漢，但為了中國的發展，我卻不能不談那經濟學行內認為是近於「深不可測」的產權問題。

可以說，這一本書——《再論中國》——也是不太容易看。我希望將來執筆時，會寫得較為通俗易懂。《再論中國》的文章，除了三數篇外，出發點是針對中國目前在體制改革中比較重要的概念與理論上的謬誤。我很明白中國的情況，知道書生之見無足輕重；但既然自己又認為深知經濟發展之道，在目前只爭朝夕的中國經濟改革中，寫這些文章便使我有「義不容辭」之感了。

由於文章是關於中國的「時弊」，本書中的理論就不能不談得比較「專」、比較深入。其中每一篇文章，我不能期望所有讀者都能夠理解，能夠清楚地明白。但我認為，某一些中國讀者，在某一個時代，某一個地方，能夠深知我所說的，不會是苛求。能達到這一點，我於願已足。作為一個關心中國的經濟學者，在理論上能夠闡釋的，我已盡我所能。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於香港

私有產權是獨步單方

幾個月前，一些新從中國到香港工作的年青朋友，約我見面談話，為的是要問這一個問題：「除了私有產權，究竟有沒有比較『折衷』的制度，能使中國富裕起來？」這些青年很關心國家，知道「私有產權」在中國是不容易被執政者接受的。我回答說：「沒有，真的沒有。從歷史的經驗看，沒有其它成功的制度，而經濟理論也沒有其它可取的辦法。私有產權是獨步單方。」

後來我們安排了一次研討的講座，在短短的個多小時內，我用心地講述了產權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雖然那次講話的內容大都是我在《論衡》寫過的，但因為講來一氣呵成，有概括性，所以我想在這裡將記憶所及的那次講話寫出來，作為我這《再論中國》的理論的一個總結。由於牽涉到的事情很多，加上與之有關的每部分都是我以前寫過的，我只能在這裡以「要點」的方式寫出來。


自私與競爭

任何科學都是以一些基本假設作為出發點。所謂基本假設，就是辯論者以某項假設可以成立為前提，否則科學的辯證就不可能發展了。經濟學最重要的基本假設是：每一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會在局限約束條件下爭取他個人最大的利益。說得不雅一點，即每個人的行為都是一貫地，永遠不變地，以自私為出發點。所謂「自私」，是比較容易明白的通俗說法，而在學術上的用辭卻是：每個人都會在局限下「極大化」。

在經濟學的範疇內，任何行為都是這樣看：捐錢、協助他人、上街行動等，都是以「自私」為出發點。人的本質究竟是否自私，是哲學、生理學和心理學上的事。但「人是自私的」這個假設，是經濟學的基礎。在經濟學上，人的本質究竟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可以推廣理論的假設，而這個假設的實用與否，是要由被推廣後的理論中的含義能否經得起事實的考證來衡量的。那就是說，關鍵在於自私這個假設，能否引帶出可被考證的含義而可以實用地去解釋人的行為。這方面的答案是肯定的。至於自私本身是否真理，倒無關重要。

人既然要為自己爭取利益，在資源供不應求的世界中，競爭無可避免。我們每個人從早到晚都要競爭；我們的衣、食、住、行都是從競爭中取得的。一個人獲得一樣物品，社會中就總有另一人少獲那物品。任何社會，任何經濟制度，人與人之間都有競爭。競爭是因為資源缺乏，人的需求過多而引起的。

有競爭，就必須定勝負。我們吃的午餐是從競爭中贏得的。跟任何競爭遊戲一樣，要定勝負就一定要有競爭的規則，指明在競爭中什麼可以干，什麼算是違例。這些遊戲規則就是約束競爭行為的制度了。不同的約束辦法，決定勝負的準則就跟著不同——一種遊戲可能以速度快者勝，另一種以力大者勝，又另一種以身高者勝，等等。改變了遊戲的競爭規則，定勝負的準則跟著不同，勝負的人便有所改變，而競爭者的行為也跟著不同了。


競爭規則是產權制度

在社會的經濟競爭中，那些約束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的「遊戲規則」就是產權制度，亦即界定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約束制度。任何社會，這界定權利的制度是必然存在的。即使在那無法無天的弱肉強食的國度內，勝者生、負者死，也是一種界定權利的辦法。改變了界定權利的制度，決定勝負的準則也就跟著不同：或以價高者得，或以政治手法論輸贏，或以年齡的大小，以智商的高下，等等來定勝負。

不同的產權制度有不同定勝負的準則，而誰勝誰負與人的行為跟著不同，都可以用經濟學的理論推斷或解釋得很清楚。產權經濟學二十多年來不脛而走，備受重視，是因為這些推斷可以做得很準確。那是說，從權利界定的角度來推斷人類的行為，對經濟的發展，對世界的現象，是可以解釋得一清二楚的。不過，在現實世界中，權利的界定可以變得很複雜，所以這門理論雖然重要，但能將它運用自如的經濟學者，至今仍不及一掌之數。


三種權利界定

大致上，在有政府的社會中，界定權利的辦法只有三種。第一種是沒有私產，也沒有等級特權，但人們使用資源的競爭行為，由法例管制。公眾圖書館內的圖書借用，公眾海灘與公園的使用，就有法例約束。第二種是共產制度。競爭者沒有私產，但不同的人卻有不同的等級特權。特權較大的「高干」，有較大的直接或間接的收入，而亦有較大的決定資源的使用權力。最後一種就是私產制度了。在這制度下，人的權利是以資產來界定的。人的貧富與權利是由各人所擁有的資產多少而定，但除了一切資產，人的本身沒有等級之分。

資產不僅包括土地、實物，也包括人的勞力、知識、天分、相貌等。私有產權的定義，是資產的主人可以獨自決定資產的使用（包括自決由他人使用），可以拒絕任何人的侵佔，可以獨自享受（或任意捐出）資產的收入所得，及可以自由將資產轉讓（即在市場上以自由市價賣出）。那就是說，私產有獨自的使用權，有獨自的享受收入權，及有自由轉讓權。從這三項權利看，私產並沒有半點可怕的地方。可怕的倒是在「解放」前的中國那些有名無實的「私產」制度。很不幸，那時弱肉強食的官僚制度，也算是「資本主義」。

我曾經指出，以上的三種權利界定的辦法，都是為了要減少在真正的公有制下資源使用的巨大浪費。任何資產，若在使用上毫無約束，毫無限制的話，其價值會在競爭下煙消雲散；所有的資產變得沒有價值時，人是不可以生存的。儘管支持私產制度的人怎樣批評共產制度，他們卻忽略了在共產制度下的等級特權的劃分，也是為了要減少公產使用的浪費。因為共產制度下的等級特權也是一個權利界定的辦法，這制度也是一種產權制度。那就是說，在共產制度下，等級特權是生產資源以外的一種「產權」。

在現實世界中，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以上提及的三種權利界定的形式；那是說，沒有哪個國家會以純粹的一種產權為制。共產與私產制度的分別，是程度上「八十步與三十步」之別而已。中國在大躍進、人民公社熱火朝天期間的制度，是最極端的共產制度，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以私產普及而知名的香港、日本及美國，很多資產不是私有的。那就是說，「一國多制」觸目俱是，自古皆然。


專業生產可獲巨利

經濟學鼻祖亞當孕v密斯在一七七六年所發表的《原富》，石破天驚。在那洋洋近千頁的經典之作中，作者一開始就以制針廠的例子，說明專業生產、分工合作，然後在市場交易所能帶來的巨大利益。然而，其後二百多年的經濟發展，卻證明了史密斯本人及他以後的古典經濟學者，遠遠地低估了專業與交易所能帶來的好處。

我們今天在香港可以一塊錢買來的原子筆，是幾個天才窮終生之力也不能製造出來的。香港街頭小販所賣的任何一件成衣，若要完全由自己一個人發明，自己製造，是難以想像的事。今天世界上的人口，比起十九世紀中期人口論盛行的時代多出很多倍；然而，在現有的私產制度下，人民的生活水平顯然高出十九世紀的很多。「僧多粥少」的人口論，無情地被專業（包括專業的研究發明）與市場交易所帶來的、數以百倍計的利益推翻了。

專業生產能減少生產費用，再利用市場的交易而使整個社會得益巨大，是歷史上最顯著的經濟奇跡。沒有交易，就難以出現專業生產，這是史密斯的有名定律。


交易費用卻也驚人

專業與交易的利益巨大，但另一方面，交易時的交易費用也是大得驚人。概括地說，交易費用就是那一切不可能在魯賓遜的一人世界裡產生的費用。換言之，交易費用是因為有社會的存在而產生的，所以確切地說，應稱為「制度費用」。在社會中，任何與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費用都是制度費用；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一切非生產的費用就可算是交易費用了。

在香港，所有律師、法官、警察、銀行、經紀、公務員、商行、批發、零沽、通訊等行業的收入，都是不可能在一人世界中產生的，所以都是交易費用。要說香港的交易費用是在市民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並不為過（雖然香港有一部分的交易收入是為外國及中國人服務而賺取到的）。

由於交易費用是制度費用，有制度就會產生，所以在沒有交易的社會中也會有交易費用的。在中國的大躍進及「文革」期間，市場交易甚少，但制度（交易）費用卻大得驚人。搞思想教育，印紅皮書，寫大字報，進行權力鬥爭、階級鬥爭，以口號、主義掛帥，界定等級特權，走後門等等所引致的巨大費用，也可算是非生產的「交易」（制度）費用了。

任何費用都要消耗人力物力，要花費財富資源。專業交易利益極大；交易費用也很高。交易費用上升，專業交易的利益就會下降。國富民安與一窮二白的分別，簡單地說，就是決定於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百分比的高下。因為交易的利益與費用都是極其龐大，這費用在國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一些，國家就一窮二白；下降少許，國民生活水平的上升就會以倍計數。

我可以說得清楚一點。要達到同樣的生產總值，交易（制度）費用的比重下降，社會就可以容許較多的資源投入專業生產那方面去。由於專業生產的利益極之龐大，多一些專業化，國民收入就直線上升。結果是發達之邦，交易費用在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會較一窮二白的為低。

這是一個新而又重要的、用以觀察經濟制度對經濟發展有很大影響的角度了。這角度能讓我們一針見血地提出如下的問題：在上文提出的三種界定權利的辦法中，哪一種能最有效地減少交易（制度）費用在國民總收入中的比重？問題問得好，答案就淺顯之極：大致上，以資產界定權利，會有最低的交易費用的比重。


私產是市場的先決條件

高斯定律的主旨，是資產的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我們可以將這個定律一般化：生產數據的市場交易需要有私產權利的界定，而產品的市場交易也是需要有同樣的界定的。另一方面，生產數據與產品往往沒有明確的分別，而這分別是不重要的。這一點，我曾在其它文章解釋過了。

假若界定及保障私產，但討價還價、訊息及議訂合約的費用過大——那是說假若交易費用過大的話——那麼高斯所指的市場交易當然就有問題。專業生產而交易是可以有過高的交易費用的。假若交易費用不存在，高斯定律當然如有神助。另一方面，假若任何交易（制度）費用都不存在的話，那麼不需要交易，不需要私產，也可達到專業生產的最高的利益。換言之，就算是在共產政制中，只要所有交易（制度）費用不存在，那麼專業的選擇就大可由明智的幹部指引，酬報的大小就可由明智的幹部作出公正的決定，而產品種類的真正需求與收入分配，都不會出錯。是的，在交易（制度）費用不存在的情況下，有經濟效率的制度根本不需要什麼市場了。私產與非私產就變得毫無分別了。

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交易費用不僅存在，而且往往高得驚人。在這個「自私」而又極其複雜的世界中，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交易費用；而在經濟收入上，究竟國富民安還是一窮二白，就只不過決定於哪一種制度的交易費用的比重是較低還是較高而已。但為什麼我們可以肯定，以資產界定權利（私有產權）的制度，會有較低的制度（交易）費用的比重呢？


交易費用比重較低的理由

我可以舉出五大理由，說明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有上文提出的三種制度中最低交易費用的比重。

第一，以資產界定權利來約束競爭，比以等級或法例管制的辦法來得清楚明確，所以比較容易處理。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資產的界定大都是基於可以量度的實物。即使以抽像思想為主的發明專利權，其私產的界定與保障，也是要先將抽像的思想轉到不抽像的物品才能辦到。

當然，資產權利的明確界定並不容易。即使易於量度而又不能走動的土地，也常常發生權利糾紛。但比之以人與人之間的等級來界定權利，或以管製法例約束行為，用資產劃分的明確性顯然勝了一籌。試問：高干子弟的權利範圍如何量度，他們的權限是怎樣劃分的？而管製法例呢？往往層出不窮，不同的資產會有不同的法例，就是單要記也記不了那麼多，更不用提法例的多種闡釋了。

第二，私產的轉讓容許自由的合約選擇，使資產的擁有者能採用交易費用較低的合約形式，來組織生產時所需的資產合併。這一點，我曾屢次解釋，曾以多種事實引證。

第三，私產的轉讓權增加了以競爭來減少交易費用的效能。任何資產的擁有者，可以用收購、出售、招標、退股、辭職等等方法，來約束那些不遵守承諾而增加交易費用的行為。競爭使用資產的人，就會設法以付出較少交易費用的行為獲勝。這一點，我以前也是分析過的。

第四，每個私產的擁有者，為了適者生存，會利用自己的訊息來作生產的決策。訊息費用也是一種交易（制度）費用。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下，每個人都會運用自己所有的訊息，所以社會的訊息運用就合併了每個人的知識。當然，這些訊息不會全是準確的，但既是合併了每個人所知的，其可靠性怎會不遠遠超過一個政府機構所能掌握到的訊息呢？

第五，私產市場有市價，而這市價包含多種訊息的傳達。在私產制度下，不管一個人怎樣隱藏自己所知的訊息，只要他在市場上一買一賣，在某程度上就影響了市價，亦即無可避免地將自己所知的傳達到市價那裡去。我們可以說，市價的形成，是間接地集中了市場上每個人的一部分訊息。經濟學的課本都說市價指導資源的使用，這論點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但究其原因，就是每個人的訊息在某程度上都傳達到市價那裡去。

以上五個減少交易費用的原因，是最新的經濟學的分析了。比較舊的一套，是認為私產可以促進自力更生，可以鼓勵個人的勤奮，可以使人量入為出、較為小心使用資產等等。這一套觀點沒有錯，但比起交易費用的角度，是顯得較為空泛，有點不著邊際。


歷史的經驗

古代的羅馬帝國為了要推行法治，厘訂了私產制，不十年國富兵強，所向無敵。中國的秦始皇統一了度量衡，協助了產權的界定及市場的交易：秦朝的富裕是不難理解的。其後唐、宋期間的私產制度更為普及，中國的生活水平在當時舉世無匹。日本的明治維新，容許土地自由轉讓，導致了資源使用的大調動，經濟增長就立刻直線上升。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基於私產制。美國的憲法將保障私產作為大前提，效果怎樣毋庸細述了。

