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印度人材說包辦定律

在最近《新聞週刊》關於印度經濟轉向高速發展的報道中，直線上升的數字多得很，其中兩項令我矚目。一是某投資信心指數把印度升至世界第二位，二是在「財富五百」的大機構中，超過一百二十五家在印度設立了研究實驗室（R and D laboratories）。

沒有記錯吧，只不過幾年前，投資信心指數美國第一，中國第二，印度不知躲到哪裡去。中國跟著升到首位不奇怪，但印度怎會那麼快就把美國推到第三位置呢？不管這指數是否可靠，外資對印度的信心這幾年急升無可置疑：這指數反映著的不僅是經濟上得快，而且上得穩定。

我不知道「財富五百」有多少家在中國設立研究實驗室，但印度拿得超過一百二十五家不簡單。三十年前我大事調查發明專利，對研究實驗室有深入的理解。研究這回事，不是工資低廉就有可為。研究出些什麼來要講知識，論天賦，即是說要講人材。「財富五百」沒有一家是蠢機構，而研究這回事，一般機密重重，除非外間人材了不起，不會輕易地發出去。

不久前與一位在美國加州搞科技的工程師談及印度，他說：「我沒有遇到過一個愚蠢的印度人。」我回應：「我也沒有遇到過。」回想昔日在美國求學，最好的學生一般是猶太人。外來的學生最好的是中國血統，但愚蠢的不少。進入了研究院，以平均衡量，中國學子讀不過美國的（猶太血統也算進去）。美國人體力好，讀書讀到拚搏關頭體力較弱鬥不過。

從亞洲到美國求學的，最好的一小撮通常是中國血統，印度次之，但印度很少蠢學生，平均很可能比中國的優勝。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印度的，進了研究院都讀得拚命。看官須知，在學問上要有小成，二十年求學中拚命三年是起碼的要求，當年我自己拼得天昏地暗。印度人聰明，懂得拚搏，有奇怪的數學天賦。印度人也很懂得做生意，而他們的經濟學者比中國的高得多了。

也是不久前，一位在加州大機構搞軟件外判的說，大都判到印度去，因為印度人英語好。這位專家常到中國，認為中國青年的軟件專材不比印度差，只是英語有所不逮。一子錯，滿盤皆落索。這位專家再補充，今天美國把軟件工作外判印度，後者接了單，趕不起就轉判某部分給中國。不是嗟來之食，但廣東人說的「豬頭骨」則庶乎近焉。還有，差不多全世界的信息服務中心（call centers）都跑到印度去。又是因為印度的英語水平高於中國的。

幾天前與一位同學談到產品質量的問題，我同意中國產品的質量，比起先進之邦還有一段距離。但我指出一個怪現象：凡是中國有成本優勢的某質量水平的產品，中國供應全世界。打火機如是，玩具如是，皮鞋如是，光驅如是，聖誕燈飾如是，如果沒有管製成衣也如是，數之不盡的。這個「包辦」世界供應的怪現象有一個淺解釋：中國人口那麼多，放開他們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在一項產品的某質量水平，不包辦世界才怪。

中國包辦，印度同樣人多，也開始包辦了。人類歷史從來沒有見過佔了世界人口差不多一半的兩個國家，一起參加國際產出大比拚。經濟學中被認為毫無瑕疵的比較優勢定律看來要修改一下。這定律說不同國家會專於產出不同產品，不一定包辦。今天看，不同國家會專於產品的不同質量，有人多勢眾的大國參與競爭，包辦起來，每個國家都迫著在某產品的某質量層面包辦全世界。這是我發明的「包辦定律」。

下期再談。

《中國的前景》目錄

前言

一、中國的前景
中國的前景
不要讓經濟氣氛消散
北京做對了些什麼？
炎黃子孫的能耐
希望帶李怡暢遊神州
中國是個怪地方
從不知亡國恨說起
中國的經濟增長可以持久嗎？
「大」與「賭」跟「喜功」不同
中國經濟是亮了紅燈嗎？

二、有趣的國際經濟
薄熙來兵三進一
要淡化貿易衝突
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啟示
天文數字惹來的爭議
格林斯潘寶刀未老
貨幣政策與失業問題
地球今天很不平！

三、人民幣的處理
人民幣怎樣了？
要解決雙軌一價！
人民幣又怎樣了？
彈性係數與貿易逆差
人民幣升值會增加美國就業嗎？
周小川的職責與格林斯潘不同
一籃子貨幣與一籃子物品的比較

四、經濟故事的分析
集中行業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出路嗎？
愛莫能助肅然起敬
《壹周》怪論
計劃經濟的禍害
黃牛也有道
月餅盒的故事
接單工業是中國命脈

五、爭議篇
學術捐贈的處理
獨裁、民主、市場
曾蔭權夜宴史密斯
地價的爭議
《獨裁》踩中了什麼？

六、小子與大師
赫師別矣！
高斯寫的前言
艾師九十矣！
學術英雄無覓矣！
經濟學家可數乎？
學問的際遇

七、文字創作論英雄
從千篇文章想到的
感謝林行止
套裝作品論
《還斂》回頭話智英
中文有機會成為國際語言嗎？
從中西兼通數天下評論英雄
書籍製作的故事

八、古今藝術談
攝影藝術是給誰看的？
沈文裕千萬不要再比賽了
攝影沙龍的啟示
從莫札特與貝多芬說起
莫奈蓮塘達化境
古董奇案
經濟大師考古記
對自己的衡量
高傲是天才的本質嗎？
《西江月》的啟示

九、神州漫遊
希望回到田園那裡去
古鎮黃姚
義烏行
中國風景排行榜
杭州再汴州

如何再看中國二十年？

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不斷的，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了。無疑是人類歷史紀錄，而考慮到東歐與前蘇聯等國家也搞開放改革，但與中國的進度不可相提並論，「中國奇跡」就成為今天西方的熱門話題。

兩年來外間的經濟專家喜歡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還可以持續二十年或更長的日子嗎？看好的與看悲的都有，於是成為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貝加偏於悲觀，舉出西德與日本的例子，認為一個高速發展了二十年的國家，總會做出一些傻政策，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是以為難。佛利民的看法是好壞參半。他認為中國還沒有政治自由，動亂早晚會發生。對中國前景繼續看好的師級人物也不少，可能佔多數。芝加哥大學的R. W. Fogel就是個樂觀者——此君最近舉出其它成功國家的經驗，以數據推出對中國的「樂觀說」。

上述幾位都是老朋友，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是因為大家對中國情況的理解不同。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我是他們當中唯一的對中國前景看好的人，只因為掌握到一些關鍵的局限轉變，在推斷上勝出幾條街。今天，走進熱衷於中國發展的西方經濟學者群中，我可能被編為一個悲觀者。不是很悲觀，因為原則上中國繼續高速增長二十年不困難。可惜「原則」換不到飯吃，而中國目前面對的局限變量太多，政策上可以出錯的地方不少。避免大錯，也不容許多項小錯組合，再來一個高速二十年當然可以，但這樣的假設難以接受。

今天中國的經濟活力與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相近，如果日本當年沒有做出幾項大錯——尤其是管制農產品進口與讓日圓大幅升值——他們的經濟神話可能一直說到今天。另一方面，今天看中國，使我聯想到彷彿三十多年前自己身在日本，近距離地觀察那裡的經濟。但當年沒有這個機會，就是有也言語不通。滿是活力的經濟，一個專家學者整生難得一遇，何況中國是那麼大的國家。

應該是個人的奇遇了。以產權及交易費用為重心的、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從開始我就參與，經過多年的實證研究，懂中文，機緣巧合，一九七九年起跟進中國的發展，觀察到一個大國從近於零開始，彷彿天方夜譚地逐步凝聚而達到今天的經濟活力——這樣的觀者天下間可能只我一個。七十歲了，歷史與不同體制的運作知得多，任何制度上的因果話題我可以隨意地以多方面的經驗印證。

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了中國會走市場經濟的路，三年後我說中國會有二十年或以上的的高速增長。看對了不是僥倖，而是當年的局限轉變簡單明確，使我安心而又武斷地作假設，邏輯井然，於是把自己的名字押在推斷上。今天的情況遠為複雜。大致上，我感受到胡、溫政權要走的路；也是大致上，我認為他們要走的路是對的。問題是他們面對的局限條件複雜，可能出錯的地方實在多。

