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震東

最近收到一本《顏震東黑白攝影集》，使我想起四十八年前的一些往事。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開始學人家搞藝術攝影，起因是在家中找到一部古老照相機，名Mercury，三十五米厘膠卷拍七十二張的。拍了兩卷給一位姓關名大志的中年男子看，認為大有前途，替我買了另一部更古老的戰前東德產出的祿來福來，教不到半天我就攝得兩幀作品入選香港國際攝影沙龍，而且兩幀都被選刊於該年（一九五五）的沙龍年鑒上。初學的熱情使我認識顏震東。

顏兄當時在皇后大道西的一個樓梯口開沖曬店，是個談到攝影就不能停口的小老闆。我沒有見過一個對攝影比顏震東更熱情的人。給他看任何作品，就是亂來一下的，他總是大讚特贊，然後建議怎樣改進一點。我父親在永樂街的店舖離顏兄的樓梯口不遠，請他到鄰近的大排檔吃飯，兩杯雙蒸落肚他就談得更激動了。

一九五七年我離港赴北美，六三年回港一行，舊地重遊，找到顏震東。那時我學有小成，曾經在加拿大作過職業攝影師，對先進的黑房技術瞭如指掌。他拿出一幀作品給我看，是黑白色調分離，有五調之多，且分離清晰。那是我知道的難度最高的黑房技巧，不一定可愛，但要做到卻需要有精確的反差沖洗控制，也起碼要花三幾天的工夫。當時我想，這個人好攝影好得癡了。

又別二十多年，大家都老了，只在某些攝影家的聚會場合偶然相逢，再不能像昔日那樣談攝影談個半天，沒有機會讓他像昔日那樣滔滔不絕。九個月前在這裡發表《工展會是大笪地》一文，提到六十年代初期香港工展極盛之際，其攝影比賽獲獎最多以陳平為首。陳平讀後對我說，為首的不是他，是顏震東。近幾年，計算機處理底片普及，淘汰了黑房。但朋友對我說，計算機淘汰了所有黑房師傅，只是沒有淘汰顏震東。多年前從朋友中知道，顏兄轉為以傳授攝影為生計，所以凡有青年問及，我推薦的一定是顏震東。

顏震東不求聞達，沒有聽過他買了什麼名貴鏡頭，坐飛機到什麼名勝獵影，或開過什麼大型個人展覽。他平生最奢侈的行為，似乎就是出版了我最近收到的《顏震東黑白攝影集》。是一百六十頁以厚紙印製的書，沒有印上價錢，顯然是不打算在市場表演一下的。對著這本書，我想，難道顏兄快要退休了？不管怎樣說，如果我早知他會出版這本書，我會破例地毛遂自薦，替他寫個序言。

傳授攝影數十年，顏兄是桃李滿門了。但他不像昔日的鄧雪峰、龍彼得、潘日波、囉囌民等那種獨當一面的大師授徒，而是以大興趣換取小生計。他的一些學生對我說，顏老師收費甚廉，而轉售相紙等材料給學生，他賺的充其量是車馬費。

除了紐約的梁光明，顏震東是我認識的另一位從事攝影超過五十年而沒有中斷過的朋友。只為自己的興趣而默默耕耘，不慕名利，每有新作，便欣然於色，奔走相告。究竟作品可否傳世，顏兄是不管的。這種與世無爭的自享其樂超越半個世紀，很有意思，羨煞了我這種不甘於平庸凡俗但其實是平凡的人。我對自己的安慰，是不甘於平凡的人中大都比我更平凡。顏兄比我們高一個層面，不需要作任何比較。

顏震東比我大七歲，攝齡長五年，指導過我，嚴格來說，我也是他的學生。

荷鄉獵影記（二之一）

朋友說，專家的考究，蓮花可能出自印度。蓮與荷不同，雖然往往混為一談。家喻戶曉的周敦頤寫的《愛蓮說》，是說荷。蓮是睡蓮，浮在水面，不會給人有「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亭亭靜直」的感受。法國印象派大師莫奈畫的是蓮塘，不是荷塘。中國畫家林風眠畫的大部分是蓮塘，間中有荷；黃永玉畫的是荷，雖然為荷題字時他曾題「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採蓮是采荷的蓮子，但蓮葉可不是荷葉。我們吃的蓮藕與蓮子皆出自荷，不知道蓮花有什麼可吃的。愈想愈覺天旋地轉，有點糊塗了。不要把我看為一個純真的門外漢。

荷與蓮之別今天多數人都知道，但名稱的混淆我曾經請一位美若荷花的女孩子替我找古書查考。其回報是，荷花之名甚多：菡萏（《詩經》）、芙蕖（《爾雅》）、芙蓉（《楚辭》）、水芙蓉（《群芳譜》）、水芝（《本草經》）、玉環]《三餘貼》）、澤芝（《古今注》）、淨客（《三柳軒雜記》）、溪客（《西溪叢語》）、六月春（《類腋輯覽》）……還有水花、水雲、水旦、碧波仙子、水雲仙子等等。奇怪地，沒有古書說荷又稱蓮。

