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思想教育

拙作《管制言論對思想有損害嗎？》在《還斂集》發表後，一位香港留美的同學來信，說與多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研討後，大家同意在研究上中國學生比不上外國的，雖然考試成績較佳，支持我的看法。

他們提出兩個解釋。大陸的同學認為國內的文化背景與教育方式，對思維的發展不利。香港的同學則認為，國內出去的學成回歸，身價急升，於是急攻近利，草草拿個博士算了，但香港去的，機會成本高，而回歸後身價不會急升，所以有較大的比率純為求學而出國。這些建議有建設性，讓我想到有關話題。

首先要說的，是我不大同意香港同學的論點。邏輯沒有錯，但四點事實不支持。一、大部分出外留學的國內學子不是學成立刻回歸，不少要在外間試謀出路。二、國內出外求學的人多勢眾，不限於經濟學，但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殺出重圍的怎還可以是那麼少呢？三、好些外出的畢業後在外地的大學有職位，發表文章不少，只是大有創意的絕無僅有。四、國內學子的考試成績那麼好，是用功的表現，但為什麼一到寫論文就只懂公式化，看不到創意呢？其它民族我不敢說，但中華民族的先天智能跑到哪裡去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還是同意國內同學提出的文化背景與教育方法出現了問題，而這些當然包括我說的管制言論對思想的負面影響了。中共建國以還，推出的「思想教育」對創意當然幫不到忙，但根本的問題遠在中共之前。解放前在國內唸書，每天早上背什麼總理遺囑，上課聽什麼三民主義，對思想發展皆有負面影響。如果當年不是頻頻逃學，上課雲遊四方，長大後到美國求學我不會那樣容易地接收，那樣客觀地衡量，那樣不受成見約束地表達新意。

事實上，遠在民國之前，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扼殺了思想的發展。說什麼三從四德，儒家學說，一套一套的不容許被違反的倫理，就算是對也是思想的麻醉藥。被認為是叛逆的北宋蘇東坡與明末徐天池，創意驕人，但這些是百萬中無一的天才，而學術大師是不需要天才才可以達到的。

我曾經指出，在科舉下的學而優則仕，農歸農，工歸工，商歸商，仕歸官，沒有只靠出售知識而為生計的空間。這解釋了為什麼智商高如中國人，與西方相比，歷史上我們的確拿不出一個科學傳統。當時以倫理、風俗治國，沒有法治，用不著律師，有識之士皆當官去也。在工業科技不存在的情況下，這制度有可取之處，因為倫理治國的費用比較低。

然而，陶淵明的日子早就過去了。今天人煙稠密，世界複雜，工業與科技是經濟繁榮之道。是的，要生存，我們不能不向工業與科技那方向走。曾幾何時，只不過是二百年前的古典經濟學，分析的生產要素只限於土地與勞力。到了馬克思，資本大手地加了進去，雖然資本的概念當時還沒有搞清楚。十九世紀後期，馬歇爾對知識資產開始重視，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耶魯大學的費沙更高舉知識為所有資產之首。七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獲得諾貝爾獎的舒爾茲與貝加，皆以知識資產掛帥。話雖如此，回顧經濟學的歷史，這學問對知識資產的重視也算是反應遲鈍了。

知識資產的累積，是人口增加了十倍而生活水平也增加了十倍的唯一解釋。另一方面，知識的爭取不限於工業與科技。那些被認為沒有直接市場產品，或產品的市值不高的基礎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等，也不可或缺。這含意著一個經濟文明的國家，要有很大的空間容許人民單靠出售知識而維生計。在這樣的社會中，倫理、宗教與風俗某程度要保留，雖然再不能為主要的治國之道。我們於是需要法治，不一定是西方的司法。律師的與法官的專業，會容許像蘇東坡那樣的天才轉向專於思想創作那邊去。

從倫理治國轉向法律治國需要很長的時日，而中國的經驗是痛苦的。工商業與求知的發展，導致兒女離鄉別井，拆散了舊家庭制度；對外貿易與西方知識的引進，帶來不容易接受的衝擊。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八國聯軍、武昌起義、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都有點胡鬧，粗口罵得出來，但思之滄然。這些是中國走向現代的代價，高得離奇，但我們還是付出了。五千年的長夜，今天才看到黎明。

昔日的倫理治國，思想教育是需要的。孝、忠、義的教誨，與包公審案的原則大致吻合，減低了管治費用。今天搞法治，思想教育或「改造思想」也是需要的，雖然用不著倫理教育那樣費心。數之不盡的落後之邦，法律與實踐全不一樣。教育可以協助法治，而嚴格地說，任何教育都是「改造思想」，問題只是怎樣改造而已。毛主席當年推行的思想改造，是為了協助他推行的今天不復存在的大鍋飯制度。

時代轉變了，協助管治的思想教育也要跟著轉變。這方面有三個困難。其一是我們有兩個舊包袱需要擺脫。傳統的倫理與文革的「正確思想」，某部分要清除。其二是人口那麼多，背景那樣複雜，處理不當很麻煩。其三是我最關注的：協助管治的思想教育可以對創意的思維有嚴重的負面副作用。

是不容易解決的問題，重要的，奇怪沒有人提出過。胡錦濤先生最近提出中國要有一個和諧的社會，我們不會反對。問題是有創意的思維要奔放，而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更要有衝擊。這樣看，文明的社會，是和諧與衝擊之間要找到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均沖點。困難程度高，天才專家用得著也。

我既非天才，也非專家。簡單的邏輯說，可以放開而不嚴重地影響管治的思想，要盡放；對現代化管治再沒有幫助的思想教育，要取消。例如經驗上不會引起革命或動亂的宗教，大可自由。又例如文革期間劃下來的思想教育，某程度今天還存在，大可取消。其它還有許多問題，非天才專家不可。

是複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