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得與海伯納的主義時代

熊秉元在《信報》發表《閱讀大歷史》，評論熊彼得（J. Shumpeter）與海伯納（R. Heilbroner）的學術貢獻。秉元老弟對熊、海二師的欣賞不少人有同感，但我卻看不到皇帝的新衣。

我讀熊彼得與海伯納的論著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依稀記得，海伯納是熊彼得的弟子。可能因為這關係，二公專注的學問類同：經濟思想史與「主義」分析。

先談他們的經濟思想史吧。作本科生時讀到，很欣賞，但進了研究院，讀到J. Stigler、L. Robbins等人寫的經濟思想史，就覺得是另一個層面，也覺得熊、海寫的是表面功夫，沒有深入的體會。後二者舞文弄墨，措辭華麗，初學者讀來很有說服力。後來認識Stigler，數次與他暢談前賢的經濟思想，才知道真的要闡釋及評述前賢之見，作者自己需要是一個理論高人。

海伯納的英語文字是很好的。不久前一位要到美國學經濟的朋友，問我怎樣學好英文。我就介紹他讀海氏的《世俗哲人》（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但說明不要學書內的經濟分析了。

文字好就佔了一個大便宜。但說到熊、海二公寫的主義理論，我作研究生時讀不懂。一天與熊彼得的另一位弟子（E. Domar）聊天，我問：「熊彼得的主義分析是搞什麼鬼的？我不懂。」度瑪大笑，說：「我也不懂。事實上，我不知道熊彼得的課是教什麼的。一位同學提問，他就叫另一位同學回應，來來去去都是那樣。」

說什麼「主義」，我提到時喜歡加上括號，因為這些是空泛之詞，沒有什麼意思，只是有時入讀者的鄉就隨讀者的俗，胡亂地用一下。我們要說的是制度，而制度的闡釋只能從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界定與合約安排這兩方面看——這就是經濟組織的分析了。是新制度經濟學，起於六十年代，我適逢其會，於一九六八年首先提出從合約安排角度看經濟組織。至於後來這學說搞到博弈理論那邊去，可能起於我提出的卸責行為，誤入歧途，不可取也。

高斯和我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不良發展歎息。然而，不論權利界定，不談合約安排，漠視交易費用，只從不著邊際的「主義」分析看世界，是不可能有足以傳世的內容的。我對熊、海二公的主要批評，是我們不能從他們的「主義」分析中找到任何可以驗證的假說，從而對經濟的運作有解釋。

熊彼得與海伯納大名遠播，是他們之幸，但主要是因為二十世紀是一個「主義」時代。在戰爭頻頻，議論紛紛，口號朗朗的環境中，模糊不清的理念，得到文采煥然的文筆支持，是有市場的。這可能就是秉元老弟所說的「大歷史」了。

說高斯、艾智仁、德姆塞茨和區區在下的刻苦研究對這個「大歷史」的改變完全沒有影響，可能說不過去，但撫心自問，我們的影響實在小。然而，我們也是幸運的：看到二十年來中國的開放改革大轉變，知道自己相信的可以驗證的理論正確無誤。

去年我邀請基本上不能再作長途旅行的佛利民與高斯到中國一遊，信上說：「我們都肯定地相信我們的理論大致上不可能錯，但見到今天中國的發展情況，自己當年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的理論會對得那樣厲害！」

秉元老弟所說的大歷史是「主義」歷史，開始成為陳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