中國會再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長嗎？會或不會，胡亂選一方的命中概率是百分之五十，不俗，但我從來不下這樣的學問賭注。假設中國不會作出政策上的大錯或多項小錯，於是樂觀推斷，近於套套邏輯，說了等於沒說。界定多項局限的可能轉變而逐項分析，太複雜，讀者會感到天旋地轉。這裡我只能申述自己相當肯定的大概，而今後見到政策上有明顯的錯，會繼續大聲疾呼。可惜上蒼雖然對我格外仁慈，還可以眼觀六路、推理縱橫的日子恐怕不多吧。

首先要說的，是實質的國民收入增長，中國要繼續二十年以往的高速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產品與服務的質量上升，大部分沒有算進國民收入增長之內。這些年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率其實高於政府的統計，高出多少只有天曉得。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改進不會不斷地直線上升——會繼續升，但會緩慢下來。這樣，如果今後的二十年中國能保持政府統計的增長率，人民的實質生活改進不會像以往的那麼快。

產品與服務的質量轉變，沒有全部反映在價格上，是個指數難題，二十多年前我和專家老友Z. Griliches研討過。我認為中國的實質經濟增長率大幅地低估了，是因為一九九八起有好幾年，中國有百分之零至三的通縮，而同期質量的上升非常快。這顯示著通縮其實比公佈的數字來得嚴重（以一個作不得準的裝修例子看，九八至○三的通縮年率達雙位數字）。但同期的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三至四之間，而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大約是八。這些加不起來的現象外地沒有出現過，大略查考，認為北京的統計沒有亂來。結論只有兩方面：其一是傳統的貨幣與宏觀理論出現了問題；其二是中國的經濟體制與貨幣制度自成一家，撇開沙石有獨到之處。

回頭說中國今後能否持續高速增長這話題，我們當然只能從北京的統計數字看，不管質量的轉變。三年多前北京定下的目標，是到二○二○年，人均收入的增長年率是七點二，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大約是八點零。不誇張，但怎樣看也是高速了。事實上，以目前的形勢看，不搞宏觀調控，不讓人民幣升值，各方面略為放寬，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雙位數字很容易。這不是問題，問題是高速的增長可否繼續二十年。這樣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不需要保八，保七也了不起，算是高速。

這裡要提出，我對中國發展的看法與外地的經濟學者很不相同。其中一個重要的分歧，是我認為中國還在改革，而那所謂「中國奇跡」主要是制度改革的效果。對我來說，要理解中國，論什麼產出函數，搞什麼回歸分析，皆廢物也。關鍵是制度的轉變。

回想八十年代初期，港商在廣東設廠，政府指定要用國家職工，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工人於是比賽慢動作，午餐後睡兩個小時。後來港商打生打死，爭取到僱用合同工，推出件工制，工人立刻清早排隊等開門，不再睡午覺，放工時間驅之不散。只這樣，工作人數不變，一夜之間產出量上升兩倍。國家職工是一種制度，合同件工是另一種制度，改變了制度生產活力就跟著變。經濟專家把工人數字放進產出函數方程式，不管他們是否在睡覺，不是發神經嗎？

二十五年前我看準了中國的局限轉變，推出制度會迫著怎樣改，於是為文興風作浪，推波助瀾，不知是北京影響了我，還是我影響了北京，又或者是天才了得，跟著的改革發展我多次預先把歷史寫了出來（見拙作《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今天向前看，情況不同了。還要改革的是清理沙石，精修細節，扶助農民，推廣知識，搞好醫療，環保江山……。是很多很多的小改，因而有很多很多的出錯機會。

局限也大為不同，複雜的，下期再談吧。

（「中國未來」系列之一）

民主的負面廣告

三月六日美國的《新聞週刊》以《新印度》為封面故事，譽之為今年經濟發展的明星國家。是好事，替他們高興，也認為中國要歡迎正在趕上來的競爭對手。沒有誰可以在窮人身上賺到錢，有一天印度富裕起來，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大升，我們也樂得多買精彩的印度貨。

我反對人民幣升值，因為這會擾亂了競爭秩序，損害了中國在改革期間有關鍵性的接單工業，也會誤導了比較成本優勢的產出規律。不是讓賽的時候，而長遠一點看中國的發展受損對印度沒有好處。

寫這篇文章，是因為該報道的內文說，印度的公共汽車塗上的廣告是World』s Fastest Grow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世界增長最快的自由市場民主）。言下之意是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比印度快，但印度有民主，中國沒有。中國究竟有沒有民主見仁見智，而說中國沒有民主的高士沒有一個知道那裡的地區體制安排。我自己不是專家，但知道問題不是那麼簡單。民主何物這裡不談，但該廣告似乎是說，經濟發展，有民主鬥不過沒有。如果這不是給民主澆以冷水，總不會是大讚特贊吧。民主本身當然換不到飯吃，而昔日說明沒有民主的香港，比今天的自由。最近一期的《壹週刊》更使我天旋地轉：最後一頁，民主大師李馬丁高舉公民黨的誕生，說要大家一齊努力，但首頁歷來視民主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壹觀點》，卻把公民黨罵得狗血淋頭！上帝呀，我們是進入了一個怎樣的時代了？

在上述封面故事的內文中，有一段說的與去年六月九日我發表的《獨裁、民主、市場——給阿康與何洋上一課》的內容相近。《新聞週刊》寫道：

「很多西方商人跑到印度去，期望印度是第二個中國。永遠不可能。中國的增長是效率高的結果，有一個權力龐大的政府。北京決定要有新機場，要有八線行車的高速公路，或閃閃生光的工業園——幾個月內這些就建造出來。政府對國際人士獻慇勤，商業牌照與各種方便的提供只需要幾天。看來好，而在很多方面真的是那麼好，製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經濟發展。」

何不早聽老人言？我大聲疾呼地反對中國以民主投票來領導改革，屈指一算，已有二十多年的日子了。你要罵就罵，要殺就殺，但我知道自己掌握到真理。有朝一日，中國的改革大功告成，憲法能明確而有效地界定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哪些事項可以普選投票，哪些不可——皆一清二楚——我不會反對民主投票。但改革這回事，以普選投票作取捨，經濟邏輯說不可能有大作為。這方面我解釋過多次。東歐國家的改革經驗支持著我的觀點。那裡的人聰明，知識高，文化有厚度，但因種種與民主有關的沙石，縛手縛腳，改革搞不起來。

以獨裁決策推行改革，可能作出大錯嗎？當然可能。獨裁改革可能比民主改革闖出更大的禍嗎？也可能。但二十多年前我白紙黑字寫得清楚：中國衰落了二百年，民主改革肯定沒有大作為，獨裁改革雖然有機會闖大禍，炎黃子孫怎樣也要賭這一手！我當時的判斷，是可輸的都輸光了，無本的賭注，不痛下一手是大傻瓜。上蒼保佑，賭中了，中得精彩。這是以往的事，向前看，再大賭的成本高，而北京看來不乏手癢之士，使我這個老人家睡不著覺。

衷心佩服印度的執政者。雖然印度人聰明，英語水平比中國好得多，但其它條件不見得有過人之處。人口那麼多，在民主政制下他們竟然能把經濟搞起高速，不能不說是中國之外的另一個奇跡。

血濃於水，我站在哪一邊不言而喻。除此之外，任何比賽我永遠為處於劣勢的拍掌。謹在這裡向印度的朋友致意。

中日書法大比拚

上海博物館正在舉行一個難得一見的書法展覽（四月二十三日終止），好此道的朋友紛紛跑到上海去。展出是該館所藏的精品，加上從日本十多家收藏所借來的稀世奇珍。分兩個廳房展出。較小的展出日本書法家的作品，中國時間是唐至明。日本人研習中國書法看來起於唐，明後繼之，盛極於今，但這後期的日本作品沒有展出。另一個大得多的廳房展出的，全是中國書法家的作品，從魏晉達於清。

重頭是大廳房那部分，尤其是從日本借來的早年流失的國寶。其中大事宣傳的是王羲之的《喪亂帖》，香港的報章說是羲之遺留下來的唯一書法真跡，上海展出的附文卻說是雙鉤填墨。據我的理解，雙鉤填墨可以複製得唯肖唯妙，但專家不難看出來。這樣，逸少沒有一幅真跡書法留存到今天。說不定有朝一日，北京會好奇地把唐太宗的墓打開，找出那傳說中跟著他陪葬的《蘭亭集序》的真跡。是令人嚮往的故事：天下行書第一的《蘭亭》，以玉盒保存著，跟太宗一起埋到土裡去。

