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ugust 5, 2004

精英何制?──與山木兄商榷

林山木認同港英時代的精英管治制度。不少人認同,我也認同,但中英草簽後,雖然港英猶在,香港的政制就開始改變了。大吃最後的晚餐,大幅提升福利午餐,而這期間引進了幾項投票制度,不倫不類。

精英已矣,不得已而求其次,聽說山木兄以普選次之。不少人取普選為首。我一貫的立場,是沒有上佳的憲法,界定所有資源的產權與個人的權利,普選會引起很多問題。解釋過了,不再說。

這裡要談的,是港英管治下的所謂精英制,究竟是怎樣的制度呢?只略知一二,認為是一種委任制。當年港督是由英國委任的,而所有議員由港督委任。港督不是獨裁者(老闆是英國),但有不少獨裁權力,而港督委任(其實要得到英國上頭同意)的財政司的權力大得很。這是指翟克誠之前的財政司了。

香港歷史上的三位名司──郭伯偉、夏鼎基、彭勵治──我都認識。山木兄所指的精英,可能主要是指這一連三任的三君子。我與彭勵治很熟,認識夏鼎基時,他剛開始轉任布政司。山木兄對夏老比我熟得多。認識郭伯偉時他已退休,但還有幾次與他暢談天下事,很佩服這個人的智力與見識。

說當年財政司的權力大,是指經濟政策的權力,但昔日的香港,除了經濟,其它都不大重要。我的印象是:你委任我管經濟,那你就不要管;你有權把我解雇,但我一日在職,要怎樣辦是我的範圍,不是你的。這是委任的獨裁,可能說得有點誇張。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香港推出今天還存在的聯繫匯率制度是個好例子。那極端重要的決策,基本上是彭勵治一個人拍板的。他徵求意見,也有兩位英國大師參與,但基本上是彭老拍板,彭老負責。當時上頭夏鼎基反對聯繫匯率,他對我說得清楚:權在彭老之手,他只可以提供意見,不能否決。

一次親歷其境的機會可以說明彭老的權力。該聯繫制度是於一個星六的上午公佈的。早幾天,彭老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問:「我打算以七元二毫與一美元聯繫,你怎樣看?」我想了一會,回應道:「市價還有大波動,但徘徊於八元一兌一美元,你還是提高一點,較近市價比較安全。」他點點頭,說會細想一下。這幾句就是整個會面的對話。

後來以七元八聯繫,成功了,彭老在午餐時誇誇其談:「我的直覺了不起吧。香港人喜歡那個『八』字,我就選了七點八!」是的,聯繫匯率這樣重要的決策,當時沒有一個立法局議員知道,而七點八這個數字,可能港督事前也不知道。

後來彭老辭職,是香港的政治化淘汰了他。他不喜歡應酬任何利益團體,認為自己的職責是為香港的經濟整體服務,沒有責任回應任何利益團體的要求。他決定辭職時,我勸他留任,他說得坦白:「你知道我曾經是個商人,有足夠積蓄過餘下的日子,不需要這份薪酬。作財政司的工作比從商時勤奮得多,辛苦得多。為香港的經濟服務,我樂意,但我不認為我要應酬任何人或任何團體的要求。服務可以,但要『受氣』我不幹。」這可能就是山木兄說的精英的言論了。

輪到翟克誠上任財政司,香港的政治制度改變了。很同情翟老兄:他行左要交代,行右要交代。單是主張建新機場就使他碰壁頻頻。一次午餐中我問:「啟德機場空置出來的土地的市值可以支付新機場的建造費用嗎?」他回應道:「好幾倍。」我說:「那就建新機場吧。」他很高興,可能認為找到一個知音。他可沒有想到,啟德機場空置出來的土地一直空置到今天。

這就轉到我要商榷的精英管治的話題。港英別後,港府高層再沒有精英執政嗎?答案是否定的。從財政司的辦事能力品評曾蔭權與梁錦松,我認為兩個都是人材。聖誕權辦事快,明事理,記性好,而在不會受到左右的事項上,他的判斷可取而推行奇速。就是重大而有阻力的迪士尼樂園項目,他的處理手法與達成的協議皆令人欣賞。阿松的個性很不相同。他喜歡推理分析,想的多,說的少,而我說過了,在任只一年他對香港的經濟有貢獻。

梁錦松任財政司長的經歷我知得很少,但曾蔭權的經歷,是要交代的利益團體不少而舉步維艱。他的政治觸覺當然比我高明,但要頻頻考慮阻力,使我意識到他的時代與彭勵治的時代是兩個很不相同的時代了。

這就帶到要說的重點。三十年前是香港沒有多少政治活動的時代(找舊報章看看吧),港督由唐寧街十號委任。如果今天香港的政制是三十年前的,而中國是今天的中國,特首由中南海委任,那麼委任李柱銘或余若薇為特首不會有大問題。如果香港的政制是目前的,但由中南海委任特首,政治的爭吵不會像今天那樣激烈,但像回歸前的香港,利益團體的壓力會維護社會福利的免費午餐,不易找到一個精英可以力挽狂瀾。如果不以憲法或其它有效辦法來清楚地界定權利──今天香港的公家土地和政府的多種壟斷權是沒有明確界定的──推行普選,選出精英也不會有精英的表現,因為選出來的要應酬太多團體,左右為難,分豬肉後的百鳥歸巢混合制會是後果。

香港政制的困難起於二十年前,在中英草簽與《基本法》之間,當時除了區區在下,沒有誰預料到二十年後的中國會是今天的中國。昔日共產中國的經驗確實可怕,所以主要的考慮是回歸後怎樣避免一個專政的蹂躪或蠶食。有誰會想到,今天不少學者對國務院總理的主要批評是過於仁慈呢?

為了恐懼今天無須恐懼的共產專政而搞出來的不倫不類的政治制度,是香港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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