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中國與西方的市場經濟有相當大的差別

網友問：

我們現在的市場經濟與西方的市場經濟區別和聯繫在哪裡？


答：

題目問得不錯，但很複雜。簡單地說，我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與西方的市場經濟有相當大的差別。但要分開哪方面是由於文化不同，哪方面是由於法律不同。這要就要做很久很久的研究。

舉例說，討價還價的行為在中國很普遍，在美國就很罕見。中國的工業安排、合約安排與外國有很大的差別，口頭的合約也比西方普及。如果去工廠、市場做調查，會發現中國與西方好像是兩個世界一樣。但有時要小心，像件工合約在美國不普及，是因為它被定為非法。工業上的結構，中國與外國也不同。有些是大同小異，有些分別很大。

這些是很重要的經濟研究題材，關鍵在於產權、交易費用以及法律、風俗習慣。很可惜，少見研究生做這類調查工作。光是餐館內小費的安排，美國與中國就完全是兩回事。如中國在這方面是沒有「私產制」，而美國是有的，即如果這張餐檯是你負責的，收到的小費就是你的。

《多難登臨錄：金融危機與中國前景》

《多難登臨錄：金融危機與中國前景》──序


去年（二○○八）九月我意識到中國的經濟很不對頭，於該月十日寫好了《北京要立刻撤銷宏觀調控》，十二日發表。想不到，三天後雷曼兄弟就事發了。風雷急劇，跟著就是AIG、通用汽車、花旗銀行……等等的龐大無比、字號雄視地球的機構紛紛出現財政困難。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是歷史，一九二九事發時的情況怎樣今天還健在而記得的人不多，但熟知這歷史的學者朋友近於一致地認為，去年九月爆發的金融危機的震撼性甚於一九二九。

我這輩子經歷過的大時代的轉變，是好是壞，無疑是人類歷史最緊張刺激的了。作為一個生於中日之戰的中國人，經歷過的悲慘與歡樂事，變化之多，之巨，難以誇張。記得一九五九讀本科心理學時，教授說，上蒼賜予人類的一份大禮物，是痛苦的記憶一般遠比愉快的記憶短暫。他說如果痛苦的記憶較為長久，人類會苦不堪言，可能早就不存在了。回顧平生，自己最愉快的經歷是見到中國的經濟終於搞起來了！我討厭那些口口聲聲說中國貧富兩極分化的譁眾取寵的言論，是為了爭取權力吧，提出的建議一般害了窮人。我相信自己的觀察，知道這些年中國的貧困農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進，是以為喜也。這是我對新勞動合同法大發牢騷的原因。

不久前一位加拿大讀者來信，說中日之戰後舉世發生的多項大變，我皆身處其中，問我感受如何。我回應說：不止此也，以我所學作解釋，剛好用得著，而在制度上的分析，我達到的層面自成一家。有一家之言，心領神會，寫下文章無數，推斷頻頻，命中率遠超賭大細，誇誇其談一下不是應該嗎？

年多前美國次貸事發，我意識到大禍將至，通知了一些朋友。其後逾一年亞洲一帶毫無感受，近於否決了我的推斷。正在懷疑老人家的眼鏡怎會跌得那麼離譜，雷曼兄弟就出事了。今天美國的專家近於一致地認為，如果曾經是高盛總裁的當時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出錢挽救雷曼兄弟，金融危機不會出現。可能對，但我不那樣看。我認為這危機起於美國的金融制度出現了問題，及時挽救雷曼兄弟可以減慢這危機的發展，也可減低其震撼性，但制度不改，危機早晚會出現。

從去年九月發表《北京要立刻撤銷宏觀調控》算起，我發表了六十八篇文章，其中五十三篇是關於經濟的。跟葉海旋研討了良久，決定把這五十三篇結集成書，精裝出版，取名《多難登臨錄》，是從杜工部的一首七律借過來的。名字取得恰當：從炎黃子孫的角度看，去年九月起的八個月，經濟發展複雜繁多，沒有一項令人高興，或大或小都可以「難」字形容。金融危機之外，這結集的題材包括新勞動合同法、人民幣的處理、金融中心的考慮、醫療改革的困難，以及經濟學本身的災難。有些文章只是「邊沿」性的，其中只有部分談及經濟，但我決定不作刪減，每篇全文刊出。不分類，按發表時間的先後排列，好叫讀者能體會到在風風雨雨的日子中，老人家在驚濤駭浪飄浮的感受。