從日本借來展出的珍品不少。拓本與價值不菲的摹本不論，有傳說（無署名）是唐代賀知章的《草書考經卷》，支持著我認為中國古時的文人沒有一個不是書法家的看法。有北宋蔡襄的詩卷，支持著蔡襄寫不過蔡京，但因為蔡京是壞人，後人把蔡襄放進宋四家。有蘇軾寫的李白詩卷，支持著他的《黃州寒食詩》書法近於黃庭堅所說，蘇子再寫不會寫得那麼好。有黃庭堅寫的《王長者墓誌銘》，支持著山谷雖然以大草名滿天下，行書也了不起。有三件北宋米芾的真跡，其中《虹縣詩卷》最重要，振迅天真，沉著痛快（米氏對書法的要求）。行書寫到《虹縣詩卷》那個境界數世紀一見。此帖我臨摹了一年，之後凡是要學書法的我必推薦。字夠大，印製看得清楚，不會受到拓本的誤導。初學書法時我搜集了所有米芾的大字真跡（印刷本）而入手臨摹，只有幾百個字，就是印製的也一字值千金了。

中日書法大比拚，誰勝誰負是個有趣話題。展出的日本第一把手無疑是籐原行成（九七二——一○二七），是北宋初期的人，寫王羲之字體寫得非常好，結字了得，變化也多，可惜自己的風格不明顯，面目有所欠奉。與同期的宋四家相比，以深度論英雄，籐原行成寫不過其中三家。這就帶來我要說了很久的話：搞藝術要有深度，而如果一個藝術家沒有自己的風格，本領再高，青出於藍，深度還是他人的。這是搞藝術的困難：無面目與刻意地創風格，皆不可取，而走對了路向又要講深度，論變化，談何容易！

跳到明代末期，中國的書法明顯地高於日本。那時在中國，同年同日生存過的有六位師級人物：徐渭、董其昌、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各自成家，面目不同，是唐宋之後中國書法的一個高峰期，了不起，可惜是最後一個。實不相瞞，比起日本同期的書法，中國勝出很多。

跟著的中日書法大比拚，上海博物館這次展出沒有交代。我的意識是王鐸之後，神州大地再沒有舉足輕重的書法大師出現過。清代重視隸書，而有大成如金農，寫不出王鐸的深度與變化。日本呢？他們拜王鐸、倪元璐等為師，臨摹得好，其中的表表者有自己的面目。今天，書法上，東洋鬼子是把炎黃子孫比下去了。

回顧歷史，單從書法看，中國人比日本人較有創意是我的看法。但從重要的臨摹前賢之作入手，中國人比不上日本人那樣認真。基礎不足而走創新之路，很容易敗下陣來。

要深入體會西方文化

月亮不是西方的比較圓；不是先進之邦的所有東西都比較優勝。然而，自歐洲文藝復興之後的十六世紀起，文化上西方差不多有五百年的奇跡發展，好的東西多得很，既有深度，也多變化，無論科學、哲學、藝術、音樂、文學等，西方都把中國比下去了。

不要說我崇洋媚外，也不要將炎黃子孫曾經把西洋鬼子嚇得要命的拿出來自我安慰。我自己是個中國文化迷，真真假假算是半個專家。五百年來的發展輸給老外非我所願，但客觀地衡量，輸相當多，不客氣地說不可以相提並論。

中國開放改革二十七年了，人民生活的改進有目共睹，雖然還有些人嗤之以鼻，或怎樣也不肯承認自己二十多年來一直看錯了。歷史說，文化的興盛永遠跟著經濟走。中國人的天賦不下於人，沒有一個飽學之士不同意。這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文化發展有點成果：小說、電影、繪畫、音樂等，都有點看頭。然而，在大讚郎朗的兩篇文章的背後，我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是失望的。二十多年不是短時日，而十三億人口，一百萬個出一個天才也有一千三百個。這些天才都躲到哪裡去了？一九八一年我看好中國的經濟前景，看對了；一九八五年我說十五年內中國會有好些學問大師跑出來，看錯了。

看官須知，無論一個國家的經濟怎樣發達，文化或學問搞不起就不能勒碑誌之。今天中國的經濟還遠不及大成，而文化與學問也不能說是毫無進境，但以人口比例算，以經濟增長速度衡量，文化學問的發展是令人失望的。換言之，搞起經濟而學術乏善足陳，很有點那個。不是個人之見，不少國內的朋友今天都這樣看，認為與經濟相比，學術文化的發展落後得嚴重。

是哪裡出現了問題呢？罵過若干次還存在的「思想教育」，罵過若干次禁止外人或私營搞出版。中宣部對言論的管制有些我理解，大部分不知所云。到書店翻閱，書籍的質量一般奇差，而譯作十之八九不及格。這些皆可歸咎於政府管制思想，管制言論，管制價格，管制私營出版競爭。要放寬只是一念之差，而學術文化那樣重要的事，哪管有什麼利益團體需要維護了？

這裡要說的，是今天中國要搞起文化或學術，不能漠視西方五百年來的成就。昔日的蘇東坡天才絕頂，可以在自己文化傳統的約束下一馬跑出，但今天，天才如蘇子的再出現，對西方的文化一無所知就不會有大作為。不是說要抄襲或要倣傚西方的才可以有大成，而是要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度、變化與哲理的感染或啟發，加進自己的，才可以在國際學問上殺出重圍。地球既然一體化，墨守自己的文化而成規慘過敗家。

我是在西方受教育的，對他們的學問知得多而雜，但除了他們發明的經濟與攝影，沒有一項是專家。不需要是專家。西方的文化一脈相承，各項互相影響，知得多而雜，假以時日，會在腦子中融合起來，使自己對一個文化的深度與變化有所體會，知道一件世界級的作品應該是在哪個層面的。另一方面，對中國的文化有根有底：什麼唐詩宋詞背得出數百首，對書法的發展如數家珍。某些中國文化我是討厭的，不管算了。搞學問不要斤斤計較：不喜歡的懶理，喜歡的都拿過來，不分西東地融合一下，自己的作品就有了斤兩。天下學問殊途同歸，今天沒有高人雅士會管作品是屬於歐洲的還是中國的。

自己最明顯的經驗是攝影。一般攝影大師動不動要花幾個月才攝得一幀滿意之作，走遍大江南北，缺氧廢食，苦不堪言。他們的作品要講機緣巧合，求之不易。我則倒轉過來，一個小時攝得五幀滿意之作只算是小收穫。方法是走進大自然，腦子想的是中國的詩詞，眼中看的是曾經在大學講過課的西方印象與抽像藝術，融合起來，見到一句詩就把快門按下去。其它攝影大師的難得之作我沒有，但知道吃得苦也可以攝得，既然感情表達有個好去處，何必自討苦吃呢？我的攝影方法容易，任何人看得到都可予取予攜，只是沒有中國詩詞與西方藝術的融合，不容易看得到。結論是肯定的：多加了一個文化的體會或啟發，創作事半功倍。是西是東不要管，一管就合不來，只要吸收了，自己喜歡，朋友欣賞，於是隨意揮灑。

舉另一個例。我察覺到中國的青年在辯論或研討時往往不守規格，亂來只是亂來。這顯然是因為他們沒有一套簡單的哲學邏輯的約束。西方的哲學邏輯與涉及的科學方法是深奧的學問，但我們不需要知那麼多，只知一點大概就足夠了。中國自春秋戰國之後，儒家當道，文化少有在邏輯規格中打轉。這規格是重要的求學基礎，在西方算得上是有教育的家庭，孩子在日常與父母的對話中早就學得長大後夠用的，而如果在大學花一兩個月聽哲學邏輯的課，則夠用有餘了。除非專業，我反對一個學子沉迷於這門學問，但簡單的基礎是需要的。既然中國的文化傳統漠視了，教育應該從小教起，以小孩子也聽得懂的邏輯規格取代「思想教育」吧。一些西方的關於哲學邏輯的書，淺得像說故事，細心地讀半本，多想一下，就差不多了。

西方的好書多得很，四十多年前我走馬看花，看過很多很多的。這四十年當然還有其它精彩的新作，我沒有跟進。大致上，西方人對整理一門學問很講究。他們重視系統，對思想或創作的來龍去脈處理得詳盡，而任何學問都有深淺層面不同的書籍。說大部分的學問介紹書籍不好，是因為通常有更好的。當年我喜歡找淺白而又有口皆碑的入手，對某門學問有興趣就更上一層樓，再找較為深入的拜讀。

當年求學，睡前不看課程讀物，躺在床上看的通常是中國的古書與西方的文化論著，又或者是武俠小說。百鳥歸巢就有這樣的好處：休息前不管是什麼地亂讀一通，有興趣的保留，沒有興趣的放棄，既沒有民族的約束，也沒有文化的成見，只幾年學問就判若兩人。於今回顧，西方的文化對我影響比較大，因為他們的重要作品多，而稱得上是大師的人物屈指難算。

