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時間的盤算（三之二）

《經濟解釋》是一九八九開始動筆的，寫了兩個多月，因為母親的病停了下來。捲土重來是二○○○的年底了。這推遲是幸運的：多了十一年的世事觀察，深度增加了不少。還有兩項很幸運，這裡要說一下。

一九八九與二○○○先後兩次為《經濟解釋》動筆，事前我把價格理論的整體反覆考慮，認為除了一個題材，自己的掌握很全面。知得不足——遠為不足的——是「生產成本」這個重要話題。艾智仁當年不斷投訴傳統的分析，發表過一篇題為《生產成本》的重要文章。該文對我有大影響，但艾師的想法不能與傳統的需求分析融合，行內不接受。在芝大遇到高斯，他也屢次投訴生產成本的困擾。佛利民的《價格理論》最有重量的第五章，分析成本與供應曲線，也深深地影響了我，但他可沒有正面地處理生產成本，沒有解釋那條不知何解的碗形曲線。這是我寫《經濟解釋》面對的主要困難。解釋不了生產成本，有樣學樣地劃一條曲線進去，算是什麼？

二○○○再動筆寫《經濟解釋》時，生產成本這個話題我還是無從解決的。我想，是卷二的中間話題，動了筆再算吧。無數個晚上我為該話題睡不著。我又想，關於生產成本的困難，我知得比他人多，沒有解釋但指出困難所在，也算是提升了一個層面吧。

時來真的運到。我抓著傳統的不可能錯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抓著艾智仁從這定律變化出來的「趕工導致平均成本增加」之說，重讀馬歇爾，竟然發覺後者說的「上頭成本」不一定是成本。一時間我想到一九六八年史德拉對我說的：馬歇爾對成本概念的掌握有問題（見拙作《佃農理論》四十二頁，註腳三十八）。難道是因為馬氏對成本掌握不足，使後人漠視了他提出的上頭成本？我立刻引進租值的概念來挽救，得心應手，寫下了《上頭成本與租值攤分》那重要的一節（見《供應的行為》第三章第四節），邏輯上生產成本終於有了全面的滿意解釋。

不放手，我要求花千樹出版社替我找印製書籍的成本數據，要很詳盡的，半點也不能錯，而印製書籍是行內歷來喜歡用的、示範產量增加平均成本下降的例子。分別是行內的朋友喜歡講，只憑想像，沒有見過詳盡真實數據。我有真實數據在手，是一本三十二開的平裝書，成本分九項之多，細看之下，與自己推出的生產成本分析完全吻合。是大突破：四條碗形的成本曲線在出版行業冒出來。這經驗支持著高斯的哲理：要解釋世界，我們要知道真實世界是怎樣的。

寫《經濟解釋》的第二項幸運，得來容易。與傳統理論無關，有朝一日會被重視（可惜以中文下筆，被他人抄襲而用英文發表的機會增加）。那是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晚上（佛利民的九十大壽），我無意間寫下了《合約的一般理論》那一節（見《制度的選擇》二一○至二一八頁）。嚴格來說，合約的經濟分析起自我一九六九的《合約的選擇》與一九七○的《合約的結構》，之後行內的合約文章無數，但沒有一個全面的一般合約理論。這理論顯然重要，但從何入手呢？從經濟的角度分析合約，應該有一個一般理論，但要怎樣推出來呢？我是無意間推了出來才知道，才把那一節定名為「合約的一般理論」，淺而完整，擺明是對，具備了好理論的所有特徵。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對我來說，《經濟解釋》三卷本完工是自己在經濟學上走到的盡頭。過些日子我還會全面修改一次。最近加上了卷四《五常學經濟》，還會考慮幾位同學的建議，把數十篇關於人民幣的分析文章結集為卷五：《五常說貨幣》，而不久前出版的《中國的未來》，包括著關於中國獨有的地區制度分析，也重要。最近高斯要求我用英語寫一篇關於中國的文章，好讓他們能在一個關於中國發展的會議上作為主題討論。我答應了，提出的名目是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要等他們決定了會議的日期才動筆。我會寫得很用心，用盡自己還沒有退化的智慧。這一切，只是自己在一門學問上走到了盡頭的餘波。餘波未了，白浪滔天，難道是迴光返照，又或者是自己曾經厲害非凡（一笑）？這是生命，有意思的。

朋友，你猜第二項我要走到盡頭的是什麼？是攝影，比經濟學容易得多，二○○三年五月起步，十八個月後就走到了盡頭，於是封機。幾個月前在杭州歷史博物館搞攝影個展，聽說有十多萬觀眾，於是封展。自己的攝影藝術是劃上了句號了。

其實我要在攝影藝術上走到自己的盡頭，是經過了數十年的盤算的。《經濟解釋》完工後只半年就先處理攝影，是體力考慮的決定。攝影需要體力：太陽未出要起程，可能很冷，某些地區有缺氧的問題，而在光線理想時要拚搏奔跑。後者是我的攝影方法，與眾不同，體力欠佳是不成的。二○○四年十月我在九寨溝與黃龍搏了四天，收穫甚豐。如果是兩年多後的今天，我可能搏不來。跟經濟學一樣，攝影上，我對生命時間的盤算與掌握很準確。

有兩個原因我早就認為可以走到自己的攝影藝術的盡頭。其一是一九六五年我想出了一套攝法，天下獨有，只是沒有機會用到盡，尤其是當年沒有嘗試彩色與大手地搞印象與抽像的作品。其二是我對攝影藝術的傳統很不滿意。他家的美觀精品雖然不少，但我看不到作者的感情流露，也看不到自然的個人風格。這兩方面，我認為自己可以做到。

從一九六七到二○○三，基本上我沒有搞攝影。盤算與準備做到足。相機鏡頭十多年前就訂購了下來，久不久想一下攝法的改進，三幾年嘗試幾卷膠片，知道想得沒有錯。電腦協助的技術也研究過，知道大概。問題是何時動工。後來只用了十八個月，知道自己可以做到的差不多了。再拍攝下去會增加作品數量，也會有少許改進，但大致上要走的是走盡了。除非我能想出另一種攝法——體力不逮，不敢再想。發神經，十八個月的操作出版了七本攝影集！有機會我會挑選最滿意的二百幀，精心炮製，出版最後的一大冊。

不要問我為什麼。有些人就是這樣，而在我來說，生命應該是這樣的。陳復禮、簡慶福、黃貴權等影友，數之不盡的，老了，都出版他們的攝影集。我不同之處，是一口氣走到自己可以做到的盡頭，然後封機。除了復禮，其他攝影老頭還在跑。聽說福哥最近在越南跌下山坡，又是跌他不死！真的服了他。這是他的生命，豈敢苟同哉？為什麼人與人之間對生命的看法會有那樣大的差別呢？

（三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