選這五十三篇精裝結集可不是因為有連貫性，而是作者認為文章寫得好，代表著一個經濟學者從中國的角度看將會進入歷史的八個月。賣花免不了要贊花香，但數十年寫專欄的經驗，論經濟專欄，有次有序的組合，這系列是自己最稱意的。這樣水平自己不可以再重複了：七十三歲，而八個月來遇到的經濟演變，不會再遇上。每星期能寫出兩篇這樣水平的經濟分析，相當長的，顯示上蒼對我有偏愛。不相信的朋友不妨找外地的名家來比並一下（一笑）。

在寫作過程中，有好幾處我是感激的。其一是不少朋友及讀者給我提供資料。本來打算在這裡列出幾個要感謝的名字，但愈想愈多，不知要在哪裡分割，不列算了。當然，我獲得的資料不會全對，但每星期要寫五千字的經濟分析，大致上我滿意，認為不要苛求。

其二是百無禁忌、依理直說的寫法，北京的朋友放我一馬。我感受到某些網站不便推薦某些文章，也曾遭傳媒腰斬。是築繭自縛吧，因為我感受不到中宣部左右過什麼。說放我一馬，因為從二○○七年十二月起，新勞動合同法我批評過不下三十次，有時發了脾氣，罵得重，事後自己也認為有點過分。

其三，最重要的，是讀者多。一位朋友大略地算過，每篇文章的幾個博客加起來，平均點擊逾十萬。這比外國的專欄名家高出多倍。炎黃子孫人多勢眾，於是佔了先機。博客點擊之外，其它網頁轉載無數，而好些機構通過電郵發給所有員工。數碼科技的發達，方便了專欄寫手，要捱得罵是微不足道的代價了。我只管自己相信的，外人怎樣回應一律不管。

說我這個人很世俗應該對。我喜歡讀者多的熱鬧，認為這熱鬧有鼓勵性。替我管理博客的同學久不久傳來讀者的評論，罵的讚的，反對的，皆無所謂，但有時要管的是讀者不明白。不作個別回應，但不明白的夠多，認為重要，我會找機會在後來的文章再解釋。商人閱讀，幹部閱讀，學生閱讀——我高興，但最高興的是勞苦大眾也閱讀。經濟學問就是那麼神奇：某些淺分析，讀過經濟的不懂，但街上有些人可以說得頭頭是道。我想，這是因為後者沒有學過，於是沒有成見。說過了，經濟學是淺的，不明白的往往是把問題看得太深了。像這次結集中的《金融中心：北京還在等什麼？》這篇比較深的，牽涉到廣泛的價格理論的組合，經濟文章很少遇上。

是為序。

[五常問答室]我反對公共養老金製度

采采問：

請問教授如何看待現代社會的公共養老金製度，古代社會好像是沒有這些制度存在的。


答：
答案其實不困難。沒有強迫性的養老金製度，人們會自行儲蓄而養老。香港十年以前是沒有這種養老金製度的，情況不差。而那些養老金製度強迫人們通過政府投資，回報率一般是低的。有很多專家作過統計，自己積蓄投資養老的回報率，比政府代替人們投資養老的回報率高很多。這是普遍的情況。

有些人因為自己不積蓄，到老時就有問題。但是，在正常的天倫發展下，我個人是反對強迫養老金的。因為一個人可以自己積蓄，而如果他有自己的兒女就更安全，可以有兒女養老。所以我在1984年的時候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極力反對一家一孩的政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將會需要很多老人院。現在由於有了一家一孩政策實施多年的後果，養老就成為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大肆推行養老金製度，人們的自主積蓄就會減少。這是很明顯的。美國的儲蓄率就很低，據說是低於GDP的2％，這是拜強迫養老金所賜。而最近的金融風暴影響了養老金，加重了美國金融危機的嚴重性。新加坡的強迫養老金很高，聽說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輸了很多錢。