現代的例子，如出一轍！戰後的日本一窮二白，破敗不堪，但今天怎樣了？香港人煙稠密，為世界之冠，而且天然資源缺乏是眾所周知的，但今天的香港，比之在戰前較香港繁榮得多的上海，又怎樣了？台灣今天的私產保障，遠勝昔日在大陸的國民黨時期，經濟的水平也就不可同日而語。在今天，東德與西德之比，相映成趣；北韓與南韓之別，令人尷尬。

戰後的英國回復了舊觀，就開始嘗試搞什麼社會主義，什麼國營企業，不十年間就給日本爬過了頭。加拿大走英國式的路，得到了英國式的效果。美國的肯尼迪搞福利，尼克遜搞價格管制，工業就給日本乘虛而入，也種下了今天財政赤字的根苗；要不是美國能及時浪子回頭，後果不堪設想。十多年前，幾個產油國家一朝成了暴富，於是就大手筆地搞建設，風光十足，但由於本身的私產制度不明確，油價尚未大跌時便已焦頭爛額，使人歎息。

如此這般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這些例子都是真實而可以考證的。然而，當我閱讀中國近來所發表的反對那所謂「資本主義」的言論（似乎是反對私有產權，雖然他們從來不將這二者合而為一），我覺得其辯證難以自圓其說。說中國太大，那又為什麼搞統一？說中國人多，但人口密度卻遠不及香港或日本。說社會或共產主義原本是優越的，那麼例子何在？說要先走「資本主義」才能成功地走「社會主義」，歷史的經驗又如何？說什麼不宜全盤西化，但私有產權的經驗，難道是西方所獨有？說中國有特殊的情況，與眾不同，難道中國人就不會自私，不會競爭嗎？難道中國不需要「遊戲規則」——不需要權利界定？

私產富，非私產貧。這一個經驗的規律，在歷史上沒有例外。話雖如此，經濟學還是要到了近二十多年來，通過產權理論的研究，才逐步得到明確的解釋。我們現在明白，那弱肉強食、官商勾結的「資本主義」，不算是私產制度；我們明白政府的多種管制（如價格管制），濫發貨幣，或大派「免費」午餐等政策，對私產的保障是削弱了的。

我們也明白界定及保障私產需要費用，市場的運作也需要費用。這些制度（交易）費用很龐大，但在國民收入的比重上，私有產權的制度費用，確是有其優越性！難怪在富與貧的決定性上，歷史的經驗一向都是那樣的「墨守成規」了。

剩餘價值與兩極分化

謬誤的概念，可能使社會付出很大的代價。有些人認為「剩餘價值」與「兩極分化」這兩個概念，在中國有根深蒂固的傳統，是目前的「四個堅持」的主因。不管這看法是對還是錯，我以為這二者的謬誤，是應該被澄清的。「剩餘價值」的謬誤顯而易見；「兩極分化」的謬誤比較複雜。因為二者有連帶的關係，我不妨在這裡相提並論。


翻譯的謬誤

假若「剩餘價值」這概念對中國幾十年來的制度真的起決定性的作用，那麼中國人的一窮二白就來得有點糊里糊塗了。對馬克思理論有深入研究的人不多，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對「剩餘價值」一詞卻能琅琅上口。殊不知這一詞似乎是譯錯了的。「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任何精通中、英文的人，假若沒有聽過surplus value，而又要將「剩餘價值」譯成英文，他一定會譯成residual value。「剩餘」是residual，不是surplus，而在西方的語言上，residual與surplus的含義相去甚遠！

Surplus的意思是「盈餘」，有「額外」、「多餘」等意思。在現代的經濟學上，「剩餘」的錢很普遍，「盈餘」的錢是利潤或意外的收入，而「多餘」的錢就有如妙想天開，說笑罷了。

所謂「剩餘」（residual）的錢，就是那些經營生意的人，支付了一些固定的工資或固定的租金後，所剩餘下來作為自己的報酬的收入。這叫作residual income或residual earning，而又因為這「剩餘」並不固定，可大可小，所以又被認為是要承擔生意上的風險而引起的一種報酬形式。假若做生意的人以分帳的形式僱用工人或租賃地方，沒有哪一方可得固定的收入，那麼就沒有「剩餘」的收入可言了。固定工資或租金及不固定的總收入，是決定「剩餘」的因素。因此，「剩餘」的收入是否存在，是由合約的形式決定的，與「剝削」扯不上關係。

中譯的馬克思的「剩餘價值」，意思是剝削工人所得，不是residual的「剩餘」，而是「多餘」或「盈餘」。要是當年翻譯馬氏《資本論》的人，多下點推敲的功夫，將surplus value譯為「多餘價值」或「盈餘價值」，中國人再無知，也許不會盲目附從了這麼多年。他們總會問：多餘或盈餘的，從何而來也？「剩餘價值」呢？那卻是容易產生的，再加上國民黨在大陸時的所作所為，產權民權均沒有保障，官商勾結而侵犯他人權利，說為「剝削」大有道理，就變得容易置信了。


剩餘價值不堪一擊

關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的概念，我曾經用過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在八四年一月寫《鄧家天下》，說起鄧麗君及其它超級明星的每小時以十萬元計的收入，我問：「紅透半天的明星可不是馬克思理論中的資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勞力怎可以賺這麼多錢？若非單靠勞力，那麼這些明星的『剩餘價值』為什麼不被資本家剝削了呢？」支持馬克思理論的人從何答我？

其後在八四年十二月，我寫了《馬克思奄奄一息》。在該文內我舉出多個例子，把「勞力價值定律」批評得一無是處。價值既然不是單從勞力而來，那麼勞力以外的價值，就不過是其它資產的收入罷了。這個批評不是我始創的——五十多年前，費沙在他的《利息理論》中，就直指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只不過是利息的收入。但在《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我作了一點補充。我指出十九世紀時，歐洲的土地要經勞力開發才值錢，而當時的科技又遠不如今天的發達，也沒有今天那樣多而受人重視的企業家，所以勞力就被誤認為是價值主要或甚至唯一的來源。

我曾屢次指出，勞力也是資產。凡可導致收入的生產要素都是資產——這個一般性的概念，是費沙的重要貢獻。可惜的是，費沙的《資本的本質》與《利息理論》都沒有普及的中譯本。這些經典之作，及因費沙而引起的、現在大行其道的「知識資產投資」的理論，中國的經濟學者知之甚少。要是這些學說能被廣泛地介紹，「剩餘價值」在中國就會變得很幽默了。


做生意不容易打個平手

近幾個月來，機緣巧合，我遇到好幾位在國內及在香港經營生意的大陸幹部，大家相談甚歡。為了想知道他們的生意或工廠有沒有利潤，我笑問：有沒有「剩餘價值」？真是一問中的！這些新朋友初則驚愕，繼乃大笑，恍然而悟到真理。做生意或出產貨品在市場銷售，不虧本已是難能可貴，偶有盈餘利潤，也是冒過「一身冷汗」才能獲得的，又從何「剝削」工人而搾取「剩餘價值」呢？即使在國內的國家職工制度下，工人難以辭工轉業，工資由國家「蓋頂」，應該是最容易被「剝削」的了。但要賺錢還是談何容易？「剩餘價值」何來之有？

是的，在自由市場上，在資產權益有法律的保障下，從事生產或生意的，支付了工資、租金、利息及經營者的報酬等等後，再要有盈餘就只能靠幸運了。在自由競爭下，虧本的可能與盈餘的可能互相抵消，剩下來的實際收入，在長線而言，從來都不能高過資本的利息。這是所有統計研究所得的結果。

近幾年來，中國用多種辦法引進外資，但「內資」卻到香港來作大手筆的下注。要解釋這個怪現象，當然是因為香港比較容易圖利。這個「圖利」，是由於香港市場上較少管制，法例不會朝令夕改，較易避免血本無歸的遭遇。難道內資到香港來投資，真的是因為香港的工人比較容易剝削、容易搾取「剩餘價值」嗎？既然工人剝削不了，「剩餘價值」的概念又怎能再堅持下去呢？

結論是明顯的。在中國，「剩餘價值」在不久的將來會變成一個空泛的術語，沒有半點說服力。這是因為三十多年來，中國的幹部到今天才真真正正地學做生意，在市場的指引下從事生產。雖然國內的管制往往能給他們帶來一些特別的權益，但他們怎會不知道，撇開這些權益不談，足以令人發達的「剩餘價值」是不存在的？


明確私產界定不容易兩極分化

對中國來說，「兩極分化」這個概念所導致的困擾，遠比「剩餘價值」的謬誤嚴重。「兩極分化」即貧富懸殊，而反對這種情況的人，無論中外都數之不盡。令人困惑的，是很多人認為他們總能找到一些可以減低貧富懸殊的辦法，而又不會導致資源使用的浪費。有些人甚至想，就算有少許浪費而能大幅度地減少貧富懸殊，也是值得的。在倫理上，我們不容易反對這個觀點。

「兩極分化」之所以有說服力，是因為在某些社會中，貧富懸殊可能是實情。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否形容一般的情況我們無從考究，但在「宋家天下」時代的中國，有一般性的兩極分化似乎是可信的。很不幸，中國在那時的所謂「資本主義」，不尊重私產。當年達官貴人的胡作非為，或為所欲為，今日思之猶有餘悸！也難怪鄧小平反對「兩極分化」是那樣的堅定。但有四點事實我是要指出的：

第一，在有健全、有保障的私有產權制度下，像今天所有的經濟發達的國家，絕大部分市民的收入或財富都不在「兩極」，而是在兩極的中間。在私產制度下，大富由天，由本領，而不是由刮龍、剝削而得的。極貧是由天生缺陷，或由酗酒、殘廢、吸毒、精神病等而起。從來沒有聽說過經濟學者會反對支持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貧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問題是，在政府大手筆地推行福利制下，利益通常都是先落到政府官員的口袋，而最後轉到貧病交迫的人那裡去的「剩餘價值」，少之又少。

第二，共產政制下的「兩極分化」，顯然是比健全私產的嚴重得多。一九七九年我到中國一行時所見，那些擁有可觀特權的幹部在物質上（除金錢以外）的收益，與一般市民收入差距之大，令人咋舌。這情況，我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小書內曾描述過的。這方面，中國近幾年來的確是大有改進。

第三，就算是在私產制度下有兩極分化（一般而言，這分化是不存在的），我們也得承認，在發達之邦或地區的「貧民」（像香港華富的「廉租屋」居民），生活水平要比中國的萬元戶高出十倍八倍。我們要關心的是平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什麼貧富的差距。「劫」富而無濟於貧，幸災樂禍的心態，在倫理上是難以接受的。

最後一點，就是在有明確私產的制度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個觀點，只是幻覺，是從來沒有一般性地發生過的。遠的不談，單是五年前香港的前數十名的大富之家，於今余幾？而我們大家在香港多年前所熟知的窮朋友，又有幾人還是依然故我？美國的情況比較穩定，但大致上也是如此。


不能接受的不敢說出來

在私產制度下的致富之道，有好幾條。綜觀國內近來的言論，我不妨按中國執政者的「可以接受」程度的高低排列出來。

（一）最容易被接受的，當然是那些以勞力勤奮而爭取到的收入——多勞多得是中國的財富分配的主旨。問題是：什麼是勞力？勞力是否包括魄力、健康？那麼天分、相貌等等呢？

（二）知識——尤其是科技知識——的收入也會被接受。知識「商品化」這一術語於兩年前興起。這就是容許以知識增加收入。而兩年前中國所通過的保障發明專利權的法例，也支持這個「接受性」。

（三）長袖善舞的商人或企業家的收入，也漸被接受。中國的幹部學做生意、辦企業，開始體會到要賺錢並不容易。像李嘉誠那樣的人，他們是有點心悅誠服的。

（四）藉壟斷權而獲得的收入，中國的執政者要反對也說不出口。這是因為中國的經貿部、中國銀行以及人民銀行等，在對外貿易上有壟斷權，而地區性的、比較大的國營企業，大都是靠某程度的壟斷來協助的。

（五）對於以承受遺產致富之道，他們也是諱莫如深。高干子弟的權力承繼權益，決不亞於私產制度下的遺產承繼。人同此心：我們要爭取的，往往是為了下一代。所以雖然在國外也有不少人認為承受遺產是不合理的，但遺產稅和其它所得稅項一樣，有極大的削弱生產的意向。

（六）不勞而獲的收入，中國的執政者肯定是反對的。不勞而獲的，是幸運的收入了。這不僅中國反對，外國也是一樣反對。困難是：第一，我們無從分辨何者為幸運，何者為眼光獨到；第二，既然可以勞而不獲，壓制不勞而獲就會使預期的平均收入減少，那麼有誰樂意作那些大風險而對社會有貢獻的投資呢？

對於中國執政者所反對的「不勞而獲」的「幸運」收入，我還可以指出一個重要的謬誤。不勞而獲的收入，是不可能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的。這是因為「幸」與「不幸」是無從預測的，而統計學中的「或然率」可以證明，「隨機」的結果是不會導致兩極分化的。

任何人，不管他是怎樣的清高，心底裡都希望生活能夠富裕起來。有誰病時不要醫生照顧？有誰不希望子女成材，生活舒適，出入方便，而在退休時又可以心無牽掛地做一點自己喜歡做的事？但要富有，談何容易？在一萬個希望富有的人當中，真能獲得大有可觀的財富的，即使在私產制度中，也不過是鳳毛麟角而已。一萬個人為求富有而拚命工作，心疲力倦，但達者只得幾個人！當然，這一萬人大都明白，他們發達的機會是微乎其微。但在私產制度中，他們畢竟認為機會是存在的。因為這機會的存在，他們便有希望，所以拚命地幹，雖干而不「發」，但社會卻因為他們的刻苦耐勞的幹勁而得益了。這是財富不均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雪花蓋頂與老樹盤根

假若香港政府立下法例，指明每一家人的財富不能超越一百萬港元，那麼不僅富有者會紛紛遠走他方，就是一般的工人也提不起勁工作，是可以肯定的吧。沒有大希望，有誰會埋頭苦幹？

中國為了要防止兩極分化，還未富有就先來幾招「雪花蓋頂」。超額收入的稅率不僅高得驚人，而在深圳的規定，是每個機構內的職工的平均收入，每月不能超過二百五十元人民幣。見到一家工廠內的工人坐而不動，一家理髮店不接待顧客，我問：發生了什麼事？回答說：達到了「蓋頂」的收入。坐而不動，可算是一招「老樹盤根」。

「剩餘價值」的謬誤是顯而易見的。中國人現在開通了，開始做生意，辦工廠，這「剩餘」的概念難以持久。「兩極分化」的謬誤則遠為複雜，更何況任何人都會同情貧病交迫的人。我在《與鄧小平商榷》一文內指出，防止「兩極分化」會壓制資產的自由轉讓，因為轉讓時的賺價會被視為不勞而獲的收入。資產沒有自由轉讓權，制度的改革就裹足不前了。

