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99 - 103

廣東 Jim 問：



現排污和環保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請問有何對策?




答Jim：



人口密度高的國家，排污與環保非常頭痛，何況隨地吐痰的炎黃子孫歷來沒有潔癖。



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國還要高，但國家非常清潔。這可見文化傳統對環保有決定性的作用，雖然人口密度高無疑是大困難。曾經發表《驚喜洛陽》，大讚該市清潔。然而，跑到那裡市區之外的鄉鎮，其清潔則不敢恭維矣！



環保困難，因為市場確實不容易處理。千萬不要相信市場無所不能之說。文化傳統是重要的，非常重要，但要培養出清潔的文化談何容易哉？曾經建議推廣可取的宗教，讓教會協助清潔教育，而教育的本身，不管是教會的、家庭的、學校的——對清潔的習慣重要。在清潔教育這方面，中國的推廣是不及格的。



排污這種事，政府參與策劃是需要的。今天國家有錢，是大花一點錢來處理排污與環保的時候了。然而，政府的策劃雖然需要，但執行起來有很多問題。要點是有了專家策劃後，工程事項要全部招標，由私營機構從事。要嚴厲的：若有作奸犯科，或偷工減料，判以重罰不會有多少人反對。



此外，老百姓的清潔習慣，也可通過重罰逼出來。這是香港近幾年的經驗。不妨建議，在地上吐一口痰罰款五百，出不起錢的罰掃街三日，如此類推可也。當然，要找到證據而罰之於法不容易，但殺一可儆百，而重罰在美國及香港是證明有效的。當年美國總統的弟婦在街上棄紙一張，被罰掃街，後來罰款了事。



在大事推廣清潔環保的過程中，一個重點是要保護神州大地的文化風貌。這點非常重要。我認為清洗一番之後，文物、古村等保護得宜，中國是天下最幽美的國家。這樣看，主理環保的人要有很好的品味，也要對中國的文化傳統有深入的認識。唐詩宋詞總要背得出一兩百首吧。

把政府上市 問：

有張老的理論依據,可否把中國的縣政府當作一個分公司,他們分成固定,向世界招騁縣長,甚至把政府上市？




答把政府上市：



問題有意思，但答案複雜，讓我分點說吧。



（一）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今天中國的縣是公司無疑問。有清楚的範圍界定，幹部職責與財政分成皆有規定，而縣做的是土地與其它項目的生意。



（二）從法律的角度看，中國的縣可不是西方的公司，不依照西方的公司法（corporate law）。



（三）西方的公司法，其實起於地區公司法律，起自英國，而今天美國不少城市是成立了地區公司的（incorporated）。



（四）西方地區公司的起因，可不是為了做生意，而是為了兩方面。其一是要成立一個法人，永遠不死，作為信託之用。其二是成立了地區公司後，多多少少可以避去上頭政府的侵犯。在法律形式上，這種不做生意的地區公司與今天大做生意的有限公司（corporation或limited company）沒有什麼不同。有法人，有股份，而又因為虧蝕是有限的，法人可以永遠不死。



（五）原則上，中國的縣當然可以成立地區公司，但因為大做生意，不少入不敷支的縣，地點欠佳的，需要政府分配幫忙，有限公司於是不易成立。地區公司破產是很頭痛的事。不是有限公司是不能上市的。



（六）招聘縣長與今天由上頭委任（其中有委員投票的決定）是有矛盾的，不能二者並存。我看不到今天的委員投票委任制有很大的不妥，更無從肯定招聘制度較為可取。我的立場永遠是：一個事實證明可行的制度，效果不錯的，不要亂動它。同學要明白，今天中國的地區制度是經過近三十年由經濟壓力逼出來的，絕對不是北京上頭以獨裁胡亂取捨。因此，雖然有不少問題看來不妥（所有制度皆可批評），我們只能衡量效果來作取捨。論經濟效果，人類歷史沒有見過像今天中國的地區制度那麼高明的。我知道有不少細節還要改進，但要想得相當肯定才敢提出建議。目前看，招聘縣長不要考慮，因為會影響地區制度的整個結構。如果有朝一日，中國的縣按西方的法律成立公司，這招聘是一個考慮重點。問題複雜，因為西方可行的不一定是較好的。

網友 問：



當課稅對像不存在明顯的市場缺陷的條件下,人頭稅不產生稅收的超額負擔,而且從稅收成本方面來看也是較低的,為什麼現實中政府很少採用這一稅收方式?




