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石帝

乾隆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個好皇帝。此君頗懂文墨，更喜舞文弄墨，所以今天在中國大陸我們可以見到不少他留下的書法與題詩。其書法並不超卓，但卻稍可成家；至於他的詩，我就不敢恭維了。在政治上，乾隆有好些笑話，但整體來說，他對人民有真情，是令人欣賞的。

凡是稍懂文墨的皇帝，在某程度上都喜歡玩物。乾隆沒有例外，雖然他並非「玩物喪志」的那一種。以玩物而言，乾隆這個皇帝真不簡單。他最令我佩服的，是鑒定了福建壽山的田黃石，為石中之王！田黃自乾隆以後，被世人稱為「石帝」，可說當之而無愧。

中國沒有什麼寶石，但卻盛產奇石。奇石亦寶也。在品種數以百計的奇石中，乾隆選出田黃為石中之王，而自他以後竟然沒有任何專家有異議，應該證明他的判斷是天才之舉。我說的奇石，是中國文化中的印章石，因為蠟質高可以刀刻而又歷久不變。這樣的石材在中國的得天獨厚的山脈中屢見不鮮，但其質量變化萬千，目不暇給，孰優孰劣，何取何捨，卻是一個極為深奧的問題。乾隆一「旨」定乾坤，其對石的學問，可以說是精湛之至！

自乾隆而後，石之極品有六德。六德者，一曰細緻無瑕，二曰結實生光，三曰滋潤如出於水，四曰滑膩如浸於油，五曰溫暖如深藏於土，六曰通透如冰。石中之王的田黃不一定有這六德，不過，凡有這六德之石，必田黃也。這也是說，世界上除田黃外，六德俱備之石絕不可見！

六德俱備的一定是田黃，但六德中缺其三、四者也可能是田黃。這樣，田黃如何鑒辨就成了一門很深的學問。我在這門學問上花了好幾年時光，所得的鑒辨能力只有七、八成，也感到自得。我遇到好幾位生長於壽山一帶的，有五十年以上經驗的專家，其鑒辨能力達九成。萬無一失的專家，是不存在的。

初入門的人會指蘿蔔絲紋、石皮與格（後者是一種特別的裂紋——所謂「無格不成田」），是田黃的三個特徵。問題是，這些特徵不限於田黃所有，而且真正的田黃不一定有這些特徵。另一方面，一些其它壽山石的上品——如上佳的掘性高山、鹿目格、善伯洞、杜凌坑、荔枝嘴等——往往與田黃真假難分。刻石的專家們都說下刀時可協助鑒辨，但名貴的石件，刻刀怎可以亂下而試之？

因為凡是上佳的壽山石必與田黃有某些相同之處，所以我們可以說，凡是在大體上可以鑒辨田黃的人，都必定是石中高手。青田的石，除燈光凍、美人紅、黃金耀以外，平平無奇；昌化的雞血石，鑒辨不難，但可取的甚少；蒙古的雞血石，是後起之秀，佳者直追昌化，但識者還是一望而知。唯壽山石多采多姿，各具其勝，是奇石中的學問所在，而懂田黃則懂壽山。所以要研究石章的人，必要從「石帝」入手，但像鑒辨田黃那樣湛深的學問，又從何入手呢？

我是從事經濟研究的。為了要明白市價的釐定，我就向「石帝」求助。多年前我曾在廣東道賣玉，為的是要明白玉器價格的釐定。鑒辨玉器的高下也是專門學問，但比諸田黃，其湛深程度卻相形見絀了。玉的困難是分辨高下；田黃的困難是辨別真假。高下再難分，也可用貨比貨的辦法，一「比」就比了出來；但真假難分，卻「比」也難分！

不能分辨真假、無從排列高下的物品，在市場上是無從定價的。外行的消費者往往自以為是玉的專家，也有不少自以為是田黃的鑒辨高手。但在玉、石的市場上，若沒有一些千錘百煉的專家互相同意孰真孰假、孰高孰下，消費者只能以一己偏愛而「中計」了。如此一來，還有誰會在這些價高而貨不實的物品上打主意？專家的鑒定與協助是不可或缺的。即使較易鑒辨的如鑽石，專家的證明書還是大有用場。

田黃真假的分辨既然是那樣高深的學問，其市價的差距就往往大得驚人了。近乎同等質量的田黃，擺在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的商店內，其市價差距，五至十倍是很普通的事。而同樣大小，質量不同的田黃，其價格差距更是十倍以上了。

故老相傳，一兩田黃一兩金。到了清末，就改為一兩田黃三兩金了。但這僅指上佳的田黃，非指中下品也。在今天，田黃的極品可達一兩田黃五十兩金！雖然這可能是「有價無市」，然而以一兩田黃三十兩金成交的，我見過實例。

我為了研究市價的釐定而研究壽山石，但親自收藏田黃卻當作是投資之舉。在中國大陸五花八門的眾多奇石中，我以田黃為主要的投資對象，是因為它的產量已到了盡頭。田黃是壽山中高山腳下的田地所產的零碎石件，而只有那一目瞭然的幾塊田地所獨有。任何其它石件的品種，都可能發現新的洞，新的坑，或新的石礦。唯獨田黃，這樣的新發現看來是不可能的了。佳石之如善伯洞、杜陵坑等，近幾年來的新發現使其價格下降。田黃呢，無脈可尋，無洞可開，只有幾塊田地可以出產，誠「天意」也。幾百年來，在這些田地下，深藏於十至二十呎之間的、獨有的「石帝」，被人掘了又掘不知多少遍。

在初期，掘田的人取其佳而捨其劣。到如今，劣者較大塊的，其價也以人民幣萬元計。大陸開放十年，壽山一帶的個體戶大興掘田之師。幾年前偶有佳者，價值連城，傳為佳話。今天即使劣者也難求了！

六德俱備而精、重量四兩以上的田黃極品，我只見過兩塊。其色彩嬌艷、溫潤晶瑩之可愛，無與倫比。玉之上品遠不如也。不知乾隆皇帝當年，是見到田黃中哪些極品而下其聖旨的？

趙紫陽莫須有

北京市市長陳希同今年六月十三日所作的平亂《報告》（新華社七月六日發表），在「動亂的醞釀和預謀由來已久」的第一章內，間接地顯示佛利民和我是學運的導火線。我為此在八月十七日發表了《天下同聲一哭》，澄清佛氏和我的無辜。《天下》一文，在世界各地轉載了不下三十次，其內容在這裡不必重述了。

最近我有機會見到兩本今年七、八月間在北京出版的書，其出版時間是在陳文之後，但在我的《天下》一文之前的。兩本書中，其一名為《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以下簡稱《紀事》），由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編；另一本名為《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以下簡稱《驚心》），由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該二書的內容，與陳市長的《報告》大致相同，但比較詳盡。

書中涉及我的地方，我的「聯繫」變得直接了。《紀事》開頭兩次提到「張五常」，而《驚心》的開頭，則提到「香港某教授」。當然，我那篇在去年十一月二日《香港經濟日報》發表的《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上述二書都提及，而且顯得頗為重視，雖然《驚心》中以引號錄出一句我沒有說過的話︰趙紫陽「要有蔣經國的權力，中國才有希望。」不過，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兩本書都引用了香港《爭 鳴》雜誌今年一月發表的、一位中國留美學生寄去的文章。該文紀錄了佛利民會見趙紫陽後回美所作的關於中國的演說。佛氏的演說記錄，署名「楊雲整理」，題目是《中國經改往何處去？》（佛氏的原題︰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紀事》一書，引用楊文所說的佛利民的兩句話︰（一）「從正反兩方面來討論中國的情形，趙紫陽明確地表示，若一個領導人不能被充分授權的話，就無法推動改革。」（二）「總的來說，趙紫陽要能夠掌握經濟改革的權力，這是他的關鍵問題。」《驚心》一書，只引用第一句而沒引用第二句。這樣地經過佛利民與楊雲的「引述」趙紫陽的話，顯然是將趙氏說得野心勃勃而加之以罪（要倒鄧也）。

《爭 鳴》雜誌編輯，顯然同意趙紫陽應有較大的改革權力，於是一廂情願地，在楊文之前以黑體字，搶眼地印出趙紫陽的「明確表示」來。當《爭 鳴》今年初，註銷楊文後，有朋友轉告我︰佛利民在美國引述趙紫陽說要有較大的改革權力。我當時的回應是，佛利民老了，誤把我對他說的己見，當作是趙紫陽對他說的「應該有較大的權力」之類的話。與佛氏夫婦離開深圳那夜，在汽車裡，我曾對他說過類似的話（見拙作《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我當時（聽到《爭 鳴》的內容後）也想，趙紫陽明明沒有那樣說過（他與佛氏的全部對話，可見於我親自整理的、今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的《趙紫陽與佛利民的對話》），而我對趙氏的印象，與爭權者的風格相去甚遠，那樣的話他怎會說呢？

但在今年初，又有誰會想到「六4」事件會發生及以後的事，所以當時明知趙氏根本沒有那樣說過，我就不以為意，沒有進一步查究那誤傳從何而來。最近看到《紀事》、《驚心》二書，覺得這誤傳比較嚴重了，就打長途電話給身在美國的佛利民，問他在史丹福大學對中國學生演講時，有沒有說過趙紫陽說要有充分改革權力的話。佛氏聽得一頭霧水，答道︰「沒有呀，是誰說我說的？」我再問︰「離開深圳那個晚上，我對你說過趙紫陽應有較大的權力，你會不會弄錯了，認為是他說的？」他立刻回應︰「我知道這只是你的一廂情願，怎會弄錯？我的講話有錄音，當時經我的女秘書整理，我再過目修訂，寄給你一份怎麼樣？」這份由錄音整理的英語原文，明確地顯示佛氏沒有說過趙氏那樣說。

關於前面提及的楊文，其所說的第一句，佛氏原來是這樣說的︰

Of course, he（Zhao）made it clear that the reform did not involve any giving up of political power by the party. He reiterated the formula that you have heard: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rol the market and the market will control the economy.

翻譯過來是說︰「當然，趙紫陽明確地表示，中國的改革是不會放棄共產黨的政治權力的。他重述了你們一向知道的方程式︰政府控制市場，市場控制經濟。」

楊雲的整理，與佛氏的原意相去十萬八千里。佛氏這樣說，顯然是記得當日趙紫陽在對話開始時說過如下的話︰「一九八四年我們在中央全會決議上就講過，中國要建立一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去年，我們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確定我們經濟運行的機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至於楊雲所整理的不知所云的「從正反兩方面來討論中國經濟改革的情形」，顯然是從佛氏的、跟著而來的話「整理」出來的。佛氏的原話是︰

So I said to him and as I will say to you, that is an impossible combination. The government, the party, is organized from the top down; the market is organized from the bottom up. You cannot mix those two ingredients.

翻譯過來，是說︰「我當時告訴他，而現在又告訴你，那是一個不可能的合併。政府與黨的組織是自上而下，市場的組織是自下而上。你不能將這二者混合起來。」楊雲老兄的英語水平，平平「有」奇，「上下」變為「正反」，其它就更不用說了。

至於上文提及楊文的第二句，是在佛氏回答學生問題時所說的，其原話是︰

On the whole,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agreement except for the problem of the role of the political authorities. It is the key question when it comes to extending the role of the market.

翻譯過來的意思是︰「總的來說，那次對話，除了關於政治權力的範圍，我們有很多彼此同意的地方。主要的問題是關於市場的運作應該伸展到哪裡去。」

是的，無論是第一句還是第二句，佛氏只說過︰趙氏所說要維護的權力，是黨控制市場的權力。楊雲竟然把趙紫陽要維護黨控制市場的權力，「整理」變為︰要增加趙氏本身的改革權力。可能楊雲像《爭 鳴》編輯那樣，一廂情願地以自己的主張作為趙紫陽的建議。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無心之失是可以將一黨的總書記——舉世最大的一黨的總書記——「加」了罪名。

話得說回來，我很懷疑《紀事》、《驚心》二書，由北京那樣重要的兩大政府機構所編的書，會那樣不小心地引錯了「證據」。佛、趙二人的對話全文，他們怎可以沒有記錄？就是沒有，他們又怎會忽略了我所發表過的記錄。

是的，近幾年來，北京的保守政客，屢指《九十年代》、《爭 鳴》、《解放》這幾本香港刊物是胡說八道的那一種。但如今，《紀事》與《驚心》二書，與陳市長的《報告》那樣，將這些刊物奉若神明，作為經典看待，「引經據典」起來了。

我不知道其它與我及佛利民無關的「證據」孰真孰假，但與我倆有關而我清楚地知道的，其「證據」全都是錯了。這樣，將來的歷史學者又怎會相信那些紀錄與報告——或憑什麼相信其中哪一部分才是真的呢？唯一可信的，是「驚心」罷了。

昔日秦檜要將岳飛置諸死地，說他通敵賣國，勾結金人。皇帝問︰「有沒有那樣的事呀？」秦檜答︰「莫須有！」翻成今意是︰「可能有吧！」一句「可能有」，岳飛就以身殉國。於今看來，趙紫陽的罪比岳飛的大一點︰秦檜只說「莫須有」，而陳希同等人卻言之鑿鑿。但願趙前總書記吉人天相。

我寫這篇文章不是要維護趙氏——在政治上我手無縛雞之力，要維護也維護不了。其它的事我不管，但牽涉到佛利民和我而有關趙紫陽的「罪證」，我是要加以澄清的。要不然，假若趙氏有什麼三長兩短，後來的人將「莫須有」加在我和佛利民的身上，實難消受也！

天下同聲一哭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於七月六日由新華社正式發表，舉世嘩然！這個長達二三萬字的報告，顯然是今年學運以來的幾份重要的官方文獻之一，將來的歷史學者是不會等閒視之的。

今天的歷史，本應是由明天的人來作闡釋的。陳希同所講的話雖大有歷史價值，但我畢竟是今天的人，所以陳市長姑妄言之，我就姑妄讀之。另一方面，我雖自稱是「書生論政」，但書生之見，是不足以闡釋陳市長講話中一些深不可測的論點。

問題是，新華社發稿後的幾個小時內，有兩家香港報社的朋友打電話給我，大談該文的重要性，而又同時指出，該文的第一章，以「動亂的醞釀和預謀由來已久」為題的，暗示著我是主角！這當然把我嚇了一跳。到了次晨，陳文見報了，就有更多的朋友奔走相告。我於是想，對陳市長的講話我是要作點客觀的響應的。時逢暑假，而母親又進了醫院，我總是提不起勁執筆。本來是有時間性的響應，一拖就拖了個把月。


巧合雷同，呼之欲出

陳市長的講話開始時說：「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從四月中旬到六月上旬，極少數人利用學潮，掀起了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首都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這裡所指的「極少數人」，當然與我無關。但是，過了不久，當他談起去年九月時，就提到「當時在黨內和社會上的確有極少數人緊密勾結，明裡暗裡進行了大量極不正常的活動。」

他跟著所說的「不正常活動」可圈可點：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趙紫陽同志去年九月十九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後，一些據稱與趙紫陽『智囊團』有著密切聯繫的香港報刊，大肆進行宣傳，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信息。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獨裁者』。香港《解放》雜誌也刊登長篇論文，說北京一些人同香港傳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滅』的關係，這種微妙關係『有了一個最新的個案顯示，那就是在最近一個月掀起的倒鄧保趙風』，還說什麼『就中國走資的希望言，他們看準了趙紫陽』。」

為什麼那麼多的朋友讀了這一段話後會紛紛打電話給我呢？答案是頗為明顯的。第一，陪同佛利民（大陸稱弗裡德曼——那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去見趙紫陽的是我。第二，雖然我與趙氏的「智囊團」沒有「密切聯繫」，但我認識其中好幾位，而在香港「大肆進行宣傳」佛、趙會面的人，只有我一個。第三，「《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獨裁者』」，顯然是弄錯了。李怡給我作的訪問沒有提及「獨裁」這回事，但一提到讓趙紫陽有「獨裁」改革的權力，香港的讀者就會想到我（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曾經這樣說）。陳市長看來是讀了《解放》雜誌批評我的「獨裁」建議與李怡連帶在一起，就產生了混淆。是的，我雖然沒有「呼籲」，但一向不反對在中國的經改過渡期中，明智而又仁慈的「獨裁者」是可取的。第四，《解放》雜誌提到「倒鄧保趙」那一期，是以我作封面「人物」，其中有三篇文章把我牽涉進所謂「倒鄧保趙」內，使我發了脾氣，導致香港去年論壇上的一點風雨。

陳希同市長沒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沒有提到香港某教授等的間接指責。這一點，我是感謝的。甚至連去年十一月二日我在《香港經濟日報》所發表的、後來被一些人認為是今年初興起的「新權威主義」大辯論的導火線——《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陳市長也沒有提及。這可能是因為他認為我是學者，從來不搞政治，就放我一馬。更可能的是，他在作報告時從來沒有想過張五常這個人，或根本不知道我這個人的存在，但他在上文所提及那一段的幾點中，巧合雷同，使香港的敏感讀者們有了誤會，就想到我這邊來。香港的讀者對我過於「重視」，的確是「由來已久」。我想，就算是誤會吧，我也應該加以澄清。


票價奇高，需要宣傳

佛利民要到中國大陸去，是去年二、三月間的事。我在四月（去年）打電話問他，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他回答說：「中國的行程由你安排好了。但我不想到北京和桂林去，因為我在一九八○年到過了。」我想，桂林是風景名勝，而名勝之地中國有的是，他應該到西安走走，但八年經改後的北京新氣象，他怎能不去看看呢？我知道佛氏不會相信我說的北京今非昔比，要用什麼辦法引他到北京去呢？

