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費解的重要現象（二之一）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近七年來有兩個很不尋常的現象，歷史上似乎從來沒有出現過，是需要解釋的。我沒有肯定的解釋，想了很久也沒有。這裡提出來，試作解釋，讓讀者提供一些意見吧。是重要的現象，搞經濟發展學說的行家不可忽略了。

第一個現象，是自一九九七年起至今天，中國的平均通脹率不僅近於零，而且有通縮。然而，在同一時期，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率大約是每年百分之八。以零通脹而言，百分之八的增長率非常高，而連續七年這樣高，有記載的歷史沒有見過（有通脹的見過，零通脹沒有）。

第二個現象，也是大約自一九九七年起，中國工業產品的質量提升得非常快。產品質量變動這回事，歷來是沒有統計數字（指國家整體而言）表達的。這方面我只能靠個人的隨意觀察，而朋友們也一致地同意：中國工業產品的質量這幾年突飛猛進，快得離奇。國際市場也認同：中國貨今天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因為出口貨有運費，有關稅，也有不菲的手續費，產品質量不夠高是不能打進國際市場的——這是需求定律的含意了。

上述二者相加，加重了上述現象的不尋常性。物價如果沒有上升而質量上升，或後者的升幅超值，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不會反映質量上升所值。這是說，今天中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通脹近於或低於零，不可能反映大部分的質量增值。這也是說，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低估了實際的情況，可能低估很多，但我們沒有統計證實。同樣，因為質量提升的所值沒有算進去，通縮其實比發表的數字來得大。這是說，這幾年中國的實際通縮其實不輕微，而實際增長率卻高於百分之八。

舉個例。一位在國內搞裝修的朋友，說浴室所用的搪瓷具，同樣牌子，六年前國內本土造的只有進口的三分之一之價，質量的差別一望而知。但今天二者的質量分不開來，不再進口了，而國內造的還是六年前的進口貨的三分之一之價。我個人及其他朋友的觀察也類同。不是說因為質量的上升使其真實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而是說不管怎樣看，質量大幅上升而價格不升，是大減價。國民收入增長的統計數字沒有變，但其實際增幅遠比統計數字高。

數年前一位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研究蘇聯經濟的教授到香港來講話，說上海的經濟增長率驚人，每年的人均收入達三千美元了。當時我提出質疑。我說如果人均收入是三千美元的話，每年百分之八至十的增長率一定是低估了，而隨意觀察所得，上海的經濟自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下後才起飛，只幾年就面目全非，怎會有那樣「低」的增長率呢？當時眾說紛紜，指好些國內欣欣向榮的個體戶的「私下」收入沒有算進去。這「私下不算」可能是眼見繁榮高於數字繁榮的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質量急升，如果價格依舊，是不會被算進國民收入增長的。

我要再說我們需要解釋的兩點。其一是零通脹（或通縮），國民收入的增長怎可以持久地在年率百分之八左右，而因為質量急升，這增長率與通縮顯然是低估了。那是推翻了貨幣理論嗎？其二，沒有量度數據的支持，眼見所得，為什麼中國的工業產品質量會提升得那樣快？這些問題重要，因為傳統的經濟發展學說、貨幣理論等，不僅對這些問題沒有解釋，正相反，驟眼看來中國的經驗推翻了傳統的理論。

讓我們看看數據吧。因為中國的統計不斷改進，後期較早期可靠，我武斷地選一九八五年開始：

以上是簡略的數據，不是深入調查所得，而雖然大致上沒有理由懷疑其可靠性，我是從來不給政府數字發出保證書的。我只能說我不懷疑地為這些數字之謎想了好一陣。有幾點要首先澄清。

（一）貨幣增長促成的通脹與收入增長的回應，通常有半年至兩年的時間差距；幣量下降促成的通脹下降或通縮的回應也如是。

（二）上述的回應，中國比其他先進之邦來得快。一九九三年佛利民和我察覺到這個比較快的現象，他認為是因為中國人是貨幣供應與物價關係的經驗老手，見雨而知雲也；我則認為是因為中國少用支票，多用鈔票，而主要以後者作貨幣之區，其幣量感應比較直接，所以通脹或通縮的回應比較快。

（三）國民收入增長率是通脹（或通縮）調整後的數字。一九八九年與跟著一年的大幅減低，顯然是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效果。跟著一九九二年的大幅上升，應該是鄧小平於該年二月南下之後的「大放」效應了。

（四）朱□基於九三年七月接掌人民（中央）銀行後，控制通脹於九五年立竿見影，不少香港人在國內投資房地產損手，無話可說。有趣的問題是，零通脹與雙位數字通脹的國民收入增長率，前者大約低三個百分點。值得嗎？我個人的觀點是：有那樣高的經濟增長率，以三個百分點換取零通脹是換得過的。六個不換，三個換。

（五）一九九七年中國的通脹率下降至百分之零點八，近於零。從九四的二十一點七二，三年間下降了二十一個百分點，是難得一見的速度。這使亞洲一帶的幣值驟然偏高，促成一九九七年中期的亞洲金融風暴。我於該年十一月在洛杉磯加大提出這觀點，沒有一個學者不同意。

我們要解釋的是一九九七至二○○三期間的兩個重要現象：不管產品質量，這段時期的通縮大約是負零點八，但增長卻是正八點零；同一時期，中國工業產品的質量急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