荷與蓮擺明不同，但為什麼詩人與畫家有時不分彼此，但古書卻沒有說荷可稱蓮呢？同樣奇怪的是：畫家及詩人說蓮，可能是指荷，但說是荷的卻不可能是指蓮花。上文提到蓮可能出自印度。荷呢？我認為應該出自中國。都是間接的證據，不足為憑。其一是蓮子與蓮藕，出自荷，是中國傳統的上佳食品，其他民族少提及，雖然今天美國的唐人街可以買到產自墨西哥的藕。其二，清代的康熙皇帝發了神經，命進士書獃子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一萬卷（一億四千四百萬字，試圖把天下的學問收集在一套書之內）！其中《草木典》收集了詠荷的詩詞達四百餘首。令人矚目的是，被謝靈運譽為才高八斗的曹子建（曹操之子），早就寫下了一首《芙蓉賦》。芙蓉者，荷花也。才高八斗起筆道：「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花之獨靈！」其三是古往今來，沒有誰見到荷花會不同意「無斯花之獨靈」之說。既然荷花之美是那樣肯定地冠於群芳，但只有炎黃子孫的文化自古重視，說荷出自中國不會有多人反對吧。

人民幣的爭議

人民幣的強勢近來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的爭議。力主人民幣升值的是美國。那裡的一些議員聯名上書，陳辭鋒利，說中國操縱匯率（manipulate，加上旁文，有出術之意），害至美國的工業一連三十五個月就業率下降，合共起來，中國可能導致美國損失了二百六十萬個工業職位云云。這些職位的平均年薪是五萬四千美元。美國的經濟對整個地球都重要，但不管格林斯潘最近的看好言論，我認為美國工業的就業率還會持續下降。工資比亞洲好些地區高出二十至五十倍，加上本土的工業不斷外移，我懷疑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提升百分之二十會阻止目前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如德國）、組織（如世銀），甚至大有名堂的美國教授，是反對人民幣升值的。在中國投資設廠的外商更是極力反對人民幣升值了。這可見問題相當複雜。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人民幣兌美元一九九四年是八點七，一九九七年起調升至今天的八點二五至八點三之間，有好幾年的歷史。不是鈔票局那種聯繫，而是北京看著此匯率來調整他們的貨幣量與外匯儲備。如果說是「操縱」，為什麼早幾年不那麼說？同一匯率，人民幣昔日不偏低而今日偏低，是反映著這些年來經濟發展彼消此長的結果，而與人民幣相比，偏高的外幣何止美元？

（二）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貨幣政策自主權。讓人民幣自由浮動，北京的貨幣政策絕對可以使人民幣對美元再下跌。此舉不善，因為可能引起不能接受的通脹。讓人民幣浮動上升，或把匯率提升，也有困難：前者的升幅可能很大，後者會促成再提升的預期，二者對今天很有瞄頭的工業發展有殺傷力，數以萬計的工廠訂單搞得一團糟。

（三）美國投訴有一方面是有理的。人民幣量與外匯儲備看著一個美元匯價調整，美元要貶值會被人民幣纏住不放，貶來貶去也貶不著對人民幣的匯率。不是罪，但美國可能說：「你不升值是你的自由，但為什麼我要貶值你老是纏著我？」所以在今年三月我就建議人民幣脫離美元而掛另一隻鉤。人民幣可選一籃子物品，定下一個物價指數掛鉤。初掛時與今天的匯價平過，堅守指數，放開外幣。人民幣的匯率於是成為有錨的自由浮動，穩如泰山，對工業發展更好，物價穩定，對任何外幣的匯率可升可跌，外人是無話可說的。

（四）人民幣的強勢起於出口上升與外資湧進，但追上一層卻不單是工資低廉，而更重要的是產品的質量（反映著人的質量）這六、七年來急升。廉價產品到處都有，只是中國的工業產品搶先價廉質實，先拔頭籌，於是樹大招風。但我們怎可以小看人多智高的印度，或工業有優良傳統的東歐？真正的競爭其實不是中國與先進之邦，而是中國與其他有廉價人材之地。中國只不過是改革快了半步。與其向前看而沾沾自喜，倒不如多向後望，免得給人家在背後一刀斬過來。

（五）因為世界的局限有了大變，中國的匯率釐定不應該單管出口可增多少，或外資會進多少，重要的是要兼顧那些略遜於自己的競爭者。美國的議員應該考慮，拿開了中國還有那麼多可以代替的頂上，吵一百年也解決不了廉貨進口與工業外移的問題。美國的經濟學家雄視當代，可惜他們還沒有學我那樣，從整個世界的局限大變看經濟。