我於是寫信給北京的一些朋友，說：佛利民不想再去北京，除非有一些重要人物能跟他真誠地談談，客套的應酬可免則免。這些朋友的回信反問，佛氏要見哪一位執政者。我想，佛利民的思想敏捷，反應快如閃電，而說話又從來不客氣，乾脆利落的，台灣的一位執政者就「領教」過，令人尷尬不已，我可不要把愉快的行程弄僵了。我最初想到鄧小平（於今想來，沒有要求拜訪鄧氏是我的大錯），但一則見鄧氏通常給外賓的時間很短，難以暢談，二則知道鄧氏很少接見外賓，恐怕北京的朋友碰壁，大家難為情。事實上，北京一位朋友的回信中，也暗示要見鄧小平恐怕不易。李鵬呢？他是佛利民的後一輩（年輕十五歲），我恐怕在會面時佛氏的措辭會像教學生似的（英國的一位執政者就曾如此這般地受教了）。

我於是建議要見趙紫陽。到了六月，北京朋友就回信，趙氏願意接見佛利民。從以上可見，是我代佛氏求見趙紫陽，而非趙氏要見我們然後邀請的。這也是說，那是機緣巧合與當時形勢所「迫」的選擇，與「動亂」的「預謀」相去十萬八千里。（而且，誰能「預」知後來所發生的北京事件呢？）

那是在北戴河會議、硬闖價格開放碰壁之前的決定。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國的形勢嚴峻，到了「存亡之秋」。我看形勢不對頭，就想建議佛利民暫時取消中國大陸之行。但他已答應了上海復旦大學的邀請，並且有關的講稿已寫好了。既然要到中國、北京之行是不能取消的。我只能向佛氏解釋中國形勢的嚴峻，希望他知所適從。另一方面，我也告訴他因為形勢如是，他中國之行可能是歷史性的。他說我傻得可愛。想不到，我比他更有「先見之明」！

都是香港中文大學王於漸給我惹來的「禍」！佛利民決定在中國大陸之行後到香港來，王於漸希望佛氏能替他新辦的經濟研究中心宣傳一下。這「中心」的創立與我有一點關係，我當然樂意拔刀相助。我想，佛利民天下知名，於是建議︰請佛氏在香港作一次收費的演講，收益全部捐給一個基金，對那「中心」可助一臂之力。王於漸立刻贊同。

我於是租了香港一個可容一千一百七十人的會場，除了二百多學生可購廉價票外，其餘的座位票價高得驚人，其中四百五十個座位的票價是每張一千元港幣！（後來總收入六十多萬元，扣除費用後，基金獲五十餘萬元，可算是一個紀錄了。）

雖然我認為佛利民的號召力非同小可，但一千元的票價實在是膽大包天！要是門票賣不出去，除了位置「高高在上」的學生座位以外，其它座位空空如也，我的面子可以不顧，但佛利民的面子怎樣呢？宣傳是需要的。我在去年六月十五日為此發表了《佛利民現象》，客似雲來，我可還是不放心。所以當《九十年代》的李怡要求我在北京回港後作第一時間的訪問，我就一口答應了。事實上，我不僅答應李怡，也安排了《香港經濟日報》及《資本雜誌》給佛利民作訪問（他們是要捐錢給王於漸的「基金」的）。另一方面，佛氏和我在中國旅遊時，我盡量讓香港的記者加以報道，希望能增加收費演講的號召力。

李兄要第一時間訪問我的原因，是我於九月二十日回港，而《九十年代》要在十月一日面市的。他要求二十日晚上訪問，我好不容易推到二十一日的早上。《解放》雜誌的主事人見這訪問來得那樣快速，就說是有「預謀」，在時間安排上說，那是對的，但說我有什麼政治企圖、居心，搞什麼「倒鄧保趙」，就實在是想像力過於豐富而看不起我。我曾經為了讚揚鄧小平而給台灣棄稿，受了「辱」，而在兩年多前的安徽合肥學運後我對鄧氏批評有所保留，也給朋友私下裡批評了。我對鄧氏的觀點歷來都沒有多大改變（現在也沒有），然而，我也一向認為，人過了七十五歲是不應該繼續執政的。鄧小平如是，趙紫陽也如是。

話得說回來，決定要多些宣傳時，我沒料到九月二十日回港後發現，佛氏演講的入場票竟被搶購一空，甚至有四百元的票價「炒」至千多元。其後我為趙、佛之會面寫了幾篇文章，是因為跟佛氏一樣，我對趙紫陽有點衷心佩服，而我又覺得那會談有歷史性意義，應該有些記錄。

陳希同市長所說的「大肆宣傳」，可能還有一個原因。我那幾篇關於趙、佛會談的文章，在好些地方都有轉載。這樣，本來的幾篇就變了幾十篇，「大肆」之至了。


特權分子要走印度之路

近十年來中國的體制改革，是人類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這改革的困難程度與艱巨工程中所受的阻力，罄竹難書，就是樂觀如我，對其成功的機會也從來不敢高估。四年多前，我斷言中國不會走回頭路——不會重走那大鍋飯與鐵飯碗的老路——在今天我還是這樣看。但在當時，見到勢頭轉歪了，我就大聲疾呼，說中國有七成的機會會走上印度之路。那是一個政府壟斷國營企業、分類管制、貪污有界定權利的制度。只要貪污的權利一旦分清楚了，河水不犯井水，更多的改進就不可能了。印度一直在談什麼民主，有什麼直選普選，但四十年來還是依然故我，民不聊生，改革又有何見效？印度人有悠久的文化，有先天的智慧，只因為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就命途多舛！

一九八六年夏天，我指出中國大陸比較容易改進的，都辦得差不多了，但遠為困難的局面將在前頭，因此對之不敢樂觀。話雖如此，我還是將走上印度之路的可能性減至五成。這是中國大陸半個世紀以來的黃金時代。跟著而來的、從安徽合肥起的學運所引起的發展，使我立刻將「印度機會」升級，從五成升至六成。那是一九八七年的情況。

到了一九八八年春夏之交，鄧小平與趙紫陽說要硬闖價格開放，我一聽就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遠在一九八一年，我斷言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困難，是開放改革與特權利益的衝突。其後每隔數月我就將這困難重提一次，認為除了以金錢或資產將那些特權買過來，使他們棄官從商，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麼順利的辦法能闖過這一關。（最近北京宣佈不准高干子弟從商，會弄巧反拙，因為這會使他們棄商從官了。）我也認為改革與開放的速度是越快越好，因為闖關是要有衝勁的。價格管制——這包括物價管制、利率管制、匯率管制、工資管制等——使特權分子有大利可圖。硬闖而放之，是一個取締特權的大膽嘗試。當時我想，特權既然難以買賣成交，那麼硬闖也是辦法。我於是眼在看，耳在聽，腦在想，心在跳，一身冷汗，靜觀其變。

殊不知到了去年七月，一闖就闖得頭破血流！作為一個關心中國前途的人，我的心很沉重，差不多連跳也跳不起來了。理智地想一下，我就將走印度之路的機會提升至八成。今年春天，北京的一些經濟學者也說中國是像印度了。到了四月，我有機會遇到幾位我很欣賞的、訪美後經港回大陸的新朋友——幾位四通集團公司的主事人——在晚飯的席上我問了一些問題，就意識到特權與開放的衝突，已白熱化而達至頂點。最近學運所引發的事件，只不過借題發揮而已。

今年五月初，我替《法言》雜誌寫的一篇文章（六月初發表），就直指假若趙紫陽下台，中國走印度之路的機會是九成，而假若北京又大事壓制沿海一帶地區的發展，則希望盡去矣。


趙紫陽有獨步單方

中國經改的困難自成一家，怎樣才可以闖關難以肯定，但哪一種辦法闖不成倒是可以肯定的。我以為那人云亦云的所謂民主投票，不會有建樹，反而有可能弄得一塌糊塗。去年我曾建議（前年評論學運時也同樣建議），讓一個明智而又仁慈的人有「獨裁」的權力作改革，應是上選。在這點上佛利民只同意一半。他老生常談地提出承繼的困難，指出不少愚蠢暴君的經驗來。但我認為中國既然前無去路，大賭一手「獨裁」改革是值得的。後來在北京興起的「新權威」論，擇其佳處，大有可取，但這辯論的整體卻不夠水平。

我建議趙紫陽「獨裁」改革，是因為我認為他在明智那方面是及格的。但我並非由於欣賞趙紫陽而主張獨裁改革，而是由於中國的情況，在今年學運之前已陷於困境。中國要到改革大有所成之後，才能搞什麼民主投票的。

但以趙紫陽為「獨裁」者，是有其另一面的重要之處。中國大陸的共產經驗一敗塗地，而又不願意行私產制度，那怎麼辦呢？這是經濟學上一個極為湛深的問題。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形象，但又要有私產與自由市場的經濟活力，而這二者並駕齊驅，又要搞得像樣，不至於掛羊頭賣狗肉。說實話，我想不到哪一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能有可行的答案。

就算北京一反常態，指明要將共產改為私產，也是難於上青天。然而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權既要魚，又要熊掌，豈不是難上加難？在這個千載難逢的經濟難題上，趙紫陽與他的智囊團顯然是下過很大的功夫。把他們的零碎工程加起來，有系統地組織及改進一下看看，其效果使人有鬼斧神工之感。在這方面我也曾逢場作興，在外圍按部分析，覺得對自己的知識大有裨益。

這個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的妙方——可以說是趙氏的獨步單方（其實鄧小平對此也有大貢獻）——是這樣的。第一，將兩權——所有權與使用權（或經營權）清楚地分離。第二，把國營企業搞徹底的承包制。第三，有了徹底的承包，以股份制使權利有明確的界定。第四，讓私營企業及三資企業發展，自由地參與競爭，廢除國營企業的壟斷權。第五，取消一切價格與進出口管制。第六，改善銀行制度，以控制貨幣量的辦法來控制通脹。

這魚與熊掌兼得的辦法，雖然比不上捨共產而取私產來得易辦，但仍可以有類似私產的生產特效，可以利用自由市場的活力。在這問題上我與佛利民談了很久。起初他有點保留，後來是同意了，認為最佳的資本主義與最佳的社會主義是會匯合在同一點上。這是中國大陸十年經改對經濟學的一個大貢獻。如今趙去江來，不知那獨步單方是否失傳了？


大家都希望見到奇跡

中國的經濟改革要是成功了，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歷史奇跡。很多學者為了要親眼見到，都希望中國能好起來，默默地為她祝福。佛利民是其中一個。陳希同市長竟然指他為「動亂」的「預謀」因素之一，是表錯了情，也可說是度錯了君子之腹。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有科學上的好奇心，我當然也要一睹奇跡為快。但我與佛利民有一點不同處︰我是中國人，由於血濃於水的關係，當然有更大的關心。除此之外，我從來不認為我可以改變什麼，雖然有時關注之情，溢於言表，在行文中使人覺得我是有意推行改革的。

在一篇談及方勵之的文章裡，我批評方氏的一個缺點，說他患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不治之症︰過於熱愛國家，過於熱衷於國家的改進。其它知識分子之如金觀濤、劉賓雁、戴晴、曹 思源、李洪林、王若望……等等，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關切越深，其言論有時會使人覺得是「造反」。在這次學運中，言行變得大為收斂、慎重之如方勵之，也被通緝，不免令人覺得北京政權實在是太無雅量了。這也使人意會到這政權自知是犯了大錯，於是一不做、二不休，以為亂捕濫殺就可以斬草除根，然後就可以安枕無憂了。

是的，任何稍知自量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明白，中國的命運是大勢所趨，不是一個或幾個書生就可以將歷史的巨輪扭轉方向的。方勵之說民主是要爭取的，但私下裡問他，知道他無能為力，其意見是，在暗地裡搞什麼組織是愚不可及的。他只希望能與執政者展開對話；然而，他可能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微不足道的要求，就成了「反革命」之罪。

我不否認一些人盲目附從，不否認一些人藉著學運而大出風頭，過一下「英雄」之癮，也不否認一些自以為是了不起的青年，不知天高地厚，高估了自己的本領，搞一些「地下」組織。但這些個別的行為顯然不成氣候，更不要說有什麼大作為了，北京當局大可視若無睹，一笑置之。不幸得很，與此相反，當局顯然是將「愛國」與「反革命」的概念混淆而將二者打成一片，竟以亂殺、亂捕、亂禁的辦法來趕盡殺絕。如此一來，不造反的要造反，在地上的要跑到「地下」去，和平的要被迫拿起武器來。本來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撮」，驟然間變為一大群了。假若毛澤東仍在，他也會大叫︰亂來不得也！


同情不等於同意

毋庸諱言，我是同情北京學生的。我也被他們的決心感動了。不僅我是這樣，而且也想不到有哪一位我所知的學者沒有同感。但我的支持只是局部。我同情北京學生及民運人士，但對他們的主張，有好些地方我不敢苟同。不滿意於所見的效果容易，但要知道怎樣做才能得到可取的效果就困難得多了。

三個星期前我在美國與佛利民詳談中國學運的悲劇時，他突然問︰「一位朋友認為，北京一些民運人士的共產思想很重，比壓制他們的政權還要『左』，你怎樣看？」我回答說︰「這也不無道理，雖然說得誇張一點。我是支持（同意）中國民運人士所反對的大部分，但他們所贊成的，有好些地方你和我都會反對。」

我於是舉出劉賓雁的例子。我尊敬劉賓雁的氣節，幾乎支持他所反對的一切，但他高舉共產主義的優越性，以為人性可以更改，低貶美國的「精神文明」，我就不同意了。說起來，我想不到劉氏在思想上有什麼觀點與北京政權的表面言論有什麼不同。這政權指控劉賓雁，似乎只是受不了他的批評而已。而這些批評，北京當局在言論上也類似地那樣說。

我提到嚴家其，指出他認為搞放開價格是鄧小平的大錯。但是，若價格不放，特權得益，人權於是不平等，民主又從何說起呢？我跟著談及吾爾開希。這位死裡逃生的青年，用了二十多分鐘、數以美元千萬計的舉世矚目的電視黃金時間，從頭到尾大呼口號，沒有內容，真是「走寶」之至。我談到柴玲，認為她的錄音令人感動，但只是感動而已……

不要以為我低貶這些人——他們比我偉大得多了。不要以為我一般性地反對他們所贊成的。像方勵之與戴晴等人的觀點，有很多地方我是欣賞的。但文革十年對知識極力摧殘，或多或少總有點後遺症。中國大陸的民運人士還需讀的書，實在太多了。民主究竟是什麼，不是信口開河的話題。以教授的資格來品評，中國及香港的民主言論，連百多年前米爾的水平也遠為不及。在知識上中國要急起直追是明顯不過的。可是如今，為了要趕盡殺絕，這政權就比秦始皇厲害數十倍，將書大禁特禁。現代化成了笑話！


微妙的言論轉變

基本一點說，我反對中國民運人士所贊成的，是因為他們的理想不切實際，可望而不可求。四十多年前，在毛澤東寫《沁園春》時，類似的理想令不少中國人民興奮。到了五十年代，家喻戶曉的《東方紅》，曲詞內有「為人民謀幸福」之句，使激動的歌者潸然下淚。理想與願望是人之常情。有誰不希望生活過得好？而政客呢？雖然他們基本上都是為了自利，但在言論中他們總會說一些為人民謀幸福的話。

然而，在北京大鎮壓後的今天，我發覺到一個令人費解的微妙轉變。政權所用的口號還是經濟改革以前的「光榮、偉大、勝利」之類的空話、術語，「資本主義」——雖然沒有解釋是什麼——是不好的，要打倒；偉大的思想要堅持——都是老生常談——但人民的生活怎樣就完全沒有提及！

是的，在近來排山倒海的北京言論中，我沒有看到、聽過半句關心人民生活的話。在中共革命初期，這些話中聽不中用，是不切實際的理想，是衷心還是假意我們不知道，但還是一遍一遍地說了。到了今天，這些話連說也懶得說。四個堅持是為了什麼？反對「資本主義」是為了什麼？「光榮、偉大、勝利」從何而來？以坦克車，衝鋒鎗清理了天安門廣場，就算是偉大嗎？

是的，陳希同市長的講話（「平亂」報告）有代表性。在二三萬字的長文中，我找不到半句關心人民生活的話。這樣看來，北京政權在今天支持共產只是為了共產，四個堅持只是為了堅持，反對「資本主義」只是因為這個名目本身是大罪。人民生活的效果對他們是無關宏旨的。

連不切實際的理想的話也懶得說，是中國大陸政治言論的一個微妙、有趣的轉變。


兩個現象深不可測

北京處理學運的手法與言論，有不少地方我們難以理解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發覺有兩個現象深不可測。

仍然健在的幾位革命元老，要維護他們的權益是不難理解的。但他們都在八十歲以上了，生活舒適，對物質享受的要求不會像我們年輕一兩輩的人那樣大。以經濟學上的功用函數理論作分析，他們所關注的應該是自己將來在歷史上的聲名。事實上，一個領導人在晚年之際要爭取萬世流芳，是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之一。

然而，從北京處理學運及一連串的事件看，中共的元老似乎對歷史的評價漠不關心。要是中國大陸還是像昔日那樣閉關自守，那麼閉門自造歷史也無話可說。但他們堅持對外開放已有十年，應該知道歷史怎樣寫是不會讓執政的人刻意左右的。

文采斐然之如毛澤東，在晚年時對自己的歷史地位還是有所顧慮，而今天人們對他的評價，證明他當年的顧慮是有先見的。為什麼支持開放十年的北京元老，竟然置自己的歷史地位於度外？事實上，在這個年代，在世界漸趨大同的今天，一個中國領導人要名留青史，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它年代，任何其它地方，遠為容易。為什麼輕而易舉的重大收益也不要？此乃難明之一也。