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的理想，我們難以反對。但理想歸理想；人既有競爭，不平均是無可避免的。人的工作意向不同，魄力不同，眼光不同，天資不同，知識不同，際遇不同，而市場的賞罰也不同，那又怎可以「共同富裕」呢？

以「蓋頂」的辦法來壓制兩極分化，會減少希望、憧憬，和減少預期的收入，資源的使用就因此會有巨大的浪費。私產的保障，是我所知的一個可靠的抵禦被剝削的辦法；而在私產制度中的可成大富的希望，起著激勵的作用，人們雖不達亦會盡己所能而干。中國應該以富有之一極作鼓勵的動力，而在國富之後，再想辦法去照顧那些在競爭中「名落孫山」、潦倒窮途於另一極的人。

也談學運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起，在合肥、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學生「上街」運動，引起舉世的廣泛議論，是中國自一九七九年實施開放政策以來比較重大的事情了。我從不論政，但這一學運，明顯地牽涉到中國經濟體制的問題上，若不「也談」之，我的《再論中國》便不免功虧一簣。


學運是開放的後果

在表面上，這次突如其來的學運，及跟著而來的壓制，並沒有令人費解的地方。中國近幾年來門戶開放，老師與學生的思想開通了，在外間訊息不斷引進之下，心焉嚮往，多爭取一點民主與自由是很自然的事。學生是年青人，有他們的理想，上街表達是慣例，中外皆然。既然上街，引起動亂的可能性不能低估，先發制人，政府未雨綢繆而加以壓制，也是很自然的事，更何況在改革期中，權力之爭在所難免。任何運動都有「精神」的領導者。在與日俱增的思想開放的知識分子中，方勵之等數人顯然有過人的吸引力，也就受到批判、處分。

這一切都似乎很自然，似乎不難明白。而在這次學運中，學生的要求很有分寸——世界上有誰會反對多些民主、多些自由的呢？他們的「上街」也頗有秩序，雖然天氣嚴寒也許對這秩序是有「助」的。另一方面，政府的壓制，比之美國略嫌過甚，但比之共產政制的一向作風，卻是溫和得多了。顯然，學生與政府都各有顧忌，如果與一些我們所知的激烈的學生暴動與武力鎮壓比較，則最近這次在中國發生的可算是「禮尚往來」了。

不尋常的發展，倒是那些排山倒海而來的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官方言論，而與開放政策連帶在一起的胡耀邦，竟被迫下台。舉世皆問：中國是否走回頭路了？

關於中國執政者的權力鬥爭，我毫無研究，要談也談不來；但學生所要的民主與自由是什麼呢？不解答這問題，這次學運的含義就分析不了。


投票定民主大有問題

我屢次指出「民主」的定義絕不膚淺。海耶克、阿羅、布格南等人都以投選票作決策為依歸。這些高手（三人都先後獲經濟學諾貝爾獎）當然不會是那麼不成氣候，對民主作了這麼多年的研究，但連民主的定義也搞不清楚。民主的真正定義，當然是指以人民的意向為依歸，而投選票卻不一定能正確地反映民意。對此觀點，這些高手是明白而同意的（阿羅所創的一舉成名的「難能定律」，只是指出其中的一個困難）。他們之所以以投選票而定民主，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辦法，因為他們找不到更可取的民主定義。

概念模糊不清，就不可能明顯地錯了——這是高斯說的（我曾打趣地說，這是他的第二定律）。我們都知道，支持共產政制的執政者不僅是贊成民主，而且還認為他們的民主比「資本主義」的更民主。最近彭真就重述了這一個觀點。另一說是：三千對零的選票結果是比五十一對四十九的民主得多。對我們生活在中國大陸之外的人來說，這些言論是會引起反感的，或被認為是無稽之談。但從北京的角度看，民主之如美國的投票選舉，也可能有點無稽。在這問題上，我們實在無從判斷他們的民主觀點是否強詞奪理，或是言不由衷，或是因為他們對外間的訊息不足而有所誤解，抑或是在某個我們難以理解的理論觀點上他們是對的。

我曾經指出（見拙作《賣桔者言》內的三篇關於「民主」的文章），誰有權投票和什麼事情應以投票的方式來作決策，不是簡單的問題。只要有一些事項不准投票或有所限制，有些人就會認為不夠民主了。問題是：以投票作決策的事項，是一定要有限制的（美國的憲法有很多限制）。如果經濟制度（產權制度）不同，這些限制就跟著不同了。


不滿現實求於投票

中國的學生顯然沒有想到以上這一點。他們大概是知道了國外的一些先進國家有較優的生活，有他們認為是較為合理的公民權利，知道那些地方有全民投票的制度，就認為這些有肯定的關連，於是就以為民主投票是他們所需的。事實上，先進國家現有的生活與民權不一定是全民投票的結果。有了全民投票，而投票事項沒有限制，或投票結果被誤導，學生們可能得了「民主」而大失所望。

中國學生所不滿意的，是他們的現實生活。他們覺得應有較多較廣泛的權利。但求諸民主投票不一定能達到他們的目的，甚至可能弄巧反拙。權利界定的改革是不容易靠投票來協助的。另一方面，學生畢竟是人民，他們的喜好或意見能被適當地尊重，是民主的真正定義。任何贊成民主的人，是不能不考慮學生們對現實生活的某些反對與要求的。


不同制度有不同的自由

投票決策有弊端；政治活動有代價。所以有一些人認為民主可以不要，但自由卻是非要不可的。香港的成就也使很多人這樣想。但自由究竟又是什麼呢？大家都知道，世界上不可能有絕對的、沒有約束的自由。這是因為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擁有毫無約束的自由，可以為所欲為，其它的人就沒有自由可言了。

自由是一定有約束、有限制的。問題是，我們怎能說在共產或「社會主義」的制度下，人民的自由不及那所謂「資本主義」的呢？香港人或美國人所有的自由，都是有約束的；共產政制下的自由也有約束。我們有的某些自由，中國沒有；而中國有些自由（例如特權者的某些自由），我們也是沒有的。所以我們只可以說，由於兩個地方的約束制度（也即是產權制度）有所不同，自由的種類也就不同了。但我們不容易證實，香港比中國自由！

另一方面，假若我們隨意調查訪問，在中國及香港徵求意見，絕大多數的人也會說香港是遠比中國自由的。即使是國內擁有特權的幹部，大都會衷心同意（不知道香港或美國情況而缺乏訊息的，不在此例）。這不是很難解釋的嗎？各有各不同種類的自由，怎可以說成是這一方比另一方自由的呢？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的分析是這樣：在一般人的不經意的心目中，自由是以有形或無形的生活享受的多少來衡量的。約束競爭的制度不同（產權制度不同），生產的成就——包括有形及無形的「產品」——就跟著不同。約束不得其法而使生產（即生活享受）低下，人們就覺得自由有所不及。他們認為沒有這類約束，他們的生活（不單是物質上的）就可能大為改善。那就是說，對生產（包括物質以外的「生產」）不利的約束，人們會特別反對，認為不自由；對生產無害或有利的約束，雖然也是約束自由，但人們不會反對，反而認為那是他們自由的保障。

從這個觀點看，中國青年的真正要求不是中國人要有多一點自由，而是改變自由的種類。他們似乎是說：學生及一般市民要有多一點自由，而特權者的自由應少一點。嚴謹的解釋是：中國學生所要求的不是自由的本身，而是要求改變約束自由的辦法。那就是要求改變權利界定的制度了。當然，一般學生不會明白權利界定與「自由種類」的關係，而在任何學運中，總有一些青年不知所謂，盲目附從。


言論為何不自由？

香港辦報章、雜誌的人都知道，言論也是沒有絕對、毫無約束的自由的。然而在言論這方面——也單是這一方面——無論怎樣衡量，香港、美國等地方，大致上的確比中國或其它共產國家自由得多。除了一小部分的「點名批判」，任何一種在中國可以發表的言論，香港暢通無阻，但在香港可以發表的，中國卻未必能夠。

這是一個有趣而重要的現象。為什麼其它的自由，中國與香港的只可說是種類不同，而單是言論的自由卻那樣一面倒呢？

我曾屢次指出，私產與共產的主要不同處，就是在約束競爭行為的權利界定的方法上，前者以資產本身的特徵為憑，後者以人與人之間的不同等級為依歸。在私有財產的制度下，產權是「物主」所有，除了人的聲名也是資產以外，言論是絕不可能破壞或損害他人的資產的收入的。例如，我的房子和知識是我的，不管你怎樣說，這些資產還是我的。假若我的聲名不能帶給我任何有形或無形的收入，那麼你對我的言論不管怎樣，也無足輕重了。但假若在共產政制下我是一個幹部，沒有私產，但卻有可獲收入的特權，情況就不同了。你批評我，會影響我的收入，我怎會不反對而設法加以阻止或壓制呢？這是共產政制下壓制言論的主因。

又假若我是擁有特權的幹部，而這特權的界定是要以黨來維護的，在這情況下，雖然你不是指名道姓地來攻擊我，但你的言論侵犯了「黨」的權力，那我的收入遲早會受到侵犯。因此你的言論若侵犯到黨，我就反對而加以壓制，或用各種術語推行思想教育，希望將你「改造」。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共產政制之所以沒有言論自由，是由於以等級界定權利而促成的。

我也曾指出，這個等級特權的制度，在今日的中國已近黃昏。那些從悲觀的角度來抨擊今日中國的言論不自由的人，是忘記了十年前的中國是怎樣的。就制度的改進與歷史的發展而言，十年八載的光景只是瞬息之間，難以苛求。那些批評我對中國前途過於樂觀的人，很可能是誤把自己的生存時間，來衡量歷史的時間。

中國近幾年來，訊息及思想有了開放，這次學運與政府的壓制是有深遠的含義的。近兩年來，我到國內跑了很多次，交了不少新朋友。與他們傾談時，我一貫開門見山的作風通常都得到開門見山的回應。比起七、八年前，中國人的言論、思想開放不可同日而語。這是中國之幸。問題是，中國對外間的訊息既然比從前靈通得多，而人們在獨立思考那方面又再有了出色的表現，但在這次壓制學運的行動中，政府所用的教條式的言論，還是幾十年來的那一套。這樣做，又怎能再有說服力呢？對外的訊息大門既然不能再關閉，沒有說服力的「堅持」就只能影響信心，令人徒增惆悵而已。中國不久前為引進外資而通過的有口皆碑的「二十二條」，到頭來恐怕變得白費心思。


等級特權制不能搞法治

近幾年來，中國執政者支持法治的言論，時有所聞。但法治有一個基本條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是說，除了每個人的一切有價值的資產（包括勞力、知識、天分、相貌等資產），每個人在法律面前是有同等的權利的。辦不到這一點，法治就難以施行。這不是說人權不平等就不可以治，但這「治」是要靠紀律而不是靠法律的。紀律也有法例，正如以紀律治軍，或我治自己的孩子，也大有「約法三章」之舉的。

要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容易的。這方面，美國的成就令人佩服。比之美國，香港輸了一籌——香港的大有聲望之家、或身居要職的，在法律面前可能有少許的「優待」。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台灣、南韓等地又不及香港了。假若在整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有明顯的等級劃分，法治既不可能，也用不著。

我曾屢次指出，所謂共產制度，就是放棄以資產界定權利而採用等級界定權利的辦法，來減少在「公產」下資源使用的巨大浪費。在共產的所謂「無產」政制中，人與人的等級是不同的。在這情況下，約束行為只能靠家長式的紀律，而不能靠法律。另一方面，一個有法治的地方，在有獨立性的機構內可以論等級、講紀律，而社會就以法律與紀律共治了。

這後者很重要。例如在香港，家庭內的家教，大學、政府部門及某些公司機構內的等級，都不是以法律為政。在香港大學裡，校長的權利比我大，而我的權利又比清潔工人大——這些權利是以等級界定的。然而，除了那些明確地指定是關於大學操作的事以外，校長的權利卻大不過清潔工人。這是因為一旦涉及大學機構以外的事，社會的法律約束就把他們二者一視同仁。是的，在法治之邦內，很多機構的行政，與共產政制大有相同之處。大致上，不同的只有兩點。第一，這些機構內的成員，是他們自由選擇而進去的，也可以在合約的規定下來去自如。第二，機構內的不同的等級權利，只限於有關機構的事項而已。

在共產政制中，等級的劃分不限於一些機構之內，而是廣泛地擴展到整個社會中。據說列寧就曾認為一個共產國家是一家大公司——這觀點有道理。由於「等級社會化」的緣故，法治在原則上就無法施行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憲法與實際的施行大有出入，其原因不是執政者有意漠視憲法，而是要尊重也難以辦到。

共產的等級權利劃分是由於共產而起，而這個等級的裁定與保護是需要有準則的。若按各成員的生產貢獻的價值大小為準，那麼私有產權的制度就會出現。大致上，這是中國近幾年來的經驗。但假若執政者堅持要維護共產的制度，那麼等級的裁定就不能以生產為依歸了。因此，黨的判決就不可或缺了。又因為黨的判決不能長久地互相矛盾，所以這判決的權力只能繫於一個黨。那是說，在共產政制中，多個黨可以存在，但判決等級權利的權力只能繫於一個黨。


學生反對的是等級特權

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中，如美國，政黨可以很多，但沒有哪一黨有權廣泛地去判決市民的等級——假若這樣做，私產的制度與法治就維護不了。既然黨沒有判決等級的權力，黨的本身、立場與行政的實施就可以分得一清二楚。在近來中國的體制改革中，一些執政者是有意圖將黨、政分離的，但只要黨一日還有一般性的判決等級的權力，這分離就不能實現了。假若執政的人，有誰不依照黨的領導而辦事，黨就可能把他的等級更改，那麼，這個人又怎會不以黨之政為政呢？

以上的分析所得的結論是明顯的：黨、政、法治的混淆，是起因於共產制度以等級劃分權利來減少在非私產下的巨大資源浪費。要將這三者分離，是近幾年來在國內的言論中常聽到的。我們沒理由懷疑這些言論的誠意——其誠意有事實發展的支持：黨的干政漸減，法治有點苗頭，近乎私產制度的行業如雨後春筍，而中層的等級特權已日漸式微了。

最近關於學運的言論與行動，有力地支持以上的分析。學生要反特權，反官僚，反對一黨專政，要增加民主自由，凡此種種，都反映出從等級社會化所導致的混淆，引起了不平之鳴：學生要求改變約束競爭的制度。政府的壓制，一方面當然是恐怕這學運會引起動亂，另一方面是要維護黨與特權利益。而這壓制的辦法與言論，再一度明顯地表達了黨、政與法治的混淆。但這混淆要遇到像學運那樣大的事件才爆發出來，卻也反映出中國的制度是有了改進。