附：美國微觀經濟學教材《價格理論及其應用》（赫舒拉發編）中的一個關於公共養老金回報率的文獻例子

社會保障是一項好投資嗎？

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向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提供老年退休金。與私人的退休金合約不同，參加社會保障是強制的。部分是由於這個原因，這一計劃幾乎每個方面都持續地備受爭議。
其中一個質疑是，社會保障作為一項儲蓄計劃，它對參加者來說是否一項「好投資」。也就是說，把它看作一項個人的儲蓄項目的話，其現值是否為正？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社會保障已經進行了很多改變，而且肯定還會繼續變化，如所需的稅費（工資的多大比例用來交納社會保障稅）、受益水平（可以獲得多少退休金）、資格規則（如人們到什麼年齡時才能退休，變成受益人）。
回顧以往，人們可以檢驗早期參與者的結果。社會保障制度始自1935年，早期的參加者的確很不錯。有些早期的參加者只交了幾年社會保障稅，但獲得的退休福利卻好像他們早已參保，終其一生都在交納社會保障稅！（這個因素大大地增加了這項計劃最初在政治上的接受度。）另一個最初的有利特徵是在職納稅人對退休者的比率很高。但這種非同尋常的有利條件只是暫時性的。到了現在，幾乎所有受益人都必須終其一生地交納社會保障稅，即使現在才加入的新人也是如此。而美國人口的老齡化也減少了納稅人相對於受益人的比例。
展望未來，從現值的角度看社會保障是否還是一項好投資，要取決於很多關於未來情況的有爭議的假設。雖然預計不會有一個評估能解決這些爭論，但李利群（LiqunLee）和安德魯·J·瑞坦梅爾（AndrewJ.Rettenmeier）提供了幾個有趣的結果。[1]
作者估計了未來的稅收水平與福利，還估計了參與者的預期收益、退休選擇和壽命。下表列出了一些解釋性的結果，裡面的現值是根據4％這相對較低的貼現率來計算的。（如文中所述，貼現率低能提高投資項目或儲蓄計劃顯示出來的現值。）
對單身男性來說，表中顯示的現值是負數！單身女性、已婚而不工作的男性的結果只是略好一點：在這類群體中，只有出生年份最早、教育水平最低的工人的現值才是正的。
結果相對更有利的是那些出生年份較早的人，反映了開始時的社會保障稅較低。壽命延長，以及領退休金的人對納稅人的比率越來越高的不利情況導致稅率急劇增加。社會保障制度從一開始就加入「累進」的因素，以確保低收入的工人也能獲得體面的最低標準的福利。因此相對於高收入的納稅人，社會保障制度總是對低收入的納稅人更有利。但是，下表顯示，對表中列出的所有群體來說，現值都是負的。

社會保障投資的預期現值——單身男性
出生年份 高中畢業 大學畢業 研究生
1940年 $-27,000 $-33.000 $-33,000
1950年 -32,000 -45,000 -49,000
1960年 -34,000 -53,000 -59,000
1970年 -33,000 -58,000 -75,000
1980年 -32,000 -63,000 -93,000
資料來源：根據李和瑞坦梅爾的文章的圖2目測估計。

評論
雖然這些結果的細節會受到質疑，但它顯示，對大部分的參加者來說，社會保障在財務上是一項糟糕的投資。確實，社會保障的目的不是要成為一項從保險精算的角度來看是完美的退休金計劃，而是總會涉及再分配的因素。但是，即使對受益最大的參加者來說，社會保障作為一項儲蓄計劃，其現值最多也只是勉強為正。正是這種情況激發了人們提議改革社會保障制度，要求它更接近基於保險精算而制定的退休金計劃，讓參加者更好地控制他們個人交納的社會保障稅的分配。
[1]LiqunLeeandAndrewJ.Rettenmeier,「SocialSecurityandEducation,」NationalCenterforPolicyAnalysis,PolicyReportNo.240(January2001).

複雜的問題要簡單地處理

複雜的問題要簡單地處理——語周小川先生

拙作《金融中心：北京還在等什麼？》二○○九年五月十二日發表後，有頭有腦的朋友一致讚賞(一笑)，認為很有說服力，而網上客近於一律支持。難得的是一位北京的朋友看得出該文是綜合了幾年來我對貨幣與匯率的思維。說「難得」，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作了一個龐大的綜合，要得到該友的提點，自己反覆推敲，才知道他說得對，沒有一點漏網。其實早就要寫該文，但認為變化多，恐怕讀者不明。最近為了一些事，也為了要趕書展結集成書，趕出該文，無意間把這綜合寫了出來。朋友說寫得清楚。