（六）不詳盡的數據顯示，雖然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大，但對好些國家（如韓國、日本、德國）有逆差，而入世後，中國的進口升得比出口還要快。這可見中國的外匯儲備急升及人民幣受到的升值壓力，主要是來自外資的湧進。這湧進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人民幣不僅相宜，而且持久穩定。是重要的問題：先進之邦應不應該容許或甚至鼓勵其廠商投資於中國及其他廉價勞力的地區呢？一九八八年到台灣一行，郭婉容向我提出同樣的問題：應不應該讓台灣廠商到中國大陸投資？我當時立刻回應：「如果不讓他們去，他們就坐以待斃。」她也立刻說：「我也是這樣想。」雖然今天台灣的經濟不振，但如果台商沒有大量投資大陸，賺到錢，今天的情況會更糟糕。聽說日本雖然本土工業不振，但消費力上升。此乃出外投資賺到錢之效果也。要有一段時期的結構調整（日本的經驗是十多年）才可以辦到，但我認為政府的適當處理可以容易地把時間減半。

（七）美國今天遇到的經濟困境，是日本、台灣、香港等地同樣遇到的：那所謂發展中的一些國家開放圖強，先進之邦的經濟結構一定要適應地改變。我說過了，美國地大物博，人傑地靈，高科技雄視天下。可惜這幾年微軟的反托拉斯官司搞垮了那裡的風險科技投資，九一一的恐怖與跟著而來的戰爭，皆不幸，把無可避免的經濟結構調整提早放在眼前。

（八）我認為美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是比較容易的。美國人的質量實在高，有大度，其知識分子明事理，懂得適應。然而，我也認為，他們的眾多經濟學大師不要再以什麼數學方程式或博弈理論看經濟，而是要從整個世界的局限大變那方面看。這樣看，他們是不會把經濟困境歸咎於人民幣的。是的，自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南下以來，中國的經濟今天最嚴峻：工業發展一下子打進了世界賽的決賽周，免不了有點心驚膽戰，手忙腳亂了。歷史的經驗，是一個經濟不可以持久地獨善其身：一個經濟的繁榮，是不能持久地建築在他國的衰退之上的。問題是世界的經濟局限發生了大變，在調整期間不可能所有國家皆受益。我們要從長遠的世界整體看，而幸或不幸，中國擔任的角色重要。一年前我說過了，對世界經濟，中國開始舉足輕重。幾天前在電視上看到國際的專家與學者評論人民幣的爭議，很不以為然：他們說的還是數十年前的老生常談，而今天的世界根本就不是那樣的一回事。下期再談吧。

筲箕灣的月色

讀陶傑寫中秋，不勝感慨。他比我年輕那麼多，怎可以見過我兒時見到的月亮呢？難道他的想像力真的是那麼了不起？

沒有聽過中秋節是像其它節日那樣起自什麼典故。嫦娥奔月純屬虛構。我們不是因為嫦娥而親近月亮，而是因為親近月亮才發明了嫦娥。只因為愛見月華如水，我們發明了中秋節。

炎黃子孫天生就有詩意長在骨子裡。沒有月亮，古往今來我們不會有那麼多的好詩人。可不是嗎？九百多年前蘇學士寫《水調歌頭》，只開頭四句——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就以月亮寫盡詩人應有的氣質：詩意、文采、想像、深度、感情。我不相信其它民族的詩人有那樣瀟灑的功力。

西洋鬼子的節日我喜歡聖誕；炎黃子孫的節日我獨愛中秋。二者皆安息寧靜，雖然前者重於親友問好，後者重於獨自徘徊。

已故的母親是舊禮教的人，幼小時纏過幾天腳。沒有讀過書，但長得美，思想敏捷，過耳不忘。她是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然而，舊禮教還是舊禮教，每逢過年過節，母親總是搬出傳統那一套，墨守成規，永遠不變。中秋節晚飯後的賞月小吃，除月餅外，有花生、芋頭、菱角、沙田柚。

那時我們的家是在西灣河的山上，賞月是平看蟾華上升，俯視鯉魚門海面的月影銀光。海旁樓宇最高三層，而向右下望筲箕灣的海，漁艇點點燈火明亮，桅桿若隱若現，倒影在水面上彎彎動動的，彷彿海中幽靈。十二歲的哥哥彈得一手好鋼琴，免不了給我彈奏貝多芬《月光曲》的第一章。「慢一點吧！我喜歡彈得很慢的。」我老是這樣要求。「不可以再慢了，再慢音符就連接不起來。」哥哥老是這樣響應。