對西方文化有深入的體會是重要的。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佔為己有然後與自己土生土長的合併使用，不分西東，才是今天搞學問應走的路。問題是這樣搞學問不懂英語很難搞。思想這回事，翻譯得準確難於登天。除了實物名詞，其它的詞彙一般沒有絕對的譯法，而翻譯略有失誤，這裡一點那裡一點，加起來會是嚴重的誤導。除了數學或化學等，西語翻成中文容易有誤導成分。介紹西方文化應該由作者自己深入地消化了，然後以中文把自己所知的寫出來。這樣的佳作不多見，所以簡單的方法還是學好英文。有朝一日，中國的學問大師輩出，鬼子佬會趕著學中文的。

附圖《春風又綠江南岸》，是中國詩意與西方印象畫意融合起來的攝影。

北京要讓《斷背山》上映嗎？

好萊塢的奧斯卡金像獎對電影的判斷不一定是最可靠的，正如好些人認為瑞典的諾貝爾獎往往不是頒給最值得的學問高人。但沒有辦法，這兩個獎項代表著的是有關造詣的聖殿裁決，你不同意無從搖而動之。既有悠久歷史，也有不少獲獎者走進歷史去，錘之不破，貶之不下。朋友，你是天下第一富豪嗎？拿一千億美元出來搞同樣的兩個獎項，不會把奧斯卡或諾貝爾殺下馬來，取而代之談何容易哉？

這就帶來李安以《斷背山》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在意義上的重要性。跟炎黃子孫很不相同的文化，而好萊塢的電影文化更是與眾不同。最佳導演是頒予個人的，不是演技或劇本或攝影或配音，而是個人征服了一項重要藝術的發源地的文化。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很有點不可思議，而李安要感謝他長大後在美國接受的教育了。

還沒有機會看過《斷背山》，但看過的朋友沒有一個不站起來。好萊塢奧斯卡之前，這部電影在國際上贏得獎項無數，不需要我的意見也肯定是難得一見的好戲、好藝術了。跟前幾年高行健贏得諾貝爾文學獎不同，《斷背》毫無政治色彩，國內的刊物於第一時間爭相報道李安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的消息，朋友之間奔走相告，明知他是台灣的也感到與有榮焉，血濃於水也。

問題是北京不容許《斷背山》在國內上映。不涉及政治，而「與有榮焉」是說葡萄不是酸的，餘下來的理由當然是兩個男人同性戀的故事。是一部感人的愛情片，是同性之情，看過的朋友說相當「露骨」。北京應否容許該片上映呢？這是問題。

我不是個同性戀者——無法想像——但絕對不會因為你是而小看了你。如果我的兒子要嘗試同性戀，徵求我的意見，我會反對——就是沒有愛滋病這回事也反對。不會反對得很激烈，但反對，認為他要有一個上帝設計的生兒育女的家。如果一位朋友要嘗試同性戀，徵求我的意見，我會說：「天下美女如雲，你看清楚了沒有？」這算是不贊同了。

同性戀這回事，尤其是男性之間，西方的文化與中國的很不一樣。美國的情況我不清楚，但歐洲自十五世紀起很普遍。當年讀歐洲藝術史就與一位教授研討過這個現象。西方接受《斷背山》是當然的，禁映會惹上官司。中國呢？我沒有答案。個人認為一部好電影不會影響中國的「性」文化，但如果社會很多人認為會，北京不容易處理。禁映倒是容易處理的。如果我是溫家寶，記者問及為何禁映《斷背山》，我會回應：「市場不是有影碟嗎？不要買盜版的。」於是忙顧左右而言他。北京當然知道無從禁止市民看《斷背山》，但容許上映是公開支持，社會文化恐怕不容易接受。

寫到這裡我想到一個真實故事。在芝加哥大學時我與一位來自哈佛的男同事共享一個辦公室整整一年，大家是好朋友，而他是有太太的。大約十年前，此君通過醫療手術把自己改為女人，聲線也動手術改了，衣著、打扮等全部改為女的，取了個女性名字，而自己為文公佈於世，使行內嘩然。他（她）是有名的經濟學者，文筆非常好。

為什麼這位老友這樣做我不指導，但這是個人的選擇，我尊重。聽說艾智仁見到這位易性後的同行學者，若無其事。如果故人今天蒞臨神州，我會帶她到上海灘逍遙一番。

人民幣觀的總結與補充

發表了九篇關於人民幣與貨幣制度的文章。反應好，兩位老師要求我來一個總結，應該的，也趁這機會作一點補充。

（一）貨幣不是市場物品，而是協助市場減低交易費用的工具。於是，穩定幣值是重點，而這穩定需要下一個錨。無錨的貨幣是國民黨在大陸時的關金、銀圓券、金圓券等。昔日的本位制與今天香港的鈔票局制是下了固定的錨，各有各的問題，解釋過了。今天歐美的fiat money制度也有錨，但不固定。他們以目標（targets）為錨，調控複雜，加上目標不一而足，牽涉到的經濟範圍廣，央行權力大，手忙腳亂，利率、物價、失業、產出等波動不易避免。撇開沙石，朱鎔基時代的中國貨幣制度是我知道最好的：簡單、穩定，但央行的權力要限於以調整幣量來守錨，與貨幣沒有直接關係的事項不要管。

（二）貨幣有了一個固定的錨，央行的權力就是那麼多，這重要，尤其是中國還在改革，幣值穩定可讓溫家寶心安理得地搞他的，搞壞了我不會罵錯人（一笑）。然而，人民幣以美元或一籃子外幣為錨有兩個問題。其一是匯率的浮動受到約束，其二是中國的經濟會較為容易地受到外間波動的影響。是中國之幸，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為錨）十多年，美元的幣值剛好是歷來最穩定的一段長時期。但幾天前侯運輝正確地向我指出，如果中國解除所有外匯管制，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中國的利率會不幸地跟著美國的輪上輪落。這是因為沒有匯管interest arbitrage會出現。不會像香港鈔票局制度的利率波動那樣發神經，但不妥。中國早晚要解除所有外匯管制，而利率的變動應該有自主權，脫離以外幣為錨多了一個理由。

（三）人民幣要有一個固定的錨，不用外幣，以一籃子物品為之是首選。容易處理，杜絕炒買炒賣，可以調整，也保存著炎黃子孫足以為傲的中國貨幣制（解釋過多次，不再說）。更重要是以一籃子物品為錨，人民幣兌所有外幣皆自由浮動。這樣，外間再沒有理由要求人民幣升值（他們可以自己貶值），而大家心知肚明，誰作幣值調整誰就要付出代價。這裡要補加一個重要註腳。人民幣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美元貶值，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但如果人民幣自己升值，是兌所有外幣皆升，包括所有對中國工業發展有威脅的廉價勞力地區。

（四）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而讓先進外幣自由貶值，我敢打賭，他們不會大幅貶值。通脹的代價他們付不起，而更重要是他們正在享受著價廉物美的中國貨。人民幣自己升值，外間的市民以為中國要多賺他們的錢，要罵也不便罵出口；外幣自己貶值（人民幣因而升值），他們豈有不罵之理？最近美國聯儲局新主席伯南克上場，提出首要任務是穩定美元幣值。說得對，只是不明白為什麼美國要穩定幣值，而要求人民幣升值（不穩定）呢？他們應該知道，人民幣值穩定對整個世界都重要。

（五）自去年七月脫離了以美元為錨後，央行對人民幣的處理令我失望。證據是人民幣的期市匯率與現市匯率有了大分離（兌美元一年期價7.75現價8.05）。去年我以為這分離是過渡程序，但八個月過去了，這分離不減反加。市場顯然認為央行言而無信，於是炒、炒、炒，擾亂視聽，對工商業的發展為害不淺。也可能市場認為央行言而有信：那裡的主事人不斷地說有什麼供求壓力，要浮動升值。這樣一來，外間協助炒買炒賣的國際大經紀行興風作浪，說什麼人民幣至少要升值多少才有效云云。瓜田李下，亂七八糟——是北京手起刀落的時候了！

經濟學的音樂

在人民幣的話題上，支持該幣升值的學者不少。一位說人民幣要升至二元兌一美元才對，另一位說作過回歸分析，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百分之二十沒有問題。據說前者是用「快樂指數」算出來，後者以亞洲過往的數字回而歸之。還有其它的，懶得跟進。皆謬論，要為文力斥其非，但大家對經濟的體會相差八千里路雲和月，牛頭唔搭馬嘴，格格不入，不知怎樣動筆才對。