本來打算以該文作為結集的末篇，但周小川先生於五月十五日發表了一些「放開」言論，兩位朋友說是受到我十二日的文章的影響。我細讀周先生的言論，認為不是。周先生有他自己的見解，而這次我認為他說得不錯，把一塊大石放下心頭。放開匯管，搞國際金融中心，周小川無疑是中心人物，如果他不懂，或亂來，後果不堪設想。這次周先生的言論，我不同意的是《信報》的大字標題：《周小川：滬港合作建金融中心》。不同意，但認為是政治上的需要才那樣說。正確的經濟分析是：合作當然，競爭也當然，市場的運作會帶動這些行為，政府不用多管，而周先生說的「配合、取長補短」，也是市場會自然而然地處理的。政府多管，擾亂了市場的運作，會有大麻煩。應管的不管，不應管的卻管了，是愚蠢的行為，雖然我明白這些行為一般其實不蠢，而是某些利益團體在幕後操作。

縱觀這幾年周先生的政績，罵過的不再說，我認為他處理問題是偏於向複雜的層面走。這不對。如下是我對中國處理國際金融中心的簡單處理的看法：

（一）放開或解除所有匯管很容易：公佈、放開，就是了。連帶著這放開要讓國際匯率自由浮動，但要先把人民幣先下一個錨才安全。歷史上出現過無數放開匯管而不讓匯率浮動的例子，以外匯儲備應對，短期可以，長期可以是災難。

（二）印製面值五百元的人民幣鈔票，千萬不要忘記把一些英文字放上去，只印RMB三個字母應該足夠。幾年前我提出過這兩點，央行可能早就辦好了。

（三）要先把人民幣下一個固定的錨才讓所有匯率自由浮動。不要用外幣為錨。我提出過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是最佳的選擇。這籃子的物品為何，比重為何，是央行的重要工作。

（四）放開匯管，把人民幣無限量地放出去，換回來的是外匯。有了一籃子物品為錨，不僅外間的好事之徒難以興風作浪，央行的外匯進帳會是很可觀的。可以賺很多，但央行不要貪圖這些，而是要把這些賺（換）來的外匯放在一個獨立的儲備基金，與央行現有的外匯儲備分開。這獨立基金的錢是要作投資的，要避開金融或外幣的投資。下注要著重於實物，例如礦物或礦藏之類。這獨立基金的存在會增加外人對人民幣的信任，因為他們知道這基金是用作維護人民幣的幣值。

（五）容許所有外地的金融機構到中國開業，不要再搞什麼關係遊戲了。關鍵問題不是外資的資格夠不夠，或資本夠不夠，而是投資者的權利有沒有足夠的保障。中國搞責任承包搞了那麼多年，不可能不知道怎樣做，外間怎樣處理是外間的事，北京要設計自己的金融責任制。高斯（國內稱科斯）的權利界定的觀點重要。他說的是資源使用的權利界定，用之於金融也適宜。記著，處理責任界定與權利界定要簡單，要清楚。

（六）人民幣要成為一隻國際貨幣名牌，要基於國際人士的信任。所謂面系人地俾，架系自己丟。與一籃子物品為錨重要，更重要是中國的生產力。二○○二年我在南開大學說過，真正支持人民幣的本位是刻苦耐勞而又聰明的中國人。這方面我們有十三多億，冠於地球，要怎樣發揮這十三多億的生產力是北京的重要工作了。

（七）如有需要，北京不妨設立一個外匯對賭基金，賺一些炒家的錢，在國際上做點善事。

（八）聽說周小川先生喜歡聘用外地的顧問，這點我是反對的。我認為不熟知中國的經濟體制的人沒有資格作什麼建議。最近的金融危機顯示，美國的金融專家很懂得為自己賺錢，但論到重要的金融與經濟體制的合併運作，他們近於一無所知！中國的經改有成是中國人自己搞起來的，搞金融中心也要相信自己的智能。
不少人會羨慕周小川先生的位置。他現有的職位可以替國家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國際金融中心做得對，做得好，無疑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里程碑。今天是數千年一遇的大好時機，錯過了，將來的歷史評價會是很尷尬的。

[五常問答室]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

吉林省通化市柳河縣張新宇問：
請問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答：
對中國來說，環境保護當然重要，因為中國人太不清潔。中國沒有清潔的文化，是很大的問題，要向日本學習。

一方面，人口多是比較難處理的問題。另一方面，工業發展對中國很重要。但工業污染環境是很普遍的，無煙工業只是少數。原則上政府可以進行策劃。但是環保如果推得過度，會有災難性的發展，尤其是很多利益或壓力團體會藉環保之名來爭取自己的利益，從而搞垮經濟發展。