將來的中國是今天青年的天下

只要年青人不是強詞奪理，不是盲目附從，而能清楚地明白他們所需要的，沒有人可以反對他們對制度改革的要求。這是因為改革制度是歷史的事，不管是好是壞，將來的中國是現在的青年的天下。

中國現在的高層領導人，也曾年青過。想當年，金戈鐵馬，他們以自己的信念與熱情來改革中國。可惜的是，他們當時的信念是基於錯誤的訊息，只贏得江山依舊，民不聊生！

今天中國學生的訊息是大為不同了，但以上街行動作要求，是否弄巧反拙，倒是一個疑問。這疑問的主要理由，就是假若我對上街運動的學生的解釋是正確的話，那麼他們所要求的，近幾年來可說是一日千里。起碼在表面上，他們「上街」所帶來的效果，似乎適得其反，不能加速體制改革的速度。

我也認為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思想教育，中國的學生對歷史缺乏認識。他們可能認為中國政策上的一放一收，官商勾結，貪污問題嚴重，是改革的倒退。但這些事是改革過渡期中無可避免的。我常說，中國可能走上印度之路，可是由一般觀察所得，中國能避開這歪路的可能性還是相當大的。

上街的學生又可能認為，以民主投票的辦法來協助體制的改革，可事半功倍。這個觀點，歷史的經驗是不支持的。我不是反對民主投票，但在改革的過程中，明智的「君主」式「專政」遠勝民主投票是可以肯定的。當然，中國的執政者不一定明智，更何況他們要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但「專政」改革與「民主」改革這二者的選擇，對於「百廢」了近二百年的中國來說，我倒樂於走其「險著」，毫不猶豫地選取前者。這是因為特權利益可以被改革的經濟收益所代替，而從改革制度（不是制度中的改革政策）這個角度來看，民主投票一向都乏善可陳。說得清楚一點：改革制度的困難自成一家，更何況中國曾經是歷史上最極端的共產政制，這改革是難以靠民主投票來協助的。既然沒有什麼更「可取」的選擇，我們只能希望訊息的傳達對執政者有說服力，而經濟的收益可能足以彌補他們特權利益的損失。對中層幹部來說，這二者在近幾年來確是有了功效的。


不能低估學運再來

嚴寒的天氣減少了這次學運的人數，而政府以並無說服力的教條言論來加以壓制，於事無補。學運再來的可能性是不能低估的。有秩序的遊行，因幾個好事之徒而引起動亂，從學生到工農的參與，從民、警而至民、兵相對，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多的是。中國再也不能多付出一次流血革命的代價。就算不流血，沒有革命，官、民的衝突所引起的混亂，教條言論的威脅，對外資內資的信心怎會沒有不良的影響？而那些地方性的有意圖改革體制的幹部，又怎會見壓制或鎮壓的手段與言論而不生畏，又怎會不為自保而置改革於度外？

遊行可亂，鎮壓驚心——這二者加起來的困難不易解決。歷史的經驗沒有妙方。但有三點我是可以指出的。

第一，學運所引起的煩擾與開放的多少是成反比的：此上彼落。中國的南方比北方開放；學運之勢在南方遠為輕微。而在中國的所謂「保守」的革命元老，都是較少到外國走動，少看今天的世界。他們所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自由」，在今天的先進國家根本就不是他們所說的那一回事。

第二，讓學生們搞一些不損害他人名譽的言論自由的刊物，是刻不容緩的。書面的表達不僅是比「上街」遠為平和，而且寫下來的爭論，對思想的啟發，對知識的增長，都大有裨益。中國應該擔心的不是學生的要求，而是這要求是否經過清晰而慎重的思考。如果不能自由發揮地將思想寫下來，就難有長進。這是我們從事學術的人一致公認的經驗。

當然，自由的言論可能觸犯了黨的立場。但這立場的可取與否，是應以自由的言論為試金石，更何況中國的執政者認為黨與政是應該分離的。

然而，目前北京所採用的手法，適得其反：言論受到大力的壓制。這不能不使我提出第三點：政府要約束哪一種行為是應該說得一清二楚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術語（及其概念），跟中國多年來所用的約束行為的術語（及其概念）的相同處，是模糊不清。不明確的約束——像三年前的「反精神污染」——若只是象徵式地施行還可，但若大事推行就使人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杯弓蛇影，而新興的市場對此類「風聲」更是敏感的。不知道政府要約束、要限制的究竟是什麼，經濟即使不倒退也會裹足不前的吧？

很不幸，政治與經濟息息相關，互相影響——在中國，前者對後者的影響尤大。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中國還是不會走回頭路的。然而，這點個人之見，並不等於投資或生產的人不會由於近日高調子的言論而失卻了近幾年來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信心。民無信不立！難道中國幾年來艱苦經營所得的進展，真的要糊里糊塗地毀於一旦？


二○○○年後記


此文發表後二十六個月，北京的龐大學運發生了。不幸的事，被我不幸言中。可幸的是文末一段的悲觀看法，沒有發生。

寫此後記的早上，讀到美國《華爾街日報》評論魏京生的長文，把這位在中國曾坐牢十八年的民運知名分子到了美國之後的表現，批評得體無完膚！事實上，從中國跑到美國去的民運人士，數不出一兩位的表現是不令我們尷尬的。

我同情中國的民運青年，但不同意他們的好些論點與行為。我認為他們要多讀點書，以知識充實自己。然而，他們的思想與行動是反映著一個大時代的轉變，可能是無可避免的。我很想知道將來的歷史學者會怎樣看。

外匯管制非去不可

假若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那就沒有什麼外貿及外匯的問題了。假若今天的世界還停留在馬可勃羅時代的世界，對外貿易要過千山萬水，難有大成，那麼外貿與外匯的管與不管都不大重要。是的，即使到了清末民初——是林則徐之後的時代了——中國的外貿與外匯問題也只不過限於鴉片、茶、絲及白銀等幾項物品而已。


沒有外貿不能致富

時移勢易，今非昔比；世界漸趨「大同」。今天的航空、電訊等，在物價指數調整後的費用，不及三十年前的五十分之一，而世界外貿的昌盛，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了。經濟學者在十八世紀時就開始體會到外貿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但大致上說，遠渡重洋的外貿的興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事。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希克斯（J. Hicks），一年前到港大來時，作了一次令人拜服的講話。在這講話中，他不僅高舉外貿的重要，而且指出一個新觀點：一九三○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很可能是由於當時的國際貨幣制度（黃金本位制）遇到了困難，對外貿有不良影響。

經驗的實證再明顯不過。今天，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經濟發達的國家是沒有大量的外貿的。反過來說，我們難以想像，今天，任何一個發達的國家，可以大事壓制外貿而不遭受災難性的打擊。

自《論衡》發表以來，我曾不厭其詳地多次指出中國要迅速而徹底地解除外匯管制。我認為在中國目前的體制改革中，解除匯管的重要，僅次於產權制度的私產化。但我建議徹底地解除匯管，並不是因為外匯本身，而是因為外貿的重要。理由很簡單：從來沒有任何市場可以在有價格管制的情況下興盛起來的；外貿是一個市場，匯率是這個市場的價格；匯管是管制這市場的量與價。因此，在有匯管的情況下，外貿市場是不能興盛起來的。

當然，即使中國解除了匯管，外貿還會有很多其它的管制。但從較為廣泛的角度看，這些其它的外貿管制是要靠匯管來協助的，一旦匯管被解除了，市場的壓力就非同小可。這些匯管以外的其它外貿管制，沒有了「靠山」就不容易經得起市場的壓力了。

外貿重要；對目前的中國而言，外貿更有特別的重要性。關於後者，我可以舉出五大理由。第一，中國閉關自守了這麼多年，能開放而推廣外貿，從產品貿易中可獲得的利益很大。第二，中國目前的低技能的勞力，工資比美國的相差五十倍。我曾為文指出，開放外貿是廉價勞力升值的最佳快捷方式。第三，外資的引進其實也是一種外貿，其分別只不過是產品的外貿與生產數據的外貿而已。目前中國有很大的財政困難，引進外資可事半功倍。第四，引進科技也是一種變相的外貿——壓制外貿，引進科技就很不容易了。近三四十年來，歐、美、日的科技突飛猛進（有人認為其進步，超越了以往幾千年加起來的總成績）。他人在研究工作上耗了大量的資源才獲得的科技，落後的中國可從外貿中唾手而得，天下間哪裡有更便宜的事？第五，知識學術的交流也是一種外貿。文革後的中國，要引進的何只外資、科技呢？


依靠他人遠勝自供自給

無論怎樣看，外匯管制對以上的五項都有很大的妨礙造成難以估計的不良影響。除了有利於某些特權以外，匯管對中國一無是處。幻覺與謬誤觀念上的「好」處是存在的，但我曾多次為文加以澄清，這裡不再重述了。近年來我跟不少國內的朋友談及過匯管與外貿的問題，他們有三點憂慮，陳詞懇切，是值得討論的。

關於大量放寬外貿的限制，中國的朋友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顧慮。他們認為：依靠外貿就是依靠他人，不能自給自足，一旦沒有他人的依靠，豈不是弄巧反拙？這是十八世紀中期的觀點了。而近幾年來，香港的某些主張工業「多元化」的學者，也變相地舊調重彈，對依靠外人產生了恐懼。

其實，凡是貿易，不管是內貿還是外貿，都是要依靠他人的。但為什麼我們到市場購買食品，卻從來不擔心市場不加以供應？無他，因為在自由市場內，物品供應者有利可圖——天下間哪裡有更可靠的事？自供自給的費用（機會成本）高出不知多少倍，怎會比「分工合作」的供應更可靠？當然，在有價格管制的情下，供應短缺是必然的，但那是與貿易背道而馳的政策。

內貿與外貿的唯一不同處，就是國與國之間有政治的因素存在。然而，歷史的經驗證明，即使是交惡之邦，也難以壓制要以外貿圖利的商人的互相供應！在有禁運的情況下，走私的費用當然會增加外貿物價，但後者和自給自足的成本相比，往往還是勝了一籌。在近代舉世的發展中，一般的執政者都反對以禁運或經濟封鎖的政策來對付敵對的國家，理由是他們知道禁閉的政策不容易得到顯著的效果，更何況其它競爭供應物品的國家多的是！當然，近來興起的「保護主義」（我曾在《開放外貿是勞力升值的最佳快捷方式》一文中分析過的）是另一回事了。


匯率不止跌是謬論

中國朋友的第二點顧慮，是我以前提及過的：一旦解除匯管，人民幣的匯率會永無止境地下降。我曾經解釋說，這也是杞人憂天；但他們指出，幾個月前，人民幣大幅度貶值之後，黑市的匯率有不升反降的現象，證明他們的憂慮是有實據的。這個觀察有了進步。

我在《外匯管制可以休矣》一文內指出，去年七月間貶值後的人民幣黑市匯率下降的主因，是在貶值的同時，中國當局決定於短期內取消外匯券。這導致外幣的需求增加，因而使黑市匯率下降。後來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報上又宣佈暫時不取消外匯券。人民幣的黑市匯率跟著有少許上升，支持著我的觀點。但最近的個把月來，黑市匯率又繼續下降——降至大約一百港元換七十元人民幣。我曾在這後者的現象上作了幾天的探索；結論是：這近期的下降，不是由於有特別的通脹，或是季節性的外幣需求增加，而是因為人民幣會繼續和不斷地貶值的謠傳滿天飛！

外匯管制和任何價格管制一樣，往往能造成「惡性」的預期。近兩年來，人民幣的公價匯率接二連三地貶值，的確使人們增加了「再貶值」的預期。這正如二十年前英國的英鎊，貶值了兩三次之後，再貶值就成了一局大傷腦筋的殘棋，結果是政府索性讓匯率自由浮動。中國目前的困境也是如此：人民幣再貶值，會導致市場的惡性預期；人民認為更大幅度的貶值無可避免，於是就購入外幣存起來，作為一種投資或「保值」。


解除匯管的天機

國內朋友的最後一點憂慮，就是我們常聽到的中國還是太窮，時機未到所以不能解除匯管的言論。我以往的答覆是：匯管只可以令人窮，從來沒有國家能以匯管致富的；香港在戰後破敗不堪，不名一文，但卻沒有任何外匯管制。我也曾指出，台灣、南韓及日本初期的匯管，是劣著；不過由於當時國際上有黃金本位制，外匯或黃金的儲備不能大量外流，所以在中央銀行濫發鈔票的情況下，匯管就有以砍頭來治頭痛的功效了。自從一九七一年之後，國際的貨幣制度有了改變，這些國家就取消外匯管制，雖然目前南韓與台灣還有名存實亡的匯管法例。是的，在今日的國際貨幣制度下，一個國家的貨幣在國際上的幣值是不需要黃金或外匯儲備來支持的。許滌新最近所發表的「不夠外匯儲備支持」的觀點，是忽略了一九七一年的轉變——而香港不少一知半解的人也有同樣的疏忽。

最近和中國朋友閒談中，我發覺他們的「時機未到」的觀點，還另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認為解除匯管是首先應該有準備工作的。解除匯管這樣的大事，怎能沒有慎重的安排與準備？他們問，要預先作些什麼工作呢？

對他們這個似乎需要「龐然大計」的問題，我的回答是：今天決定解除匯管，明天一早由官方宣佈可也！這個聽來近乎說笑話的建議，其實也是「計劃」。對中國而言，解除匯管是石破天驚之舉。一旦洩露天機，市場上豈有不大「炒」特「炒」之理？這不單會導致市場的大波動，而外資的引進，內資的決策，也起碼要看準才下「注」，這對經濟總有不良影響。

天機不可洩漏；出其不意的解除是上策；這樣做是故意的不「準備」，但可算是準備了。除此之外，有兩項更為重要的準備工夫不容忽視。

第一，在宣佈解除匯管的同時，中國要堅定地宣稱匯管將一去不返，再不可能在任何情況下回頭再管的。這是因為市場一旦認為政府出爾反爾、朝令夕改，炒風就一定不脛而走，而趁機取巧的行為也就數之不盡了。


以人民支持人民幣

第二個重點，是人民銀行要有決心去控制人民幣量的增長率，而且最好能將這決心大事宣揚。理由是：在有急劇通脹的預期下，市場對人民幣沒有信心，解除匯管就會增加拋出人民幣而收藏外幣的行為。在目前，中國的通脹預其仍未惡化，這對解除匯管是有助的。但解除匯管之後，如果有些人認為中國政府會以濫發貨幣的手法來收購外匯的話（很多落後國家的經驗確是如此），那麼，通脹預期的惡化就會導致人民幣的匯率急速下降。換言之，人民幣要成為有信譽的國際貨幣，可以沒有外匯儲備的支持，但卻不能沒有適當控制的人民幣量的支持的。