正在猶豫，卻要先替朋友翻譯佛利民的幾段文字，其中第二段起筆佛老竟然替我回應了：

「我歷來相信，一個人對經濟的感受是天生的，不是從教育學得。很多智能了不起而又受過高度訓練的職業經濟學者，懂得經濟學的字彙，但聽不到其中的音樂。另一方面，有些人沒有受過經濟學教育，但對經濟有很好的直覺感受。」

說得好！既然他老人家發球在先，那就讓我跟著踢幾腳吧。

首先指出，一個人對經濟的直覺感受與這個人的智商沒有多大關係。物理天才愛因斯坦對經濟的判斷差不多凡說皆錯。不是說蠢才才能學好經濟。十九世紀的米爾，智商是人類紀錄，對經濟的感受好得不得了。當然，真蠢才在任何學問上不會有大成，雖然讀今天的經濟論著，蠢才試可以考及格的為數不少。

凱恩斯說得對：經濟是一門容易的科學，只是有成就的甚少。他認為這個怪現象起於經濟學需要有多種學問的合併。每種學問不需要是大家，但從事者要週身刀，十八般武藝樣樣皆能。不肯定這就是佛利民說的「直覺感受」的根源，而我的闡釋，是佛老認為一些人天生就懂得把武藝加起來，融會一下，於是聽到經濟的音樂。

佛老自己當然是經濟音樂的大師了。凱恩斯說的諸般武藝他了不起。是統計學大師，對數據的關係推斷熟如流水行雲；懂歷史，知道多方面的大略史實；基礎理論的掌握如有神助——加上天賦過人，是個現象了。史德拉曾經對我說：經濟學需要的米爾頓樣樣皆能，表達清晰絕倫，只是下筆為文早期差一點，後來有改進。我對米爾頓的負面評價，是除了與經濟有關的這個人對其他的興趣不多。可能我自己興趣太多，把佛老數十年如一日的集中作為負面看。可見要成為一個經濟音樂大師，談何容易？

整個二十世紀只有三個經濟學者能對有關的學問全面掌握：凱恩斯、費沙、佛利民。凱恩斯對經濟的直覺感受雖然不錯，卻不超凡。他對價格理論的操縱有不足之處。大天才是沒有疑問的，但經濟之外，凱氏的興趣多而精，免不了拖累一下。費沙也是其它興趣多而精，而就是對經濟大蕭條看差一著，自己中了計，我想不出二十世紀有比他更強的經濟學者。佛利民令我們惋惜的，是當年沒有繼續在他天分最高的價格理論發展，卻轉到貨幣理論那邊去，雖然成就了不起，不值得花那麼多時間，而到後來國際金融一體化使他對貨幣的判斷有了失誤。

不要誤會。我絕對佩服森穆遜與阿羅那樣的理論天才。但理論是另一種音樂，與經濟現象的音樂是兩回事。理論高人是從一個角度入手，以邏輯及想像力推出多種變化，推得盡，之後轉到另一個角度，再推出去。這樣搞理論可以用於真實世界的不多，但只一小點可用就是大貢獻。任何科學都要有理論高人，問題是他們不需要花長時間作實證研究，天才頂級，可以在幾年間推出很多、很全面的，沒有什麼空間留給理論天賦較差的。與其替一位理論大師補註腳，倒不如放他一馬，跑到實證研究那邊去收穫較大。

實證研究是另一種音樂。這是從一個現象入手，牽一髮而動全身，推到其它有關的現象去。好比人民幣升值，說什麼應該升到二兌一美元，或回歸分析說要升到哪個價位，皆非音樂也。經濟音樂是交響曲。人民幣升值，在理論的約束下，農民的生活會怎樣，接單工業怎樣，專利工業怎樣，廉價勞力地區的競爭情況如何，國內的物價如何轉變，對外資的引進有什麼影響，誰是得益者，誰會受損，貨幣制度是否因而改變了，等等。如果你不能在一個小時內提出這些問題而又得到大致的答案，那麼你對經濟音樂的直覺感受很一般，近於佛老說的懂經濟字彙的君子。當然，在一個小時內想到上述的各方面，你的直覺不錯，但可取的答案還要花長時日思想，考慮複雜的變化，務求達到一個言之成理而又可以考證的整體均衡。

我自己的長處是不需要一個小時就想得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各方面；我的弱點是要花長時間思考才可以肯定是否找到了可靠的答案。在經濟學問上我的本領奇怪地與自己下象棋相似。後者我走得快，但操勝券要下回手棋！是的，經濟推理我是個回手棋王，無敵天下，而牽涉到國家政策，通常是回手回到夠才作出建議的。不是莫扎特，但懂得的音樂往往精彩。

說得上是經濟音樂大師的朋友中，沒有一個不以直覺感受從事，雖然方法很不一樣。向高斯提出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他喜歡胡亂地在空中抓下一個答案，跟著慢慢地細想。向戴維德提出，他要不是說沒有答案，就是肯定的回復。不發表文章的戴維德，天天讀，天天想，你提出的如果與他想過的有關，他的直覺是把有關的修改一下，給你回應。艾智仁對你提問的回應，是反問：「是嗎？有沒有想過這個那個現象與你說的類同？」

我自己的法門，是對街頭巷尾的現象知得多，加上古今中外的歷史知得雜，以理論混合起來，腦子有一幅大圖畫，遇到新現象，試把之塞進畫內，塞得進去就有了一個初步的直覺解釋。反覆思量，自己的直覺感受對的機會相當高，錯的機會存在，而在細節上往往因為不小心而想得不夠周全。通常無足輕重，但有時忽略了的有關鍵性。是細節互相吻合的需要使我付出思想的大部分時間。

餘生也晚，沒有機會遇到凱恩斯與費沙。頂峰時期的佛利民是半師半友。當年他想得太快，天離地離，說一句我只能駁一句，刀來劍往，沒有空隙去體會一下他的直覺感受。佛老當年是經濟學者中的莫扎特。

人民幣思維的回顧

我曾經是二十世紀貨幣大師Karl Brunner的學生，算是出自名門了。其後六七至六九在芝大那「貨幣聖殿」待了兩年，耳聞目染，加上貨幣大爭議炒得如火如荼，要不知道不容易。但我沒有考過貨幣的博士試，不是專家。只是自己對價格理論的操縱流水行雲，有恃無恐，任何經濟問題都可以簡單地看，而從價格理論的角度看貨幣，有旁觀者清之效。是的，二十多年來，我對宏觀經濟的推斷自己很滿意。

一九九六年末，洛杉磯加大邀請我於九七年十一月到該校作一年一度的夏保加榮譽講座的首屆講者。據說是夏保加選我開鑼，受寵若驚（跟著有格林斯潘等名家），當然用心準備。我選的題目是《鄧小平的偉大改革》，然而，自九三年的秋天出版了《中國的經濟革命》，之後三年減少了跟進中國的發展，於是求教同事蕭耿中國那幾年的情況。言談中他說了一句今天記不起怎樣說，是關於人民幣量的調控機制的，我如中電擊，閃一下彷彿見到光明大地一片，沒有見過的，於是跟著想下去。

看官須知，當時中國的貨幣制度滿是沙石，還有相當的外匯管制，人民幣不能正規出口，外人在國內開戶口難過考狀元，而另一方面地下的成交無日無之。我於是想，撇開沙石，央行究竟是在搞什麼？向樂觀或理想那方面推，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一般化地看是下了一個可以直接地在市場成交的錨，而人民幣量的變動，跟著外匯進帳變動，一般化地看是只為守錨而變，以美元穩定幣值之外央行沒有把貨幣政策伸展到經濟的其它事項去。

以美元為錨守得住嗎？邏輯說，只要央行不手癢，單為守錨而調整人民幣量，沒有困難。然而，邏輯歸邏輯，實踐如何要待沙石清除才知道。沙石是經濟學的一種局限，觀其轉變而推其後果我是專家。於是，從那時起我一方面留意中國外匯管制與銀行管制的變動，另一方面跟進地下交易與灰色市場的相應效果。後來的結論是，管制的沙石愈少，人民幣的潛力愈強。觀察了好幾年，大約二○○二年吧，我肯定朱鎔基時代的貨幣制度是上上之選，幣值穩定，錨可以穩守，只是沙石誤導了旁觀者。

中國之外，歷史沒有出現過這樣的貨幣制度。不是昔日的本位制，不是鈔票局制，不是歐美的fiat money制，不是管制匯率制（下錨與管制不同），就是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人民幣也視若等閒。沙石轉變與邏輯推理帶來一個可靠的結論：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朱鎔基時代的貨幣制度會發揮得更好。是那麼簡單的制度，奇怪其它國家沒有採用過。