權力鬥爭四十年，成王敗寇，這樣的生涯應該不好過。即使像毛澤東那樣長勝不敗，或像鄧小平那樣三下三上，總不免日夕提心吊膽，坐立不安。領導人如是，老百姓更如是。舉國民不聊生的不幸姑且不談，凡事要歌功頌德，言不由衷，比「資本主義」下的市儈還要賤價地將靈魂出賣，日子怎會過得愉快呢？

我不敢在這裡大讚美國「資本主義」的物質享受，但那裡的確有言論的自由，有求知的自由，有選擇的自由，可以照顧朋友，也可以不照顧朋友，可以用功賺錢，也可以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也是在美國，每個人都可以參政，也可以大罵政治，既可以大展鴻圖，亦可以安分守己。物質享受姑且不談，這樣的生活不是很寫意嗎？沒有哪一位有道行的經濟學者會把物質享受放在至高之處的。私有產權對物質的供應如有神助，但物質之外，精神上的寫意生活難道也不重要？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任何社會都是如此。在中國大陸，得勢的幹部是適者，是贏家。可是他們總應該知道，他們的生活並不寫意。漠視人民的生活而為自己的利益設想，經濟學者難以厚非。但自己兒女及兒女之兒女的未來日子，怎可以不為之設想一下？難道大陸的執政者希望自己的後代，將來會像今天大陸的知識分子那樣過日子？難道他們但求後代有一官半職，懂得怎樣面面俱圓地大唱官腔，就覺得生活寫意了嗎？此乃難明之二也。


結論︰天下能不同聲一哭乎？

我沒有改革社會的意圖，更沒有以為自己能夠改革中國的幻想。要不是我在抗日戰爭期間在大陸逃過難，見過每隔幾天就有一位小朋友離開人世，我今天不會為中國的青年大發牢騷。有感而發的牢騷，說不上有什麼意圖。老實說，四十餘年前的眾多小朋友之死，比不上今天的北京學生之死那樣令我心境難平。牢騷是要發的。我明知感情表達與理智分析連帶在一起的文章不易寫，但還是寫了。

我對歷史下過一點功夫，對歷史是尊重的，知道史實是不能由像我那樣的人更改。然而，為歷史作一點客觀的見證，是我的本分——我以此謀生。從一個狹窄的角度看，這也算是「影響」歷史了。

我在上文提及，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的黃金時代是一九八六年。那時鄧小平還有兩大支柱︰胡耀邦還是總書記，趙紫陽還是國務院總理。雖然那時大陸的經改一波三折，但改進的速度快得驚人。然而，那時有不少人見到大陸有許多說不通的事就破口大罵。我為當時的改進擊節讚賞，也被香港一些所謂民主人士罵了。不知今天這些人會怎樣想？

在那黃金時代的日子裡，我希望中國的改革還能快馬加鞭。我明知欲速不達，但不加速，又怎有信心闖過「印度」那一關？也是在那時，胡耀邦說大陸傳媒的報喜與報憂應該是八、二開，我就對他批評。於今想來，是怪錯了他︰八、二總比十、○好得多。

炎黃子孫就有這樣的一個弱點︰熱情有餘而實際不足。同情北京的學生，對他們關懷，但他們畢竟年少無知，不識進退！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有三百萬人遊行，表達他們內心的共鳴。適可而止，學生們應該回家吃飯、上課了。要表達的既已表達無遺，就應該得些好意須回手。那天晚上，我對著電視發呆，到十八日凌晨四時才睡覺，醒來窗外日遲遲了。驀然驚覺，我立刻掛個電話到北京給方勵之，請他盡快到天安門廣場勸學生們回家。我說得很清楚，那是百載難逢的大好時機，而勸學生們回家，我想他是可以辦到的。他也同意學生應該適可而止，說很多關心的朋友已經盡力而為，但結果還是如此，所以他自己是無能為力的。

兩年多前的學運倒了胡耀邦，今年倒了趙紫陽。這是中國經改的一個大悲劇。然而，天下的人都同情促成這悲劇發生的學生運動，天下的人能不為此而同聲一哭乎？

假若中國大陸沒有學運的出現，那裡的改革會怎樣呢？將來的歷史學者這樣想時，會感到惘然。是的，長遠而言，學運可能會帶來好處，但也可能促成中國走上印度之路。在這點上，劉賓雁、嚴家其等人比我樂觀了。就算北京政權在不久的將來會因此而兵敗如山倒，其體制改革速度也很可能不及學運出現前那樣快。

我重讀兩年多前，我為起自安徽合肥的學運所寫的文章而無限感慨。今日重讀，我對該文的結論覺得滿意。這結論想來陳希同市長可能會同意的。茲僅錄有關文字於後︰

只要年青人不是強詞奪理，不是盲目附從，而能清楚地明白他們所需要的，沒有人可以反對他們對制度改革的要求。這是因為改革制度是歷史的事，不管是好是壞，將來的中國是現在的青年的天下。

中國現在的高層領導人，也曾年青過。想當年，金戈鐵馬，他們以自己的信念與熱情來改革中國。可惜的是，他們當時的信念是基於錯誤的訊息，只贏得江山依舊，民不聊生！

今天中國學生的訊息是大有不同了，但以上街行動作要求，是否弄巧反拙，倒是一個疑問。這疑問的主要理由，就是假若我對上街運動的學生的解釋是正確的話，那麼他們所要求的，近幾年來可說是一日千里。起碼在表面上，他們「上街」所帶來的效果，似乎是適得其反，不能加速體制改革的速度。

我也認為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思想教育，中國的學生對歷史缺乏認識。他們可能認為中國政策上的一放一收，官商勾結，貪污問題嚴重，是改革的倒退。但這些事是改革過渡期中無可避免的。我常說，中國可能走上印度之路，可是由一般觀察所得，中國能避開這歪路的可能性還是相當大的。

上街的學生又可能認為，以民主投票的辦法來協助體制的改革，可事半功倍。這個觀點，歷史的經驗是不支持的。我不是反對民主投票，但在改革的過程中，明智的「君主」式「專政」遠勝民主投票是可以肯定的。當然，中國的執政者不一定明智，更何況他們要維護自己的特權利益。但「專政」改革與「民主」改革這二者的選擇，對於「百廢」了近二百年的中國來說，我倒樂於走其「險著」，毫不猶豫地選取前者。……

嚴寒的天氣減少了這次學運的人數，而政府以並無說服力的教條言論來加以壓制，於事無補。學運再來的可能性是不能低估的。有秩序的遊行，因幾個好事之徒而引起動亂，從學生到工農的參與，從民、警而至民、兵相對，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多的是。中國再也不能多付出一次流血革命的代價。就算不流血，沒有革命，官、民的衝突所引起的混亂，教條言論的威脅，對外資內資的信心怎會沒有不良的影響？而那些地方性的有意圖改革體制的幹部，又怎會見壓制或鎮壓的手段與言論而不生畏，又怎會不為自保而置改革於度外？

遊行可亂，鎮壓驚心——這二者加起來的困難不易解決。歷史的經驗沒有妙方。但有三點我是可以指出的。

第一，學運所引起的煩擾與開放的多少是成反比的︰此上彼落。中國的南方比北方開放；學運之勢在南方遠為輕微。而在中國的所謂「保守」的革命元老，都是較少到外國走動，少看今天的世界。他們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自由」，在今天的先進國家根本就不是他們所說的那一回事。

第二，讓學生們搞一些以不損害他人名譽的言論自由的刊物，是刻不容緩的。書面的表達不僅是比「上街」遠為平和，而且寫下來的爭論，對思想的啟發，對知識的增長，都大有裨益。中國應該擔心的不是學生的要求，而是這要求是否經過清晰而慎重的思考。如果不能自由發揮地將思想寫下來，就難有長進。這是我們從事學術的人一致公認的經驗。

當然，自由的言論可能觸犯了黨的立場。但這立場的可取與否，是應以自由的言論為試金石，更何況中國的執政者認為黨與政是應該分離的。

然而，目前北京所採用的手法，適得其反︰言論受到大力的壓制。這不能不使我提出第三點︰政府要約束哪一種行為是應該說得一清二楚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術語（及其概念），與中國多年來所用的約束行為的術語（及其概念）的相同處，是模糊不清。不明確的約束——像三年前的「反精神污染」——若只是象徵式地施行還可，但若大事推行就使人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杯弓蛇影，而新興的市場對此類「風聲」更是敏感的。不知道政府要約束、要限制的究竟是什麼，經濟即使不倒退也會裹足不前的吧？

很不幸，政治與經濟息息相關，互相影響——在中國，前者對後者的影響尤大。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中國還是不會走回頭路的。然而，這點個人之見，並不等於投資或生產的人不會由於近日高調子的言論而失卻了近幾年來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信心。民無信不立！難道中國幾年來艱苦經營所得的進展，真的要糊里糊塗地毀於一旦？

（錄自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九日所寫的《也談學運》一文）

《存亡之秋》目錄

新序：中國改革回憶錄
原序

一、特權利益與通貨膨脹
私產化與特權利益的衝突——中國體制改革的經驗（附後記）
大家齊來「撈一把」（附後記）
中國的通貨膨脹（附後記）

二、我們的一些建議
解決中國金融財政困難的十個建議
關於中國推行股份制的一些建議

三、趙紫陽與佛利民
大同與小異——評趙紫陽與佛利民的歷史性會談
趙紫陽與佛利民的對話
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附後記）

四、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同（附後記）
繁榮三大因素：自由、私有、市場
北京聽眾問得高明，佛利民答得清楚

雄軍盡墨話當年——憶容國團

最近世界乒乓球賽在西德舉行，中國大陸的男子選手全軍盡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國團在世界男子單打的決賽中，左推右掃，把匈牙利名將西多殺得片甲不留。中國作為乒乓王國是從那天起的，到今天為止，整整三十年。沒有哪一項體育活動能這樣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來，很多朋友要求我寫一篇追憶容國團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筆來，內心實在不好過，寫不上二百字就停下來了。今次中國男子隊落敗，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國團在一九六五年親手訓練出來的女子隊，薪盡火傳，到今天還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壇。我想，阿團若死而有知，也會感到驕傲吧。一個身體瘦弱的體育天才，其影響力竟然歷久不衰，而女子隊的成就只不過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國團和我決定分道揚鑣。他打算去中國大陸，而我卻要到北美洲去碰碰運氣。他決定北上的原因是這樣的。該年初，他獲得香港的單打冠軍，跟著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龍的伊利莎伯體育館以二比零擊敗了荻村伊智朗。荻村並非一個普通的世界冠軍。他的正手抽擊萬無一失，百戰百勝，於是紅極一時，沒有誰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國團當時在一間左派工會任職，備受外界歧視，賽後在伊館的更衣室內，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兩個人。戰勝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沒有記者來熱鬧一下，他顯得有點尷尬。我打開話題，對他說：「你的反手推球越來越快了，應該有資格向世界冠軍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說：「今晚我勝來幸運。不要忘記，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際，荻村發球出界。」我說：「打五局三勝，你的體力可能不及，但三局兩勝，我認為你贏面居多。」

到了五月間，馬尼拉舉行亞洲乒乓球賽，容國團竟然成了遺才，不被選為香港隊的選手之一。連亞洲賽也不能參加，世界賽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認為：他要進入大陸才有機會闖天下。北行就這樣決定了。想不到，昔日我們的好意勸勉、支持，到後來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離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團清早給我電話，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職的工會見見他。會址在灣仔修頓球場隔鄰的一幢舊樓上，我到過很多次了。那會所是一個不及一千平方呎的單位，其中一個小房間作為圖書室之用（阿團是圖書室的管理員）；另一小房間，放一張康樂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著一盤象棋（我有時在那裡閉目讓單馬，倣傚著馬克思筆下的「資本家」那樣去剝削一下那工會的會員）。餘下來的一個較大的房閒，放著一張乒乓球桌。這是容國團的天地了。

日間無聊（他那份工作的確無聊之極），沒有對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單獨研習發球。可以說，今天舉世高手的發球有如怪蛇出洞，變化莫測，都是源於這個不見經傳的工會之鬥室中。也是在這斗室之中，容國團創立了持直板的四個重要法門：發球、接發球、左推、右掃。我們今天看來是很基礎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卻是一個革命性的創新。容國團的方案一定下來，日本的乒乓王國就一去不返了！

話說那天下午我應約去找他，會所內只有我們兩個人（日間那裡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國，而過幾個月他也要到中國大陸去了。在那時，遠渡重洋，差不多是生離死別的事，更何況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訊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幾段時期朝夕與共，談天說地，大家都有點少年人的豪氣干雲，對什麼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們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見見面就行，毋須多談什麼似的。

「行裝都整理好了吧？」他輕聲地說。「差不多了。」「到那邊還打算搞攝影嗎？」「攝影機是帶去的，但將來不會靠攝影謀生吧。」他看著我，想著些什麼，說：「我不知道你將來會是什麼行業的大師，但你總會是其中一個！」我想，是說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遠走他方，前路茫茫，連起居飲食也不知道日後如何，還談什麼大師了？我知道他很羨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羨慕的卻是他的才華。我於是回答說：「我的機會可能比你好，但你是個音樂天才，也很可能是將來的世界乒乓球冠軍，大家以後努力吧。」

最後，他說：「我沒有錢，不能送給你些什麼，把我的球拍送給你怎麼樣？」我喜出望外。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兩年後他贏得世界冠軍，那球拍就給朋友「搶」走了。他又說：「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發球技巧，今天要你到這裡來，是想教你怎樣打這一招。」我當時心想，到北美洲還打什麼乒乓球呢？但見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卻？

那是一招反手發球，同一動作，可以有上、下兩種不同的旋轉。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樣的發球當然是平平無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確是創新。後來我憑這招發球得了加拿大冠軍，見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對手臉有「怪」色，輸得糊里糊塗，我實在覺得有點尷尬。

離港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阿團。後來朋友來信說他去了大陸；但一般人都知道，當年從外國寫信給中國大陸的朋友，可能會給後者帶來牢獄之災。於是，我們二人之間音訊斷絕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個晚上，我在多倫多一間影院裡看電影，正片前放映新聞簡介，突然從銀幕上見到容國團勝西多的最後一分，我霍然而起，電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後整晚也睡不著。

十年後，我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駕車到溫哥華一行，遇到了一位從中國大陸來的乒乓球員，就很自然地向他問及容國團的情況。他回答說：「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殺的。」晴天霹靂，我淚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國團熱愛國家。但當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時，一位共識的朋友對我說，他變得很崇拜毛主席，對共產黨有萬分熱情，當時我就有點替他擔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學，在鄒讜那裡知道不少有關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紅衛兵像費沙那樣，將資本的概念一般化。我於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資本，不知容國團怎樣了？一九六八年，我為此在《政治經濟學報》上發表了《費沙與紅衛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紅衛兵的資本概念是正確的，但假若他們真的要消滅資產階級，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倖免。在該文的結論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徹底地消滅所有資產階級，中國大陸只能有一個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無盡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國團熱愛生命，外軟內剛，決不會輕易地自殺。他的死，使我深深地體會到文革的恐怖。後來我才知道，從香港到大陸去的三位乒乓名將——姜永寧、傅其芳、容國團——都自殺了，而阿團是最後一個。他熱愛生命是對的吧！內剛之如容國團，也經不起文革的一擊。

文革之後，容國團之被平反也令我反感。死者死矣，平反就算是有了交代嗎？受害者不可能知道的道歉，說笑罷了！北京當局唯一可以做到而又應該做的一點補償，是盡其所能去維護容國團的下一代。這就要廢除等級特權，尊重人權，推行法治，給活著的年青人大開機會之門。

容國團是廣東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舉辦一個容國團誕辰五十週年紀念會，隆重其事。不知道他們從哪裡獲悉我是阿團少年時的好友，邀請我參加。我當時在美國，電話中知道這個邀請，就立刻飛回香港，睡也沒睡好就趕到珠海去。進了當地的一家賓館後，不知與誰聯絡，正彷徨無計時，突然在會客廳內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說：「你是容國團的女兒！」她對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陣溫馨。

我跟著見到她的母親，大家不停地細說阿團的往事，一說就是幾個小時了。後來我們去參觀珠海市為紀念容國團而建立的銅像，見到銅像下邊所刻的銘文竟然沒有提到容國團是怎樣去世的，我衝口而出：「寫得不好！」她們母女倆看我，我不再說什麼。我想，假如由我執筆，我是會這樣寫的：

「容國團是廣東珠海人，生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獲得世界乒乓球賽的男子單打冠軍，也就是中國在任何體育上的第一個世界冠軍。他對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訓練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軍的女子隊。在此後一代中的世界乒乓球壇上，中國戰績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國團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殺身亡。」

北京聽眾問得高明，佛利民答得清楚

五常按：佛利民在北京科學會堂講話後，聽眾的發問很踴躍，以至在開始時有點混亂。後來我建議聽眾用紙張寫上問題，由我選擇；秩序安定下來後，「問題」厚越一吋，這使佛利民笑逐顏開，但可惜的是，大部分問題由於時間不足，不能作答了。

北京的聽眾有很高的發問水平，比之後來佛氏到香港時，在付了高價購票而來的一千七百聽眾面前演講後，所接到的同樣是寫在紙上由我選擇的問題，高明多了！這可見北京的有識之士，對國家的經濟問題著實關心。同樣重要的是，在香港及外地關心中國前途的讀者，見到這些問題，也許會同意，就算在今日中國的「存亡之秋」，我們仍有一些樂觀的理由的。


問：控制貨幣供應無疑可以遏止通脹，但做法卻有不良的就業和薪金的影響，這究竟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答：我再次強調，貨幣供應控制得宜是遏止通脹的唯一方法。這個論調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的經驗中都得到驗證。由於人為錯誤而導致通貨膨脹，要解決這問題的話，一定程度的犧牲是必需的。如果在控制貨幣的同時，放寬價格管制，這樣就能抵消控制貨幣所造成的緊縮現象。這兩種方法是互相補助，而非互相牴觸的。