以控制人民幣量的辦法來安定物價，那麼支持人民幣的是中國的產品，也即是人民的生產力。與其用外匯來支持人民幣，倒不如用人民的力量來支持。外匯儲備怎能勝於中國人力資源的儲備呢？若不解除匯管，這後者如汪洋大海的儲備，就被壓制著而起不了作用。


匯管難以久持

我曾經指出，取消外匯券會增加解除匯管的壓力。這取消被推遲了，對匯管的解除沒有好處。儘管如此，也儘管現在所有的言論，都認為中國在十年甚至幾十年內不會或不應該解除外匯管制，我卻認為這解除會在五年內發生的。就算不是徹底地解除，匯管總會在幾年內變得有名無實，或者只能保存一些象徵性的管制。這是一個很大膽的推斷，而我從來不在經濟的問題上作預測的。

中國的匯管不能特久，是大勢所趨。所謂「現代化」，就是要與現代的世界溝通、交流，同時意味著引進、吸收、倣傚。這當然包括商品貿易，引進外資、科技、知識等等。這一切，都要付出代價的。這個代價的付出與收入的爭取，是要經過一重價格的。對外而言，這價格就是匯率了。即有匯管的存在，不僅交易的量受到壓制，而價格也受到管制了。這樣，現代化又從何說起呢？

不要以為我由於十分樂觀，覺得中國形勢大好，所以認為匯管難以持久。作了這好幾年的對中國經濟的研究，我怎會不深知目前體制改革的困難。但任何研究實證經濟學的人，都深信經濟的壓力的。以中國來說，外貿的經濟利益實在是太重要了，而這重要性，差不多所有在國內遇見過的、經營生產或做生意的人都體會到的。幾年前，他們認為匯管是「神聖」而不可侵犯，但今天他們的想法早已不同了：利益所在，溫故知新，為了賺錢就開始明白。

因此我認為，擺脫訊息不足的困境，只是時日的問題而已；而這時日，的確比我在幾年前所想像的來得快。餘下來的主要困難，還是在於特權利益的維護。但我不難推斷，在不久的將來，經濟利益的壓力，會使匯管特權的維護者，轉移到其它的管制特權方面去。這是因為匯管為害太大，所牽涉的範圍過於廣泛，以致反對的人與日俱增。相比之下，其它的經濟特權，例如比較少項的產品進出口管制或某些行業的壟斷權，是遠為容易維護的。


二○○二年後記

本文推斷的匯管會在五年內解除，差不多是應驗了。令人頭痛的是「差不多」。正如《外匯管制可以休矣》的後記指出，自外匯券取消後，大匯管換來多項小匯管，瑣碎麻煩。是因為小管每項為禍不大（加起來的交易費用相當可觀），而使匯管不能連根拔起的。

福建行

經不起福建省的師範大學及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心的熱情邀請，我在去年十二月三日至八日之間到該省訪問了五天，暢遊了廈門、泉州及福州三個城市。行色匆匆，走馬看花。但由於接待的人作了很緊湊的安排，我在那五天的行程中，能馬不停蹄地看了好些地方。我明白接待者安排我所看的，都是福建省最好、最有成就的發展建設——接待我的朋友也開門見山地這麼說了。不過，我對中國的發展及其中的困難，心裡有數，可算是半個老行家。既然眼觀六路，自然也懂得應問的問題，所以大致上，此行加深了我對中國的認識。

更重要的，就是在這一次行程中，我明白了好幾樣在中國發展問題上我以前沒有想過的事。這裡，我試將它們逐點加以簡單的分析。


福建的發展比較平穩自然

大致上，福建的發展比我事先所想像的好得多。該省沒有廣東省那樣好的經濟基礎，地理位置不如廣州、深圳等地區。若純以繁榮方面看，福州不及廣州。但撇開廣東的優越條件不說，福建的改進似乎是勝了一籌的。

第一，福建的發展顯然比廣東平均，有較大的一般性。換言之，中國的「一放一收」政策，對福建似乎沒有明顯的不良影響——大概因為在初步開放時「放」得比較慢，所以在「收」時就不致明顯地倒退。另一方面，無論是旅遊、工商業、鄉鎮等的發展，都來得比廣東平均，使我覺得它的整體，發展得很自然。

第二，在一般來說，福建的地方比廣東的清潔得多，而市民大都比較有禮貌，自由市場也是比較有秩序的。這可能是福建人的質素使然，但該省近幾年來的急速發展而不致於亂，是值得欣賞的。

第三，福建的基本建設，尤其是電力、電話及公路這幾方面，是比廣州、深圳一帶落後的。而事實上，目前福建的基本建設，是在當地的工商業起步之後。這是一個優點；因為有了工商業發展的指引，基本建設就不會盲目進行——在明顯的需求下建設時，浪費就減少了。基建走在工商業的起步之後，是香港的模式。

最後一點就是：福建經濟體制大致比廣東的自由。房屋或甚至土地轉讓已有了苗頭，而外資僱用勞力的自由也漸趨一般化。在福建，工人是沒有最高收入的限制的。在稅制方面，省政府或市政府也沒有像廣東省某些地區那樣多的左抽右抽的手法。


權力下放是次選佳法

我特別將福建與廣東比較，是因為一般人的觀察所得，廣東的發展是中國最好的了。單以人民的平均收入而論，廣東佔優是明顯的。但考慮到兩者的「先天」局限條件，我個人倒認為福建絕不遜色。幾年來我認為中國的改革是越快越好，就算快而亂也是上策。這是因為我擔心以增加管制來治亂，會使貪污叢生，而假若貪污的權利有了界定，中國就會走上印度之路，貪污與管制就驅之不去了。福建的經驗——尤其是近三年來的經驗——顯示出改革可以快而不亂。究其原因，就是福建的發展比較能順其自然。

據說福建政府還沒有用盡他們可用的改革權力。假若這是對的話，那麼「有風」而不「駛盡　」，看清楚水流方向而行倒是個好辦法。當然，中國的中央當局若能大事推行私產制度與法治，大刀闊斧，是最理想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將改革的權力大膽地放到省或較小的地區去，讓他們順其自然地發展，也大有可為。在改革的過渡期中，「一國多制」無傷大雅，而省與省、地區與地區之間競爭發展，總是有好處的。


特區可能被特管

我一直懷疑，經濟特區在大字標題下的特別開放發展，可能遜色於不見經傳的鄉鎮。福建的經驗證實了這個觀點。到廈門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參觀那裡的工業特區，頗令我失望。井井有條的多幢工廠大廈，竟然看不到新興工業區應有的氣氛。像蛇口一樣，好些大廈似乎是空空如也。後來我才知道，有些工廠已搬到較近市區中心的地方發展。

大有「計劃」的工業區往往出人意表地不成氣候，這情形不單在中國才出現。香港的工業村又何嘗有驕人的建樹呢？工人需要娛樂、小食、可以休憩或散心的地方等等；自由投資發展的人知道工人的需要，會採取切實的措施。但政府的計劃怎能考慮得那樣周詳或照顧得這樣多？有了一個大概的計劃，然後發展由市場的需求來決定、指引，才是上策。美國、日本及南韓的經驗也是如此。

由於「計劃」過多而導致失敗，不是目前的中國獨有的現象，所以我難以判斷廈門工業特區之不振是否因為「計劃」過多，還是因為特區不特，抑或由於特別地被政府「關注」著！在僱用勞工及土地使用的約束上，廈門的特區是比深圳的蛇口較為自由的。但後者接近香港，地點便勝了一籌。而蛇口也算不上是大有所成的。這些工業特區的真正特點，倒像烏托邦式的計劃建設。很不幸，其效果也是如此！


石獅與陳埭的示範

到了觸目皆是石頭的古城泉州（古跡也是用石頭所建，因此千年不變，喜歡旅遊的不可錯過），參觀了當地郊區的石獅鎮與陳埭鎮，我就十分欣賞了。石獅鎮被稱為「小香港」，倒也不是言過其實。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那裡的成衣與時裝產品攤文件，成行成市，陣容鼎盛，在全以石頭（是的，連屋頂也是石頭）建成的、簡陋而燈光不足的市場裡營業。不相信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有成就的，最好到這地方去看看。據說中國多個省份也有商業代表在那裡長駐購物。

既被稱為「小香港」，那麼石獅鎮就不算是不見經傳了。而石獅附近的陳埭鎮，被領導人譽為「一枝花」，也就成了名——雖然該鎮的一些工廠曾因製造假藥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風波。陳埭鎮原是以農業為基礎的。自開放政策推行後，農民或以獨資，或以股份合資，或以外商合作的辦法來推行工業及手工業生產，成績顯著。無論是土地、房屋、機械、資本、勞力等生產數據，大致上都可以稱得上是私有產權的制度。雖然土地的轉讓權還沒有很大的自由，但整體而言，該鎮的工業發展是我在中國所見到的最類似私產權利界定的情況。既然近乎私產，陳埭鎮的工業就不談什麼「承包」制度了。我曾在《五年過去了，中國的去向又如何？》一文內指出，私產制是最簡單、最明確的承包責任制。

在陳埭鎮內，我參觀了一家農民與外商合作的制鞋廠。鞋是內銷的，但質地很不錯。這些膠鞋的批發價大約是二十多元人民幣一對，據說銷路很好。造鞋所用的機械設備，頗為先進。陳埭鎮的外貌看來還像窮鄉僻壤，但在那平平無奇而簡陋的廠房內，卻有先進的設備，相映成趣，令人有新奇之感。

在《大搬遷的壓力》（見拙作《中國的前途》）一文內，我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要有大量的農民搬到城市中去——「離土不離鄉」的想法無補於事。看到了這在泉州郊區的陳埭鎮的發展，我體會到中國將來的大搬遷，很可能是從離城市遙遠的鄉村搬遷到城市的近郊。星市鎮的發展會是很急速的。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土地若能自由買賣，那麼到城市的近郊作地產投資是上策。

在制鞋廠內觀察了良久，該廠的主事人突然拿出了一本很大的紀念冊，在眾目睽睽之下，隆重地請我題字。這把我嚇了一跳。毫無準備，要寫些什麼好呢？一時間尷尬之極。但我想到他們的產品是鞋，而泉州一帶的路徑往往石硬如鐵，幾乎把我的硬底皮鞋「行」壞了。我又想到我對中國期望了很久的工業產權制度，竟然能在那小鎮內見到一點規模。我於是振筆直書：「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國營大投資養虎為患

當我在福州參觀規模龐大的工廠時，腦子裡突然想到如下的問題：那裡新的電線廠及染布廠規模很大，都是國營的；問題是，這國營的辦法，是否由於政府墨守成規，舊習不改，抑或是因為條件所限，便非國營不可呢？

我們都知道，舊的國營企業目前的政策傾向，似乎是要通過承包、分股等措施，逐漸「私產化」，雖然在名稱上還是有所顧忌的；另一方面，新的投資巨大的工廠，假若不與外資合辦，都是國營的，那麼，其中不是有點矛盾嗎？

我以為新而又需大規模投資的國營工廠之所以存在，並非因為當地執政者堅持國營的優越性，而是在目前的中國，除外資以外，私人集資是不容易辦到的。私人到銀行借貸，中國本身的銀行連小款項也不會借；外資銀行方面，在沒有物業抵押的情況下，借錢是要政府擔保的。

投資有風險。這風險若要國家承擔（國營就是如此），由於沒有明確的債權與責任，人為的「風險」就增加了。在目前的中國，私人籌資設廠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盡量將地產及房產私產化，作為抵押之用，是有幫助的。同樣重要的，就是銀行制度必須大事改進。在今天，國內不少人雄心勃勃，很想在或大或小的生意上「大展拳腳」，但因為借貸無門而無技可施。所以我認為，中國的銀行應放棄管制外匯及壟斷貿易等事項，把精力集中於壓制通脹、協助貿易及投資等重要問題上。

我不想在這裡重述我以前寫過關於國營企業的弊端——此中的困難，國內不少知之甚稔、經驗老到的人，比我有更深入的體會。我要指出的是我以前沒有提及的兩點。

第一，在開始時，國營的工廠可能辦得有聲有色，極具威勢；但根據外國的經驗，過了一段日子，這些企業內的勞工就會搞工會，增加有組織性的罷工力量，或進行其它有計劃的怠工，使企業一蹶不振。理由是這樣：產權或股權既非私有，沒有明確的權利界定，那麼勞、官雙方都各有各的混水摸魚的門徑了。

我要指出的第二點，是企業既屬國營的，與執政者站在同一陣線，那麼法例或政策的設施，就會偏於國營機構的利益了。俗語說：「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國營企業會因「裙帶」關係而增加了壟斷的權力。其它私營或「個體」的同行，就會在人為的壓制下而難以興旺起來。

國營企業是養虎為患——英國的經驗是前車可鑒的。所以我認為，在工業上，中國目前不妨傚法當年戰後貧困不堪的香港，從私營的輕、小工業做起，然後逐漸而自然地由私營發展到需要巨大投資的工業去。假若中國真的要以「好大喜功」的手段來爭一口氣的話，那麼在目前外資招徠不易、私人借貸無門的局限下，可以先搞一些在原則上有利可圖的國營企業，但執政者要有計劃、有決心地在不久的將來（時機成熟時），把那些企業，以「賣盤」（轉讓出去）或以賣股權的辦法來實行私產化。


合資卻有看頭

在福建省內，我所見到的大有規模的工廠中，最令我欣賞的倒是那在不久前舉世矚目的、被國外新聞弄得「聲名狼藉」的一家電視機工廠——在福州的中、日合資的福建日立電視機廠。新聞記者不知所謂：他們宣揚了這家工廠因政府管制而引起的財務困難（雖然困難是真實的），卻忽略了這家工廠的成就。

不到福日電視機廠參觀，我就不容易看到今日的中國能出產這樣一些質量優良的高科技的產品。該廠的主事人深明量入為出之道。經濟學上大有名堂的「生產要素代替定律」，對外貿易理論中的貨品出口代替生產資料出口的概念（見拙作《開放外貿是勞力升值的最佳快捷方式》），這位仁兄竟然無師自通！中國人的本領畢竟是不能低估的。在短短的三十分鐘裡，福日的主事人好像給我上了一課。從學術那方面看，他的理論當然不夠嚴謹；但從實踐應用的角度看，他所知的卻是有餘了。

更難得的是，福日的主事人能將他的理論付諸實踐：不夠廉價勞力化算的先進機械不採用；零件以經濟可靠而不以名聲大小為準則；產品的質量堅持一般化。福日的電視機產品，半假亂全真，使我看不出與日本所產的日立電視機有什麼分別。假若中國沒有外匯與進出口管制，而福日廠又可以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購買機械和零件的話，那麼，香港市場上的日立及其它電視機，就會遇到很強的對手了。