於今回顧，這個自一九九四至去年七月、我稱之為中國貨幣制度的，對中國這十多年的發展如有神助。還有不少沙石要清理，而因為解釋過的原因，這制度不要改，但要考慮換錨。前思後想，從「中國制」一般化，改用一籃子物品為錨是最理想的了。可惜今天央行看來是脫離了中國制，轉向美國的沒有固定的錨的貨幣制度走。這樣，將來歷史回顧，中國制只是曇花一現，而沒有讀到我這系列文章的解釋，將來的歷史學者不會知道曾經有過這樣的貨幣制度。

頭痛是目前人民幣一小點一小點地提升，短期內為禍不大，而央行處理小心，好景還會繼續三幾年。然而，在市場不知不覺中一個史無前例的上佳貨幣制度是放棄了，換來的是早晚央行權力大升，牽涉到太多經濟變量要由央行以貨幣政策處理。一石二鳥是奇跡，一石多鳥不可能。

從評格林斯潘的政績起，這系列文章共九篇，下足心機，寶刀未老，到此為止吧。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八：一籃子物品的組合與操作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十：人民幣觀的總結與補充

一籃子物品的組合與操作

提出以一籃子物品為人民幣之錨，我曾經建議用三十種。要安全地杜絕炒買炒賣，不妨提升至五十甚至一百種。有計算機計算，物品多一兩倍不會增加麻煩。

如果考慮用同一籃子物品之價作為社會的物價指數，這籃子物品的選擇要大致上按國民的衣、食、住、行的比率分配。不需要很準確，大略地對也會比一般的通脹（或通縮）指數來得可靠。

籃子內的物品是些什麼是要公佈的。此前我認為物品的比重不公佈可能較好，但見去年七月起央行轉用一籃子貨幣，不公佈細節人民幣有明顯的不穩定效果，改變了主意，認為物品的比重也要公佈，物品種類夠多就有保障。毋庸置疑，籃子內的物品細節愈明確，市場信心愈大。

我的意思，是央行向市場公佈，一萬元人民幣可以在市場買到若干種物品，每種的量的多少是固定的。每種物品的購買地點也說明，央行可以買到，貴客要購買不要麻煩央行，自己去買好了。當然，沒有誰會那樣做，而除非量大，貴客自理很麻煩。但央行可沒有說謊，物價有根有據。炒家可以炒籃子內的任何物品，但不會炒到人民幣那邊去。

籃子內的物品細節要清楚明確，而更重要是人民幣的持有者知道，原則上，他們可以直接地按幣值在市場購得該籃子物品。天下間不會找到比這籃子更可信更穩定的貨幣之錨。籃子內的任何物價皆浮動，而人民幣兌任何外幣也浮動，只是一萬元人民幣可以購得籃子內指明的物品量與比重，固定不變。可以人為更改，是後話。守錨是調整人民幣的貨幣量，幣值在國際市場偏高，幣量調整得不夠快，可能要用外匯儲備救急，幣值略為偏低就不需要什麼儲備了。

要在什麼市場選擇籃子內的物品呢？兩個地方。一是期貨市場，二是批發市場。只要市場可靠，在什麼國家或地區都可以。重要的是籃子內的每種物品都要（一）有競爭性，（二）有質量鑒定。這二者，期市的物品沒有一樣不及格，但批發市場的物品則要小心選擇了。不要集中，選期市要分散，選批發也要分散，二者的比重最好大致相等。期市之價可以頻頻更改，也可以一天改一次；批發之價三幾天改一次也無妨。重要是人民幣守的一籃子物品，不人為調整不變，而人民幣兌所有外幣自由浮動，每天公佈多少次由央行決定，原則上計算機可以秒秒鐘算出來。

以一萬元人民幣可以購得籃子內指明的各種物品的固定量作為一個指數，稱一百，換錨時以人民幣的國際幣值平過。固定守錨是指這指數不變，無論籃子內的物價怎變，物品之量與比重不變——即是說，指數不變，不管物價怎樣變，一萬元人民幣可以購買同一籃子的物品。

原則上，貨幣政策的重心是穩定幣值，不應該伸展到經濟的其它方面去。但通脹或通縮是貨幣本身的事，如果真的認為通脹年率百分之二對經濟有好處，央行可以說明那籃子物品每年可調高兩個百分點：最高的每年調幅是一萬零二百元能購得同一籃子。回顧一九九七到今天的數據，中國不需要像美國那樣，每年要有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脹率來協助經濟。九七年起大約有五年時間，考慮到物品與服務質量的急升，中國有相當嚴重的通縮。然而，除了購買了房地產的中計，失業率低而不變，經濟穩定上升。沒有工會，最低工資不夠高而為禍不大，市場靈活，是不需要有通脹協助經濟的原因。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所有匯率自由浮動，外間要求人民幣升值是要求該籃子的指數調低，是通縮。讓他們把自己的貨幣貶值好了。

下期再談。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七：從炒貨幣說一籃子物品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九：人民幣思維的回顧

思想要從一片空白起筆

老師艾智仁給我最大的影響，是他永遠像一個天真小孩那樣看問題。當年同學們都聽說他是理論高人，智商不凡，但五十歲了，對任何問題彷彿一個小孩子第一次看世界，給我有難以形容的感染力。教功用，他問：什麼是功用？教貨幣，他問：什麼是貨幣？問他一篇大名鼎鼎的關於產出函數的文章，他問：你相信文章裡說的嗎？這種教育方法之前之後我沒有見過。

那時艾師在行內有名，但不像十多年後那樣舉世知名。我推遲博士課程一年，只為了等艾師從他造訪的史坦福回到加大，先聽他的課，才考他出的博士理論試題。於今回顧，那是我在經濟學習過程中作出的最好一項決定。這決定不是受到同學的影響，而是兩個其它原因。其一是一九六二年，麻省理工的森穆遜到我就讀的加大演講。沒有誰不知道森氏是當時最負盛名的經濟理論家。演講後一位同學舉手提問，森氏說：「讓我教你一點價格理論吧。」跟著停下來，遊目四顧，說：「對不起，在你們這裡我不敢教價格理論！」舉座嘩然。大家都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們有一個艾智仁，而當時艾師不在座。第二個原因，是我拜讀過艾師於一九五○年發表的《風險、進化與經濟理論》，精妙絕倫，深不可測，於是五體投地，非拜他為師不可。

後來成為艾師的入室弟子。每次入室求教，他總像小孩子般看我提出的問題，次次如是，影響了我對學問的處理方法。說像小孩子般看問題，其實是說從一片空白開始想；之前想過的，再想，也是從一片空白起筆，絲毫傳統的成見也沒有，自己此前的觀點一概不管。朋友，你可以做到嗎？如果可以，那麼你不是天才也算是准天才了。天才其實就是那樣簡單的一回事。如果有成見的約束，擺脫不了前人之見，算你智商頂級，思想不可能傳世。如果你的智商只是一般，受到成見的約束就會升級為蠢才了。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傳統之見什麼用處也沒有。正相反，我是個尊重傳統的人，以經濟學為例，我對傳統的理論學得通透。然而，尊重傳統，熟習傳統，接受傳統的影響，不等於受到成見的約束或左右。所有的人說這樣想才對，你怎樣想呢？如果所有的人這樣想你就一定要跟著這樣想，你就是蠢才。如果所有的人都這樣想，你對自己說：知道，但要重新考慮，不認為所有人說對就是對，說錯就是錯，衡量一下再算，可用的採用，認為不對就不管。這是毫無成見約束的思考，說是天才庶幾近矣。

毫無成見約束的思考方法，簡言之，是從一片空白起筆，認為傳統可用的放進去，不可用的撇開來，然後加進一些自己的。推理邏輯不能錯，小心一點就成，推到哪裡就哪裡。既然自己毫無成見，推出可以傳世的新觀點的機會是不低的。

我是從艾師那裡學會了從一片空白起筆的思考方法的。當年寫論文《佃農理論》，在艾師與赫舒拉發的指導下，很有點不敢亂來。我想，邊際產出定律是傳統的，他們教過，自己怎樣想也認為不可能錯，要用。競爭的理念我從艾師學得的出自傳統，但比傳統的遠為高明，也要用。成本的概念也是傳統的，但不夠一般化，改進一點，要用。這樣，腦子一片空白，把這三項放進去，搓、搓、搓，砌、砌、砌，推出了自己的佃農理論。結論與傳統的相反，是傳統錯了，而此錯也，起於一個佃農「無效率」的成見。