問：在控制貨幣方面，應該從貨幣供應著手，還是從利率調節著手？

答：以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調整利率的作用並不足夠。中國市面的貨幣量急劇上升，主要原因是國營企業單位不斷增加信貸。國家負起這些貸款的擔子，因為它一向不容許國營企業宣告破產的。放寬利率有助於緩和控制貨幣所帶來的損害，因為這會鼓勵存款和有效率的投資。可是，單用利率是不能夠發揮很大作用的，因為不能有效地遏止借貸；國家企業會更加依賴中央政府的「津貼」來償還較高的利率。

問：自由、公有化市場是否能通向繁榮？

答：何謂「公有」？我們不能在字面的意義上兜圈子。若說美國政府代表公眾擁有郵政局，理論上我也擁有其中一部分，但我並不能據為己有，成為它的經營者。實際上，真正可取的「公有」，是應該由不同的、公開來的私有產權所構成的。

問：你是否示意：資本主義才是唯一通向繁榮之道？

答：我再次強調，我們對經濟理論的理解，不能僅僅著眼於字面上的意義。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裡，適者生存，若國營企業是有效的經濟架構，它必然會生存下去，否則私有企業將會取而代之。在美國，郵政局是最舊式的國營企業了，但在某些服務的項目上，如包裹及特快郵件的傳遞方面，政府允許私營；結果，私營的成績遠遠超越了國營的。國營的郵政服務至今仍能存在，只因為它擁有其它郵件的壟斷性的專利權。所以自由競爭才是問題的關鍵。馬克思說過，真正的共產社會就是政府的萎縮，我本人也贊同「政府的萎縮」。而我並非馬克思主義者。

問：你強調「自由」、「私有」以及「市場」這三個概念，但中國政府恰恰在這三方面不肯讓步，那麼，你認為在中國，推行「貨幣主義」能奏效嗎？

答：這個問題很複雜；其實中國政府已作了很大的讓步。在中國大陸，自由市場的確存在：我在農村和上海、蘇州、南京以及無錫都可以觀察到。另一方面，即使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場中，通貨膨脹仍然可以受到抑制。「貨幣理論」像物理學那樣，是科學性的，它並非建基在什麼主義概念上的，諸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等。在任何的經濟體制下，控制貨幣量是控制通脹的唯一辦法。但是，控制通脹並不足以確保繁榮——在經濟上它可能有助生產發展，但這並不足夠。以三、四十年代的葡萄牙為例，雖然物價穩定，但經濟卻停滯不前。相比之下，倘若有一個較自由的私有化的市場，通脹不一定會阻撓經濟增長。南韓是其中一個例子。以中國的情形來看，關鍵在於開放市場，而控制通脹是推行其它改革的先決條件。

問：你曾說過價格人為地偏低的害處，那麼價格人為地偏高又如何？這情況極有可能存在於中國，因為人民長期生活在無市場的環境下，缺少商業習慣；此外，政府在調高價格那方面帶有麻木性。

答：價格開放是否一定使價格暴升——這並非必然的。在中國，你根本很難決定哪個價格才是真正的價格。就以匯率來說吧，有官價匯率，有半官價匯率，也有黑市的高匯率，誰知道哪個才是真正的匯率？同樣地，我們很難知道哪個才是食米真正的價格！是政府配給所採用的官方價格？還是自由市場所定的價格呢？在價格、工資管制的情況下，任何物價指數和統計數字都不足為信。所以，放開價格並不會引致通貨膨脹。以德國為例，放開價格管制之後，數字的物價一夜之間暴升兩倍。雖然開放的、自由浮動的價格，對中國一般人來說，比較陌生，但社會很快便會適應這轉變。在很多情況下——像德國的例子——改革的步伐可以很急進；但要見到成效，卻非一朝一夕的事。毫無疑問，整個經濟改革過程，對中國而言，是漫長的，不過，無論怎樣，中央政府都不應控制物價，只有自由市場才能決定真實的價格。政府官員，或者座上每一位，能知道中國真正的價格嗎？只有十億中國人才可以決定價格的。

問：中國目前控制通脹的難處有：一、信貸一旦緊縮，生產首先下降，導致財政收入下降，但由於現時的財政支出很大部分都屬於經常項目支出，就很難削減下來。二、價格開放會把大部分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而各企業單位增加職工補貼時，又會再次擴大貨幣發行量，加速通脹的步伐。請問如何調節通脹控制與這兩者的關係？

答：讓我首先回答你提及的第二個難處：我所指的價格，實在已包括了工資在內；如果僅僅放寬物價管制而不放寬工資，那是沒有意義的。至於中國政府的財政問題，我相信只要它減少資助，就一定會節省不少開支。另外，若利率可以自由浮動，中央政府可以發行債券，就不一定要依賴發行貨幣以作其財政收入的來源了。以印製鈔票來支持政府的赤字，只會導致通脹。最後，若容許私營企業與國營企業有更大的競爭，那麼，中國將擁有一個更大的私有市場，它便能為中央政府帶來可觀的稅收。

問：你剛才說降低貨幣供應量是唯一醫治通脹的辦法，以目前中國銀行架構來說，你認為應該怎樣去控制貨幣供應呢？或者說，在中國，銀行架構改革的出路是什麼？

答：在中國目前的架構下，西方國家一些傳統作法並不見得是萬靈藥方。主要是因為：銀行沒有權利拒絕中央政府為了財政問題而印製鈔票的要求。所以，我在中國所強調的方法，跟我在日本或西方國家所說的會完全不同。不過，中國銀行架構改革是非常關鍵的問題；這不單是關於中央銀行的活動，更與商業銀行的活動息息相關。雖然只有中央銀行才能印製鈔票，但若容許私營銀行在存款貸款方面不斷成長，這便帶來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個半世紀以前，美國一些地區性的團體，建立了不少互惠儲蓄銀行，給客戶以合理的存款和貸款利率。這些地區性的儲蓄銀行大大刺激了存款與投資。美國政府甚少參與這些存款、投資的活動。當年例外的是：曾經推行過「郵政儲金」存款制，但終於也在私營機構的競爭下被淘汰了。總括一句，我認為銀行架構的改革，對中國今天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問：削減政府開支、減少政府投資和緊縮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這三方面，你認為哪一方面能最有效地解決通脹呢？

答：首先，我要說明，削減政府開支跟其它兩方面是息息相關的。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中央銀行假如沒有政府的批准，是無法限制鈔票的印製量的。政府投資不應減少，反之，政府應該繼續投資，只要資金來源不是印製的鈔票就行了。問題不在於過多的投資，而在於錯誤的投資。若投資的湧現是因為各企業單位能以低於通脹的利率借得貸款，那麼這是一種浪費的投資。相反，因放寬管制而吸引存款和鼓勵有效率的私人投資，這不但不會助長通脹，反而幫助經濟發展。至於政府的開支，我贊成無論如何都要削減；當然，我不能告訴你要削減的是哪一方面——這得由你們來決定。總而言之，以印製鈔票來供應開支，是大有問題的。

問：中國目前的通脹相當嚴重，人民提款而不存款，請說說世界上類似的通脹例子，銀行如何生存？

答：這是一個問得很好的問題。實際上，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經驗。在任何一個有嚴重通脹的國家，各種指數合約是非常普遍的。這種合約的特點是，償還的利率隨通脹率的高低而調整。例如：在英國，當通脹率差不多到了你們現在的水平時，他們政府發行了一種很特別的債券，應允在指定的日期償還與物價指數相乘的本利金。當通脹到了一定的高點，不是百分之二、三十，而是百分之二、三百時，兩種現象都會出現：其一是，人們普遍採用外幣，像哥倫比亞、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通脹極高的國家，一般人都會用美元來做買賣；即使他們用本國的貨幣，也要以合約生效時的匯率為依歸。另一種安排，就是一如剛才所說英國的例子，用的是「私人通脹調整合約」（private inflation adjustment contract）。據我所知，中國最近也推行了類似的為期三年的儲蓄合約。這種以指數為根據的合約方式，不但能套用在借貸方面，也能套用在工資方面。不過，這種方法只能廣泛地使用於通脹嚴重的國家，但並不適用於像日本和美國那樣通脹較輕的國家。

問：逐步市場化，已為一般人民所接受，但關鍵是如何對付市場化過程中的風險；譬如：今年八月，價格改革的傳言導致全國性的搶購；如果真的實行價格改革，應怎樣對付三千五百億元的存款和一千二百億元的現金呢？

答：問題是在於傳言比實際行動來得快。美國有句諺言：「斬狗尾要大刀闊斧！」如果價格改革能迅速有效地推行，在幾天或一、兩星期內，一般市民對這種突然的轉變，可能不適應，但只要他們發現通脹已被廣泛地控制，事情很快就會平息下來。

問：你認為中國當前的經濟改革，首先要進行價格改革，還是企業深化改革——像股份制、私有制、承包制等？

答：兩項改革，缺一不可，要二者一起並行。不放開價格管制便沒有真正的私產制度改革。當然，所有法律上的權利和責任上的細節，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擬定出來；這是政府要做的工作了。我有一個小例子。一百多年前在美國，沒有人會問：「在我屋頂之上的空間，究竟哪些是屬於我的？」但自從飛機發明之後，人們便會考慮這一問題：飛機究竟飛得多低才算侵犯我的產權。這是沒有準則的，要靠立法機關來制定其準則。但我重申價格改革是要建立在私有產權上的。

問：在中國目前的通脹情況下，為了避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實行工資指數化能否行得通？

答：問題要從兩方面看：從避免工資下降的角度看，答案是肯定的；但從放寬工資管制、以市場供求來決定工資的角度來看，是否採用指數化的辦法，則應由僱主和僱員來決定。

問：在自由競爭下，市場對經濟發展的確會起很大的作用，可是在有壟斷和投機的情況下，市場競爭的發展會帶來好處還是壞處呢？

答：這問題是在問兩樣不好的東西，哪一樣更壞。你寧願有政府的壟斷還是私人的壟斷呢？我兩樣都不喜歡，但我寧願要私人的壟斷，原因是：私人壟斷比較易於瓦解；私人專利機構沒有實際的權力。假如早期美國政府把汽車製造業壟斷，這一定會阻礙汽車的發展；但相反，若汽車製造業由私人機構壟斷，汽車還是會繼續發展的。從這方面來看，私人壟斷的殺傷力比政府壟斷的小。沒有人會花別人的錢比花自己的更小心。私人企業會比較有效率地生產，因為它是用自己的錢，而政府企業卻用別人的錢。

問：你主張放寬外匯管制，但台灣和南韓都採用外匯管制。應如何看這個問題？

答：問題應這樣看：台灣與南韓雖有外匯管制而仍能發展，倒並非因有外匯管制而經濟得以發展的。我所知道的原因略述如下。我曾仔細地將香港和台灣比較過——香港在沒有外匯管制下發展，而台灣在有外匯管制下發展。但我發現，台灣的發展條件比香港的更理想：香港四十多年來，人口增長了十多倍，而台灣人口增長卻少得多；香港除了有優良港口和人材外，嚴重缺乏天然的資源，台灣卻擁有這些條件。但在過去的四十年間，人們在香港平均購買力的增長遠遠超過了台灣的購買力。還有，台灣需要外來的援助，香港毫無外來支持，但其開放政策和沒有外匯管制的優點卻吸引了大量外來的投資。我認為香港發展比台灣迅速的原因是沒有外匯管制、沒有關稅和政府的干預。另外一個例子是東德和西德：同一民族和相同的文化背景與歷史，卻有不同的發展；在牆的一邊是繁榮，在牆的另一邊卻是落後，這是因為一邊有私有市場，而另一邊沒有。

繁榮三大因素（佛利民在北京講話，張五常整理）

前言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上午，在會見趙紫陽的同一天，佛利民在北京科學會堂作了一次關於市場運作的演講。赴會者二百餘人，座無虛設，高朋滿座（站著聽的多的是）。因為預料慕名而來的聽眾必定多，主辦機構就只能有選擇地邀請工商界及學術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以王羲之所說的「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來形容那次盛會，是很適當的。

佛利民講話時沒有講稿在手，是很隨便的演講了。實時翻譯的人是香港的周安橋——周兄見義勇為，從老遠專程而來拔刀相助，我與佛利民要在此表示謝忱。演講後，聽眾踴躍發問，但因時間所限，我只好代為「終止」了。

五十年代，佛利民是最出色的價格理論家，對市場運作的認識無出其右。但由五十年代末期至今天，他的學術興趣卻放在貨幣理論那方面。不少經濟學者——包括我自己在內——認為他這份興趣的轉移，是經濟學上的一大損失。價格理論比貨幣理論更重要，而像佛利民那樣百年僅見的天才，怎可以讓他放棄價格理論的研究呢？當然，貨幣理論是關乎通貨膨脹及失業等眾所關心的問題，對佛氏聲望的普及是大有幫助的。聲望的普及，增加了他對執政者的影響力。這是世界之幸。但從學術那方面看，佛氏不繼續在價格理論上多下功夫，經濟學整體的解釋能力就得不償失了。

也許這是我個人之見吧。但在這裡我特別提及這些，是因為從六十年代初期起，產權理論的崛起使價格理論發揚光大。到今天，我們對產權及市場的認識，與五十年代時不可同日而言。在這個重要的發展中，佛利民忙於貨幣量的辯論，對產權理論是很少觸及的。這不是說他對產權毫無認識：產權理論中最重要的是高斯定律；當年（一九六○）在戴維德家裡，一天飯後，多個高手反對高斯而將這定律迫出來的一剎那，佛利民是一個重要的功臣！高斯在十多年後對我說，如果沒有當時在場的佛利民——從反對到同意而至協助——他自己不會把問題想得那樣清楚、透徹。

我舊事重提，是因為在這次北京講話中，佛氏所指出的「自由、私有、市場」的繁榮三大因素，在比較新的產權理論的概念裡，只不過是一個合併的因素而已；那就是：私有產權。自由的定義不簡單，而在不同的產權制度下有不同的自由。這一點，我在其它文章內是解釋過的。在私有產權下的自由，是指在個人權利有明確界定的情況下，因為有了保障而不會受到其它的「自由」侵犯或侵佔。至於「市場」，則高斯定律解釋得很清楚：私有產權是個人在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

在六、七十年代時我曾在幾篇文章內詳細解釋過，私有產權一定要有私人的使用權（包括決定使用的權利）、自由的轉讓權，與私人收入的享受權。這三項權利若缺少一樣，私有產權的定義就不容易成立了。左管右管的政策，削弱了私產的收入享受權與轉讓權，真正的私產制就談不上了。可以說，只要有明確的私有產權的界定與保障，「自由」與「市場」是不用再提的。

佛利民在北京的講話，顯然是用上比較舊的「私有」概念。話雖如此，我仍認為佛氏將「私有」分為「自由、私有、市場」是比較通俗而令人容易明白的。他和我的觀點不同，只不過是表面而並非實質上的事。他的不夠嚴謹的「私有」概念，一分為「三」的申述，為了要使一般聽眾明白，是高明之著。

佛氏的北京演講有錄音，本文是由朱茜斌根據錄音帶整理出初稿，經王深泉修改，最後由我修訂的。

——張五常（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



最近在上海所作的報告裡，我承接了一九八○年到中國訪問時所談過的有關市場運作的問題，提出了較為具體的討論。我的報告特別強調在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容許下，廣泛地使用自由私有的市場。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單單使用「市場」並不足夠：任何國家，不論富庶或貧窮的，都在使用它。只有「私有市場」也是不足夠的，例如：印度雖然有一個相當龐大的私有市場，但人民的生活比起四十年前並沒有多大的改善。同樣地，一般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也使用私有市場，但它們非常落後貧窮。

最關鍵的是，要擁有一個自由競爭的私有市場。在歷史上，我找不到任何例子、任何國家或任何地方，在沒有「自由競爭的私有市場」的環境下，能夠成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市場而言，每個國家都或多或少地混合著政府與私人的活動，而那些在經濟上有卓越成就的國家，競爭性的私有活動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這裡，讓我討論一下對中國目前非常重要的兩個問題：通貨膨脹和雙軌價格制度。無論從歷史或個人的經驗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通脹給社會帶來很大的破壞。控制通脹似乎是當務之急。但我們必須弄清楚，怎樣才能控制通脹。很多國家以為控制通脹就要控制某些價格。這個方法用了一次又一次，但從未成功過。一千六百年前的羅馬帝國，以及近代的巴西、阿根廷等，都先後採用過這方法，但都難逃失敗的厄運。通過控制某些價格來控制通脹就等於夾著氣球的某一邊，這只能迫使空氣走向另一邊罷了。同樣地，壓低某些商品的價格只能迫使其它商品的價格承受更大的壓力。我們必須分辨整體的價格與相對的個別價格。

在任何地方，通貨膨脹都是一個貨幣現象。這通常是由過多貨幣流通量所造成的。對中國的情況來說，通脹是因為鈔票過多。由於中國的經濟不斷地發展，銀行存款與支票使用已逐漸通行。因此，在中國「貨幣」這個概念將來會有所改變；但在目前，貨幣一般還是指鈔票。然而，指出通脹是印製鈔票過多的後果，僅僅是這個問題答案的序幕。我們必須要問：為什麼有這麼多鈔票發行？而又應該怎樣控制鈔票的流通量？據我所瞭解，目前中國鈔票過多，是由下述兩個因素造成的：用印製鈔票去填補大部分的赤字；人民銀行和屬下分行貸放過多的款項給國營企業。為了控制通脹，首先要限制用印製鈔票來填補赤字，以及限制給國營企業的貸款。問題不在於過多的投資而在於過多的貨幣。