鄰居的孩子拿著竹織的、蓋著染紅沙紙的鯉魚、楊桃之類，內有燭光，在山頭上跑來跑去。我卻喜歡靜坐，聽著哥哥的《月光曲》，看著鯉魚門上上下下，獨自遐思。

後來一九五○年舒巷城給我唱《再會吧，香港》，我才知道自己從小慣見的月色是世間獨有。是詩人田漢寫的曲詞：「那兒有：筲箕灣的月色，扯旗山的斜陽，皇后大道的燈火，香港仔的漁光，淺水灣的碧波蕩漾，鯉魚門的歸帆飽張，宋皇台的蔓草蕪荒……」俱往矣！

三十八年前太古船塢在西灣河建造了高樓大廈，昔日我家特有的筲箕灣月色也就廢了。這是新時代的代價。我要怎樣才可以重溫故月之情呢？到處都是高樓大廈，要不然就是車水馬龍，喧聲吵耳。報章上讀到的若不是殺人、自殺，以計算機高科技色彩印得紅紅的，就是什麼經濟不景、通脹通縮，又或者是什麼恐怖活動、政權鬥爭。新時代的代價是否過高了？

如果我是月亮，我會躲在雲中不照人間煩事。我會選寂靜的曠野，柳下荷塘，清風動草，才悄悄地從雲隙中亮相。蘇學士昔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清風明月，再不是我們的了！

郎朗演奏得太多了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十年！在鋼琴造詣上，郎朗有機會是這樣的一個人，而他只有二十一歲。是中國青年，彈的是歐洲古典音樂。誰說東是東、西是西，二者不能相會呢？

鋼琴是樂器之王，是唯一可以不需要任何伴奏而能獨自在大場面演奏兩個小時的樂器。學彈鋼琴的孩子甚眾：父母充滿著幻想，充滿著希望，而就是孩子成不了鋼琴家，平庸地考張什麼文憑可以教琴為生計。鋼琴可以自娛，而到朋友家中表演兩手，用不著帶自己的樂器，瀟灑自然，何樂而不為也？

問題是要達到大師之境，一將功成何只萬骨枯？在洛杉磯求學時，我認識幾位鋼琴高手，神乎其技，好得不得了。但他們就是差一小點，出不了大場，而在小場演奏生活不好過。數之不盡的稱得上是鋼琴家的都是這樣：教琴收入不俗，但不教，苦練，希望成為大演奏家。郎朗是大演奏家了：世界的多個重要交響樂團都跟他合作過，好評如潮。

郎朗給我的第一個印像，是技術超凡。一九六八年，以技術知名天下的Horowitz復出，我在芝加哥聽過兩次。今天二十一歲的郎朗，其技術竟然不在昔日的Horowitz之下！表達藝術，技術好就佔了一個大便宜。是的，郎朗的鋼琴技術流水行雲，給我有予取予攜的感受。極端困難的章節，他一揮而過，清晰如大珠小珠落玉盤，輕重如摘葉飛花。有這樣的技術操縱，感情的表達就遠為容易了。藝術是另一回事：郎朗的音樂品味好，有詩意，雖然感情的表達有點誇張，但這代表著個人的風格開始形成。說實話，我欣賞他彈得慢的、輕的曲段，勝於他彈快而激動的掌聲雷動之作。是個天才，前途無限。

鋼琴演奏之所以絕難殺出重圍，是因為音樂演奏是一種共用品。我彈你又彈，各彈同曲，各錄同碟，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聽，你比我稍高一線就把我淘汰了！彈琴是彈他人之作，不可以胡亂闡釋，而在這約束下還有明顯的個人風格，談何容易，加上共用品的特徵，真的國際大師鳳毛麟角。當年在美國的大演奏廳聽大師鋼琴演奏，聽來聽去都不及兩掌之數！

產出共用品，在競爭下容易被淘汰。可能是這個原因，鋼琴大師們喜歡精益求精，專注從事。甲專於彈巴哈，乙於貝多芬，丙於蕭邦……有些更專註：甲專於莫札持的鋼琴協奏曲，乙則取莫扎特的鋼琴奏鳴曲而專之。整個二十世紀，全面的、國際性的鋼琴演奏大師可能不及一掌之數。郎朗是全面的，有機會獨領風騷數十年。

但我認為他做錯了一件事。在網頁上見到，他一年演奏達一百零七次！是太多了。曾經有鋼琴家一生演奏八千次，三幾千次的當然較多。但好些頂級大師，如Vladimir Horowitz與 Glenn Gould，就認為演奏多對音樂修養的進境有害，轉為多錄唱片，演奏只選重要的，甚至一段長時期完全不演奏。

無論怎樣說，還在培養時期的郎朗，平均每星期演奏兩次是太多了。飛來飛去勞頓費時，不同的指揮各說各的，不幫倒忙也不會幫大忙吧。眾所周知，鋼琴大師要不斷練習。然而，藝術的發展還有重要的另一面：創作者要安靜地細想，多做點學問，因為要明白自己，要找到自己的真實感情的好去處。