博士論文是三十九年前的事。之後的文章行內朋友認為有新意，主要是因為歷來的習慣，每逢考慮一個題材，事前很少研讀他家之作，自己想自己的，分析有了結果才參考他人的。四十歲後懶得參考，把文稿寫好後才找些有關的論著下註腳，點綴一下。文成後才查考，有時發覺己見與他家相近；很多時不同，但沒有衝突；有時特別，己見與他家相反。誰對誰錯不是那麼重要，重要是找到了真理，而從一片空白想起，彷彿自己在大海飄浮，不知會飄到哪裡去，對我來說，是做學問的樂趣所在。

有一個相當固定的規律。同一題材，凡是認為他家之見是錯了的，細看之下，他們的見解通常是受了成見的約束。好比價格管制的分析，成見要不是說有短缺，就是說有剩餘，不均衡，市場會有什麼壓力云云。三十三年前我考慮價格管制，這傳統分析我當然耳熟能詳，但輪到自己用腦，只一個晚上就認為不知所云。短缺、剩餘、不均衡等理念皆非事實，看不見，捉不著，只有天曉得是些什麼，自己不要這樣想下去。於是從一片空白起，想出凡有價格管制必定有價格之外的其它準則定勝負，而這些其它準則會導致租值消散。只要知道哪種準則會被採用，要達到理論的均衡易如反掌。困難是如何推出哪種「其它準則」會被採用。這是個重點，我想了整整一年，直到一個晚上在夢中突然驚覺，傳統的租值消散理論全盤錯了！有應該消散的租值，不是為了要達到均衡而消散，而是在極大化的假設下，消散的租值是局限下最小的。這就讓我們推出在價管之下什麼其它準則會被採用，跟著的均衡分析是本科生的習作了。

提到這些，因為網上好些同學的言論，驟耳聽來很不對頭，為什麼同學們會那樣想呢？中國的青年怎會蠢得那樣離奇？細想之下，同學們其實不蠢，也不是成見深不可拔，而是奇怪地他們往往把成見與己見混合起來，以致我這個老人家聽得天旋地轉。

告訴同學們吧。成見與新意是加不起來的，因為成見的本身是結論。比方說，佃農的傳統成見是無效率，你不可以把農民勤奮耕耘加進去而分析得順理成章。我們要尊重傳統，因為與傳統毫無關連的思維免不了怪誕不經，不可取。好些傳統的觀點或結論是好的，考慮之後我們樂意接受。不容許更改的觀點是成見，但容許更改而不更改是另一回事。成見不可取，因為一把成見放進腦子裡，就不能有一片空白的思想空間，正如一個畫家用的畫紙早就有人畫上一隻烏鴉，怎可以創出什麼精彩之作來？

一個大有成就的畫家需要很懂得傳統的繪畫技術，需要吸收眾多前人畫作的感染，也需要有自己的學問、創意與思維。但每次創作，他是要從一張空白的紙或布起筆的。

重視傳統，但不受成見的約束；發揮己見，但要有學問與邏輯的支持。二者皆來得不易。我不懷疑中國青年的天賦了得，但智能這回事，大部分是後天學回來。北京天天在談改革——這些日子他們推出的改革方案多得很。愚見以為，他們要把教育改革放在第一位置。

從炒貨幣說一籃子物品

一個國家的貨幣要下一個固定的錨，不可能找到比一籃子物品更適當。這是我想了三年的結論，說不定明天有天才能想出更好的。

在《貨幣問題的三個淺見》一文中，我提到一個完全沒有黃金的國家，可以用黃金作為貨幣的固定之錨。央行說明一千元人民幣可以購買一個金量，言而有信，但不提供金，只在國際市場可以按幣值購得，貴客自理。這樣的錨不難守得住，但不能手癢地把貨幣政策伸展到失業、不景、戰爭、財政等事項去。只為穩定幣值而守錨，貨幣量的增減只為守錨調整，不可能辦不到，而有時幣量調整的效果來得不夠快，外匯儲備就有用場，不需要很多的。

這裡有兩個問題。其一是金價可能暴升暴跌。人民幣鉤住一個固定的金量，金價暴升會帶來通縮，金價暴跌會帶來通脹。補救的辦法是調整人民幣面值可以購得的金量，最好以一個指數調整——例如以一千元人民幣可購黃金若干克為指數一百——而調整金量則以調整指數從事。問題是這樣的調整不容易準確，而頻頻調整就會失去一個固定的錨。第二個問題是市場炒金天天有，炒幣也是天天有，二者掛鉤會增加一個炒法。國家要穩定幣值，炒幣是不應該鼓勵的。

解決上述的兩個問題很簡單：以一籃子物品下錨，其中黃金只是微小的一部分。這樣，金價暴升暴跌無足輕重，而市場可以繼續炒籃子之內的任何物品，不會炒到人民幣那邊去。另一方面，一個有八千多億美元儲備的國家是大莊家，央行言而有信，炒家不敢問津。目前的情況不對頭，自去年七月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後，央行吞吞吐吐的說什麼一籃子外幣，外圍的人民幣期貨匯率與市場現率有了大分離，顯示炒家甚眾。這分離對國內做廠與做生意的人有不可輕視的負面作用。沒有一個令市場相信是固定的錨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央行或有關人士講話講得太多了。這樣看，去年七月起央行處理人民幣是失敗的。

炒買炒賣物品是市場運作的一部分，雖然炒錯了方向而誤導市場的情況可以出現，但大致上是增加了訊息的傳達，對市場的運作有助，政府不要管。貨幣是另一回事：炒買炒賣導致的波動影響了貨幣的穩定性，不可取也。貨幣不是市場物品，而是減低市場物品的交易費用的工具，以穩定為上也。問題是，只要外匯管制略為放寬（應該完全放寬），政府無從管制貨幣的炒買炒賣，因為炒家可以在外圍大炒特炒。要避免炒家導致幣值波動的不良影響，有關官員要少說話，但更重要是把貨幣下一個固定、可信而又不容易讓炒家靠炒而圖利的錨。

在貨幣市場中，我們無從判斷貨幣的大量成交是因為炒家猖獗，還是生意上的需要。懂得做生意，為了避免風險或保障訂單的盈利，往往要在外匯的期貨市場或長或短地維護自己。期市的運作與功能我曾經解釋得一清二楚（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四三七至四五○頁），這裡不說了。

要說的是雖然炒買炒賣可以導致幣值不穩定，但政府不要管。一則外圍大炒政府管不著；二則我們無從判斷哪些是為炒而炒，哪些是為生意上的保障需要；三則貨物與資金的進出口皆要通過匯市成交。這樣，匯市怎樣波動政府不要管，愈管愈頭痛，幣值愈不穩定。

要穩定幣值，最可靠、社會成本最低的辦法，是把貨幣下一個固定而又不容易被炒家圖利的錨，而此錨也，貴客可以按價在市場買賣成交。這樣看，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萬無一失，是上上之選。下期再談。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六：以外幣為錨永遠是次選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八：一籃子物品的組合與操作

以外幣為錨永遠是次選

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我誤闖北大朗潤園，大鬧一翻，傳為佳話，跟著馬不停蹄，趕到天津的南開大學金融學院講話，題目是《以中國青年為本位的金融制度》。沒有準備講稿，但因為是張俊喜的安排，不敢在他母校落他的面子。

　　當天在南開提出的近於怪論，卻是真理。我說基本上任何貨幣都有本位。在美國以一元買兩個蘋果，兩個蘋果就是一美元的本位。人民幣雖然沒有傳統的貨幣本位，但有國家產品支持，產品是本位，而從產品推上去，推、推、推，到最後人民幣的本位支持者是中國的青年。沒有人說過，但不可能錯。

　　雖然當時人民幣兌美元的官價匯率高於市場的，我的判斷是大強幣，認為如果解除所有外匯管制，讓人民幣浮動，其國際匯率一定飆升。十個月後我見人民幣的官價與市價打平，偶有低於市場的，立刻苦思數天，在二○○三年三月十一日發表文章，說：「外國（尤其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會很大。」跟著三月二十五日起，發表了一連五期的《匯率戰略論》。時間所迫，「戰略論」雖然沒有錯，但想得不夠周全。

　　提到這些往事，是要指出三點。其一，如果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急升，通脹不高，貨幣一定強，因為追到底，支持貨幣的真正本位是人民的生產力。其二，生產力急升而通脹不高，貨幣制度的選擇多得很，亂來一下也不容易闖禍，但不可以漠視導致這生產力急升的貨幣制度，不可以忘本也。