如果中國的利率能容許在市場裡自由浮動，使之高於通脹率，這對解決問題會有莫大的幫助。據我所知，現在付給儲蓄者的利率是遠低於通脹率的，那就是實際上人民要倒貼才能享有存款的權利。這當然會阻礙儲蓄的意向。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夠在低於通脹的利率下借錢，這就會鼓勵浪費投資的資源。

放寬價格本身並不會引起通脹的問題。由於放寬而導致個別價格的上升並非通脹；正相反，它卻能幫助控制通脹。我們必須分辨統計學家所製造的數字和真正的事實。如果某些價格是人為的偏低，而有關的物品我們又不能買得到的話，這不是真正的便宜；如果某些價格是過於偏低，但要排上五個小時「隊」才能買得到的話，這也不是真正的便宜。另一方面，如果價格是自由市場的價格而我又能買得到的，這才算是真價——即使價格比統計出來的報告為高。

我有兩個外國的例子，對今天的中國特別有啟發性。其一，是日本在七十年代早期的經驗。通脹率和貨幣增長率同是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三年，政府決定大幅度削減貨幣增長率，但並沒有控制物價和工資。不出幾年，通脹率不但大大下降，也為日本過去十五年的超卓發展打好了基礎。

另一個反面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德國。一九四七年，德國由英、美、法盟軍統治；物價和工資因管制而偏低。結果是店舖的貨品被人搶購一空，求過於供，這樣，發行過多的鈔票就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鈔票變得不值錢，煙酒便成了鈔票的代替品。一九四八年的一個星期日，當放寬價格和工資的宣佈從收音機傳出後，這消息果然生效，為德國帶來奇跡般的轉變。商店再度照常營業，人們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通脹也因貨幣管制而銷聲匿了。

這些例子同時帶出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雙軌價格。眾所周知，在中國，同一商品往往會有不同的價格。在我來看，這個問題與外匯有莫大的關係。雙軌價格對貪污舞弊和低效率，似乎是一份公開的「邀請」（或誘惑）。我這種想法是始於三十多年前我當印度財政部長的顧問。在那段日子裡，我深深體會到：給意見往往比接受意見來得容易。當時，我向印度的財政部長提議放寬外匯管制並容許匯率在公開的外匯市場浮動。但很可惜，他們並沒有採納我的意見。我相信：實施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制度，是導致印度普遍的貪污，和民生四十年來停滯不前的主要因素。

在任何一個有外匯管制的國家，無論是印度、阿根廷，還是巴西、墨西哥，最快捷的致富辦法，莫過於從政府那裡拿到外匯許可證。這是很有效的途徑——它使財富集中於一小撮人身上而令大多數人捱窮。外匯管制往往導致灰市、黑市、黃市的湧現。除此之外，外匯管制更會剝削了國家對外的競爭力。有些商品的匯率過高而有些商品的匯率過低。這對什麼應該生產，什麼不應該生產，什麼應該進口，什麼不應該進口都造成了錯誤的訊息。

我記得有一次參觀印度的一家紡織廠，那裡裝置了最先進的機器；但對於印度數以千萬計的人口來說，勞工密集的生產方式似乎更為合理。我問廠主：為什麼要用那麼昂貴、先進的機器？他的回答是，因為他能拿到進口許可證和極低的匯率，所以那批機器可說是「價廉物美」！對他來說，的確是「便宜」，但國家所付的代價卻相當大了。

雙軌價格制度若套用在其它商品上，後果也是同樣不堪設想的。一位復旦大學的教授曾告訴我，他每月的收入是人民幣二百元，而他只不過花四塊錢在租金上。一個面積相當的居住單位，人民幣四元是驚人的便宜。無可否認，倘若他的收入能在更高的水平上而租金又能升至市場價格的話，情況會好一點，起碼會減少通脹的問題。這也是我強調你們必須把通脹問題與個別價格問題分辨清楚的緣故。通過提高效率、增加生產、放寬價格的辦法，不但不會導致通脹，還會幫助解決通脹的問題。

最後，讓我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中國為什麼要在各方面都邁向更大的市場？在俄國大革命之前七十五年，甚至中國解放之前四十年，任何一個才智之士，都可能相信中央統一的制度要比一個看來毫無秩序的市場制度事半功倍。但是今天，這種想法已很難被人民所接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中央經濟計劃的道路上獲得繁榮的果實。這些國家也許能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就，但在改善人民生活那方面，比起那些依賴自由競爭市場的國家，卻望塵莫及。這解釋了為什麼當今世界各地捲起了提倡以市場運作取代中央控制的學術熱潮。這也是為什麼美國、英國，甚至波蘭、匈牙利都不斷地轉變。無論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私有產權的蔓延。

一位復旦大學的學生曾經問過我以下的問題：一個像美國那樣富裕的國家也許容納得起大量私有企業，但一個貧窮的國家能負擔得起這樣的「奢侈」嗎？我告訴他這是本末倒置的說法。十九世紀初期，美國的水平類似目前中國的水平時，只有一個規模很小的政府；當時無論聯邦政府，州立政府，或地區政府，它們各自的總支出都不超過國民收入的一成——這種情況，除世界大戰期間外，一直維持至一九二九年。十九世紀的英國如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亦如是。一個國家要真正富有之後才能負擔得起政府的揮霍。

我認為，如果美國政府在十九世紀初期時就開始搞大政府，開始揮霍，它可能是中國的翻版。中國很幸運，因為有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以及日本等隨手可得的例子以作參考。這些國家、地區能夠在短短的三十年間達到西方花二百年的功夫才能獲得的成就。它們懂得利用西方所發展的科技、工業、通訊設施和管理方法，因而大大地縮短了發展的時間。中國如今有這樣的好機會去倣傚這些成功例子，我衷心祝福你們成功。謝謝。

關於中國推行股份制的一些建議（與厲以寧合著）

前言

大約九個月前，北京的楊培新到香港大學來作訪問學者，大家一見如故。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他要回家，我就建議與他聯名發表一篇文章，由我寫初稿，經他修改，雙方同意下，文章算是一氣呵成了。後來那篇題為《解決中國金融財政困難的十個建議》的文章發表後，獲得海內外中國讀者的廣大反應、支持，楊君和我都很開心。

今年初，北京大學的厲以寧也到香港大學來作訪問學者，大家也是一見如故，但可惜他也是要回去的，我也就作出聯名為文的建議，他也欣然承諾，而寫作的過程跟我和楊培新的一樣，也是一氣呵成。英諺說：有道理的人，只要大家明白對方，就會彼此同意。想不到中國的開放僅僅十年，今天，按照科學規格而「彼此同意」的人就不難求了。這是中國之幸。

學術生涯三十年，我從來沒有和別人聯名發表文章。楊培新與厲以寧是僅有的例外。我不跟別人聯名而寫，並非自高身價，而是因為認為自己的思想比較特別，喜歡獨自思考。有這種怪癖的人，往往任意獨思獨斷的，在行文的合作上會很容易嚇怕了人，開罪了朋友。但中國大陸的經濟學者朋友是另一回事了。雖然個人的思考怪癖改不了，但與中國的學者合作，卻有一個與其它學者合作的不同之處。這就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學者和我都衷心希望中國的經濟改革能夠成功。大事不拘小節，個人的怪癖、喜好，何足道哉！

我們希望中國的經改能夠成功，但不認為我們的觀點如今有多大的影響力。中國大陸的執政者要怎樣做是他們的事；書生之見只不過是書生之見而已。不過，我們有闡釋、推理的能力；說不定，這闡釋會給大陸的執政者擴大了他們選擇政策的範圍。羅曼羅蘭說得好：希望之為愚妄，正與絕望相同。我們寫這文章不單是為了希望。不要忘記，我們是以寫文章謀生的。

——張五常



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只爭朝夕的今天，推行股份制不僅重要，而且看來勢在必行。但這不可或缺的一步並不易走，若行差踏錯，可能弄巧反拙。南斯拉夫企業自治的經驗是前車可鑒。我們認為推行股份制不要單從股份那方面看——其它協助的因素不可忽略，與之相應的措施是要一起推行的。這篇文章想從「整體」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議。


股份的功用何在？

很多時，合乎經濟效率的生產不能獨資從事，而是要靠幾個或多個的資產擁有者相輔相成，以合資或集資的方法來經營。一方面，有效率的生產往往要在同一機構內分工合作；另一方面，產品的數量越大，產品的成本可能越低，而資本不足會是一個障礙。在西方社會中，企業以股份集資的方法經營，是為了有效地增加生產。但中國大陸目前的情況是，除了一些較有成就的農民集資辦企業的例子外，推行股份制卻應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多年以來，中國大陸是「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規模的企業，都是國營（中央或地方政府經營）的。這些企業（及其資產），雖然並非由私人的資金組合而成，但認真地說，國營企業也是一個集資機構——由政府將人民的資產組合起來。將國營企業以發行股票的辦法來界定權利，是將西方社會的集資辦法倒轉來用，方法不同，但在生產效率的爭取上卻異曲同工。可不是嗎？國營企業的資產早已「集」了，資產是屬於人民的，但人民的或企業的資產權利卻模糊不清。以股份制將這些資產的權利弄清楚，在生產的活力上就會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一般在股市上炒買炒賣的股民，可能不知股票為何物，更不用談股份制的功用了。然而，股份制度的主要用途不是利於「炒」，或是作為金錢的積蓄及分配，而是另外三點。

第一，是上文所提及的集資。到銀行借錢並不容易。風險較大的投資，銀行往往避之惟恐不及，更何況要借錢的人，其信用不一定為銀行所「承認」。以股份集資的方法，可以避免付不出利息就要破產的命運；投資的風險由大家一起分擔。

股份制的第二個用途，上文也曾提及，那就是：以股份界定權利。在一個合資的機構內——中國的國營機構也是合資機構——任何一種生產資料（或資產，如一架打字機、一座房子、一張桌子等），都不屬於某一個私人。股份制的用途，是將某機構內的資產（生產資料）的市值，以股份的多寡劃分權利。這個權利的界定辦法當然比不上私人獨佔（或獨資經營）那樣清楚，但對於非私人獨佔的企業來說，股份的權利界定，是遠勝於沒有股份的「國營」機構的。

在一個私有產權的制度下，獨佔的私產權利比非獨佔的股份權利來得明確。但為什麼私產的擁有者甘於放棄獨佔的資產，而將它投入與他人「合作」的組合中呢？當然是因為合資更加有利可圖。權利最為明確的獨佔資產，由於需要集資來增加生產效率，於是就換取了權利較為不明確的股份制。當然，在合資的情況下，以股份界定權利，要比沒有股份的清楚得多。

其中有一個真實而又有趣味的哲理在焉。以私人資產組合而成的、資產非獨佔的股份機構，仍是私有產權的機構。另一方面，在國營機構內推行股份制，則可以說這機構仍是國家或是社會的。在實質上這二者沒有分別，但卻可用各不相同的名稱稱之。因此，我們要重視的是實質上怎樣做，而不要糾纏於名稱上的爭議。對股份制這種形式，如果一定要爭論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是沒有意思的。

股份制度最後的一個重要功用，是讓管理及經營的權力落在善於管理及經營者的手上。一個以股份組成的機構的資本擁有者，不一定是行政或經營的人員。執行業務的董事是由股票的持有者選出來的。為了要賺錢，要使股票升值，執行業務的人選，就只能從生產效率及經營有方這些準則來取決。若機構的經營效率欠佳，持反對態度的小股民大可將股票出售，從而表達他們最有力的懲罰。而懂得怎樣將機構改良的人，可集資將機構收購，或盡量爭取到足夠的股權，理直氣壯地將原有的機構大事改革。

中國大陸推行股份制，是對社會有利的。我們的建議是：不要忽略股份制的主要功能，而要顧及到怎樣做才能使這些功能有效地發揮出來。


應有健全的公司及股市法例

商業的糾紛，若以人治的辦法來處理，就會弄得一塌糊塗。涉及金錢的事，人治怎會不引起貪污呢？但商業的法律可能很複雜。以美國為例，一套商業律師們常用的公司及股市法例，每本四英吋厚的就一共有四十大本。雖然其中有不少是一個發達了的國家才用得上的「奢侈品」，不適用於中國，但基本的商業問題還是需有一個明確的法律基礎。無論怎樣說，不管是什麼名稱，向前看，中國要急起直追地走向一個商業發達，使用計算機、電訊有如家常便飯的大國。在起步中，簡而明的商業法律基礎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認為，中國要在股份制的基本問題上立法例，務求資產權利有清楚的界定，負責者有清楚規定的權限，股權的轉讓有清楚的保障。在股份制發展的初期，立法的人不應追求複雜化，更應少用空泛之辭。他們的工作要突出重點。關於股份制的推行，重要的立法有兩部分：公司法律與監管股市的法例。

簡單地談談股份公司的法律吧。一家股份機構，其負債是有限的。這是因為，一種股票的市值可以下降至零，但卻不可能有負值。獨資公司的老闆，可以用私人的其它資產擔保債務，但如果股權為許多人擁有，誰作私人擔保就不容易處理了。於是就出現了有限公司。只要在債務的權限上說得明確，與有限公司交易或有借貸關係的人就心知肚明，在這規定的界限上早有準備，未雨綢繆。

公司法的第二個重點，是有系統地界定選擇執掌行政者的條例，以及約束權力濫用的規定。哪一種選擇應以股份的多少取決，什麼事項要徵得百分之五十股權以上的股東同意，在怎樣的情況下公司可以自立與其它機構不同的法例——這一切，都是公司法必須具有的內容。

第三，公司法要保障股民——尤其是小股民——的權益。這一點，美國的法律遠勝於香港的。上文提及，小股民可以將股票賣掉，作為有力的抗議，但除此之外，他們的權益還應有其它的保障。公司法可以使他們較為容易地聯名訴訟，也可以有效地迫使公司向小股民提供有關公司經營的實際情況。

最後一個關於公司法的重點，就是「法人」這個概念了。一家股份公司，在法律上，可以被視作一個長生不老的「人」，有法律的權利與義務，有權在公司內立法，而公司的股東及工作成員的權力都在這抽像的「法人」之下。以這個妙方處理，公司是一個獨立的機構，有生命，有特徵，而「法人」在一方面保護著股東以及工作成員的權益，在另一方面卻約束著他們濫用權力的意向。

且讓我們轉談股市的監管法例。股份公司的資產可以說是私產，但也算是公眾的。私人擁有界定了的股權，是私產的本質，但一家公司的股權是多人所有，所以在歐美就被稱為「公眾」公司。因為這後者的緣故，監管股票市場的法例，在發達之邦，是比監管獨資或合夥機構的嚴格得多。理由很簡單：在多人擁有股權的公司內，混水摸魚的欺騙行為容易產生。

以香港為例吧。製造假消息的行為層出不窮。幾年前，一家上市公司宣佈了分派股息，但過不了幾天就改說虧大本。在美國，這種不負責任的「宣佈」是要坐牢的。也是在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可以將自己以低價買來的私人產業，轉手以高價賣給公司。在美國，這算是「可恥的買賣」，為股市的監管法例所不容。

監管股市的法例雖然重要，但有時也會弄巧反拙。舉「幕後交易」為例吧。在公司內消息靈通的人，可以在「幕後」買或賣這公司的股票而圖利，欺騙了幕外的股民。問題是：要禁止「幕後交易」，談何容易？消息靈通者秘密地以親戚或朋友的名義下注，幕外的人又怎會知道？是的，幕後交易的禁止越甚，公司內有心圖利的人就越有利可圖，越有意圖掩蓋公司的真實訊息，不擇手段地在市場圖利。

所以，在「幕後交易」的問題上，近幾年來有不少經濟學者提倡使之合法化。這樣，幕外的股權擁有者就會加倍謹慎，對幕內人的一舉一動特別留心。而合法化了的「幕後交易」，增加了訊息靈通者的互相競爭，訊息的傳播就變得快捷起來。

從最基本的角度看，公司以股份界定權利顯然不及資產獨佔那樣清楚，再加上很多股民對公司的行政置身事外，所以欺騙的行為就較易產生。監管股市的法例之所以設立，其目的是要對股民的權利多加保障。但這種監管不應該超越這個目的。否則，有些法例反而會弄巧成拙；假若監管機構的權力太大，股市的運行會受到影響，而貪污的行為也就會跟著出現。


公司要與政府分離

屬於政府的資產，是不可能有明確的權利界定的。股份制的主要功能，是將權利明確化。因此，假若一家公司的資產權利歸政府所有，讓政府有操縱大權，那麼實行股份制充其量也不外是紙上談兵，有名無實，不值得多費心思。在現今中國經濟改革的問題上，實行股份制的主要目的，是要將企業內的權利劃分得一清二楚。如果政府對這企業的資產還握有操縱大權，那麼，股份制就言之尚早了。

就中國大陸的現實情況而言，較大的國營企業不容易轉為私有。但所有權可以與經營及操縱的權利分離，使經營者自負盈虧，有權作決策，有資產的使用權，自由的轉讓權，及收入的享受權利。所以我們建議，在實行股份制之前，某些較大的國營企業可以先實行極為徹底的承包制，使企業脫離政府的操縱，並以此作為轉向股份制的過渡環節。

目前，大陸正在試驗一些不同的途徑，試圖從承包制過渡到股份制。我們建議如下的辦法，供有關的執政者考慮。政府將較大的國營企業的資產市值進行估價，折現為一個資產總淨值，然後像銀行貸款那樣，將這資產淨值貸給該企業的承包者。實行這一點後，國家仍擁有資產淨值的所有權（債權），其它一切操縱企業的權力都應該放棄。只要企業能向政府交付利息（或稱之資產使用稅）；政府就不再過問企業的一切事務。