大學的前途

在福建的行程中，我參觀了三間大學，廈門大學、泉州的華僑大學，及福州的福建師範大學。學術生涯三十年，到了校園就覺得賓至如歸。

廈門大學的校園環境，是我在東南亞一帶所見的校園中最優美的了。園地清潔，已有幾十年歷史的建築物保養得很好——陳嘉庚地下有知，當可告慰。華僑大學的校園也不錯。據說香港有二百多學生到這裡來唸書。盡量多收一些外來的學生是好的，但近於免費的取錄就不適當。費用應收的不收，不應收的卻又左抽右抽，反映著中國改革過渡期中的一點矛盾。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香港的學生到國內去唸書，日常生活上與國內的學生應是貧富懸殊的，這可能產生一些不良的影響。我希望香港的學生能夠明白，他們在物質上的「出人頭地」，只不過是際遇不同而已；打算到國內唸書的，最好能知所適從，入鄉隨俗，同時盡可能負起知識交流的責任。

福建師範大學的校園很大，但房子卻比較陳舊了。不過該校校長陳征先生對校園顯得非常熱愛，甚至對其中的一草一木，也瞭如指掌。我對他說，中國的改革若能繼續——而我認為是會繼續的——重視知識，那麼一二十年後，我再到該校時當會見到新的氣象。

整體來說，我對福建的大學——這可能是中國的一般情況——有以下的三點意見。第一，學生收得太少。以我所見到的三間大學的校園而論，園地廣大，若在美國，學生的數量會多三、四倍。當中國人材缺乏，一切都要急起直追之際，為什麼不大量收取學生呢？他們的答案是，中國的大學教師有如家長。他們不單要「教」，而且要盡「育」之責：連學生的起居飲食，他們也要顧及的。中國的家長制，在今天的大學仍然存在。我對他們說，大學生不是小孩子，可以自立，而自立是重要的一課。在美國唸書時，我像其它很多學生一樣，半工半讀，而校方對我們在學術上以外的事是從不過問的。

其它的兩點意見是：師資不足；教師的薪金低下。但這些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恐怕要經一段長久的日子才有明顯的改進。在這過渡期中，我以為最可行的辦法是多收學生，鼓勵他們找點工作，半工半讀，交些學費以增加教師的薪金，而教師薪金的遞升是要按教師的學術研究成就而定的。

在福建師範裡，他們邀請我參觀圖書館及其中一個專藏古籍的書庫——它在文革期間封閉起來得以完整地保存。一見古書，我想起中國文化。中國本來是文明之邦，曾幾何時，竟然像中了風、得了瘟疫似的，一蹶不振。在那圖書館內，我特別欣賞那些大約是清代藏書家所留傳下來的藏書木盒。這些木盒設計精巧，正好表達了當時的物主，是如何地珍藏而愛惜那些書籍。使我非常欣賞的還有木盒上所刻的字體，書法好得出奇。那些字體是柳公權、顏魯公、曹全、張遷等大家的書法，魄力雄強，骨肉洞達。雖然書法在國內極之盛行，但都是行、草居多。從木盒所見，楷、碑書法是今不如昔了。

看完了古書，出到客廳，他們在桌上又準備了一本大紀念冊，要我題字。這一回，圖書館的氣氛畢竟與鞋廠的不同。既是讀書人，我何患無辭呢？一時間我有很多感受。款待我的陳征校長是當世有數的馬列學說專家，觀點與我的不同，但我們不僅是不同而和，而他的謙謙君子、虛懷若谷的風度，令人心折！我又想起離開泉州時有微雨，到福州已是晚上十一時多了，途中經過了有名的洛陽橋。於是，我毫不猶豫地在紀念冊上寫上了王昌齡的一首七絕：「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二○○二年後記

大概八年之後（一九九五），中國的教育開始漸入佳境。學生求知若渴，計算機供應讀物，而老師的收入（包括其它項目或外快）也急速提升了。今天，昔日的「思想教育」變得有名無實，學術氣氛非常好。不容易相信，今天在中國文章有價！

翻譯與解放

以寫遊戲文章而知名於世的哈公先生，受了毛澤東的影響，心血來潮，要搞一本名為《解放月報》的雜誌。「解放」與「開放」不同，前者是怪招，後者是正著。但對哈公來說，名不「怪」則言不順，要改是改不來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堅持要我為他的創刊號寫文章。我想，人各有價，最好辦法就是開天殺價，他付不起稿費就無話可說了。我於是提出了哈公親自替我刻石章一個，作為一篇短文的稿費。他竟然一口答應了。

我拿起筆，紙上一片空白。心想，要寫怪論，哈公怎能勝於我？但這競賽是不公平的，因為我有哈公沒有的兩個局限條件：第一，我一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用筆名而以本名來寫怪論，總會「縛手縛腳」而有拘束之感的吧；第二，不管是好是壞，我總算為人師表。香港的學生寫文章，不用我教已經是夠怪的了，那我又何必加以鼓勵呢？

問題是，既然哈公辦雜誌要稿，文章若寫得四平八穩，全無怪見，就不免令他失望。有什麼兩全其美的辦法呢？正在無計可施之際，突然看到書桌上放著一本《中學經濟科常用英漢詞彙》，是「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委員會」在一九八六年編印的。看來是因為九七在望，香港的官營機構急不及待地推行「母語教學」，就連科學的翻譯也要來官訂一下。這可算是怪招了——可能香港的教育署見中國的簡體字也是由「中央」鑒定的，那麼學術上的詞彙也應由官方審核一番了。

幾個例子可見官方翻譯之妙，與「解放」異曲同工！Infant industry譯為「幼稚工業」（譯者可能想起香港的「幼兒園」；如此類推，到了哈公的手上，就會變為「小兒科工業」了）；frictional unemployment譯作「摩擦性失業」（驟眼一看，我還以為是「擦鞋性失業」）；inferior goods譯作「低等」或「劣等物品」（任何經濟學者都知道，這裡的inferior與「低」、「劣」無關）；price taker譯作「價格承受者」（簡直不知所謂）；factor of production譯為「生產因素」（到了哈公手上，可能變為「生產維他命」了）。

以上只不過是一些信手拈來的比較有趣的例子。其它錯譯的或譯得不倫不類的更觸目皆是。例如discrimination譯作「歧異」或「差別」（字典所誤）；demand schedule譯作「需求表」（應該是「線」）；primary market譯作「第一」或「初級市場」（「高級」市場是什麼？）；bull and bear markets譯作「買空」及「賣空」（long and short是什麼？），等等。也有一些是深不可測的，例如arbitrage譯作「套頭交易」、「套戥」或「對沖」（也是字典所誤）——以我的中文水平來說，這些是解之不開、錘之不爛、吞之不下、消之不化的術語。

平心而論，我們不能怪責這些翻譯的不濟。翻譯很難。以文字的暢通而言，翻譯比原作難得多。理由很簡單：英語中的大部分字眼都是沒有絕對吻合的中文字的。一些深明其中奧妙的人，竟然認為完全不懂英語的中文高手，聽了別人的口述，弄清楚原著的意思後下筆「譯」寫，會有較佳的效果。較為現代的英譯中的翻譯，表表者真是絕無僅有。現代人的時間比前賢的寶貴，而文字上的操縱也大有不如。

一般譯文還比較容易；翻譯學術上的術語或詞彙就困難得多。在中國，西方或非馬克思的經濟學是一門很新的學問，翻譯也就難上加難了。我「專」於經濟學及英語近三十年，而自問中文可算是「通」的，但要我作香港教育署所指定的翻譯，我想，在幾年之內無法做得好。

完善的學術詞彙的翻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中國，有些來自西方的學術已有悠久的歷史，所以中譯變得恰當而達意的，令人叫絕。例如在數學上，algebra譯作「代數」，calculus譯作「微積分」，if and only if 譯作「有且僅有」，都是神來之筆。但這些顯然不是一個人或多個人在短期內開會討論而譯出來的，更不是由政府「解放」出來。這些佳作是人們經驗累積所得的效果。同是一個英文術語，可能有過很多不同的中文譯法，在用者的互相感應下，久而久之，不適者淘汰，存下來的適者就令人拜服。其它在中國有長久歷史的西方科學，如物理、化學等，其術語的翻譯也是功力深厚的。

比較新的西方學術，好的翻譯就不容易找到了。例如新的西方哲學和社會學，中譯的術語目前還大有問題。余英時及金耀基等人，可算是這些學術上的專才了，也可算是聰明才智之士，他們的中文基礎當然是非常的堅實。但看他們用中文寫的學術文章，用術語時往往要中英對照。他們顯然認為如果單用中文的話，讀者可能不知所指。既然要用英文來對照中文，那麼被「照」的中譯大概還是有待商榷的吧？

我用中文寫經濟學的文章，是絕少中英對照的。這不是說我的中文勝於余、金等人，正相反，我自知中文基礎有限，寫時就盡量避免術語的翻譯，但求言之成理就算。那是說，他們是譯而不「達」，但總算譯了，而我卻是連譯也不敢譯的！


結論

學問有如「愛國」，不可強求；學術的翻譯也是強迫不來的。香港的中學生受了這麼多年的強迫教育，到如今，他們又將會被迫去強記那些不倫不類的中文經濟詞彙了。嗚呼哀哉！就算學生們對這些詞彙背得滾瓜爛熟，對他們的知識與思考又有什麼益處呢？香港的教育署究竟是推行些什麼的？

當然，因為中國對西方的經濟思想缺乏認識，用中文來介紹或引進有實用性的經濟學是重要的。在這方面，我和我所認識、懂中文的同行都明白，而大家也盡可能為此做一點功夫。我是不贊成信口開河的「母語教學」的，因為語言不可以信手拈來；但希望有朝一日，我們的工作累積會使經濟學上的中文能「順理成章」。教育署的不知所云的官訂翻譯，對經濟學的「中文化」是一個障礙。

楊小凱的訪問

去年夏天我到美國講學時，有一位到美國學經濟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後路經香港，要約我見面。朋友說，這位學生讀過我在美國發表的一些陳年舊作，知道史提芬弗與張五常是同一人，想跟我討論一些有關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經濟問題。但當時我不在香港，咫尺變了天涯，也就算了。朋友遇到了這位留學生，送了他我所寫的兩本書——《賣桔者言》與《中國的前途》。

後來我才知道，這位名叫楊小凱的學生，在文革期間的名字是楊曦光，因為發表了一篇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聽到了這件事，我無動於衷：多年來我聽過數之不盡的「文革」悲劇，聽慣了，也就變得麻木了。

但其後我又聽到：這位青年在獄中十年，逢人拜師，自修經濟學；出獄後，被美國的鄒至莊教授發現，認為是可造之材，於是去書趙總理，將這學生帶到美國大有名望的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兩年後就考完博士試，目前正在寫論文。這是一個有傳奇性的故事。但我當時不大注意。

一天下午，我無意中在港大的辦公室內翻閱會議桌上放得七零八落的書本，發現一本是楊小凱自著而送給我的，想是他路經香港時留下來的。因為記起有關他的一些故事，就比較專注地翻閱——我越看越驚異。那是一本數學經濟的書，雖然沒有什麼創新之處，而經濟觀點也沒有過人之見，但畢竟內容充實，中規中矩，層次分明，絕不是一本「入門淺說」。

對著這本書，我想到很多的事。一個坐牢十年剛在不久前才正式受嚴謹教育的人，怎可以寫出這樣的書？就算是正規的名校博士也不容易寫得出來。我又想，假若這樣有良材優質的青年能有香港一般學生的就學機會，他很可能已成為一個在國際上有一席之位的經濟學者了。究竟中國埋沒了多少像楊小凱那樣的人材？想到了這些，我擲書興歎！

但楊小凱還算是幸運的。或者，與其說是幸運，倒不如說在不幸中，他還是有了大幸。他今年三十七歲，來日方長！經濟學大師Abba Lerner也是三十歲後才入門，而卻後來居上。不過，我們也要問：中國其它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呢，又怎樣了？到了此時今日，中國還在搞什麼「精神文明」，什麼八二開的報喜不報憂，什麼「五講、四美、三熱愛」，什麼主義堅持，等等，又怎能不教人悲從中來？對這些問題，我們從事教育的人，又怎能不大聲疾呼？

楊小凱回美後，讀了我的兩本書，就替《知識分子》雜誌向我作一個書面的訪問。他提出了十九個問題，都是關於中國的，我不厭其詳地一一作答。因為他問得比較深入，而以書面回答，我能夠比較用心，我就徵求了《知識分子》的同意，將之作為《論衡》，在《信報》同時發表。

我也答應在這裡把《知識分子》向香港的讀者介紹。這並非人情難卻，而是我認為這雜誌很有意思，值得推薦。這是中國思想開放後一群思想開放的青年所辦的一本雜誌：無意煽動什麼，但有意推廣真正的百家爭鳴。我衷心希望，這些青年是中國前途所寄望中之一群。《知識分子》在美國出版，在中國發售，據說，在香港的一些報攤也可以買到。

以下的書面訪問，進行於一九八六年十月間。


楊：您是體制經濟學（Economics of Institution）中交易費用學派創始人高斯（R. H. Coase）的高足，也是當代交易費用學派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我想請您簡要向《知識分子》雜誌的讀者介紹一下交易費用學派的主要理論，特別是高斯定理以及它對中國體制改革的意義。

張：我可以算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入室弟子」，而不是高斯（R. H. Coase）的學生（從來沒有上過他的課）。但假若有人誤以為我是高斯的弟子，我倒樂於將錯就錯。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六七年初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寫論文——《佃農理論》——有了苗頭，芝加哥大學贈我一個獎金，邀請我到芝大。該年十月，我到了芝大，去見高斯，自我介紹，對他說：「我花了三年功夫讀你的《社會耗費問題》。他問：「你認為我那文章是說什麼的呢？」我回答：「是說合約的局限條件。」他站起來，說：「到底有人明白我了！」此後我們便成了好朋友。在芝大的兩年中，他不厭其詳地與我研討，詳盡地解釋了他的思想。

後來H. Johnson、E. Silberberg和A. Walters等人都把高斯定律和我的《佃農理論》相提並論。雖然在寫《佃農理論》時我還未認識高斯，也沒有想到受了他的影響，但外人一看就知道，若沒有高斯定律，我的《佃農理論》是想不出來的。其後在高斯退休時，我寫了《公司的合約本質》，被作為《法律經濟學報》為他的榮休而出的特刊的首選之文；而在快將出版的New Palgrave內的關於高斯及艾智仁的文章，也是由我執筆的。我一向對聲名淡泊，但對這項的「小成」卻十分珍惜，頗有「自豪」之感。可不是嗎？高斯及艾智仁對我的思想既有所偏愛，其它人對我的評價怎樣就無足輕重了！我又想，從來沒有經濟學生能獲得這兩位大師的日夕訓誨，而這個學生竟是一個中國人。天下間哪有這麼幸運的事？