答網友：



在經濟學上，人頭稅（head tax，又稱lump-sum tax）被認為是最「理想」的稅制。這是因為此稅不能寫進任何函數之內。這是說，只要一個人有頭就要抽稅，固定的，不會因為收入多少或生意賺蝕而轉變，所以抽此稅不會影響資源的有效使用。



然而，理想歸理想，可行歸可行，歷史上從來沒有成功過。一個困難是抽人頭稅，政府找不到頭：躲起來或虛報頭數，或幾個人用同一身份，據說出現過。倒轉過來的例子也有。昔日墨西哥的人壽保險做不成，因為好些人「死」太多次。



不知是真是假，清代的康熙皇帝推行「攤丁入畝」，是把人頭攤分到土地上，抽地稅，起於人頭難抽之故也。地稅無疑遠為容易抽，對資源使用的影響也較少。十九世紀美國的亨利·佐治，就力主單抽地稅，所謂單一稅制是也。此公也屢說購買土地是發達之途，應該單抽地稅，可惜他死時不名一文，連購買墓地的積蓄也沒有。這是佐治的幽默。我們的孫中山先生，深受佐治的影響，寫成了《三民主義》。孫氏的學問在西方受到鄙視，拜佐治為師（把其思想搬字過紙）是一個原因。



當今之世，數人頭再不困難了。但當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要推出人頭稅時，被輿論罵得狗血淋頭，鳴金收兵。有說這是她後來被迫下台的一個原因。人有三衰六旺，際遇不同，政府要抽同一的人頭稅，怎可以過關呢？在一個「民主」國家，抽不同際遇的人同樣的稅是不能接受的，雖然無數研究顯示，先進民主如美國，富有的人避稅的法門甚多，納稅的百分比比中等人家為低。

加拿大 Yi 問：



身為一個經濟學教授，您認為經濟學對我們的生活有何幫助？




答Yi：



千萬不要幻想經濟學可以給你帶來財富。我沒有遇到一個大富人家是曾經研究經濟的。學經濟，對小康或多一點有助，但同樣花那麼多時間作學問投資，收入的回報經濟學只是差強人意。從經濟學中的利息理論變化出來的金融學，今天的打工收入最高。是教人投資的職業，很有點尷尬，因為那些職業金融專家自己的投資命中率，一般比不上我已故的不識字的母親。聽說風水先生是不能替自己看風水的。



我走的經濟學的路只是解釋世事，別無其它。是非常有趣的學問，對腦子的操練有大助焉。但我是幸運的，因為初出道時就有了終生僱用合約，沒有被任何人強迫發表。一起筆就升到正教授，從來不需要為爭取加薪而寫文章。這樣的經濟學職業，七十年代起不復存在了。純為解釋世事而學問，可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收入不錯，工作時間完全由自己決定，雖然要拚搏，往往苦不堪言，但整體來說自由自在，有不枉此生之感。



真的有解釋力的經濟學問，在市場值錢嗎？大學之外很難說。不少公司曾經邀請我作董事，但那是看名頭，不是看學問，一般推卻。專欄文章可以賣點錢，但恐怕那是因為我的興趣廣泛，可以無所不談，讀者認為過癮。



應該是很值錢的——應該富可敵國（一笑）——是我對經濟制度運作的理解。是深入的理解，所到之處前無古人（一笑），但我要向誰收錢呢﹖不少朋友認為我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有貢獻（一笑），如果是真的話，那麼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抽小半個傭，也富絕地球矣（最後一笑）。但一分錢也沒有收過，天下能不為區區在下而同聲一哭乎？



寫到這裡，悲從中來，不由得想到明人徐渭的一首詩：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籐中。」

棋魂問：



中國近代,現代,有多位文學大師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終究是什麼原因讓他們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 中國當代作家誰最有希望獲諾貝爾文學獎?




答棋魂：



諾貝爾的任何獎都不是為中國人而設的——或者說，以中文動筆獲該獎的機會甚微。自然科學不著重文字語言，炎黃子孫的機會較大。如果諾貝爾的和平獎是發給對人類生活的貢獻，我認為鄧小平在生時應該拿得。奇怪經濟學諾獎不是發給對經濟實踐的貢獻，而是給一些我往往看不出有什麼實踐用途的學問。論實踐的經濟貢獻，還健在的眾君子中我首選朱鎔基。此見也，是離群之馬，區區在下能活到今天是奇跡。



文學文學，一般指文藝之學，當今之世，早就不合潮流，令人惋惜。高行健拿得諾貝爾文學獎，全靠翻譯翻得好。有誰會是那樣幸運呢？李碧華的某名著，好的，好些年前有了英譯文稿，拿來給我看，請我代為修改。我一看就讚不絕口，說自己譯不到那個水平，不用修了。如果碧華有幾本那個水平的小說，譯得有同樣的水平，問鼎諾獎是有機會的。已故的張愛玲自己懂英文，很懂的，但水平跟她的中文差很遠。



健在的中國文藝寫手我一般不熟，翻閱過一些，好的有相當水平，但翻譯怎麼辦呢？個人認為金庸的武俠小說是值得拿文學諾獎的，翻過幾頁老查似乎認為可以的英譯，認為不成，不是英語水平不足，而是譯不出原文的味道——應該不可能吧。



丘吉爾當年寫《二戰》，是巨著，獲文學諾獎，值得的。這類有關政治及國際話題的「文學」，在中國目前的言論約束下恐怕寫不出大成。昔日英國的羅素，以論事散文獲文學諾獎，也值得。這就帶來另一個問題。個人認為，如果我以中文寫羅素那類散文，有信心寫到他的水平，但以英文下筆就不成。這可不是因為我的英語水平不足（文字上，我二語的水平差不多），而是文化傳統有別，我寫不出他的西方文化的感受。



總的來說，「東是東、西是西」這句話，多多少少有點道理。諾貝爾獎是西方的，自然科學不需要講孰東孰西的感受，但文學要講，且翻譯不易，是以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