企業所付的利息不一定要依市場的利率計算。承包的利率可以低於市場利率，決不可比市場利率高，因為過高的利率可能使大有作為的企業破產。這樣的「徹底承包」，年期越長越好。政府除了收息外，對企業再沒有其它權力，於是實質上，政府與企業在行政上是分離了的。

資產承包的利率，以多高為宜呢？我們建議，承包資產所付的利率，不應超過市場利率的一半，而資產在以市價估值後，也應該打一個可觀的折扣。這是因為在過渡期間，承包的股份機構應該有一個上好的自力更生的機會，也可以藉低價低息的辦法來使企業多一些資金本錢。經過了這首次的權利轉移的「優惠」以後，這些承包企業的增資借貸，或實行股份制後的股份擁有者將股權出售時，就一定要以市率和市價為依歸。

除了以「徹底承包」這一過渡辦法來將權力分離外，還有兩個重要的分離。其一是：政府只擁有這些企業的債權，而不應該擁有它們的股權。其二是：政府要取消這些企業的壟斷權。政府不擁有這些企業的股權，那就減少了「官民之爭」，也免除了需看政府臉色辦事的種種困擾。這些企業沒有壟斷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會增加，而藉壟斷來非法牟利的行為就減少了。


分配股份的辦法

取之於民，還之於民，是很合理的事。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將債權以外的資產，以股份制而「還之於民」，不能說資產並非國家所有。但若不還之於民，人民的財產權利是無法明確地界定的。

通過國營企業的資產股份化而還之於民，是中國大陸推行股份制的主要目的。但股份應如何分配，誰多誰少，卻不是簡單的事。若平均的分配，這對於貢獻較大的企業成員有欠公允而缺乏獎賞；不平均的分配，則可能導致衝突——而二者都可能引起糾紛，妨礙股份制的進行。在這裡，我們可以指出一個重點：為國家的繁榮著想，重要的是分配後有清楚的權利界定；至於這分配是否合理，則是倫理、道德上的事，與經濟繁榮大致上沒有關係。

以招標來決定「徹底承包」者，按價高者得的經濟規律作取捨，是一個辦法。但我們認為在一個國營企業內，現有的成員應該有優先的承包權利。這並非因為什麼合理或倫理的問題，而是現有的成員對企業狀況有深入的認識，讓他們繼續經營比較駕輕就熟，既可以減少了各種資源的浪費（包括知識的浪費），而又能減少生產的波動。

我們建議，在企業的股份化時，少量的股權可作為基金股。但這企業基金股只應作為協助企業發展的用途，而不能作為控制企業經營的依據。這是因為這基金股的權利劃分不夠清楚，而假若行政人員對這基金的股權有所操縱，他們胡作非為的可能性就增加了。除了基金股以外的大部分股權，要給現有的成員有優先而又優價的配售，而又讓他們以分期付款的辦法來購買。

分配股權給現有成員的誰多誰少，有一個辦法不妨作為參考。這就是像美國棒球錦標賽後所得的收入，球員們互相投票來決定誰多誰少。譬如說，某企業內有一百成員，那麼在投票分股中，一個成員在一票中最高可得十分，最低可能得四分。一百成員之中，每人決定其它九十九人的股份。於是，一個成員可能獲得的最高分數是九百九十分（九十九乘十），最低的分數可能是三百九十六分（九十九乘四）。每分作一股計，成員所得股票的總數，就是投票後一百個成員中每人所獲分數相加起來的數字。在一個成員極為眾多的企業中，以上的投票分配股份辦法，可先以整體成員投票決定不同部門的股權，然後在不同部門之內，讓成員互相投票。

其它分配股份的辦法還是有的。但不管用什麼辦法，我們認為政府首先要讓企業的成員自己解決股權分配的問題。只要他們之間沒有紛爭、皆大歡喜地分配了，政府就應接納而承認這個分配而加以保障。但政府同時也要設立一些公正、嚴明、廉潔的仲裁處，以便在股權分配上發生糾紛時代為排解，或插手干預，規定分配的法則，而且監管這法則的推行。


股權的自由轉讓與國際化

南斯拉夫的股份沒有轉讓（買賣）的權利，功虧一簣，經濟改革不到半途就膠著不進，再無建樹。十餘年前對南斯拉夫刮目相看的經濟學者，今天不勝唏噓！不要以為股份的自由轉讓，是要在股份制推行後才逐步容許的。政治的因素，得益分子的壓力，夜長夢多，會使「逐步」的策略變為泡影。南斯拉夫的經驗告訴我們，股權的分配與轉讓的容許是要在同一時間推行的。

有股份而不能將股權自由轉讓的制度，扼殺了股份制的大部分功能。有股份而不能轉讓的員工，不容易自由轉業，因而難以發揮資源調整的經濟規律。股票的持有者不能將之出售，企業的行政者可以拖泥帶水地辦事而不受到有效的懲罰，而有雄才大略的管理天才，也不可以將經營不得其法的企業的一部分股權買過來，取得控制權而加以改革。要增股集資，股票沒有轉讓權就不能成事，因為沒有誰會對不能變賣的投資發生興趣。

南斯拉夫的處理辦法更令人莫名其妙。股權不能轉讓，而企業的每一成員又都要擁有股權。這不僅使成員難以轉業，而且為了避免外人佔取他們的收入，企業的成員就反對僱用外人。這差不多是中世紀時代的一些落後的采邑的做法，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聽來，恍如隔世。

資產自由轉讓的重要，決不在明確地界定權利之下。轉讓權對經濟運行的多種貢獻，我們都曾詳細地闡釋過（見張五常《再論中國》一書內的《資產轉讓為何重要》；厲以寧為曹風歧主編《股份制與企業集團》一書所寫的序言），這裡不再重述了。

我們在這裡還要指出，因為計算機、電訊日益發達，近十年來，整個世界的十多個發達國家或地區的股市都漸趨大同，互相呼應。各自為政、閉關自守的經濟，在發達之邦已成陳。即使有些壓力團體還在鼓吹什麼「保護主義」，但民心所向，互相合作，互相投資圖利的意向還是明顯不過的。

我們認為中國雖窮，但跟世界市場打成一片是一條致富之道！股市當然不會例外。中國大陸在各機構內分配股份後，有了轉讓權，不僅要讓企業外的中國人有機會購買該企業的股票，外國人購買也應是歡迎的。即使外國人要收購有控制性的股權，對中國也大有好處。既然中國大陸容許外國人獨資辦廠，外資收購股權有什麼不妥呢？出了錢投資的人會不遺餘力地增加生產的效益。一家企業的成員賣出股權，收了錢，有權不繼續在該企業工作，而企業被收購後的改革若有所成，員工的薪金就會被提升。這一切沒有什麼不妥。

然而，在目前的情況下，不管中國的股份制辦得如何完善，外國人的參與還是遙遠的事。這是因為中國還有外匯管制。一線隔天涯，而這一線只不過是有外匯管制而已。我們認為中國的股市應該隨著外匯改革的推進，走向國際化。說易極易，說難甚難，我們希望這一設想盡早實現。


結論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推行股份制是重要的一環。但像任何經濟問題一樣，我們需要廣泛地看，考慮到主題以外的其它有關的因素及事項。這篇文章是用這樣的一個廣角鏡來看中國要推行的股份制，指出有關的重點，加以分析，作出一些建議。

在這結論中，我們要提出一個警告。很多新發展的股票市場，有如下的經驗：股市在施行後的三數年突然狂升，然後趺得頭破血流。通常這種狂升暴跌對經濟的整體沒有多大的不良影響，但使股民嚇破了膽卻是可能的。我們認為這種不幸的現象是因為基礎的工作做得不夠，尤其是公司及股市在權利的界定及保障上出了問題。做好這些基礎工作不容易，但不管怎樣，還是要做的。

我們也認為，一般民眾根本不知股票為何物；見他人買就糊里糊塗地跟著買，這樣的行為多的是。我們不贊成政府對市場諸多干預。但向人民推廣有關股票及股市的知識，這責任應該是政府的了。在中國，經濟教育要盡可能普及。目前大陸各報章或刊物上，某些報喜不報憂或誇誇其談的篇幅，應該要「退位讓賢」了。

《三岸情懷》目錄

前言
原序

一、孩子的話
給女兒上的一課
擦鞋何罪？（附後記）
大陸青年命途多舛（附後記）

二、論文章
可讀的文章是怎樣寫的
再談稿費（附後記）
翻譯與解放

三、佛利民
佛利民現象
米爾頓·佛利民
背影

四、台灣有感
天之驕子，死也逢時
一雞死，一雞鳴
不妨先搞兩岸大循環（附後記）
郭婉容沒有錯
台灣股市的有形之手

五、望長城內外
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國文化傳統
斯言快哉！
又是一個里程碑

六、轉變中的香港
可怕的資本主義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附後記）
聯繫匯率的困擾（附後記）
捨四取三的謬誤（附後記）

七、評論與閒話
評《末代皇帝》
簡慶福的攝影（附後記）
歷史是怎樣寫成的
從經濟學角度看香港的學術
閒話龍苑

《存亡之秋》原序

以《存亡之秋》作書名，藉以形容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十年後的今天所遇到的衝擊與困難，以及面臨的時勢，驟眼看來似乎是過於誇張了。但「存亡之秋」這一辭，是典出諸葛亮的《前出師表》。他（孔明）寫道：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觀乎此，我這本書取其四字為名倒很合適。是的，雖然中國大陸在今天並沒有什麼「先帝崩殂」，但經改未半而中道受阻，卻是千真萬確的事。至於「天下三分」，就更有幾方面的含義了。

今天的大陸、台灣與香港的形勢，不是「天下三分」是什麼？撇開後二者不談，單就大陸本身的經濟特區、開放區，及其它不說自明的「保守」區，又何嘗不是天下三分呢？在思想上，北京的經濟智囊也是三分：一些主張先放開價格，一些主張先搞好產權制度，另一些要先辦妥承包責任制。在利益的衝突上，三分也是明顯：特權利益主張緩進，左推右推，當然是以此來維護從壟斷及管制中所得的利益；個體戶及一些在自由市場有利可圖的主張「放」；而其它的老百姓呢，還是「萬家墨面沒蒿萊」，聽天由命罷了。

我說過很多次，假若中國的經改步伐不夠快，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在印度，官商勾結，壟斷企業，管製法例層出不窮，稅項繁多，價格管制有的是。那所謂「雙軌價格」，可不是中國發明的。在這種情況下，貪污叢生在所必然。印度與中國大陸的不同處，是印度的貪污權利有了清楚的界定，是「制度化」了的。要是中國的貪污與官商勾結也制度化了，像印度那樣烏煙瘴氣，進既不得，退也不能，這樣，比起亡國之辱，可能還有不如。

早在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了中國經改的癥結所在，將會是既得利益分子要極力維護他們的權益。七年多來，我每隔數月就舊「見」重提，指出這個癥結。在這期間，我也曾指出中國的其它困擾：訊息不足，要顧面子，也有著根深蒂固的成見。但我也強調，只要門戶開放，訊息不足只是某一時期的事，而面子及成見則換不到飯吃，遲早會在經濟壓力下軟化。戴維斯說：「拔除一個信念比拔除一隻牙齒還要疼痛。」但利益所在，換不到飯吃的「信念」，疼痛也要拔除的。

利益所在，馬克思在中國已經奄奄一息了。問題是，特權分子要爭取的利益可不是社會整體的利益。像任何人一樣，他們要爭取的是私利。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要實行貪官污吏；沒有說過要以價格（包括物價、工資、利率與匯率）管制來圖利；沒有說過稅要左抽右抽、亂抽一通；沒有說過外資僱用工人時，政府可以剝而削之，抽取薪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也沒有說過職工不可以自由轉業，在店子買小籠包之類要用糧票。馬克思所提倡的共產或社會主義，可不是中國大陸的特權利益分子所推行的。

一個中國的共產黨員，不敢直指馬氏之非。但共產黨可不是馬克思黨，黨員大可護黨而反馬。我認為：中國大陸還在高舉奄奄一息的馬克思，無非是因為馬氏的理論模糊不清，可以被特權分子模糊不清地加以利用來追逐私利。大陸今天的經濟體制，說是什麼也可以，但不能說是共產制度。「大鍋飯」的理想，「鐵飯碗」的安慰，誇誇其談的口號，已去如黃鶴，又何必繼續高舉什麼四個堅持呢？

不要以為我是在發一些什麼牢騷，罵了這麼多年「共產」政制還不夠。坦白說，假若我是中國大陸的特權分子，我的言行跟他們的不會有多大分別。人的言行會遵守遊戲規則，也會因為這規則的轉變而轉變。規則鼓勵貪污，貪污就會不脛而走；規則鼓勵權力濫用，權力就會被濫用了。規則所在，不那樣做怎可以適者生存呢？為了要維護自己，製造形象，自己就大言炎炎，說什麼為國為民，講什麼特殊情況，也會毫不猶豫地支持「緩進」的。

私人的利益怎會不被私人維護呢？特權分子要維護權益，我們難以痛下批評。我們要批評的是制度。同是一個人，在不同的制度下，他的言行就會不同。今天，中國的特權利益與經濟改革的衝突變得白熱化了。昔日諸葛孔明所說的「此誠危急」，在今天也可以這樣說。批判特權的濫用，整頓貪污，那就是要他們不謀私利，怎麼可能呢？可靠的辦法不是批判，不是整頓，而是要將特權取締，盡量減少可以貪污的機會——要將制度徹底地改革。廢除國營的壟斷權，取消多種管制，在資產上保證有明確界定的權利，那麼權就變得可用而弗濫，財可求而不可污也。這就是要保障私產，推行法治，鼓勵人們在自由市場競爭。

中國大陸的貧困不是因為人口過多或資源短缺——香港及日本的經驗是有力的證明。中國人的本質並不醜陋——海外的華人不是有其成就嗎？不要過於苛責「百花齊放」、大躍進、文革等悲慘的事——沒有共產政制，這些事是不會發生的。不要以為毛澤東有什麼超人本領，能使舉國妻離子散，餓的餓、死的死——柬埔寨的共產領袖，又何嘗不曾大殺三方？沒有共產政制，毛澤東會是一個超俗的詞人，足以直追古人的。「正西風落葉下長安」比「雄文四卷」高明得多了。

我很欣賞劉賓雁的氣節，但他的共產觀點我不敢苟同。人是人，共產是共產；人的自私改不了，共產的劣跡也改不了。假若人真的可以像劉賓雁那樣「理想化」，那麼什麼制度也是好的。但中國人口十多億，就只有一個劉賓雁，認為人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像劉賓雁那樣的品德——共產政制就大有可為。但人畢竟是人，其「品德」是會跟著制度的改變而改變的。自私有「性本善」的一面，也有「性本惡」的一面。私產制度的效果，是發揚了善的一面，而共產制度則將人的劣根性表達無遺。

我不相信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慘痛經驗，中國大陸的人民會不知道共產制度的可怕。幾年前我認為：除特權利益外，面子與成見，以及訊息的不足，也是大陸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困擾。現在我的看法再也不是如此了。我的新觀點是：特權利益的維護，是妨礙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主要原因。假若特權利益真的不能被取締，或不能有效而順利地把這權益「買」過來，那麼中國的經改就進退兩難，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

但在中國大陸經改的前途問題上，我既有「樂觀者」的稱譽，就還得向樂觀那方面看。一位從農民而變為一個大有成就的「資本家」的溫州朋友，最近送給我一張他旗下一家工廠的股票。這使我感慨萬端！我可能是第一個在外間持有大陸農民工廠股票的人。這張股票我會慎重地以鏡框鑲好，掛在我的辦公室內。大陸能夠容許像我這位溫州朋友那樣的人，我又怎能對它的前途失望呢？

是的，像溫州、泉州、東莞等地區的經濟成長，是鄧小平「一國二制」構思下所產生的令人拍案叫絕的得意之作。我不相信「一國二制」可以久持，但在經濟改革的過渡期中，以這個概念來作點試驗——容許私產與自由市場大展一下身手，是有重要的示範作用的。這些經濟成績驕人的地區並無足以炫耀的基本建設，而且不一定要依靠外資（溫州的外資甚少），也不是處於什麼優越的地理位置，但它們的成就卻把客觀條件較好的「經濟特區」比下去了。

一位學生問：「沒有資金怎能有經濟發展？」我回答說：「經濟發展是不需要資金的。從正途的角度看，資金的積累是經濟發展開始之後的事。發展有了苗頭，資金就會在需求下增加。溫州的經驗支持這個觀點。可不是嗎？人的智力與勞力就是最重要的本錢，而這些，中國大陸有的是。」問題是在於：要怎樣才能使這些用之不竭的本錢大展鴻圖。溫州等地區少受政府的干預，而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地區歷來被中央政府「漠視」了，沒有多少國營企業，所以稍有機會，要自力更生的人就不會被有壟斷權力的特權利益所壓制。這使我想起昔日孟子所說的不受重視的「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中國的共產革命為的是農民——起碼是這樣說。今天，大陸經濟搞得最活的是農民。溫州及泉州近郊的輕工業成功例子，是一個感人的「新農民起義」的故事。我與他們一見如故，於是輕聲地問：「你們認為自己是『資本家』嗎？」他們猶豫了一下，見左右無人，就向我點點頭，作出神秘的微笑。我真替他們高興：有點資金本錢，是足以慶幸的事，但那不是「資本家」是什麼？說一個人是「無產階級」是一種侮辱，因為這是「一窮二白」的托辭。