你問我交易費用及高斯定律為何重要。這問題是淺而極重要的。經濟學是一門以「自私」為出發點而去解釋人類行為的科學。其中最主要的假設，是每個人都會在局限的條件下爭取最大的利益。社會是一個多過一個人的體制；有了社會便有「產權」與「交易費用」的局限條件。問題是，對產權及交易費用有深入的瞭解，是需要花很大的功夫作事實調查。當然，紙上談兵的理論，大可將局限條件隨意假設——這是通常被採用的辦法。但實用性的推理，是要先明白真實的局限條件然後逐步簡化。偷懶是人之常情，也難怪不少經濟學者對產權及交易費用避而不談了。但自從高斯的大文在一九六○年發表以後，我們要明白經濟體制的，就日以繼夜地在現實世界中耕耘。

高斯定律是關於產權界定及交易費用對議定合約的影響的理論。艾智仁的畢生功力所在，是把產權、競爭及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的關係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們兩位的思想結合起來，可讓我們恍然而悟，徹底地明白不同經濟制度的決定性。在他們之前，除了史密斯一七七六年的巨著外，經濟學者對經濟制度的認識都不夠深入，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雖然現在大多數的經濟學著作對此還是不了了之，但這只不過是反映著：真理的普及是需要時日的。其實，識者都知道已掌握到真理。七年來，我從產權及交易費用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改革，精彩之極，但可借這一個「節目」的觀眾，似乎就只有我一個人。


楊：民主制度不如市場制度合理，這也許是您與佛利民（M. Friedman）共同的觀點，而在交易費用很大的條件下，民主制度會在某些問題上更合理，這是不是您對佛利民思想的發展？民主與市場關係的理論對今天中國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關係有什麼意義？

張：很可惜，「民主」的一般定義就是「投票」選舉（海耶克等人的分析能力可算平平無奇）。說投票不及市場，即是說投選票不及投鈔票，是我這一輩的經濟學者老早就知道的。我後來在這問題上加上交易費用，指出在有交易費用的局限下，投選票是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的：但這節省只可能在私有產權制度下自由選擇投選票才會產生。

我反對凡事投選票，但並不反對民主，因為我認為民主的真正定義應該是投鈔票而不是投選票：每個人都是消費者；消費者是民，市場怎會不是最民主的地方？不要以為我的「錢」氣太重。我贊成人權平等，但那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做到這一點，沒有私產是不可能的。有私產就有市場——以投鈔票決勝負。沒有私產，所有投選票的民主都不一定是以人民的喜惡為主的。有了明確而全面性的私產制度，獨裁者有名無實，起不了作用，不投選票也無傷大雅。這是香港以往的經驗。

佛利民是個天才。他對我影響很大。但我的「民主」觀點倒是受了A. Downs、A. Director及K. Arrow等人的影響。佛利民對中國很關心，我衷心感激。五年多前，我寫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初稿，推斷了中國會走向近乎私有產權的路，寄了一份副本給佛利民。他當時認為我實在是大大地過於樂觀了。三個月前（八六年七月），我在舊金山的西區經濟學會中作演說，宣讀了拙作《五年過去了，中國的去向又如何？》，佛利民是聽眾之一。會後我們相聚，把酒言歡。談到中國，他對我說：「你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我目不轉睛地望著他，給他一個神秘的微笑。他突然驚覺，說：「五年多前我也是這麼說，但你畢竟是對了的！」但願今後我還是對。


楊：您在《賣桔者言》中斷言：「一日不實行私有產權制度，就沒有可能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準則」。匈牙利經濟學家Kornai也強調財產所有權與市場價格之間關係的重要性，他稱之為「軟預算約束問題」。這個思想目前在大陸很流行，我想請您評價一下Kornai這種觀點與您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有什麼異同。

張：從來沒有人否認市場貿易交換，對民生經濟大有裨益，即使馬克思也不否認。不同之處就是「共產」的論點忽略了高斯定律：私有產權是真正的市場的先決條件。這一個重要含意演變繁複，精彩絕倫。從高斯的角度看，資產（生產資料）與產品的分別既不清楚，也不重要。加上交易費用、公司與合約的安排，經濟體制就變成了一個順理成章的交響樂。我希望將來有機會能把高斯的大作仔細的譯成中文，加上深入淺出的註解，使中國的讀者能讀之再三。


楊：您對中國體制改革的前途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對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政策和改革抱有很大熱情，並預見中國將變成一個私有產權制度的國家。我七、八月份（八六年）在中國旅行時，深深感到中國越來越多的人從認為價格是改革的中心到相信所有制問題是改革的中心。但仍有一部分人認為價格改革是企業制度改革的外部必要條件，這種觀點是對政府影響很大的「外部環境」派觀點，另一派觀點認為改革應以企業所有制為中心，叫「內在機制」派，您對這兩派觀點有什麼評價？

張：凡有社會必有競爭；競爭必有勝負；勝負之分需有準則；這競爭準則是由產權制度來決定的，也即是由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界定而定。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下，市價就成了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換了產權制度，競爭的準則也就變了。有什麼「內」、「外」之分？

艾智仁說得好，「價格決定什麼」比「價格是怎樣決定的」更重要。大師所見，確是不凡。


楊：您認為中國的開放政策正在使改革的信息和交易費用迅速下降，等級特權的競爭標準正在通過貪污權利的劃分轉變成私產制度，只要改革步伐不慢下來，印度式的貪污權利劃定制度就不會有機會鞏固，而私產制度終將來臨。您還認為農村改革成功的一個原因是把幹部的特權變成私產，這樣可以減少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抵制。中國國內一些青年學者也認為農村目前出現的問題正在創造一個提出和解決私有產權問題的局面。但是股份化試驗卻流於形式，搞了很多西方式的組織形式。由於避開私有財產問題，股份公司有的成了新衙門。看來，中國走向私產制度的問題仍很大，您對此有何看法？

張：幾個月前我發表了《所有權與「會貶值」的資產》一文，曾指出這點：將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使前者為國有，後者為私有，私產的制度還可推行，但對於會貶值的資產來說，國家保持所有權就行不通了。如果發行公司股權給「個體」，政府是需要放棄「會貶值」（會折舊）的資產的國家所有權的。將這些資產界定為一家機構的，保障「法人」或合夥人的「存在」，把產權以股權界定分配，容許股份的自由買賣或轉讓，私產的制度就形成了。

目前，中國的產權結構與政府當局想要推行的商業法律，在基本上是大有衝突的，但執政者似乎不明白。例如不久前所提出（後來幾經波折才通過試行）的破產法，就忽略了破產是在權利界定下的負責問題；因為沒有明確的負責人，政府或社會是不能破產的。公司的法人可以破產，合夥的夥伴可以破產，私人更可以破產，因為他們既有被界定了的權利（產權），就有被界定了的責任。又例如不久前，中國所提出（還沒通過）的抵押法，就忽略了抵押是一種交易，若非私產是不能抵押出去的。

這些困難，從悲觀的角度看，使我們覺得中國的體制改革還要過千山萬水，難於登天。但從樂觀的角度看，這些法律的建議，正反映出中國的執政者開始明白國營機構的困境，有意圖加以大事改進。但假若中國的執政者不肯在產權的結構上徹底改革，他們的很多理想都只能是紙上談兵。


楊：我和一些美國經濟學家談到私有產權問題時，他們總會引用A. Berle和G. Means在《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一書中的觀點，即大公司中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使股東的私產權越來越不重要，所以大公司變成准公有制，私有財產制已經式微。您對這一看法有何評論？請您向《知識分子》的讀者解釋一下您關於股份公司制度用按股共有資產可以提高交易效率的理論。匈牙利的Kornai提出「預算約束軟化」（財產所有權越來越模糊）是個世界性趨勢，您對這類觀點有何評價？

張：這些作者對產權一知半解，對公司的經濟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他們的論點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我們要知道，權的擁有與權的使用是兩回事——私有的資產作為公用，還是私產。我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及《公司的合約本質》兩篇文章內解釋得很清楚。一個私產的擁有者跟其它人的資產組合而成公司，是一個自由選擇的結果，為的是要減低交易費用來增加私人的收入。不管公司如何龐大，由誰操縱，此理不變。而公司的股權擁有者可將股份出售，作為制裁操縱者的行為的最佳保障。

我曾經指出過，共產或國營機構與私營的大企業或公司有相同之處。高斯曾告訴我，列寧也曾這樣說過。但國營與私營畢竟是貌「似」神離！前者不是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權利也不能自由轉讓。國營機構的交易費用因而不減反加；這解釋了為什麼世界上所有國營機構的生產成就都乏善可陳。

楊：您提出了用招標承包的辦法將國營企業租給私人的改制辦法。世界銀行的建議是用拍賣的辦法把國營企業股票賣給退休基金會、地方政府等公眾團體和機構，每個機構不能持有一間企業百分之五至十以上的股票，用這種分散股權的辦法，首先把國營企業變成「公共所有」的企業，再通過股票市場增加私人股份。一些中國改革者對此方案的批評是，中國人對財產所有權已完全沒有信心，這種信心的建立要幾代人的時間，在沒有這種信心時，世界銀行的方案實行起來會走樣和流於形式。您對此問題的看法如何？您對中國在瀋陽和上海等地搞的「股份化」試驗作何評價？

張：世界銀行的僱員受了高薪，是要寫又長又厚的報告交差的。這種局限的含意，您應該明白。我會見過幾位世界銀行的研究員，他們的工作方針與我們所關心的大有分別。我可以說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不多——這也難怪，有誰敢說他對今日的中國有深入的瞭解呢？

關於中國的工商業的改革，我曾經提出過幾種可行的建議，包括以招標承包的辦法。後來我又指出對於會貶值的資產，「沒有所有權」的承包總有問題。

中國改革的要點當然是要把資產轉為明確的私產，用什麼辦法及誰是得益者都是次要的。但首次的私產分配有是否公平的問題，也有是否容易推行的考慮，而後者比前者重要。另一個要點，就是政府要盡量讓資金落在私人或私營機構的手上。

關於瀋陽「股市」，據說還是限於債券的買賣。股權的轉讓應該是指日可待的吧？不過股權的界定有很多種。我不知道要在瀋陽意圖成市的是哪一種。要不是工作太忙，我會到那裡走一趟看看實際情況。

我大致上同意您所說的中國改革者對世界銀行的方案的批評。但人民對資產權利的信心的建立，是不需要幾代的時間的。中國若堅持以往的教條觀點，不更正憲法，而又往往一放一收，那麼要建立您所說的信心當然是遙遙無期了。我有時覺得中國的前途可能是繫於執政者的「一念之差」的。


楊：對於價格改革，世界銀行主張在中國盡早取消「雙軌價格制」，取消國家計劃分配物資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價格制度。以體制改革研究所為代表的中國青年經濟學者不同意急於取消價格雙軌制，他們的道理是，在現行制度下，取消雙軌制執行起來會變成取消議價保留統一的牌價，因而回到舊制度去。您對這兩種不同看法有何評價？

張：市價就是市價，沒有什麼統一不統一的。但中國推行的市場制不應限於產品——資產市場同樣重要。若二者缺一，訊息的傳達就有所不及。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下，市場威不可擋，價格管制要付很大的費用，是不容易推行的。可是在國營或被國家壟斷了的行業（包括外貿及外匯）而言，管制價格（因而「多軌」）就遠為容易了。這是因為在國營的局限下，這管制是沒有明顯或直接的受害者的。

所以我認為重要的是推行明確的私有產權制度。有了這制度，「雙軌」不成，也無需「統一」。沒有這制度，價格又何止雙軌？高斯定律錯不了：私產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但這界定是程度上的問題，市場及市價的作用也就跟著有程度上的不同了。


楊：您認為在保持外匯管制的情況下，商品標出不同的人民幣價和外匯券價實際上保持了統一的市場價格，而強制實行兩幣一價反而造成了實際的價格歧視。因此您主張取消外匯管制，實行自由匯率。現在中國政府即將取消外匯券，對此您有何看法？台灣和南韓仍由政府調節匯率，但政府把官價匯率調到接近市場匯率，南韓甚至使本國幣官價低於市價，這種制度是否比自由匯率制度更適合中國？

張：最近我發表了《外匯管制可以休矣》一文，分析取消外匯券後的各種含義。在那文內我指出外匯券是一紙灰幣，將黑市蓋上灰幕，有利地促使灰色市場的增長，但卻有害地維護了外匯管制的存在。因此，取消外匯券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沒有外匯券，市場變得黑白分明，假若中國不肯走一大步回頭路（大事增加管制），則外匯管制可以休矣！

南韓及台灣的匯管早已名存實亡。他們取消了有實效的匯管後，外資引進、外貿及外匯儲備都有迅速的增長。這些體制的經濟發展遠不及從來沒有匯管的香港。結論是明顯的：在今天，外匯管制一無是處。在一九七一年之前的國際貨幣制度下，外匯儲備是有用的，匯管也因而有以砍頭來治頭痛的功效。但在今日的國際貨幣制度下，匯管連這「苦肉計」的功效也沒有。


楊：您指出外匯管制和價格管制從本質上說是壟斷者的既得利益問題，雖然表面上的爭論只與方法優劣有關。您是否能建議一種辦法來解決這類既得利益問題。外匯管制會給中國銀行帶來特權與利益，他們總不會願意放棄這種既得利益，不管這種管制給社會帶來多大禍害。

張：不僅中國銀行能從外匯管制獲得特權利益，人民銀行及經貿部也分享這個壟斷權。這些機構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控制貨幣的發行量及推廣貿易，但他們目前的運作正相反。自一九八五年四月後，外貿及外匯的壟斷及其它有關的安排與印度的大有相同之處，使我們關心中國的人觸目驚心。

中國的體制改革有面子上的困難——這問題我是門外漢；有訊息不足的困難——這方面，盡我所知或可作一點小小的貢獻。就算是我或其它關心中國的經濟學者不存在，中國只要堅持思想、門戶開放，真理訊息總會有立足之地。但特權利益的維護卻是另一回事了。我前思後想，總覺得這是中國的「結核」所在。雖然近幾年來很多等級特權的利益——尤其中層幹部的——已煙消雲散，但某些特權卻仍有鞏固了的跡象。所以我曾大膽地建議，用分配資產的辦法，讓一小部分的特權分子先富起來，但要他們棄官從商。


楊：在中國有人主張人民幣繼續貶值到一美元換五元人民幣的水平，以徹底解決外貿中的外匯障礙。但一些人認為如此貶值會造成不可抑制的通貨膨脹，使人民幣信譽崩潰。還有些人認為中國在企業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企業利用低人民幣匯價的潛力有限，人民幣貶值對增加出口及減少進口的效果有限，因此繼續貶值不會有好效果，只會加劇通貨膨脹。對這些不同的觀點，您有何評價？

