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帝國主義

成都高小勇正在為他的《經濟學消息報》出版一套六冊的經濟散文結集，取名《經濟學帝國主義》，要求我寫個序言。我問：什麼是「經濟帝國主義」呀？他說：是「經濟學帝國主義」，有一個「學」字。我問：什麼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呀？他說：你是這門學問的鼻祖，寫的經濟散文就是，西方要推貝加（G. Becker）了。

孤陋寡聞，沒有聽過「經濟學帝國主義」。兩天前在一本英文書中看到Economic Imperialism這一詞，說來自貝加一九七六的論著。恍然而悟，知道指的是什麼。貝加是老朋友，早就認識他，但從來沒有聽過他說什麼帝國的。我是個老人家，對經濟學的來龍去脈耳聞目染，比後生小子知得多一點。讓我在這裡略說一下吧。

作本科生時聽到森穆遜（P. A. Samuelson）說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皇后（Queen of Social Sciences）。當時的理解，是在所有社會科學中，只有經濟學是公理性（axiomatic）的。「公理」是指無須證明或不可辯論的出發點，也即是作分析的基礎假設（postulates），是對是錯皆要首先接受的。行外人不容易明白。這裡要說的，是所有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都是公理性科學（axiomatic science），但在社會科學中（包括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只有經濟學是公理性。因此，在科學方法上，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生物、物理、化學等）是完全一樣的。

經濟學的公理（三至五個，組合不同）是行內一般接受的。其中最重要是每個人在局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individual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我俗稱之為「自私的假設」。因為是公理，本身無須證明，而更重要是大家同意不容許有例外。我們不能說一個人有時爭取極大化，有時不爭取，或有些人爭取，有些不爭取。如果容許例外，邏輯無從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或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假說。這樣，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就不可能有解釋能力了。

接受了公理，加上理論邏輯，推出可以被事實或行為或現象推翻的假說，然後驗證其含意，是經濟學解釋人類行為的法門。這與自然科學沒有兩樣，只是經濟學解釋人的行為，而自然科學則解釋物體的行為。現象不同，方法一樣。

問題是，人的行為有多種，可以分門別類，經濟學可以解釋的究竟是哪種哪類呢？新古典經濟學的大師們一般認為，經濟學解釋的是起於資源缺乏而導致的資源使用與財富分配等行為或現象。這樣處理，經濟學集中於市場分析。近百年來，視覺較廣的知道，很多起於資源缺乏的現象沒有通過市場——無價不成市。新古典經濟學的嚴重失誤，是不言而喻地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避去了非市場的分析。高斯（R. H. Coase）於一九三七年指出，交易費用導致某些物品沒有市價，因而促成了公司組織的形成。該文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山之作。一九八二年，我指出沒有交易費用不需要有市場，而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少交易費用而起，把問題增加了深度。

經濟學帝國主義起於市場之外的另一面：好些表面看來與資源使用和財富分配扯不上關係的行為，可以同樣地用經濟理論作解釋。這觀點起自經濟學鼻祖史密斯（A. Smith，一七七六），而現代的首要推廣人是貝加。後者五十年代的博士論文題為《種族歧視的經濟分析》（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顧名知意，分析的是傳統市場的題外話。其後貝加進軍家庭、生育、犯罪、離婚等現象，皆遵守著經濟學的公理與邏輯。這些行為在貝加之前主要是由社會學處理的。不要忘記，早在六十年代，布格南（J. Buchanan）與杜洛克（G. Tullock）等人就以經濟分析政治行為，與古典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是不同的。

遵守著經濟學的公理與理論，把解釋的範圍推廣至人類的所有行為去，是把森穆遜的社會科學皇后提升為社會科學皇帝。這就是高小勇說的經濟學帝國主義了。

成功嗎？有的，但說不上有大成，因為分析著實不易，而不少參與者走錯了路向。大略而言，不成市的行為起於兩種原因。其一是因為交易費用過高而沒有市價。原則上可以有價，但沒有。政治上的權力，組織的需求，文革時搞關係等都是例子。可以有價但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而不成價所引起的行為，處理雖然不易，但知道可以有價，知道利益「極大化」要選的是什麼，我們還可以用金錢或財富來排列選擇，分析不會太困難。

其二就較為困難了。這是原則上沒有市價的「物品」——交易費用如何也無價之「物」。例如個人的聲譽（捐錢可以買一點，行騙可以騙一點，但一般買不到，騙不來），純真的友情（李白要以桃花潭水深千尺來量度），父母對兒女的愛（有些輕於鴻毛，有些重於己命）等，有關的行為的經濟分析很頭痛。我們還可以加上自殺、恐怖活動等行為，頭痛要再加心痛了。經濟學公理說，損人不可以毫不利己，但我們有時不知損人的己利何在。

原則上不可能有市價的被稱為非金錢物品（non-pecuniary goods），貝加與艾智仁（A. A. Alchian）皆認為要以功用（utility，國內譯作效用）來量度。這方面，貝加的所有分析都用上功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是箇中高手了。有不易處理的困難。功用是經濟學者的思想概念，真實世界沒有功用這回事。說爭取功用極大化，是說一個公理，功用本身看不到，從何以事實驗證呢？一個人跳樓自殺，說是爭取功用極大化，不可能錯，但那只是公理劃下來的套套邏輯，說了等於沒說，半點解釋力也沒有。

功用是抽像之物，真實世界不存在；理論往往要從抽像起筆。然而，可以驗證的假說的含義，一定要以兩個或更多的可以觀察到的現象變量從事。功用是抽像之物，我們要怎樣把抽像推到非抽像的假說含意去解釋行為呢？這是功用函數理論的主要困難，因為一不小心就走上套套邏輯的路。二十多年來，博弈理論的盛行更令我失望。不是說人不會博弈，也不是說這些理論言不成理，而是得個「講」字，無從驗證。

艾智仁明白功用分析的困難。他說要驗證抽像的功用分析，我們要首先知道什麼「物品」有功用，又要知道爭取這些物品的代價。我的觀點，是如果知道了這些，採用抽像的功用理念是多此一舉。這是因為非金錢物品雖然不可在市場成交，但原則上可與金錢物品（pecuniary goods）替換——正如我與兒女之間的愛不可以買賣，但放棄自己的某些金錢物品（例如工作時間）我可以多點與兒女相聚。這替換在邊際上可以鑒定，可以觀察，於是原則上可以用金錢量度來推出以事實驗證的含意，放棄功用分析。

一九七二年我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傳統婚姻的文章，以上述的替換方法，用金錢量度極大化來解釋盲婚、纏足、童養媳、妾妓、孝道、倫理、風俗等現象。該文沒有受到重視，可惜可惜。那是我知道的唯一以金錢量度來廣泛地解釋社會現象的經濟學文章，前不見古人，今不見來者，是區區在下的帝國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