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再看中國二十年？

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不斷的，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了。無疑是人類歷史紀錄，而考慮到東歐與前蘇聯等國家也搞開放改革，但與中國的進度不可相提並論，「中國奇跡」就成為今天西方的熱門話題。

兩年來外間的經濟專家喜歡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還可以持續二十年或更長的日子嗎？看好的與看悲的都有，於是成為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貝加偏於悲觀，舉出西德與日本的例子，認為一個高速發展了二十年的國家，總會做出一些傻政策，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是以為難。佛利民的看法是好壞參半。他認為中國還沒有政治自由，動亂早晚會發生。對中國前景繼續看好的師級人物也不少，可能佔多數。芝加哥大學的R. W. Fogel就是個樂觀者——此君最近舉出其它成功國家的經驗，以數據推出對中國的「樂觀說」。

上述幾位都是老朋友，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是因為大家對中國情況的理解不同。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我是他們當中唯一的對中國前景看好的人，只因為掌握到一些關鍵的局限轉變，在推斷上勝出幾條街。今天，走進熱衷於中國發展的西方經濟學者群中，我可能被編為一個悲觀者。不是很悲觀，因為原則上中國繼續高速增長二十年不困難。可惜「原則」換不到飯吃，而中國目前面對的局限變量太多，政策上可以出錯的地方不少。避免大錯，也不容許多項小錯組合，再來一個高速二十年當然可以，但這樣的假設難以接受。

今天中國的經濟活力與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相近，如果日本當年沒有做出幾項大錯——尤其是管制農產品進口與讓日圓大幅升值——他們的經濟神話可能一直說到今天。另一方面，今天看中國，使我聯想到彷彿三十多年前自己身在日本，近距離地觀察那裡的經濟。但當年沒有這個機會，就是有也言語不通。滿是活力的經濟，一個專家學者整生難得一遇，何況中國是那麼大的國家。

應該是個人的奇遇了。以產權及交易費用為重心的、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從開始我就參與，經過多年的實證研究，懂中文，機緣巧合，一九七九年起跟進中國的發展，觀察到一個大國從近於零開始，彷彿天方夜譚地逐步凝聚而達到今天的經濟活力——這樣的觀者天下間可能只我一個。七十歲了，歷史與不同體制的運作知得多，任何制度上的因果話題我可以隨意地以多方面的經驗印證。

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了中國會走市場經濟的路，三年後我說中國會有二十年或以上的的高速增長。看對了不是僥倖，而是當年的局限轉變簡單明確，使我安心而又武斷地作假設，邏輯井然，於是把自己的名字押在推斷上。今天的情況遠為複雜。大致上，我感受到胡、溫政權要走的路；也是大致上，我認為他們要走的路是對的。問題是他們面對的局限條件複雜，可能出錯的地方實在多。

中國會再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長嗎？會或不會，胡亂選一方的命中概率是百分之五十，不俗，但我從來不下這樣的學問賭注。假設中國不會作出政策上的大錯或多項小錯，於是樂觀推斷，近於套套邏輯，說了等於沒說。界定多項局限的可能轉變而逐項分析，太複雜，讀者會感到天旋地轉。這裡我只能申述自己相當肯定的大概，而今後見到政策上有明顯的錯，會繼續大聲疾呼。可惜上蒼雖然對我格外仁慈，還可以眼觀六路、推理縱橫的日子恐怕不多吧。

首先要說的，是實質的國民收入增長，中國要繼續二十年以往的高速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產品與服務的質量上升，大部分沒有算進國民收入增長之內。這些年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率其實高於政府的統計，高出多少只有天曉得。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改進不會不斷地直線上升——會繼續升，但會緩慢下來。這樣，如果今後的二十年中國能保持政府統計的增長率，人民的實質生活改進不會像以往的那麼快。

產品與服務的質量轉變，沒有全部反映在價格上，是個指數難題，二十多年前我和專家老友Z. Griliches研討過。我認為中國的實質經濟增長率大幅地低估了，是因為一九九八起有好幾年，中國有百分之零至三的通縮，而同期質量的上升非常快。這顯示著通縮其實比公佈的數字來得嚴重（以一個作不得準的裝修例子看，九八至○三的通縮年率達雙位數字）。但同期的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三至四之間，而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大約是八。這些加不起來的現象外地沒有出現過，大略查考，認為北京的統計沒有亂來。結論只有兩方面：其一是傳統的貨幣與宏觀理論出現了問題；其二是中國的經濟體制與貨幣制度自成一家，撇開沙石有獨到之處。

回頭說中國今後能否持續高速增長這話題，我們當然只能從北京的統計數字看，不管質量的轉變。三年多前北京定下的目標，是到二○二○年，人均收入的增長年率是七點二，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大約是八點零。不誇張，但怎樣看也是高速了。事實上，以目前的形勢看，不搞宏觀調控，不讓人民幣升值，各方面略為放寬，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雙位數字很容易。這不是問題，問題是高速的增長可否繼續二十年。這樣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不需要保八，保七也了不起，算是高速。

這裡要提出，我對中國發展的看法與外地的經濟學者很不相同。其中一個重要的分歧，是我認為中國還在改革，而那所謂「中國奇跡」主要是制度改革的效果。對我來說，要理解中國，論什麼產出函數，搞什麼回歸分析，皆廢物也。關鍵是制度的轉變。

回想八十年代初期，港商在廣東設廠，政府指定要用國家職工，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工人於是比賽慢動作，午餐後睡兩個小時。後來港商打生打死，爭取到僱用合同工，推出件工制，工人立刻清早排隊等開門，不再睡午覺，放工時間驅之不散。只這樣，工作人數不變，一夜之間產出量上升兩倍。國家職工是一種制度，合同件工是另一種制度，改變了制度生產活力就跟著變。經濟專家把工人數字放進產出函數方程式，不管他們是否在睡覺，不是發神經嗎？

二十五年前我看準了中國的局限轉變，推出制度會迫著怎樣改，於是為文興風作浪，推波助瀾，不知是北京影響了我，還是我影響了北京，又或者是天才了得，跟著的改革發展我多次預先把歷史寫了出來（見拙作《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今天向前看，情況不同了。還要改革的是清理沙石，精修細節，扶助農民，推廣知識，搞好醫療，環保江山……。是很多很多的小改，因而有很多很多的出錯機會。

局限也大為不同，複雜的，下期再談吧。

（「中國未來」系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