兩個費解的重要現象（二之二）

讓我先在這裡重複陳列上期數據的後一段，一九九七至今天的中國通脹（通縮）率與國民收入增長率，再加上九七至○二年的失業率：

先談零通脹（及通縮）與經濟增長持久地高達百分之八的現象吧。前文說過，如果考慮同期的產品質量大幅提升，通縮率與增長率會更高——現象更不尋常也。

以理論解釋，我接受費沙與佛利民等大師耕耘多年的貨幣理論：支持證據充實，而邏輯也是緊密的。問題是此理論在表面上與今天的現象有衝突。美國的貨幣量上升了多時，但經濟卻不見好轉，使佛老耿耿於懷，對自己多年的研究開始質疑了。我曾指出理論沒有錯，而是世界的局限有了很大的轉變。是正規的科學方法：當一個理論看似被推翻時，我們可以另尋理論，或保持理論，但把真實的約束（局限）條件再加審核。後者是我今天對佛老的貨幣理論的看法。

先從與中國現象有關的一個要點說起吧。佛老多年研究所得，是一個國家的通脹率在百分之二至五之間，可取，對經濟增長有助，但高於百分之五的通脹會有不能接受的其他效果，而低於百分之二則對經濟發展有害，不可取也。通脹率在二至五之間作為可取規律當然是大略的武斷，但我與佛老相交數十年，深知此公的天才、毅力與慎重的判斷，從來不空口說白話，他說的規律怎樣也不能漠視。

問題是佛老這個規律的判斷，是基於二十世紀的先進之邦。贊成回復到金本位的蒙代爾，曾經對我說古代的羅馬帝國與十九世紀的英國，在金本位制下，有過很長時期的物價穩定與經濟繁榮。史實支持這觀點。金本位的貨幣量由黃金的供應量約束，不是沒有通脹，而是通脹率低，大約在百分之一至二之間，低於佛老認為可取的百分之二至五。在金本位下的經濟繁榮，高增長是百分之三至四，一般是百分之二左右。是的，在昔日的金本位下，實質年利息率大約是百分之一至一點五。這可見中國七年來的零（或負）通脹而還有百分之八的增長率，是不容易見到的現象了。

佛利民與蒙代爾各持己見，不一定是有衝突的。蒙兄說的是昔日的世界；佛老說的是今天的世界。就當前的美國而言，通脹率在百分之二以下，經濟真的很頭痛。為什麼近於零的通脹率，昔日可取而今天不成呢？我的看法是西方的先進之邦，在二十世紀大興土木，搞福利制度，搞勞力工會，搞最低工資，等等，使市場的運作滿有沙石。通脹有一項功能：可以刺激一下經濟，使市場的運作轉得快一點。這好比一部火嘴不潔或機器生銹的汽車，加點汽油會行得通順一點。

回頭說中國的情況，我們當然不能說神州大地的經濟沒有沙石。沙石還多的是，但這些年來確實也清除得快。八十年代的產權結構大改革（主要是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然後通過承包制推行私營的運作），跟著是放開價格及以年期出售房地產，跟著是外資湧進，國營企業自負盈虧……今天，國內的學校與醫院是掛國企之名，走的卻是自負盈虧之路，雖然還未走到可觀之境，但比起香港卻是遠為接近市場的運作了。有那麼多有刺激性的發展，中國的經濟是不需要有通脹協助的。

這裡順便說幾句中國的失業問題。大家都知道他們早期的失業數字有問號。一九九二年起他們把失業的定義定下來了。該年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三，上升至去年的四點零。這是不小的升幅，但我認為是好現象。這幾年國內的農民轉業與因為國企改革而下崗之人甚眾。是無可避免的發展，十九年前我希望而又推斷會發生的。但轉業可不是一轉即業，而找到新職後往往還有一段時期轉來轉去。尋尋覓覓，免不了增加失業數字。這樣看，百分之四的失業率是偏低了，而神州大地還沒有多見動亂，證明市場確實有無形之手。


轉談工業產品質量大幅提升，這現象比零通脹有高增長難解得多了。想了很久，只是最近才靈機一觸，得到了一個比較可取的答案。幾項先決條件是存在的。一、落後或發展中的地區，其產品質量有上升的大空間。二、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大學選修數學及工程學的甚眾，促成了講規格、論量度的傳統，雖然不多用想像力，但對產品質量的進取有助。三、十年來國內的學子學得非常快，而電腦與互聯網的普及有很大的幫助。四、外資的進入帶來科技與重要的生產程序與方法的知識。這些對工業產品的質量提升有助，問題是好些其他地區也有，為什麼只有中國的質量提升得那樣快？