美國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任何房地產的發展，都要通過很多部門的環保審批，使房地產的開發費用大升。我曾經講過，在美國法律上明明說一塊土地可以這樣使用，但往往不能這樣使用。想通過環保、法律和官司的程序，往往要花去十年八年的時間。有些公路的建設項目，因為環保的問題而半途中斷。如果你在美國見到一條爛尾的公路天橋，彷彿是一件新潮的藝術作品，這多半是因為環保所致，因為鄰居投訴噪音，隨時會引起官司。拖得一段時期後，成本上升導致經費不足。

還有人做過研究，對汽車尾氣的環保約束，提升的費用遠高於利益。

金融中心：北京還在等什麼？

拙作《金融中心上海將遠勝香港》（二○○九年四月十四日）發表後，讀者差不多一致同意。該文提出的第五點，行內的朋友拍案叫好。我是這樣寫的：

「搞金融中心，你道上海勝香港最重要是哪一點呢？我賭你猜不中。這是嚴格地說，港元沒有自己的面目。鉤著美元或轉鉤人民幣，港元算不上是可以獨當一面的貨幣。多年以來，港元在國際上打出一點名堂，算是了不起，但要搞出一個舉足輕重的國際金融中心，自己的貨幣可以獨當一面非常重要。

「回顧歷史，英鎊曾經雄視地球，今天還清楚地有自己的面目。倫敦是世界級的金融中心，有其因也。美元的成功故事不用說，面目得來不易，帶起華爾街。七十年代日圓呼之欲出，一時間東京紅得發紫，可惜政策出了大錯，一蹶不振二十多年了。歐洲採用歐元之前有三幾隻貨幣有看頭，但國際上不成大器。今天的歐元有面目，但金融中心沒有國籍名堂。再者，金融危機出現後，歐元能否保得住是問題，因為不同的國家需要有不同的貨幣政策。當年佛利民反對蒙代爾的歐元建議就是為了這一點。

「要搞起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貨幣有自己的面目重要。這是說貨幣需要是一隻名牌，有公信力，容易被各方接受為結算單位。弱幣不成，強幣較好，但太強也不成。與物價水平衡量，幣值穩定重要；國家本身的生產力可靠也重要。人民幣有十三多億人口的可靠生產力支持，過了一個難關，而如果依照我多次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人民幣之錨，物價當然穩定，所有難關都過了。這裡要說的，是不久前周小川先生提到凱恩斯三十年代建議的以三十種物品為貨幣之錨，與我建議的方法不同，施行會有困難。我建議的要點，是為錨的一籃子物品要化為任何人可以大約地在市場自由成交的物價指數。這是重點，我解釋過多次了。」

這裡要說的，是北京不久前公佈會在二○二○年在上海推出國際金融中心。那是十一年後，他們在等什麼？不明白北京的朋友怎樣想。經濟的發展歷來千變萬化，見一步走一步要反應快，要判斷准。搞金融中心可不是搞北京奧運，不是要按著既定的時間表進行的。金融中心早就應該搞，而對中國來說，數千年來，最有機會達大成的時機是今天。夜長夢多，再等是劣著。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搞國際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條件是沒有外匯管制——即是說，外人要多少人民幣皆可按市價購買，其進、出口政府一律不管。搞國際金融中心，有匯管不能搞。這裡有一個傳統的謬誤，雖然我認為是維護某些利益團體的藉口。這是有些人認為放開匯管要等到什麼時機成熟云云。是大錯。已故的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曾經對我說，二戰後，香港有關當局也認為需要有匯管，放開要等時機成熟。但他們當時不知怎樣管，於是不管。後來見不管的效果好，就想也不再想了。

二十年前，佛利民最執著的是中國立刻解除匯管。他對我舉出人類歷史無數的匯管為禍的例子。後來北京把匯管放寬了不少，但不少沙石今天還在。要是中國沒有放寬匯管，不會有今天。目前看，全部放開是搞國際金融中心的先決條件。

我不要在這裡指出哪些團體或機構因為人民幣有匯管而獲利，但要指出一點北京朋友信奉的，是神話。他們認為匯管可以阻止資金外流。其實不然。匯管可以阻止或妨礙的是生意的正常運作，要把資金搬出國外的人總有辦法。幾個月前美國的外交部公佈的中國投資於美國金融的數字，比中國央行的估計高出一倍！