是的，在經濟活動中，今天的「農民起義」，是中國的希望。不管北京的執政者怎樣高舉四個堅持，不管特權分子會以怎樣的口實來阻礙改革，但農民在破舊不堪、水電不足的房子內盡心盡力地生產一些難登大雅但卻是大有可為的工業產品，賺到一點錢，見有利可圖便再作投資，是可歌可泣的「工業革命」吧。這樣的「起義」比毛澤東時代的有意義得多了。靠特權維生的得益分子，面皮再厚也應該不忍下手將之扼殺吧。

我衷心希望，特權分子對自力更生的網開一面，同時能夠為自己的下一代設想，讓那些因為有了私產而得以新生的活力，不斷地蠶食他們不應維護的特權利益。

捨四取三的謬誤

從中文大學推行暫取新生制所引起的多種微妙發展，以至最近行政局作出中大要放棄四年大學制的決策，是一場令人歎為觀止的小型政治風波了。

港大要實行四年制不能成事，而香港問題纍纍的教育制度就逼著要繼續下去。令人遺憾的是，在這整個事件的發展中，香港的教育及考試制度的主要缺點並沒有被正面研究、檢討，而更重要的學生前途問題竟然不獲關注。納稅的家長們躲到哪裡去了？


四與三的取捨問題

我不想在這裡抨擊香港教育制度的諸多問題。我要談的是：大學四年制與三年制的取捨。有兩點是大家同意的。且讓我從這兩點說起。第一，香港的中學與大學的學年制度應該統一。第二，從小學一年級至大學（學士）畢業，應該是十六年——這是國際的標準。至於這十六年的分段，應該是十二、四，或十三、三，還是十一、二、三，是問題的所在。舉世都是向十二、四那方向發展，而香港所選的是十一、二、三。這是幾個選擇中最劣的了。十二、四既不能成事，我在結論中會建議，唯一可取的補救辦法是十二、一、三。

跟著而來要談的幾點，可能有人不同意，但卻是極其重要的。

第一，中五的會考（即小一起的第十一年），在國際的規格上算不上是中學畢業！要到外地去留學，中五的文憑不倫不類，成績再好也只能跑到三流大學念第一年級。要到外國去補讀中學的最後一級，是難以獲得「插班」學額的。因此，有不少打算到外國去留學的學生就在香港讀中六，但中六沒有文憑可據，他們就逼著要讀中七。很不幸，中七的成績不一定會被外國的學府接受。一般而言，美國不見經傳的大學不知香港的中七為何物，而大有名堂的，則只取中七成績作為一年級的一部分學分。如此一來，要到外國唸書的，中七往往費時失事。

第二，要留在香港念大學吧，但讀了中七，能進大學的機會著實不高。中六及中七的課程都是為進大學而預修的，若預修而不被錄取，雖不能說前功盡廢，但浪費了莘莘學子的時間與納稅人的血汗金錢，卻是無可置疑的了。

第三，中七的教育水平不及大學四年制的第一年。說港大及中大的師資遠勝中七，並無低貶中學教師之意。舉一個這樣的例子：在中七唸經濟學，由我的學生教；在港大第一年級唸經濟學是由我教——就算港大改為四年制，第一年級的經濟學也會是由我教的。我的學生教書能力可能比我好，但對啟發學生的本領他們還需有較深入的學問與經驗。經濟學系的例子如是，其它學系也如是。

第四，不要以為大學四年制的第一年的經費，會比中七的經費為高。正相反，四年制的大一經費遠比現在的中七經費為低。香港中學教師的薪酬及補貼（尤其是官立中學）比大學講師只是低一點，而有兩個因素會促成四年制的大一的經費比中七的經費低得多。在一方面，中七的學生遠比大一的多。中七被取消了，大一要開的班數會遠比中七的班數少。另一方面，大學一年級上課時可以濟濟一堂——這是美、加大學的慣例，所需的講師不多。例如，我現在教的大一經濟學，一班就有四百多學生︵在美國我曾同時一起教八百多名）。一般大學教師的經驗是：一班若有三、四十人以上，多教幾百個沒有多大分別，而這「人頭湧湧」的教學，在大學內是有特別的方法的。

第五，這點很重要——雖然四年制的大一比現有的中七經費低，但若取消了中七，中五的會考便要取消而改在中六舉行。這樣，中六的學生會比現在的多，導致中六的經費增加。這上升很可能會比取消中七（而增加大一）所能節省的經費大。這是說，取消中七，增加四年制的大一，而又同時擴大中六，香港的教育經費是可能略為上升的。但這少許代價，香港納稅的家長不應該有異議。這是因為他們子弟的中學畢業是真正的畢業，多了一年不是什麼「預科」的教育，而他們就毋須為子弟應否念中七的問題而煩惱，作無所適從的選擇了。中六的畢業文憑，是世界任何地區都承認的。


要有效地運用納稅人的錢

我是不贊成政府（其實是納稅人）津貼教育的。應否津貼教育，是見仁見智的事。但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既然要津貼，這些錢的代價是需要獲得應有的價值。在市民總收入的百分比上，香港的教育津貼經費之巨，似乎是世界之冠，但所贏得的不外是些權力鬥爭，利益分子在教育問題上誇誇其談，實際的成就令人尷尬。

納稅人應該有權選擇。我們亦應該讓他們在被迫津貼教育的局限條件下，有力地以選擇的辦法來爭取他們所付代價的應得價值。我同意佛利民的主張，把政府津貼教育的經費，以學券（voucher）的方式分配給家長或學生，讓他們自由選擇學校，交出學券作為學費，而校方收到學券後，就向政府收取面值的現金。學校於是要自負盈虧，可以賺錢，也可以破產。這樣，學校與學校之間會增加競爭，不滿學校教育水平的家長或學生就能有效地表達他們的意見：他們對某校不滿，可以不光顧該校而使之關閉。

納稅人若有選擇的權利，會逼使經費節省，或在用同樣經費的情形下，逼使教育質量提高。香港現在的教育經費如此龐大，我們不應談「經費不足」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有錢可花就亂花一通，經費再大，津貼再多，也只如擔沙塞海。花錢要有適當的約束才能得其所值，而這約束，是應由納稅的或光顧學校的人來決定。只要這樣做，香港現在的教育經費，是足以應付大學四年制的統一而綽綽有餘的。


結論

港大三改四不成，中大卻被逼要四改三。假若大學三年制一定要統一的話，怎麼辦？唯一可行的補救辦法，是將十一、二、三這個糊里糊塗的制度改為十二、一、三。「十二」是指小一到中六才算是中學畢業，現在的中五會考改於中六舉行。這是國際承認的中學畢業了，對要出外留學的大有好處，使中學畢業後出來工作的多獲一年非「預科」的教育（工作一段時期後再念大學也是方便之至），而要在香港進大學的則不需花了「預」而不「收」的時間。

「一」是指中七，算是大學的第一年了。入了「中七」，並非入了什麼「預科」，而是算入了四年大學制的第一年。從中七升入三年制的大學，就會像四年制的大一升大二那樣方便。換言之，大一改在中學那裡教。這與美國的community college的性質相同。十二、一、三的中七學生，會比十一、二、三的少，因為新中七的學額要與統一了的三年制的大一吻合。在這個十二、一、三的「方程式」下，大學是三年制，同時也是四年制；而中六是明確的中學畢業，進了中七就算是進了大學之門了。


二○○三年後記

文內建議教育應跟隨國際慣例——中小學十二年，大學四年——是十四年前提出的了。香港的教育權威反應遲鈍，要到幾年前才決定這樣做，也還要再等幾年才能成事。教育的事，是不應該讓學問不足的權威來決定的。

《三岸情懷》原序

不久前在香港跟幾位年輕的女記者閒談，東拉西扯地談到鄧小平、趙紫陽等風雲人物，她們問我認為自己將來在歷史上的地位會怎樣？我毫不思索地回答說：「將來的歷史肯定不會有我的名字，但對歷史的影響我可能比大名鼎鼎的中國執政者多一點！」這把她們嚇了一跳！我於是解釋說，歷史事件是由執政者創造，但歷史卻是由我這類人寫出來的。將來寫中國歷史的學者，或多或少會參考一些我現在寫的文章。

是的，一個沒有意向改造社會、沒有使命感的人，在這個有意義的年代，在香港這樣「特殊」的地方，以學術文字作一點歷史的見證，替將來的史學家提供一點資料，是輕而易舉的事。這些文章所用的資料不必詳盡，但作者所表達的要明確，對事實的判斷要中肯，分析要客觀，而又要不畏權勢，真情實感地落筆。

當然，不管怎樣說，我們的記載或觀點是有錯漏的。這些錯漏，將來的學者會明白，會加以修正。但我們的思想與文字不可以忽左忽右，更不可以將事實歪曲。前後一貫、知錯認錯的文字有說服力，後來的人是不會置之度外的。

我對「統一大業、光宗耀祖」的言論一笑置之。我認為歐洲在歷史上能有驕人的文化，是一個奇跡（無論是音樂、繪畫、雕刻、建築、小說，與科學上的發明，中國都不及）。這要歸功於歐洲多國的互相競爭。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鼎足而三，沒有什麼值得反對。但北京的執政者要談統一，是他們的權利。究竟將來這「統一大業」會搞成怎樣，我沒有水晶球，但在中國大陸大事進行經濟改革的情況下，其所引起這三個地方的微妙轉變，卻是很有趣味的事。

從經濟、文化或政治的角度看，大陸、香港及台灣都有很多不同之處。我曾經在美國生活了二十五年，算是三岸以外的中國人，回來香港看三岸比較典型的，其感受應該比較特別。人的自私本質不會變，但在不同制度的不同局限條件下，培養出來的品性頗有不同。從個人的口味來品評，三岸的中國人都有點難以描述的「奇怪」處，正如他們看我也應有同感。但與其將自己不喜愛的刻意批評，不如實話實說：我認為既然大家是好朋友，我就應該寫一些朋友之間要說的心中話。集子裡的文章在報章上發表時，這三岸讀者的反應，使我很感動。

《三岸情懷》所收的文章，除了兩三篇外，都不是長篇大論的經濟分析。在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捩點上，我曾因時因事寫過不少分析的文字，作點見證。可是，我覺得也應寫一些個人的價值觀，發一點牢騷，說一點喜愛，或者表達一下我對中國人的感受。這種文章不能向壞處想：自己討厭的人與事，下筆就難以輕鬆暢快了。而我也不敢單向好的那方面看。自己認為應該批的就批，應該讚的就贊，或傷感，或喜悅，我都隨著意之所至下筆。但文章內沒有怨恨，更沒有惡意：既然是朋友，恨、惡的文字我是寫不出來的。

一些朋友問我，自己認為平生最成功的是什麼？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我曾在很多方面下過功夫，大有不負此生之感，但自覺足以炫耀的「成功」，還是自己的兩個孩子。我對他們很少管教，即使他們在學校是哪一級我也不清楚。但畢竟他們是長大了，把我當朋友看待，有要事時找我商量，不同意的就據理力爭，閒時大家一起談談天，說說笑。雖然這些傾談的時間不多，但從他們的表達中，我知道他們求學的事我是不需要干預的。他們的童年是比我昔日快樂得多了。快樂而好奇，活潑而勤奮，知所適從，懂得先後，這些，我要教也教不出來。

我欣賞自己的孩子，也同樣欣賞大陸、香港及台灣的青年。香港的青年有幹勁，大陸的求知若渴，台灣的懂世事。從青年那方面看，三岸的情懷著實溫馨。我常在想，他們到了中年，會不會近墨者黑，變得言不由衷，阿諛奉承，市儈得怕人？我不能期望他們會有我屢遇明師的際遇，只希望他們的政府會為他們大開機會之門。不管怎樣說，他們這一代是比我們那一代棒得多了。

在中國經濟改革搞得如火如荼的時刻，一位我認識了二十多年的朋友——米爾頓·佛利民——要到中國大陸和香港一行。其實不是他的學生，但因為曾經熟讀他的著作，聽過他的課，做過他的同事，跟他辯論過很多次，知道他為人的風度，我對他是衷心佩服的。我是個沒有偶像的人，但二十年來，我治學的態度是以佛利民為典範。當然我知道他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吸引我的還是他那種思想奔放、言行一致的氣節。自史密斯以後，二百多年來，沒有一個維護私人利益與自由的學者，比佛利民更具廣泛的吸引力。他要到中國大陸去，我是不能僅僅作一個為之打氣的旁觀者。我親自陪他暢遊大陸，到北京走走，在興奮與疲勞的交替中，我得到的是另一種情懷。佛氏之行，我寫了好幾篇有感而發的文章，其中三篇被收在這本書內。

書內關於台灣的那部分，是因為蔣經國逝世的引發而寫起來的。我與蔣氏僅有一面之緣，知之甚淺。然而，蔣氏之死使我感慨良多，不能自已地作一點表達。這悼文被世界各地轉載了起碼七、八次，獲得讀者這樣的共鳴，是我意想不到的。其後台灣所發生的火雞事件、股票風波，以及對大陸經濟交流的問題，我也躬逢其「會」地加以評論。這些文章在台灣報章刊出時，搞得滿颱風雨，也是我意想不到的。

我不認為我是一個譁眾取寵，或是一個「語不驚人誓不休」的作者。但文章要有內容，要有趣味，要可讀——這些是老生常談了——而為人師表，總希望自己的文章能使讀者增加一點知識。至於為什麼這樣的文章會引起「波動」，我就不容易知道了。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今天「三岸」的敏感發展中，一個從「第四岸」回來的中國人的情懷，比較特別，讀者會覺得是過癮一點吧？

而我自己為了過過癮，就破例地寫書評、影評、攝影評，也老實不客氣地談論文章之道。「癮」是過了：一些朋友認為我「撈過界」，連影評也下筆，但影評也被台灣及美國轉載，他們就無話可說了。其實，我那篇《末代皇帝》的影評不是影評，而是藉「影」來評中國的不幸。至於評簡慶福的攝影及林行止的書，我倒認為自己是大有資格的。

令我遺憾的是，關於香港的那幾篇文章，我下筆時心境難平，寫來就不大輕鬆了。今天的香港與昔日的不同。曾幾何時——是一九八四年吧——我發表了《向港英致敬》，得到讀者的廣泛支持。要是我今天還這樣說，他們會怎樣想呢？

趙紫陽與佛利民的對話

前言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佛利民與趙紫陽在北京的中南海作了大約兩個小時的會談。我當時是座上客，聽到他們對中國經改問題的客觀研討，感慨萬端，也覺得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歷史事件了。其後得到四個有關他們對話的記錄，再加上自己記憶所及，我作了整理、修正，到今天才能發表。我不敢說這整理後的記錄是完整無誤的，但大致上我認為沒有錯漏，感到滿意。

這記錄是一個里程碑：將來對中國經濟改革歷史有興趣的學者，是決不會將這記錄置諸度外的。去年十月十二日我在《經濟日報》及《文匯報》所發表的《大同與小異——評趙紫陽與佛利民的歷史性會談》，被世界各地轉載。比較起來，該文遠不及這個真實的對話記錄重要。

自去年中國大陸的價格開放失敗以來，那裡的發展實是退了一步的。即使經濟搞得欣欣向榮的珠江三角洲一帶，現在買米也需用糧票（配給）了。而除了大事收緊投資消費外（有一些急收是應該的），大陸政府所提出的某些稅項的激增，實在可怕。很多朋友對中國開放、經改的信心，開始動搖了，大有風聲鶴唳之感。但趙紫陽究竟怎樣想？對此重要問題，這篇記錄應該是最詳盡的答案。我個人的感覺是：趙氏是一個很真誠的人，不會隨便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但至於他有否足夠的權力或本領來推行他所想的或要做的，我就不能妄作判斷了。

很奇怪，拙作《大同與小異》在大陸、台灣及世界各地都得到讀者的一致讚賞，表達他們心中的共鳴，但在香港——單是在香港——卻有一些人認為我過於高捧趙氏，甚至說我是有什麼「企圖」、「居心」。對這些，我當然一笑置之。讀者們對趙氏的觀感如何，我認為這篇對話記錄是會有一定的影響的。

佛利民夫婦返美國後，聯名寫了一封他們十多年來沒有寫過的「聖誕信」，寄給親友。這是一封很長的信，而其中大部分是關於中國之行。他倆在信內對趙紫陽的評述是這樣的：

「對這個帶領中國走向較多地依靠市場運作的人，及其智慧，我們有極為良好的印象。他對經濟問題有很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決心擴大市場的範圍，願意試驗與學習，虛心地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而在此同時，他又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要是他能成功的話，這是很妙的技巧了。目前，他遇到一些真實的困難：主要是通貨膨脹的加速會把經濟改革的步伐阻慢了。」

佛利民在中國大陸的譯名是弗裡德曼。趙總書記用後一譯名稱呼他，因此，在「記錄」中我就不便改「弗」為「佛」了。在趙、佛對話時，翻譯上——尤其是英譯中——有一些錯漏。有兩三處我當時在旁加以修正，但因為不想干擾他們當時的對話，所以其餘欠妥或需改之處，我藉這次記錄發表的機會代為修訂了。


趙紫陽總書記（以下簡稱趙）：熱烈地歡迎弗裡德曼夫婦一行的到來。今天機會難得，主要是想聽聽你的意見，你對我們的改革很關心。在經濟學方面你是個大教授，我是個小學生。你從遠道而來，話應該是由你多說，我多聽。


弗裡德曼教授（以下簡稱弗）：八年前，即一九八○年，我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邀請，來華訪問了北京、杭州、上海、桂林、廣州等地。此次再度訪華，從上海、蘇州、無錫、南京來到北京。與上次相比，中國有很大變化，改革取得了很大發展，使我感到很驚訝，也很高興。


趙：為什麼不到西安去看看？


弗：我們明天去。


趙：在聽取弗裡德曼先生意見之前，當然我應該先簡單地介紹一下我們的情況。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中國的改革整整進行了十年，剛才弗裡德曼先生說，同上次相比有變化，這主要是顯示了經濟活力。但是，我們面臨的問題還很多，總的來說，中國這麼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要由原來的經濟模式轉換到另一個經濟模式，的確問題不少，也比較複雜。