最近想到的解釋，正是前一個現象——零通脹（尤其是通縮）有高增長率——促成迅速的質量提升，而一九九七至今天，時間上剛好吻合。想想吧。有通縮，物價容易地下降。然而，工資向下調歷來有頑固性，英語所謂stickiness是也。工資下調不容易，要工人多用功增產嗎？真實世界的工業不是課本所說的，產出多少可以賣多少，而是要按訂單策劃，有約束。餘下來的間接調整工資的辦法是要工人提升質量。這種質量調整當然有競爭的壓力幫助，而在經濟增長率高的情況下，變作火上加油：物價下跌，但市場的壓力卻是工人加薪，產品的質量更被壓上去了。

讀者們老是問中國的經濟前景，這裡不妨拿出水晶球來擦幾下。我今天認為，如果中國的匯率政策不變，不出兩年其通脹率會回升至百分之一與二之間。北京不會拜佛老為師，容許百分之五的通脹率。百分之三左右應該是他們可以容許的極限。曾經滄海難為水，北京的頭頭對通脹有恐懼症。另一方面，因為外匯儲備多的是，控制通脹易如借火矣！國民收入的增長還可以保八嗎？沒有問題，如無意外，保八或以上起碼可以再維持十年。這不僅因為中國還在改革，而同樣重要的是工業產品已經打進了國際市場。工資與先進之邦相差那麼遠，我們不需要參考森穆遜的什麼生產要素價格相等定律了。

中國的人均收入將來有機會跟美國拉平嗎？也沒有問題，但一定要以實質收入作比較（purchasing power parity是也）。要多久呢？如果沒有戰爭或大瘟疫之類的禍害，而北京又沒有行差踏錯，能在三年內開放金融，我的水晶球說十八年。（其實是按日本的時間表打個八折。）

立此存照！

超市有封殺嗎？

不久前發表《超市有壟斷嗎？》，答案是沒有。讀者同意，但其中一位提到「封殺」，希望我能澄清。他說一位朋友試圖開超市，但遇到貨源供應的困難，顯然是因為現有超市的存在，供應商要不是不合作，就是貨價過高。

封殺（foreclose）是美國反托拉斯的大話題，有多種，真有其事，但為什麼要封殺，怎樣的封殺對社會經濟有害，算是罪，往往有理說不清。香港的超市有封殺競爭者嗎？可能有，可能沒有，而如果有的話，政府應否禁止呢？

我不懷疑香港的超級市場的平均售價比街市的高：物品遠為集中，質量較為可靠，場地比較清潔。我也不懷疑超市的入貨成本比街市的低：量大有折頭，結賬準時與安全也有折頭，而財雄勢大的資本家借錢的利率比較低。我因此也不懷疑：如果不管創立超市王國的上頭成本，超市的利潤比街市的高。這比較高的利潤在經濟學上有個名堂，叫作歸屬租值（imputed rent）。這租值是可以在有激烈競爭的情況下存在的，所以單看利潤的高下，不足以管制。

讀者的問題應該是：超市的入貨成本比街市的低，除了上述原因，是否還有源於封殺的行為呢？如果有封殺，政府應否管制？考慮如下的例子吧。

（一）可口可樂是有專利權的物品，超市老闆要求可口可樂給他專賣合約（exclusive contract），不賣給其他競爭者（封殺也）。可口可樂當然不會同意。但如果真的給超市簽了專賣合約，就等於把可口可樂的香港專利權轉讓。

超市有了專利，會封殺（不賣給）其他行家嗎？不會的，因為加價賣給行家有利可圖。重點是來來去去只有一個專利權，沒有增加，何罪之有？然而，專賣合約可以被視為直線合併（vertical integration），在美國有機會被反托拉斯起訴。

（二）超市要購入可口可樂轉銷，但後者可能說，你要銷售可口可樂，就不能銷售百事可樂了。這種倒轉過來的封殺一般不是罪，因為物主有權不賣。然而，我知道一件反托拉斯大案，物主不賣是大罪證。

（三）毫無專利的雞蛋商供應超市，簽了專賣合約，說明此蛋商不能賣給其他零銷者。是封殺，但沒有人關心，因為蛋商多得很，而專賣合約一般是法律容許的。

（四）超市與某蛋商之間沒有專賣合約（口頭之約也沒有），有競爭者要與該蛋商購貨，超市說：「你賣給他，我就另找蛋商，不再要你的供應了。」這種封殺行為不好看，因為有恐嚇的味道。其實不是恐嚇，因為蛋商有權不賣，超市有權不買。

（五）超市向糖果廠訂購糖果，指明是要按超市的設計做，不准賣給外人。超市的糖果設計有不言自明的專利，封殺廠家不能賣給外人，只口頭承諾在原則上也是合法的，沒有罪。說來說去，上述的封殺皆不應該成為反壟斷法例之罪，因為買、賣雙方都有法律認可的權利，見封殺而禁止很可能擾亂了社會的權利結構，因小失大也。但究竟超市有沒有應該禁止的封殺行為呢？可能有，但不容易判斷。基本問題簡單：越權的封殺應該禁，問題是越權與否從何而定？