（二）像中國那麼龐大而有經濟實力的國家，搞國際金融中心大有可為。但要打出名堂，人民幣在國際上要成為名牌，要有自己的面目，不容易。數千年來，中國貨幣能打出名堂的成功機會最高是今天。這是因為國際金融大亂，人民幣推出去會給國際人士在保值上多了一個選擇，何況炎黃子孫滿佈地球，給祖宗一個面子我是相當肯定的。

自由地放人民幣到地球雲遊四方，國家賺錢，有需要時收回就賺了利息。另一方面，放人民幣出去不是要在國際上取代美元或其它先進之邦的名牌貨幣，而是因為我在《人民幣的故事》（二○○九年三月三日）指出的一個重要觀點：

「目前的形勢是，因為這些年落後之邦發展得非常快，先進之邦如在夢中，從匯率的角度衡量，前者與後者之間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斷層，連接不上了。上層之間有競爭，下層之間也有競爭，但上層與下層之間的競爭是脫了節的。北京的朋友認為可以容易地打上去，推出騰籠換鳥，失之輕浮。治安轉劣，是騰籠換賊乎？回鄉歸故里是連籠子也換了嗎？」

目前看，上述的「斷層」很現實，但向前看，這斷層早晚會收窄，會平服下來。因為這些年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上升得快，而先進之邦的法定最低工資高企不下，需要的過渡期會為時甚久。人民幣放出去，其它落後之邦或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不直接或間接地跟著人民幣走是很愚蠢的。我反對中國做什麼發展中國家的一哥，也反對中國要領導世界什麼的。但我肯定今天把人民幣放出去，會協助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從而可以遠為容易跟他們貿易而獲利。

（三）這就帶來另一個重點。自二○○三年起我極力反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同時解釋過多次，這反對不是人民幣兌美元的本身，而是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幣值跟著美元走，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於是兌其它競爭國家的貨幣也升值。解除匯管，人民幣自由進出，發展中國家多了一個重要的選擇，情況會很不相同。

這是說，依照我解釋過的，一九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發展中國家的幣值與人民幣達到了一個均衡點，成為一個層面，跟著的發展是這層面與先進之邦的幣值層面出現了一個相當大的斷層。如果人民幣獨自在國際上提升，對中國的競爭力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人民幣有外匯管制，不放出去，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沒有選擇，跟著美元走，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是劣著。但如果央行解除匯管，讓人民幣自由外流，聰明的發展中國家會把其幣值跟著人民幣走，或起碼會重視與人民幣匯率的調節，也會考慮以人民幣作為他們的一部分外匯儲備。讀者要知道，任何國家都可以隨時選擇及調校他們的國際幣值。這調校要考慮到自己的競爭力、國際貿易的利益與國民收入的實質享受。這也是匯率在市場浮動的主要功能。如果大有差池，不按經濟原則處理自己的貨幣的國家，執政者是要下台的。

這些年我擔心因為中國有匯管，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等於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升值，在競爭中會中計。解除匯管，讓發展中國家多了人民幣的選擇，他們不按經濟原則處理幣值，不維護自己的外貿利益，中計的就轉到他們那邊去。這也是說，只要人民幣解除匯管，穩定著自己的貨幣的購買力，避開了不可以接受的通脹或通縮，美元兌人民幣怎樣變動中國大可不管。中國要管的是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的互相得益的競爭，而如果人民幣不自由放出，他們的幣值老是跟著美元走，中國不能不管人民幣兌美元是何價。

上述的道理不淺，但屬一等的經濟分析。是純正的價格理論。縱橫學問五十年，我認為除了價格理論，可取的經濟學沒有其它。

（四）人民幣解除匯管，有機會帶來另一項麻煩。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四方君子可以憑炒買炒賣來擾亂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運作。機會不高，也不難處理。中國要穩定人民幣對物品的購買力，而最簡單的方法是用我建議過無數次的、把人民幣與一籃子任何人可以在市場直接成交的物品指數為貨幣之錨，也即是與這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掛鉤了。肯定可行，我解釋過多次，這裡不再說了。人民幣下了這個錨，對任何貨幣的匯率皆自由浮動。這樣，在貨幣的話題上，中國是不怕任何擾亂的。

這裡要說的，是如果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為錨，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幣值會跟著人民幣走的意向一定激增，而某程度他們選用人民幣作儲備也可以肯定。這些判斷我樂於賭身家。