　　其三，今天的貨幣是鈔票一張，或支票一紙，背後的支持如果不是真金白銀，就要講產品或生產力，然而，與外幣掛鉤是與紙掛鉤，總有點不妥。這方面，中國要感謝格林斯潘。在朱鎔基時代至去年七月，有十多年時間人民幣與美元掛鉤。整個時期格老作聯儲主席，把美元穩定得前所未見。（佛利民最近也說沒有見過美國有那樣持久的低通脹率。）這是說，人民幣搭順風車搭中了一部好的，不是過山車。也是中國之幸，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不是用上香港的鈔票局制，利息率不需要跟著美國的輪上輪落。如果在那十多年美元幣值大幅波動，或中國的利息率輪上輪落，中國的經濟不會是今天見到的！

　　中國幸運了十多年，要不要再賭下去呢？貨幣不可以沒有錨，錨可以換，而在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政治壓力下，要考慮換錨。選走歐美的貨幣制度，是換上不固定的錨，看他們的貨幣經驗，換不過。換一籃子外幣為錨，有減少幣值與利率波動的好處，但畢竟不是真金白銀或實物，怎樣看也是次選。不要以為我屢次提出以一籃子物品為人民幣之錨，所以高舉己見。是經濟科學的推斷，邏輯錯了水洗不清。

　　據說好些網上客以為我反對浮動匯率。不對。下了一個固定的錨，幣值只與此錨固定，其他皆浮動。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兌美元之外其他匯率皆浮動。以一籃子外幣為錨，人民幣與所有外幣的匯率皆浮動，但浮動的空間相當小。這是因為籃子裡的一種外幣兌人民幣可以大跌，但如果其他外幣跟著跌，首跌的外幣會升上來。整個籃子的外幣一起跌，效果是，兌人民幣完全沒有跌。

　　要用一個固定的錨，只有以物品為之人民幣兌外幣才可以真的自由浮動。也只有這樣，他國再沒有理由要求人民幣升值了。要我升值嗎？為什麼你自己不貶值？關鍵是誰調整，誰就要付出大代價，因為升值會帶來通縮，貶值會導致通脹。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五：貨幣問題的三個淺見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七：從炒貨幣說一籃子物品

干預教育災難必然

與五十多年前我在香港作學生時相比，今天政府對教育的資助不知上升了多少倍。當年官立的只有港大、理工，與一小撮中小學，都是名校，而私立的中小學不少有口皆碑，令人羨慕。五十年代中期，學位短缺，「野雞」私校群起而出，可幸出錢的家長不傻，這些新校力爭上游，辦得很不錯。我的一位今天在生物學上得享國際大名的外甥，是新法書院培養出來的。

離開了香港二十五年，不知從哪時起教育制度開始闖禍。首先是聽到教育司署的權力膨脹，干預課本的選擇。六十年代中期，他們淘汰了我認為是好得不得了的《中華文選》，其後英語課本再不容易見到五十年代初期我喜歡背誦的文章。

七十年代中期，政府資助教育開始淘汰私校。我的母親把一間工業建築租給一間私校營業，每年要補地價。該校辦得不錯，有原則，但因為政府津貼的學校教師薪酬急升，私校只聘用低薪的，鬥不過，節節敗退。從來不過問母親的事，但她見該私校交不出租金而要訴之於法，我身在美國也干預。我的本錢是母親最愛的兒子，吵、吵、吵，一說身體不適她就讓步了。聰明絕頂，她不可能不知道兒子在說謊，只是愛子心切，無可奈何。八十年代中期，該私校不交租也守不住。是政府，不是我的母親，把該校淘汰了。差不多所有私校都遭淘汰。

不久前香港有兩位教師跳樓自殺，有說與政府推出的「教改」有關。希望不是吧。如果真的有關——只有天曉得——那麼自殺是判斷錯了。政府花那麼多錢搞教育，懂也好，不懂也好，他們多多少少要推出一些「改革方案」給市民看。市民懂也好，不懂也好，沒有大群跑出來破口大罵，「方案」就過了關。這樣，作為教師的要不是辭職不幹，就是為了飯碗而隨波逐流，沒有其它選擇。隨波逐流有違己願，但工作情況不會太壞。人做你做，交差算了。

沒有誰會像我當年在港大那樣，寫信給一位副校長，說：「要管我嗎？請你先拿出一點學問來！」聽說這位副校長給我氣得紮紮跳，但沒有死，後來校方不給他續約，回到老家去了。

除了因為增加了政府干預，我們無從解釋今天香港政府花那麼多錢搞教育，求學氣氛遠不及五十年代。當時我是個逃學生，十試八不中，但口琴比賽了得，乒乓球左推右掃，下象棋閉目讓雙馬，同學們都給我一點情面。留級歸留級，總有老師看得起，認為逃學是我的專利，要學時總會指導一下，而有些給我啟發，培養了我的好奇心。說實話，一九四八年起在香港讀中小學，除了兩三位我討厭的老師，校園的求學氣氛很不錯，只是沒有釣魚或放風箏那樣過癮罷了。

想當年，語文課本是老師自選的，要怎樣教政府完全不管。好些老師悶得怕人，但精彩的彷彿當年西灣河海旁的說書人講武松過岡。自小學得快，懂得舉一反三，只聽一位精彩的國文老師搖頭擺腦地教一次《滕王閣序》，我知道所有古文都要搖頭擺腦地讀。舒巷城曾經說，我的文采是當年搖來搖去搖出來的。可不是嗎？文章讀來沒有節奏，不可能有文采。

香港的中小學今天搞教改，自己不身在其中，所知不詳，評價難以妄下。但香港的大學八九年前推出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這裡譯為「研究評估操作」），我曾經參與。跟「教改」異曲同工，這「操作」一則可圈可點，二則見笑天下。那是要大學的教師按時提供文章的發表數量，是合著還是獨著，在哪份學報發表，等等，起初一年一次，今天減為五年一次了。資料提供後，某些不見經傳之士替學報的不同名頭打分，加上什麼這樣打那樣算。學問的高下可以計分已是天下奇聞，以之決定薪酬或經費更是胡而鬧之。

不要說我這個曾經拿過零分的大教授認為葡萄是酸的。他們今天重視的文章引用次數，一位朋友最近算，我的英語學術論著平均每篇被引用五十一次。這是說，只一篇就比昔日給我零分的頭頭的平生所著的引用次數高出十倍以上。如果當年多帶博士生，平均引用次數大可倍升而破紀錄。要拜我為師的學子無數，但我是個喜歡獨自思考的人，從早到晚想自己的，不容易管他人怎樣想。

其它學系我不懂，無從衡量，但經濟學是過來人，知道要在名學報發表文章易過借火。有三個條件。其一是英文要寫得好，其二要懂得學術文章的規格，其三要受得起學報編輯及評審員的氣，他們要怎樣修改就怎樣修改。首兩項我是專家，只是第三個條件不及格。從來不妥協，想了一年才寫出來的幾十頁紙，玉皇大帝也不能動。

回頭說因為政府干預而在香港的大學搞起來的研究評估操作，以我所知的經濟學而言，是鼓勵了產出廢物。上述的三個足以在正規學報發表的條件，沒有一個是關於思想創新與啟發性的。正相反，一篇思想創新或有啟發性的文章，要在正規學報發表著實不易。這是因為除了很少數，懂得判斷思想重要性的高人，不會花時間編輯學報或評審文章。

想當年，史密斯花了十二年寫《國富論》。發表的那一年，今天香港的大學研究評估，可能千考慮，萬考慮，格外寬容，給他三分（書本可能不算）。之後史老每年皆零分也。芝加哥大學的戴維德，影響了我這一代，以香港的偉大評估算，年年零分。區區在下只拿過一年零分，僅在戴維德與史密斯之後，排第三，也算是天下高人了。

我往往懷疑，為什麼曾經管治香港百多年的大英帝國，學問與創作的成就高得那樣超凡。牛頓、史密斯、達爾文、莎士比亞、狄更斯、端納等大師，其成就雄視百代，都是英國的。只是大概地看。以我熟知的經濟學，邊沁、李嘉圖、米爾、馬歇爾、凱恩斯、魯賓遜夫人……，數之不盡，都是英國的。以香港今天的研究評估，這些大師不容易合格，更不會年年合格，但朋友，你認為今天的香港經濟學者中，有一個可以擠進他們的行列嗎？這樣問，是因為自己退了休，不算（一笑）。

毋庸置疑，香港政府在教育上花錢太多，搞得太甚，一塌糊塗。香港教育最可觀是上世紀的五十年代。應該回復到那時政府資助教育的財政預算比率，將那比率用於今天，然後什麼都不管。政府花錢少，教師之外大家懶得管。只是我欣賞羅范椒芬，衷心的。讓她作義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