你賣雞蛋給他，我再不買你的雞隻了。你的店舖是我租給你的，賣雞蛋給他你要搬出去。你店舖的業主借了我的錢，你應該知道怎樣做。雖說我有權不買雞隻，有權不租出店舖，有權要求還錢，但事情起於雞蛋，應不應該伸延到我的其他權力上去呢？讀者想想吧。

良幣會把劣幣逐出市場——談離岸中心的關鍵

讀者要求我分析香港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這個大熱門話題，我是不能推卻的。刊物的報道不詳盡，究竟是怎樣的安排我摸不準，但我的直覺是可以簡單地看。

香港的法例早就容許外幣在市場自由流通（一九八四年彭勵治接受了我的建議），所以今天所說的「離岸中心」，主要是讓香港的銀行做人民幣存款生意。港幣與人民幣的匯率呢？因為人民幣的幣值偏低（自由浮動一定上升），這匯率會按北京的官價。只要北京不更改匯率政策，人民幣的偏低會持久，昔日的黑市匯率去如黃鶴。

讓人民幣在香港自由存款，自由使用，會怎樣了？答案是：人民幣會淘汰港幣。邏輯簡單：人民幣偏低是良幣，港幣偏高是劣幣，匯率固定不變，良幣會把劣幣逐出市場。可不是嗎？先看港幣與美元的聯繫匯率：每次風吹草動，或什麼官員說歪了半句，港幣下降的壓力就把拆息壓上去，而這只是一方面。「離岸」加上另一面：人民幣兌美元如果浮動一定上升，有誰敢免費擔保現有的匯率不變？二者相加，你是香港人，不論其它，你會選存人民幣還是港幣於銀行呢？答案是香港的傻瓜不多。

經濟學有個大名鼎鼎的定律，起自十六世紀，叫作葛氏定律（Gresham』s Law），信之者甚眾。這定律說如果兌換率不變，劣幣會把良幣逐出市場。我曾兩次為文力斥其非，證其荒謬，也指出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劣幣逐良幣這回事。這裡提出的張氏定律，是把葛氏的倒轉過來：兌換率不變，幣值偏低的良幣會把偏高的劣幣逐出市場。不相信嗎？到街上問賣花生的，問他要收哪一種？

考慮澳門的例子吧。港幣可在澳門的銀行入戶，而那裡是二幣共存的。歷久以來，雖然澳門元與港幣看似或明或暗地掛鉤，其實久不久匯率有波動。另一方面，澳門元與港幣的強弱，你來我往，各有勝場。但如果這二幣的匯率是固定不變的話，而港幣對澳門元有持久偏低的強勢前景，港幣會把澳門元淘汰。

讀者可能會問：為什麼七年前亞洲金融風暴及其後幾段時期，美元沒有把港幣逐出市場呢？答案有三方面。一、由於鈔票局（currency board）的運作，港幣受壓時短期利率急升；二、街市阿嬸不識番字；三、香港的美鈔量不足應付市場所需。話雖如此，在極端的情況下，美元全部取代港幣是鈔票局的底線。

縱觀今天人民幣與港幣的強、弱的持久前景，簡單的「離岸」引進，張氏定律（一笑）的效應在所必然。有挽救港幣被逐的辦法嗎？有的，問題是你要不要？

一、浮動匯率，二幣可以共存，但這是違反了現有的重心政策。二、提升港幣利率。困難是港幣在通縮下加息，負資產一定再急升。三、限制人民幣鈔票進口。這也行不通。不知是真是假，據說目前已有八百億人民幣在香港，自由行可以行來行去多帶進來，而如果還是不夠，什麼牛記笠記總有辦法。五千年來，中國的貨幣第一次在國際上有強勢，且看來可以持久。是炎黃子孫足以為傲的事，興高采烈，多帶一點人民幣進港，倫理上是不應該重罰的。

究竟我們要不要保存港幣呢？下期談吧。（按：讀者有問題請早提出，因為我習慣寫完一個話題不再響應。）

兩個費解的重要現象（二之一）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近七年來有兩個很不尋常的現象，歷史上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是需要解釋的。我沒有肯定的解釋，想了很久也沒有。這裡提出來，試作解釋，讓讀者提供一些意見吧。是重要的現象，搞經濟發展學說的行家不可忽略了。

第一個現象，是自一九九七年起至今天，中國的平均通脹率不僅近於零，而且有通縮。然而，在同一時期，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率大約是每年百分之八。以零通脹而言，百分之八的增長率非常高，而連續七年這樣高，有記載的歷史沒有見過（有通脹的見過，零通脹沒有）。