（五）也說過多次，無錨的貨幣制（fiatmoney）不可取。這一點，不少經濟學者同意，只是以大國而言，他們想不出怎樣把貨幣下一個固定的錨。十多年前跟進朱鎔基的貨幣政策時，我霍然而悟，想出了可以用一籃子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

八個月來，為了跟進地球金融危機而讀到不少美國行內專家的貨幣言論，更證實了無錨貨幣不可取之見。這些專家不少是老朋友，他們的學問我歷來欣賞。無錨貨幣的困難他們當然知道，但在美國現有的經濟結構下，轉用我提出的下錨制不容易。歐元可以採用，而人民幣採用是更容易了。

無錨貨幣的一個無可救藥的缺點，是適當地調控貨幣量難於登天。這些年美國聯儲用上調控利率的方法，基本上是價格管制，違反了費沙的不可能錯的分析，也違反了價格浮動是引導資源使用最重要的功能。我曾經指出，美國的次貸之災的其中一個主要起因，是聯儲把利率轆上轆落。利息是提前消費或提前投資之價，利率應由市場決定，央行不要管，但這重要的市場利率運作，是要在人民幣下了一個可以在市場運作的錨才可以安枕無憂。

我明白如果把人民幣下了一個穩定的錨，讓利率自由浮動，央行的調控經濟的權力會大幅下降。這是正著：市場的運作一般可靠，遠勝政府的左右。不是說政府不要管經濟：應該管的事項多得很，但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卻干預頻頻，出錯的機會十之八、九也。

上海搞國際金融中心，原則上是前途無限的。要放開匯管才可以搞，而央行的工作會轉到另一些重要的事項去。央行還在等什麼？北京的朋友還在等什麼？國際金融中心是那麼重要的工程，有大成可勒碑誌之，北京今天的領導人為什麼要把這樣重要的功績推到接班人那邊去？他們為什麼要糊里糊塗地把自己的名字押在新《勞動合同法》這項劣跡上？難道將來的歷史怎樣寫對他們不重要嗎？

（五常按：本欄將改為每星期一篇，星期二發表。）

中國醫改要純從病人的利益著手

發表了兩篇評論中國醫改的文章，本來不打算再寫，但網上讀者回應多，其中不少出自醫生或曾經學醫的。他們說實情，講道理，反映著中國的醫改是刻不容緩的。讀者一般支持我的看法及建議，但也有認為我對國家的醫療情況知得不多。我不是專家，知得不多，但不算少。可以破口大罵的話題數之不盡。然而，寫改革建議的文章，退一步看問題，客觀一點，客氣一點，有機會增加說服力。寫醫改，我著重於原則上的建議，提出大方向應該怎樣走。當然，書生之見只不過是書生之見，被接受的機會甚微。說過了，我不是個改革者，不認為自己可以影響社會，如果執著有關當局接受自己提出的，早就氣死了。三十年前我可能是第一個看到中國將會出現曙光的人，執筆為文是希望炎黃子孫可以生活得好一點，可以發揮一下他們的天賦。希望與改革是兩回事。我的專業訓練是對問題看得客觀，對重點拿得準，而分析是練得快而精確的。沒有誇張︰一些職業籃球手射三分球可以看也不用多看，乒乓球的國手抽擊是想也沒有時間想的。這是專業，在經濟分析上我有類同之能。

兩期前寫醫改的題目是《醫療改革是大難題》。醫改永遠是大難題，而中國有十三多億人口，絕大部分遇上重病沒有錢求醫，難上加難，要怎麼辦才對呢？如果中國的醫療是一盤生意，可做可不做，我會建議北京的朋友不要染指。問題是見死不能不救，而明知機會近於零，心底裡我還是希望貧困的同胞可以得到一點適當的醫療照顧，說不定健康可讓他們在事業上殺出生機。

人多資源少的頭痛問題不論，醫療有兩大困擾。其一是顧客（指病人）一般不知道購買的（指醫療）是什麼，為醫者的欺騙行為容易發生。其二是醫療這個行業，歷來利益團體繁多：從醫生到護士到醫院到官員到藥廠到藥商，都有他們的利益要求。這樣一來，醫改會容易地得到分餅仔的效果。相近的情況世界各地都有，而慣於論關係、說檯底的中國，分餅仔恐怕是醫改的必然效果。