張：人民幣貶值是不會造成通貨膨脹的（真正的市價是以黑市為依歸；浪費資源去找黑市門路，或辦手續或搞人事關係等，也是「市價」的一部分）。人民幣一旦有匯管及黑市匯率的存在，就沒有什麼「信譽」可言。中國有驚人的人力資源，但因為有匯管及外貿管制的存在，又因為產權制度不明確，不能發揮她必有的驚人潛力。那些認為解除管制不會大大增加出口的人，都低估了中國人的本領！

適當地控制人民幣的增長（要萬無一失，應先採用十足儲備的銀行制度），徹底地解除匯管，推行自由外貿、私有產權及法治，所有現有的憂慮都是「杞人憂天」了。


楊：中國正在推行勞動合同制，允許廠長解雇工人，工人可自由辭職，廢止子女頂替制度及設立失業保險制度。據說有關的三個文件傳達後反響極大，工人們意見很大，一說是幹部制度沒改革卻給廠長這麼大的權，這是拿工人開刀。二說是工廠不是廠長的，廠長不會從經營效果出發招工裁人，而會利用這個權搞個人報復。據說上海已發生被解雇的工人持刀殺傷廠長的事。一九五八年進廠的工人，子女大都是農村戶口，廢止頂替制使他們的子女失去了得到城市戶口的機會，因此十分不滿。一些人預期這項改革可能會流產。不知您對此有何評論？您是極力主張勞動私產化和勞動者私訂合約的自由選擇權，並強調這種自由選擇權對產權私有和選擇低交易費用制度的重要性。而中國政府目前用勞力（或人材）流動的「合理性」來限制這種私訂合約的完全自由選擇，認為對「不合理」的流動還是需要管制，您對此有何評論？您可否向《知識分子》的讀者解釋一下您關於自由擇業、自由解雇可以大大減少交易和監督費用的理論？

張：在中國的南方，尤其是廣州一帶，合同工制不脛而走，國家職工制正在崩潰中。我在兩年多前推斷了會發生的事，來得比我預期的快。自由擇業是沒有以往鐵飯碗那樣的保障，但自力更生的保障卻大有吸引力。不過很不幸，不少中國青年告訴我他們仍然不相信中國的開放及改革會長久或是繼續下去的，所以他們在職業上還不敢「冒險」另找出路。有幾位年青幹部對我說過，假若中國真的不會走回頭路的話，他們會連幹部也不干。在目前，因為國營企業還是林立如昔，自由就業的機會不大，而被外資機構僱用的機會也不多，但個體戶（自我「僱用」）的機會倒很不錯。（據新華社八六年九月三十日的報道，在北京市的外資機構不得自行招聘僱員——須通過市政府才能聘用。這種申請手續繁複，費時失事，而政府又大可從中大事徵收了！）

你說的工廠廠長的行為，一定是國營（非私產）企業的吧？要是工廠是私營的，不管股權誰屬，一個廠長如果濫用權力，怎可以不被革職？廠長的收入是應由生意的成敗而決定的。目前，沒有一個中國的執政者會反對這一點。但他們似乎忽略了這個準則在私產制度下是必然的，而在非私產制度下這準則的採用卻絕無僅有。

工人不能自由辭職，或由於各種人為的限制而難以另謀高就，約束廠長的交易費用就增加了。由於沒有股權的界定或股份不能自由轉讓，也有類似的不良效果。交易費用是一個極重要而又極廣泛的題目，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向貴刊的讀者詳加解釋。

楊：中國不久前通過了「土地管製法」，明文禁止土地買賣，同時企圖用加強管制的辦法阻止各地浪費土地資源，侵蝕耕地的現象。農村分山到戶後，農民得到山林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把樹都砍掉，把木材賣掉或用掉。也沒有人植樹造林。南方目前由於水利設施的產權問題沒有解決，水利糾紛極多，政府和法院官員被水利糾紛搞得焦頭爛額。變相的土地買賣也很普遍。中國大陸的農民不相信耕地的租用權，只相信房產和宅基不可侵犯。因為解放以來，只有一九五九年共產黨侵犯過農民的房產，四清時馬上退賠了。因此中國大陸農民在房產上的投資相對於實際收入是太多了，而耕地上的投資卻太少。大量用宅基侵佔耕地的事也是與耕地產權和宅基產權差別太大有關。有些中國青年經濟學家認為農村暴露的這類產權問題為在中國農村形成真正的私人財產制度提供了機會。您對此有何看法？

張：你說的「土地管理法」，看來快要「過時」了。在深圳，在某些情況下土地是可以買賣的，而農地的「灰色」買賣在中國不少地區時有所聞。經濟的壓力通常出現在法例更改之前。令人惋惜的，就是中國的執政者還是有著他們某方面的堅持——不肯客觀地衡量大勢所趨，實行「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

砍掉林木的行為，是由於對產權的前景沒有信心。兩年前我特地坐火車到廣州去，目的是要看兩旁農村較高地的果樹種植的發展怎樣。我對哪一種地應種果樹頗有研究，但沿途發現，應種果樹的土地一株也沒有！後來到了廣州的近郊，才見到有可觀的小果樹培植，算是稍有苗頭。中國的執政者應該明白：私產（包產）的利益，是應有長久而固定的保障的。

遠在四年前，我就推斷了中國的農村會有極多的水利糾紛。這是我寫博士論文時研究台灣的土地改革所得的經驗。台灣在一九五三年推行「耕者有其田」，每農戶的土地瓜分所得甚少，自耕地又不可轉讓，而水利卻是多戶一起用的。在這情況下，農民豈有不發生爭執或大打出手之理？後來台灣政府逼著要大事供應水利設施，導致另一種資源浪費。上選的解決辦法，是讓土地自由買賣或租賃，使農戶與農戶之間自由地選擇合約的安排，將分攤了的土地另行組合。這種自由組合運用，是會按照水利的供應情況或依合資建設水利的可行性而定的。


楊：中國城市正在形成土地市場。有些地方官方成立了一些專門負責向官方公司出賣或出租土地的機構。不過很多地方這類土地買賣、租賃是由一個官方機構壟斷，他人不能直接私議買賣合約。對中國政府發展城市土地市場的政策和城市土地產權問題，您有何建議？中國的大城市目前都有物物交換形式的房產市場，並有官方開辦的「換房」機構，對城市房屋私產權問題和房產市場問題，你有何評論？

張：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將土地以永久或長久的年期出售。出售土地而又讓地產有自由轉讓權，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產權結構改革。此外，售地所得，可作為發展基本建設之用，也可讓政府減少及簡化稅收（見拙作《出售土地一舉三得》）。資金不足的本地人或機構，可用分期付款的辦法來購置土地的。

事實上，正如你所說，在某些形式上，土地的買賣已經存在。但為了要保持社會主義的形象，中國政府就採用了一些「變形」的手法。我不明白這些手法是做給誰看的。難道執政者真的要自欺欺人，以為這樣做就可表達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瞞天過海」的土地買賣或產權轉讓，會大幅度地增加交易費用，壓制了資產市場的普及，阻礙了價格的訊息傳達，也傷害了人民對產權保障及體制改革的信心。


楊：香港當局對不該管的事比美國政府管得少得多，但對該管的事卻比美國政府管得好。香港的地鐵和公共交通系統就比美國的好得多。中國人的勤奮和尊重私人財產的美德也令我感動。我認為中國如果不認真實行私人財產制度，開放政策只會把制度缺點暴露出來，而不可能利用「出口替代」戰略發揮勞力便宜的比較優勢，因為我相信出口替代戰略必須以體制私產化自由化為條件。台灣、南韓在採取出口替代政策前都有個體制自由化過程。我覺得國民黨政府三十年代就有了關於私有產權、法人團體（公司法）等方面較完備的立法，而這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最重要條件。您以為如何呢？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在制度創設和出口導向戰略方面有哪些值得中國借鑒的地方？

張：在「一九九七」的影響下，香港的經濟制度幾年來已開始退化。你所見到的香港已漸不如前了。香港的稅制比以前複雜；政治費用急升——政客及壓力團體風起雲湧；而中國（或是香港政客倣傚中國）又在香港搞那些與市場格格不入的「統戰」。另一方面，香港人材大量外流；本地人所設的銀行，接二連三地倒閉，幾至全軍盡墨，香港在遠東的金融中心地位，已被東京取而代之。

香港還有很多問題，一言難盡。我以為若不是受到政治的影響，今天應該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因為新加坡、台灣及菲律賓等地都各有各的困難。目前香港的地產市值不及日本的一半，這是與七十年代大有不同的。可是從樂觀的一面看，今後，香港會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及發展起重要的協助作用，而香港也可以從協助中圖利的。換言之，中國的前途對香港有決定性的影響。

至於國民黨在大陸時的所謂私有產權與法治，有名無實，是不足以為范的。今日的台灣大有進步，但南韓很可能後來居上。新加坡的國民收入數字不可靠，那裡的政府對市場有諸多限制，所以我對新加坡的前景不敢樂觀。


楊：您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頗多批評，並且反對提倡「主義」，甚至反對「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我想請您介紹一下您這方面的思想。目前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正在自由化和多元化的道路。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在中國都有了一席之地，您能否推測一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系在大陸中國的前景？留美學習經濟學的中國學生中也有批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但我很擔心這會重複「五四」運動的悲劇，即從完全否定一種意識形態走向否定多元化的價值。您對此有何看法？

張：「主義」是抽像的思想；「理論」也是抽像的，雖然有實用性的理論可用事實驗證。在經濟實踐上，中國要重視的是制度，不是「主義」或甚至「理論」。我最近在《經濟學可誤導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文指出：因為有不是經濟學的經濟「理論」，有經濟學的謬論，也有對中國問題無足輕重的經濟學，目前新思想開放的中國人在「何去何從」上難以選擇，可被「理論」誤導的。「理論」往往是一種奢侈品；中國目前實在付不起「奢侈理論」的代價。

「主義」不僅是奢侈；它往往是些空泛之辭，不能被事實驗證，但卻可被執政者利用來推行宗教式的愚民政策。在大學唸書時，我讀過不少馬克思的理論，但總覺令人費解；間或有可以明白的，就覺得一無是處。後來讀了費沙（I.Fisher）的《利率理論》，拍案叫絕，知道了馬氏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茅塞」，是在於古典經濟學的「資本」概念不能一般化。

對於馬克思的「理論」或「主義」，我們要問他的每一個術語是否可以明確地解釋（這一問，我們就可知其中有數之不盡的混淆）；我們也要強調馬氏理論的事實驗證（混淆不清的理論，從何驗證呢？）。半年前我會見了幾位在北京任教的經濟學教授，相談甚歡。我向他們指出，看現實問題時，中國的學者不應從「馬克思錯在哪裡」的角度看（看不到錯時都是對的！），而是應該從「馬克思對在哪裡」的角度看（答案會令人尷尬之極）！

但中國目前的「思想多元化」，卻是大好現象。這不一定會對經濟改革大有裨益（甚至可能有所妨礙），而是對中國人知識的增長及思想的改進大有幫助。有十億人口的中國人的先天智慧是聞名於世的，但竟然淪落到今天不堪的地步，是人類歷史的大悲劇。中國人將來的成就，大概要靠你們這一輩不幸中而又有大幸的青年了。希望你們能堅持思想開放，向學術邁進。

楊：七、八月份我在中國旅行時碰到一些真正的私人公司的老闆。他們多數是一人或一個家庭，資本在十萬至數百萬元，僱用幾個到數十個人，有大型生產資料（如汽車、房產等）。這類私人公司在南方很多，其中多數從事貿易。政府從他們收到銷售稅，但很難收到收入稅，因為往往有謊報淨收入的情形。這類公司有了很大收入後，繼續擴大經營的動力不足，他們認為錢太多了沒法用，反而增加麻煩。對這類公司的發展，您認為政府在立法和政策方面應做些什麼事？請預測一下私人企業在中國發展的前景。

張：中國一開始推行稅制時，就複雜之極，左抽右抽的政策令人歎為觀止（見拙作《拋磚引玉與急功近利》）。中國的稅制必須盡量簡化。其實避稅或逃稅的行為無地無之（任何國家都會發生這樣的事），但簡化的稅制不僅對此有助，而對工商業發展的好處也是說之不盡的。美國最近倣傚香港，稅制來了一次革命性的簡化。香港的稅制這幾年來變得複雜了（但仍比美國「簡化了」的簡單）。中國凡是可抽的則抽，可增抽的則增抽，真是亂七八糟，抽得一塌糊塗。


楊：中國的政府機構利用計劃特權分割市場進行壟斷的問題非常嚴重，例如以飯票形式分割各單位的食物市場，限制自由進入，以勞動分派制將勞動力市場分隔為成千上萬個不能自由進入的地方市場，並用勞動服務公司等形式壟斷勞力買賣等等，使外國投資者放棄了關於中國是個十億人口的統一市場的幻想。我曾向政府建議以平等競爭法的形式廢止一切限制自由貿易、以計劃特權維護壟斷的成規。得到的答覆是：這種想法不現實，只能等待市場體系的逐步發育，使對反壟斷立法的需求漸漸成熟。您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

張：「時機未到」是一般中國執政者對體制不肯大事改進的托辭。一說是中國還是太窮，另一說是不能急進。除訊息不足可成理由外，還不是為了要維護或增加特權利益？當他們要收回下放了的權力，要增加壟斷權，要增加各項徵收時，卻從來不用「漸進」的辦法。


楊：您在您的著作中提到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要有個「大搬遷」（農村人口大量轉變成城市人口），這一要求會形成強迫中國實行勞力私產化等改革的壓力。但我對此持相當悲觀的看法。中國目前有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等級身份制度，人民被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村人口」兩個不逾越的等級，這種身份世代相襲，只有考大學、參軍、結婚等少數途徑可改變等級身份。這種等級身份制度與戶口、糧食配給和職業指派制度相結合，能有效地抑制「大搬遷」的壓力。而中共至今不認為這類制度有什麼不好，而認為這種制度可以避免其它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貧民等社會問題，儘管實際上這種制度維護了城市居民的某種特權，限制了農民與市民等競爭的權利，這成為城市生產率低下、勞動力過於昂貴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現代化過程中「大搬遷」的最大阻力。您認為是否有某種可能性，迫使中共領導下決心改革這種當今世界上最黑暗的等級身份制度和戶口、糧食配給、職業指派等制度。

張：我提出的「大搬遷」，若不發生，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決不可能追近先進的國家的——就是連台灣也追不上。但在這方面我卻沒有你那樣悲觀。只要中國在城市的工商業上，改革有了成就，大搬遷的壓力就非同小可。戶口、身份的管制就會兵敗如山倒。目前，由於農村的改革速度比城市的快，這壓力是不大的。一旦城市的私產化有了苗頭，市民收入增長，戶口、身份的管制就要受到嚴峻的考驗——難道到時真要「荷槍實彈」嗎？中國不能再有一次流血的「革命」。更樂觀一點地說，我以為在某些地區，這搬遷已在某程度上發生了：農民不是搬到城市中心，而是搬到城市近郊的鄉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