第二個現象，也是大約自一九九七年起，中國工業產品的質量提升得非常快。產品質量變動這回事，歷來是沒有統計數字（指國家整體而言）表達的。這方面我只能靠個人的隨意觀察，而朋友們也一致地同意：中國工業產品的質量這幾年突飛猛進，快得離奇。國際市場也認同：中國貨今天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因為出口貨有運費，有關稅，也有不菲的手續費，產品質量不夠高是不能打進國際市場的——這是需求定律的含意了。

上述二者相加，加重了上述現象的不尋常性。物價如果沒有上升而質量上升，或後者的升幅超值，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不會反映質量上升所值。這是說，今天中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通脹近於或低於零，不可能反映大部分的質量增值。這也是說，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低估了實際的情況，可能低估很多，但我們沒有統計證實。同樣，因為質量提升的所值沒有算進去，通縮其實比發表的數字來得大。這是說，這幾年中國的實際通縮其實不輕微，而實際增長率卻高於百分之八。

舉個例。一位在國內搞裝修的朋友，說浴室所用的搪瓷具，同樣牌子，六年前國內本土造的只有進口的三分之一之價，質量的差別一望而知。但今天二者的質量分不開來，不再進口了，而國內造的還是六年前的進口貨的三分之一之價。我個人及其他朋友的觀察也類同。不是說因為質量的上升使其真實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而是說不管怎樣看，質量大幅上升而價格不升，是大減價。國民收入增長的統計數字沒有變，但其實際增幅遠比統計數字高。

數年前一位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研究蘇聯經濟的教授到香港來講話，說上海的經濟增長率驚人，每年的人均收入達三千美元了。當時我提出質疑。我說如果人均收入是三千美元的話，每年百分之八至十的增長率一定是低估了，而隨意觀察所得，上海的經濟自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下後才起飛，只幾年就面目全非，怎會有那樣「低」的增長率呢？當時眾說紛紜，指好些國內欣欣向榮的個體戶的「私下」收入沒有算進去。這「私下不算」可能是眼見繁榮高於數字繁榮的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質量急升，如果價格依舊，是不會被算進國民收入增長的。

我要再說我們需要解釋的兩點。其一是零通脹（或通縮），國民收入的增長怎可以持久地在年率百分之八左右，而因為質量急升，這增長率與通縮顯然是低估了。那是推翻了貨幣理論嗎？其二，沒有量度數據的支持，眼見所得，為什麼中國的工業產品質量會提升得那樣快？這些問題重要，因為傳統的經濟發展學說、貨幣理論等，不僅對這些問題沒有解釋，正相反，驟眼看來中國的經驗推翻了傳統的理論。

讓我們看看數據吧。因為中國的統計不斷改進，後期較早期可靠，我武斷地選一九八五年開始：

以上是簡略的數據，不是深入調查所得，而雖然大致上沒有理由懷疑其可靠性，我是從來不給政府數字發出保證書的。我只能說我不懷疑地為這些數字之謎想了好一陣。有幾點要首先澄清。

（一）貨幣增長促成的通脹與收入增長的回應，通常有半年至兩年的時間差距；幣量下降促成的通脹下降或通縮的回應也如是。

（二）上述的回應，中國比其他先進之邦來得快。一九九三年佛利民和我察覺到這個比較快的現象，他認為是因為中國人是貨幣供應與物價關係的經驗老手，見雨而知雲也；我則認為是因為中國少用支票，多用鈔票，而主要以後者作貨幣之區，其幣量感應比較直接，所以通脹或通縮的回應比較快。

（三）國民收入增長率是通脹（或通縮）調整後的數字。一九八九年與跟著一年的大幅減低，顯然是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效果。跟著一九九二年的大幅上升，應該是鄧小平於該年二月南下之後的「大放」效應了。

（四）朱□基於九三年七月接掌人民（中央）銀行後，控制通脹於九五年立竿見影，不少香港人在國內投資房地產損手，無話可說。有趣的問題是，零通脹與雙位數字通脹的國民收入增長率，前者大約低三個百分點。值得嗎？我個人的觀點是：有那樣高的經濟增長率，以三個百分點換取零通脹是換得過的。六個不換，三個換。

（五）一九九七年中國的通脹率下降至百分之零點八，近於零。從九四的二十一點七二，三年間下降了二十一個百分點，是難得一見的速度。這使亞洲一帶的幣值驟然偏高，促成一九九七年中期的亞洲金融風暴。我於該年十一月在洛杉磯加大提出這觀點，沒有一個學者不同意。

我們要解釋的是一九九七至二○○三期間的兩個重要現象：不管產品質量，這段時期的通縮大約是負零點八，但增長卻是正八點零；同一時期，中國工業產品的質量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