我認為考慮到中國的局限，人家怎樣辦北京不要管。北京要完全不管任何團體的利益，只集中於病人的利益上細想。經濟理論說，只要病人的利益獲得維護，有關醫療的各行各業也會得到維護。這正如市場上的任何產品，只要消費者滿意，所有產出及提供產品的人的利益都會得到適當的回報。醫療是因為訊息費用太高，魚目經常混珠，利益團體各謀政府保護是慣例。在中國面對的局限下，減低醫療的成本對維護病人利益有關鍵性，維護利益團體是背道而馳的。這也是說，任何略帶奢侈的制度都不要考慮。

我反對醫院公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例子。香港今年的公立醫療預算是三百三十三點八億。這大約是人均每年四千八百元。香港的公立醫院也收費，收廉費，而其它私營的醫生及醫院的成本是沒有算進去的。說過了，香港的公立醫療辦得好，但成本那麼高，是否過於奢侈了？以中國十三多億人口算，那是每年六萬億。這樣花錢，炎黃子孫不會病死，而是會餓死的！

當然，中國搞公立醫療費用不會那麼高，但廉費的公立的恐怖，一言難盡。二十多年前，香港還未搞奢侈公立醫院的時候，我的兒子在跑馬地給汽車撞倒。我在場，當然緊張。警察先生指明要到鄰近的公立醫院才可以落案。到了該院，我和兒子等了整整三個小時才獲得任何醫療人員照顧。如果兒子有內部出血，早就一命嗚呼。警察先生說轉私院他們會當意外沒有發生過，公院人士說要排隊，急不來。這是公立。私立的既可省錢，也較有效率，出不起錢的可由我提出過的醫券制幫助，也有其它不影響私營效率的補助窮人的方法。

目前國內盛行的一個醫療建議，是醫、藥分家。這是說醫歸醫，藥歸藥，不要讓醫生兼賣藥。當然有道理，因為醫生賣藥，可以賺醫費之外再賺藥費的回扣。不止此也，好些醫生隱瞞著用的藥是何物，從而隱瞞病情，好叫病人多光顧。醫德如斯，夫復何言哉？

問題是如果醫、藥分家，責任的劃分會出現問題。治不愈，或弄死了病人，是誰負責的？美國的醫、藥分家是個成功例子，但對中國來說也是過於奢侈了。美國的藥房一律有藥劑師長駐，而拿得藥劑師的文憑，所需時日跟拿博士差不多。一個藥劑師每小時的薪酬五十多美元，當然會算進藥價那邊去。目前的中國不僅不可以有這樣的奢侈「享受」，而從勞苦大眾的角度看，醫藥最好不用有商業招牌的，可以用原料（generic）醫藥就要用。這裡那裡節省幾塊錢，可救命無數。

我不反對醫、藥分家，而是認為分與不分的選擇，要看效果相近的哪方面的成本較低。北京的朋友聰明，只要能漠視任何團體的利益，他們會想出其它好辦法。重點是治療有所失誤時，我們要能清楚地鑒定是誰的責任。醫生兼賣藥，藥是何物？是何價？是哪位藥商供給的？有回扣嗎？這些問題一律要說明。我也認為造假藥的要以造假鈔的刑事處理，賣假藥的要視為與推銷假鈔同等的罪。

所有醫療服務皆私營不足夠。我們需要的是所有私營的服務都有足夠的市場競爭。我不要聽到任何言論——其實是藉口——說這裡那裡政府要管，從而促成壟斷或寡頭競爭的情況。這些言論我聽了數十年，拆穿了西洋鏡，都是為了維護某些團體的利益。

當然，我們不可以讓資歷不足的行醫，或容許瞞騙的行為，或讓頻頻犯錯的醫生或醫護人員或醫院逍遙法外。但我深信，只要權利界定得清楚，市場的競爭會大量地減少這些不幸情況。我也認為政府要做的，是大量提供疾病的普通常識，強逼醫療行業公開他們銷售的是些什麼。

很不幸，在醫療上中國要顧及很多人，而我卻想不到任何理由因為人窮所以命賤。我不同意好些關於人權的言論，但不認為自己的生命比窮人的珍貴。既然生命的本身沒有貴賤之分，中國的醫改要集中在維護病人的利益來處理。尤其是窮人，因為對有錢的人來說，醫改怎樣亂改一通也為禍不大。天下沒有出得起錢而找不到適當醫療服務這回事。讓市場的競爭顧及窮人的疾病，有錢的不可能不被顧及。這是我敢賭身家的另一個張氏定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