一九八四年我們中央全會決議上就講了，中國要建立一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去年，我們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確定我們經濟運行的機制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按照這麼一個方向，十年來我們做了不少工作。現在，我們感到改革要深入，就要進行價格改革。當然，過去我們在價格改革方面做了不少事，但現在應把價格改革擺到改革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價格改革不是簡單地價格調整，主要是形成價格體系的機制，即由市場來決定價格。

目前，中國的現狀大約是這樣的：百分之五十的價格是放開的，由市場的供求關係決定價格，這主要是日用消費品、大量的機電產品和除糧、棉、油料以外的農產品；另外一部分重要的原材料、農產品是雙軌制，即一部分是國家價格，一部分是市場價格，比如鋼材、有色金屬、糧食等；還有一部分完全是國家價格，如航空、電力、運輸等等。這就是我們的現狀。我們說進一步改革，就是要把實行雙軌制的部分減少，把國家控制價格的部分減少。

但是，正當我們準備進一步進行價格改革時卻出現了難題，即明顯地出現了通貨膨脹。因此，我們不能不把今後的價格改革同治理通貨膨脹一起來考慮。當然，通貨膨脹不是今年造成的，而是幾年所積，但我們感到今年的通貨膨脹現象比較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把治理通貨膨脹考慮進來，放開價格就意味物價上漲。物價大幅度上漲的話，人們就有實際承受能力的問題。這個承受能力有經濟上的，也有心理上的。中國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六年，二十六年物價是凍結、不變的；中國人民就是在這二十六年物價不變的環境中度過的。因此，人們對物價變動，心理上承受能力很低。從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八年，人們在物價觀念上有了很大變化，但是心理上還是承受不了，這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中國人民長期以來有儲蓄的習慣，把大量的錢存入銀行，如果物價上漲過猛、過大，就很難避免銀行存款大量下降，這也是中國經濟所不能承受的。如果說物價大幅度上漲，銀行存款利率提得很高，企業就可能受不起，就會使不少企業倒閉，破產。我贊成破產是好事、可以新陳代謝的觀點，但是如果大批企業一下子破產的話，就會有大量失業的問題，引起社會的動盪。因此，中國的物價改革要考慮到以上種種因素，考慮到承受能力，中國的物價改革與治理通貨膨脹，二者要同時並舉。

這裡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通貨膨脹？你知道，我們國家過去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個模式有一個通病，叫短缺經濟，需求超過供給，跟市場經濟國家情況相反，西方是供給超過需求。現在，我們雖然進行了十年改革，但仍沒有解決企業和地方部門的自我約束問題，或者說沒有根本解決。當然不是說我們的情況比改革前更壞，但改革還沒有達到地方部門和企業有自我約束的地步，所以，這幾年我們的基本建設投資規模過大，地方消費基金增長速度過快。由於這樣幾個原因，帶來了貨幣供應量過多。因此，我們準備在價格改革的同時，減少固定投資的規模、降低消費基金的增長，使我們能夠創造一個條件，即能夠繼續進行價格改革，進一步放開一部分產品的價格，同時進行企業機制的進一步改革。

無論是價格改革，還是治理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要解決企業的機制問題，提高企業內部效益。價格改革是靠企業提高經濟效益、降低成本，來消除由於原材料漲價對企業帶來的影響，而不應該因為材料價格上漲，推動物價上漲。因此，我們決定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控制消費基金增長過快，同時，通過企業改革增強企業的自我約束力，使企業真正建立起自負盈虧的能力。

這裡又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怎樣增強國營企業的自我約束和自負盈虧能力。我們想走這樣的路：第一，實行兩權分離——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使企業的經營者對企業有經營權、財產的使用權、佔有權和處置權。打一個形象的比喻，一個財產的所有者就像一個樂隊樂器的所有者，而經營者就是樂隊的指揮。目前，能夠體現兩權分離的大量形式就是承包責任制，即國家把企業承包給經營者。另外我們準備試行股份制，以便明確國營企業財產的所有權。

現在我們的財產所有權不明確，國營企業的財產究竟歸誰，歸我？歸他？還是歸財政部，歸計劃委員會？不明確。財產的所有權不應是籠統的，而要明確。比如說，某個部佔多少股，某個地方政府佔多少股，企業的職工佔多少股，當然也還有國外公司佔多少股等等。籠統的國家財產要分解為不同的部門、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公司和不同的企業的股份。這就是說，今後企業的改革，一是實行兩權分離，一是實行股份制，產權明確。這個問題我們是受到鄉鎮企業啟發的。近幾年，鄉鎮企業迅速崛起，這是在中國最富活力的企業，弗裡德曼先生如果有興趣的話，我建議去蘇州和無錫參觀一兩個鄉鎮企業。


弗：我已經去過了。


趙：他們的財產不是私人的，財產的所有權是明確的，歸鄉鎮政府。當然我不能說他們這種所有制同西方企業私人所有制哪個有活力，但我可以肯定地說，它比國營企業要有活力。因此我想，在中國實行股份制把產權明確，是對國營企業的一個極大的改造。這個問題在中國已討論了近三年，現在國內學術界的意見大體趨於一致，所以可以說，在中國推行股份制已經有了條件。當然這一點我也是受到西方，如聯邦德國情況的啟發。這個弗裡德曼先生比我知道的多得多，聯邦德國很多企業是工會的，但他們經營得很好，比國有化企業經營的好得多。

今後，中國的主要任務，進行改革主要要解決以下三個問題：其一是價格改革；其二是治理通貨膨脹；其三是實行企業股份制。當然，中國治理通貨膨脹經驗不多，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會遇到不少困難，實行股份制也是個新問題！因此解決上述三個問題難度不小。但是，有一點需要向弗裡德曼先生講清：中國改革的方向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會一步一步堅定不移地走下去的。當然啦，有些問題要探討，但方向不會變，具體步驟、方法可能會根據中國的情況不斷地調整和改變。

最近，香港報紙對中國的改革進行了很多報道，說什麼中國高層領導發生了分歧，哪個人和哪個人有分歧。事實並非如此。我們領導人，包括我本人在內，需要經常針對中國的具體情況，不斷地進行研究，進行討論。中國有句話，即成都諸葛武侯祠有副對聯所題的：「審時度勢，寬嚴適度。」治理國家既要「審時度勢」，又要「寬嚴適度」。說起來，這也有點人治的味道。做任何事首先應該確定方向，這非常重要。要到美國去，方向定了，但怎麼走要研究，因為要繞大山啊，要過大洋啊！這就是「審時度勢」。什麼事情都不是永遠不變的，需要不斷地分析變化了的現狀，就是說中國的問題不是什麼領導層有了分歧，而是我們要經常不斷地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比如說，我們今天的會面，如果不是現在，而是三個月前，我的話就不是這樣講了。如果我們明年再見面，我也會講些不同的話。我講得很長了，現在想聽聽弗裡德曼先生的意見。


弗：非常感謝總書記給我們介紹情況，你講得非常清楚、全面。剛才你說我是教授，你是學生，但聽到你對中國經濟情況的分析，你的本質是教授呀！


趙：（大笑）我只讀過中學。


弗：不要把在學校時間的多少與學問的高低混為一談。有些人在學校念了很多年書也沒有什麼學問；有些人唸書不多，但學問卻非同小可。


趙：中國也有這樣兩種人的。中國古話叫做「不學有術」；有的是「學而無術」，有的是「不學有術」。


弗：我對中國的具體情況不甚瞭解，不是專家，在座的每位先生都遠比我更瞭解中國的情況，因此對中國的具體情況我就不準備談了。我曾用許多年研究進行改革的許多國家的情況，每個國家的環境都不盡相同，都認為自己的情況是特殊的；但有些情況並非如此，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適用於每個國家。比如，物理學的原理在每個國家都適用；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在每個國家也適用。這其中最根本的一條是經濟繁榮與私有產權的關係。有一條重要而簡單的經濟規律，你是知道而同意的，這就是花自己的錢比花別人的錢更謹慎。這解釋了為什麼鄉鎮企業比國營企業更有效，私營企業又更有效的原因。因此，中央權力下放是個關鍵，下放得越多越好。

我主要講三個問題：通貨膨脹，價格改革和企業活力。我不想具體地談這些問題，具體問題你比我更清楚。通貨膨脹的現象已有了許多個世紀，很多國家都出現過。我們不能以控制個別價格的辦法來達到抑制通貨膨脹，許多國家曾試圖過，結果都失敗了。遠在一千六百年前，羅馬帝國使用過這個辦法，當時羅馬的皇帝想控制通貨膨脹，但失敗了。


趙：我們過去就是用這個辦法。


弗：再舉一個新的例子——美國。它一九七一年通貨膨脹率是百分之四點五。當時尼克遜總統說百分之四點五太高了，他採取控制物價和工資的辦法，把個別物價和工資凍結了。三年後，由於這種控制措施使美國經濟發展很不順利，不得不放棄了，但那時通貨膨脹率已達百分之八。這是七十年代美國通貨膨脹的開端。

關於通貨膨脹最大的教訓是要把價格上的通貨膨脹與個別價格的上升分開。許多國家並沒有採取控制個別價格，而是控制了貨幣量就抑制了通貨膨脹。比如日本就是這樣。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日本通脹指數是百分之二十五，貨幣的增長率也是百分之二十五。於是日本政府決定放慢貨幣發行，通貨膨脹很快得到控制，其後通貨膨脹率一直處於下降的趨勢，結果為日本後來經濟順利發展打下了基礎。

關於經濟改革問題，其實這裡有個重要條件，即以控制貨幣發行量來避免通貨膨脹的發生，因為一旦發生通貨膨脹，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很大。抑制通貨膨脹只有一個辦法，這就是約束貨幣供應量，在中國就是要少印鈔票。中國的銀行不能像西方銀行那樣通過機制降低貨幣發行量，中國銀行是受中央政府的命令印錢，向企業提供資金和貸款的。我認為中國的通脹問題不在於投資或消費，而是錢印得太多了。當然，社會需要投資和消費，但這些錢應來自於儲蓄和生產。

放開價格對控制通貨膨脹是有利的，因為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資源，鼓勵儲蓄和防止浪費的投資現象。你講的工業的例子是個很好的例子，你講儲蓄利率如果低於通貨膨脹率，人們就不會去儲蓄，而企業就因為利率低便爭到銀行借錢，但這種不考慮經濟效益的投資，實際上是一種浪費。如果把利率放開，完全由市場調節，就可以鼓勵人們去儲蓄，也可以避免浪費的投資。第一個（通脹）問題要講的還很多，但怕佔你的時間過長，現在講第二個問題。

剛才講要放開價格，但最關鍵的問題沒提到，這就是匯率問題。我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時，是三十年前。我當時是印度財政部長的經濟顧問，當時印度有幾種匯率，最簡便的發財致富途徑就是通過關係搞到一張進口許可證，這樣，一些人成了富翁，但更多的人成了貧民。還有，這種制度非常容易引起腐化。我當時向印度政府提出取消外匯管制，建議放開匯率，但印度政府沒有採納。正因為他們沒有採納我的建議，印度沒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現在跟三十年前沒有多大變化。

我認為印度經濟失敗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批准進口許可證和多種匯率。一次，我訪問印度的一家紡織廠，發現這個廠的設備很先進，都是進口的先進設備，省人省力，而另一方面印度的許多人在等待就業。我於是問工廠廠長為什麼進口這麼先進的設施，他回答說，這是因為政府批准以官方匯率買機器，合算。這樣的事情對自己來說，當然是便宜，但對國家不利。

據我瞭解，中國也有好幾種匯率：較低的國家匯率，中等的半官方匯率和更高的市場（黑市）匯率。如果你們取消了雙軌制，高的往低處降，低的就會向高處升，採用雙軌制其市場匯率就必然較高。

我認為放開價格，實行價格改革，並不會引起通貨膨脹。如果官價低但買不到東西，實際不是低價。如果花五個小時排隊輪購，也不能算價格低。我的夫人曾給我講過一個古老的故事。同一條街上的兩邊有兩家肉店，一位家庭主婦到一個店裡買羊肉，說這個店裡的肉貴，店主就說，你認為價格高，可以到對面那家去買，那裡低。但那家肉店沒有羊肉，這樣的便宜又有什麼意義呢？因此我說雙軌制是使價格更高，而不是更低。

再談第三個問題。權力下放問題，我已經談到了，但我想從不同的角度來講。企業要有活力，最主要是創造一個競爭的環境。我再談談印度的例子吧。過去三十年，我多次訪問印度。在印度建廠要得到許可證，給了某人許可證，他就有了權，這和國家壟斷一樣糟。重要的是，要使每個人都能自由經營商店、企業，當然對經營者要徵收適度的稅。只要多有私人自由建了企業，自負盈虧，就會迫使國營企業要麼提高生產效益，要麼破產。美國的國營郵政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過去這郵局對快件有壟斷權，是合法的，但現在其它人也有權傳遞這種快件，把國營郵局的快件生意殺得片甲不留。要是美國的國營郵局在其它郵件上也沒有壟斷權，我就可以肯定地推斷這郵局會破產了。因此我提出中國要取消許可證。我認為要使企業有活力，就要提供更多的機會讓它們來競爭，無論是鄉鎮企業或私人企業都要讓它們來競爭。

最後簡單地再說一點。改革的最關鍵問題，就是不要半途而「膠」，不進不退。南斯拉夫是個先例。過去我幾次訪問南斯拉夫，第一次是由俄國去的，當時是從一個經濟衰退的國家到一個經濟發展的國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從奧地利去又是另一種感覺。那時南斯拉夫採取了工人合作社制；蘇聯是全民所有制的國家計劃經濟。但是南斯拉夫只走了一半，它沒有把產權交給工人；在工廠工作的工人可以分紅，但卻不能將權利賣出或轉讓。這些企業為賺錢就不想多雇工人，也不想多投資，工人也難以另謀高就。如果南斯拉夫的工人有產權轉讓的話，情況就不一樣了。我舉這個例子，不是說工人合作社制如何好，而是要說明改革不要半途而被「膠」。我非常讚賞總書記剛才說的，中國改革要繼續下去，方向是不會變的話。現在我非常願意回答總書記提出的問題。


趙：非常感謝弗裡德曼先生談了很多好的意見。關於物價問題，我們不打算採取控制個別價格的辦法，而是要通過管理貨幣流通量來控制通貨膨脹。正如弗裡德曼先生所說，要利用銀行機制。但是，中國銀行的改革剛剛開始，因此很難像西方那樣，通過銀行抽緊銀根，就可以控制通貨膨脹。國家銀行必須同國家宏觀調控結合起來，現在抽緊銀根，可能抽緊農業，而重複建設的並沒有抽緊。


弗：這是由於權力部門在上層，上層完全控制了權力。


趙：兩個問題都有，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控制，一方面是銀行本身性質不合理。


弗：我理解，因此提出建立相互競爭的體制。目前，中國和一百五十年前的西方相似，當時西方小城鎮建立了銀行，銀行利率根據市場來決定，這些小銀行發揮了作用。中國也可以在小城鎮建立銀行進行調節。


趙：剛才講到私人企業，今年三月份人大開會討論、修改、通過了一個法律，允許私人企業的發展，對私人企業沒有特別的限制。


弗：兩天前，我曾在無錫訪問過一個私營生意的個體戶，他說要開店就需要取得許可證，要向政府有關部門申請，還要請客，很困難。究竟他所指的困難是今年三月份以前的事呢，還是三月份以後的事呢？


趙：法律上是一回事，實際上又是一回事，完全消除還要一段時間，這種現象還不少。不是說法律一定下來，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


弗：請允許我再提一點。中國鄰近的地區，如香港、南朝鮮、台灣、新加坡等，它們發展得很快，用了三十年等於西方用了二百年。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香港，香港困難最大，但取得的成績也最大。香港中央干預最小。中國由於國家大，遇到的困難自然也大，但我想，中國也可以用三十年的時間取得西方國家二百年所取得的成就。中國鄰近的地區都從西方汲取教訓，其中包括借鑒技術和工藝等等。我希望中國人民更加富強，希望中國改革成功，為人類的進步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南朝鮮和香港等地區的發展對美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樣對美國有好處，這是友好的競爭，不是經濟利益上的衝突。


趙：談談匯率問題。兩年前，一個叫鄒至莊的美籍華人教授向我提出匯率浮動的建議。


弗：他是我的學生。


趙：他告訴我，他曾多次向蔣經國提出過這個建議，但蔣開始並沒有採納。他希望中國也能實行浮動匯率。


弗：即使是台灣也沒有完全浮動它的匯率，政府在不斷地進行干預外匯市場。


趙：我們國內不少人也提出建議，中信公司的老闆榮毅仁就多次講過放開匯率問題。但我們有這麼一個困難，中國正在進行價格改革，中國的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結構不一致，我們的換匯成本不高，大體是四元人民幣換一美元，當然作為某種商品可能是另一種情況。在國內價格不合理的情況下，放開匯率就可能出現匯率價格不合理的現象，使原料的成本提得很高。


弗：但是放開外匯管制的最大好處是可以解決不合理的價格體系，避免浪費資源，可以促進改革。


趙：價格改革與開放匯率要結合起來，價格放開與匯率放開應大體是一致的。


弗：當然二者一起來考慮是非常可取的，但是，如果有政治上的障礙，不能同時解決，則解除外匯管制是最重要的。


趙：我再次對你提出的有益建議表示感謝，我和我的同事們會很好研究你的建議的。總之，中國的改革是不會變的。我完全同意你所說的，中國的發展完全符合美利堅合眾國人民的利益。

今天就談到這裡。